共产党情报局是在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召开的有欧洲9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所谓“部分情报会议”上成立的（1947年9月22-28日）。
会议的秘密帷幕，使现代人和历史学家们对新的党际组织产生了许多疑问和猜测，有些疑问长期没有得到答案，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研究者只好指望会议参加者的见证和少量的正式的文献资料，不过，它们不是充分可靠的。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在缺少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只能对这个新建组织和莫斯科为什么需要建立这么一个组织等有关问题提出一些能够接受的假说。
由于档案的开放，学者们有了可能依据文件资料着手研究，首先是恢复事件的本来面目，检查以前所提假说是否正确。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已掌握充分材料，可以回答所有问题了。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一些所谓的二手材料，而且有的不完整，仅仅是片断。
研究者产生的第一个问题，这就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建立欧洲新的党际组织这一思想的来源问题。提出这一问题是很自然的，如果把共产党情报局看成是共产国际的新的翻版的话。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在什么情况下是谁首先提出了成立“情报局”的建议。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材料的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问题在于，在说明解散共产国际是正确的决策的理由中，需要安抚反法西斯同盟的盟友，使他们放心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的作用，这不是说明这一决策正确的唯一理由。不过，斯大林在1943年5月亲自间接地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知道，在讨论共产国际未来问题的克里姆林宫最初几次会晤中，斯大林发表了关于由一个中心领导所有共产党不合适这种意见。他打算未来成立几个共产党领导中心，它们可以涵盖个别地区，如“许多欧洲国家”。但是，克里姆林宫决定把解散的共产国际最重要的职能赋予一个新部，该部隶属于党中央。这个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部，从1945年起改称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1946年又有过较大的变动。
1946年4月，经过改造过的这个部被赋予了新的职能，旨在完善联共（布）同共产党的联系。除大大扩充编制，改造后的部几乎被赋予所有对外政策的权力——监督、监察，以及系统考核苏联境外工作干部的职能。从这时起，所有境外苏联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外交使团和“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回国后必须向对外政策部汇报工作。 这样，完全有理由把改造过的对外政策部看成是共产国际的继承者，它直接按照联共（布）的指示行动，拥有监督对外政策活动和联共（布）同国外共产党联系的职能，其职能比解散的共产国际更全面。从上述情况看，不能令人完全理解克里姆林宫成立新共产国际的动机，尤其是为什么把它的基本职能赋予一个直接隶属于联共（布）中央的机构。只有一个猜测，这就是1946年6月初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期间所提出的成立“情报局”的建议，其目的与其说是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组织以恢复解散的共产国际，不如说是使苏联侦察机关谍报系统的工作更加有效。
关于大约一年之后斯大林和哥穆尔卡会晤的情况，我们仅掌握一些片断，似乎会晤时斯大林建议波兰领导人承担在波兰组织各国共产党代表会晤的任务。唯一确知的，这就是波兰工人党中央在1947年7月16日的信里提出了召开会议的思想，打算在会上就欧洲各兄弟党所面临的问题交换看法和情况；把会议看成成立研究“各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新杂志的准备阶段。邀请信里没有指出真正的会议日程，这似乎强调了邀请的非正式性质。此外，在邀请信里，坚决否定了利用这次会晤成立“国际工人运动机构”的可能性。最后，在拟定的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名单中，除了在会议上将有正式代表的九国共产党之外，还出现了比利时共产党。但是，在名单手稿边页上注有这样的字句：“对比利时和芬兰共产党暂时先等一等”。邀请信只是通知，答复不得晚于8月15日；此外，还请把译成俄文和法文的发言稿或提纲寄来。
日丹诺夫1947年6月2日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写给多列士的信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信里毫无掩盖地流露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心：法国共产党在政府危机时没事先同联共（布）协商自己的策略，结果导致被驱逐出政府。 不过6月底，吉拉斯和莫洛托夫在苏联巴黎使馆会谈时讨论了下述问题：由于“西欧和东欧各共产党之间缺少协调”，所以“必须出版一份有统一编辑部和统一观点的理论杂志”。5月初法共的独立创举便是缺少协调的例子。
这些问题在联共（布）和苏联势力范围（纵然这种势力到处不一）里各国共产党之间也存在。尤其是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已开始出现分歧的征兆；它们涉及最终成为双方不和之因和导致1948年关系破坏的那些问题。1945年5月，在的里雅斯特危机最严重的时刻，铁托在卢布尔雅那著名讲话中声明，他不想成为大国“利益范围政策”的目标。为此，在报刊上，对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4年10月所达成的关于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开始做出反应。 在这种形势下，铁托的声明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莫斯科在给贝尔格莱德的信里，指责铁托的观点是不能容忍的。 当巴黎和平会议上讨论的里雅斯特问题的时候，铁托在1946年7月给斯大林的电报里非难莫斯科，说它没有充分考虑南斯拉夫的利益。斯大林认为这种非难是没有根据的。 希腊问题也促使了两党分歧的加剧。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立场的差别从1946年3-4月开始表现出来：当时铁托支持希腊共产党抵制议会选举的决定。莫斯科则批评这一决定。铁托表示支持进行武装斗争的希腊游击队；斯大林则相反，建议希腊共产党要特别利用合法手段，把“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作为优先方面。如果说斯大林恪守1944年10月同丘吉尔所达成的协议，把希腊排除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而铁托则把英国在希腊的存在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这样，形成了如此的局面，从1947年4月起，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是主要的支持希腊共产党进行内战的国家，与此同时，苏联则多次拒绝希共领导要求给予援助的请求。
苏联领导集团对1947年6月5日马歇尔纲领性讲话中所提出的援助欧洲国家提案的反应，表明了克里姆林宫借助所实验过的手段不能迫使它势力范围里的国家政府服从它的意志。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认为该提案是非常及时的。最终，在研究了有关苏联和东欧国家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的文献资料 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莫斯科和它势力范围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可能出现麻烦的这种形势坚定了克里姆林宫的信念：它没有对东欧国家对外政策实行强有力监督的有效手段，因而必须尽快建立协调中心。还有一种情况也表明需要建立这一中心：美国国务卿提出的美国援助方案使东欧各国共产党面临着自己对外政策的抉择，即使自己的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相适应，而避免国家经济利益与对莫斯科的政治依附之间发生冲突。
在1947年7月16日邀请信的末尾，开列了被邀请参加会议的9国共产党名单，其中6个共产党是苏联势力范围国家的：西方国家的，在删去了比利时共产党之后，只剩下法国和意大利两个共产党。回答历史研究中所提出的关于选择参加会议的共产党的标准问题，实际上同回答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建立这一思想的萌发和关于新机构的目的这些问题是一样的。
至于从邀请信名单中删除希腊共产党，对此莫斯科解释得非常清楚。为答复铁托关于扩大会议成员，邀请希腊人参加会议的请求，克里姆林宫在1947年8月20日的复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认为希腊共产党参加会议能对“英-美-希反动派”有利，因为 可被“希腊共产党的敌人利用来败坏她的声誉，说她是外国共产党的间谍，从而敌人有可能把她看成是按照国外命令行动，出卖希腊民族利益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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