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47年的9月会议不同，1948年6月19-23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是严格按照预定方案进行的。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档案文件没有揭露会议参加者对会议召开的及时性或对会议主要议事日程——谴责南斯拉夫领导有什么重要的保留意见或怀疑。所有发言都表明与会者都完全无条件支持日丹诺夫的报告。会议的目的是宣布开除南斯拉夫人的主要文件——《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形势的决议》，其草案是苏联领导人起草的，通过时几乎一字未改。关于出席情报局会议的各党领导人都十分清楚苏联和南斯拉夫领导人在此之前几个月里所出现的严重分歧，无论是报告还是决议，都没有出现任何意外。这些文件对1948年3月和5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致铁托和卡德尔的信没有补充任何新的内容（东欧各共产党，法共和意共领导人早有机会研究过这些信件并表示了赞成）。一句话，1948年6月聚集在布加勒斯特的首领们同前年9月在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会晤的主要当事人们不同，他们早已胸有成竹，知道要发生什么，会议进程将主要确定什么。
至于苏联，这次它所拟定的方案完全没有什么戏剧性效果，它早就坚信一定能得到支持。而苏联领导人召开1948年6月情报局会议的目的，看来要比这场戏所表现出的结果复杂得多。同会议准备和召开有关的苏联文件揭示了苏联对整个东欧地区战略变化及其对作为苏南冲突主要根源的争论问题的精心选择。同时，这些文件还表明了共产党情报局的作用及其这一机关的建立和苏联对外政策之间所实际建起的联系的骤然变化。
我们已完全清楚，在准备的会议材料中，其第一个文件是对外政策部1948年3月18日呈送苏斯洛夫的秘密报告。这一报告含有会议决议的两个主旨：指控南斯拉夫人轻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的作用及其增长的可能性”，指控南斯拉夫人“在确定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时”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 这两点在对南斯拉夫人的第一次指控（斯大林和莫洛托夫3月27日的信）时就同军事和非军事专家问题一起提出来了。 同一天，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关于斯拉夫学学术会议准备工作会议上，日丹诺夫在发言中谴责了“某些人民民主国家，如南斯拉夫”正在发展和传播“一些不正确的概念”。尤其是，他解释说，有人断言南斯拉夫是“真正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断言各人民民主国家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比苏联走过的还正确可靠”。日丹诺夫指出，恰恰相反，必须记住这些国家“还没有排除阶级斗争，而这些国家某些领导人的讲话里缺少马克思主义分析”。他谴责了把农民说成是“南斯拉夫国家的基础”的倾向，嘲笑了公开认为“南斯拉夫富农”是民主因素的观点。
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以及日丹诺夫的讲话里，均未提及3月18日报告中所涉及的国际问题。而这是一个不无重要意义的事实。报告中首先强调，南斯拉夫领导人轻视苏联“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决定性力量”和同“第三次世界大战”挑拨者抗衡的力量的作用，企图贬低苏联和红军在从占领者铁蹄下解放他们国家中所起的作用。报告中还指出南斯拉夫人表现出“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国家充当领导角色的倾向”。 按照报告作者们的话，南斯拉夫人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早就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轻视共同利益，给反对英美政府的民主力量为解决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带来困难。他们还在马其顿问题上攻击保加利亚领导人，在阿尔巴尼亚就像“在自己的殖民地”一样发号施令，向奥地利共产党提出冒险主义的建议——提出把奥地利分成两部分的问题。
报告中还出现了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之前针对东欧各国共产党提出的那些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后来被从会议讨论题目中删除了。 这样，报告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准备时期关于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情况通报”的内容，报告谈到巴尔干问题，也谈到了的里雅斯特问题；在同一报告中还提到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问题。 从日丹诺夫报告草案中摘录的一段话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段话没有被列入1947年9月会议报告的最后修改稿中）。这段摘录谈到了一些新民主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的“左”的错误，出现在他们的声明中的这些错误是，似乎苏联不考虑最高政治，不愿损害自己同大国的关系，不竭尽全力支持小国尤其是南斯拉夫人的要求。这些声明的出发点是，对苏联的作用“认识不足”，认为“它不能也不应该考虑为进行更大的战斗所需要的力量”，指望苏联“哪怕是以损害自己立场的代价”，支持所有正义的事业。 尽管苏联领导人当年已决定从第一次会议日程中删除这些批评意见，而在1948年3-5月第二次会议准备时它们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但是必须指出，对外政策的问题继续受到严格检查。
关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5月4日致南斯拉夫的信也是这样。信中包含了情报局会议之前苏联指控南斯拉夫的全部情况。苏联领导人没有只局限于军事和非军事专家问题，同时还提出了两个指导性的批评命题。第一个涉及对农村“阶级斗争”问题估计不足。同3月27日的信一样，这次提及这个问题也意味深长地提到布哈林的名字，只是这次措辞更加激烈严厉。这注定了它们将被逐字逐句地写进会议决议。第二个涉及“党和人民阵线”的关系，信中肯定地说，这一关系已经威胁到“共产党本身之生存”；同时还涉及到党内制度和“领导党的军事方法”，于是提起了臭名昭著的托洛茨基的名字，在此之前，托洛茨基的名字被提起过，那是作为南斯拉夫人所接受的苏联“根本改造”理论的创造者被提及的。 信中涉及国际政策问题显得十分谨慎。唯一提到的实际上只有的里雅斯特问题。信中指出，战后南斯拉夫人表示了“不满”，他们闭眼不看他们得到了苏联方面支持的事实，也不顾及这个事实——在一切可能都被堵死之后只剩下了唯一的一条路——为“的里雅斯特同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开战和以武力占领该城”，而这是苏联不能同意的一步。 5月期间，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补充指控材料集中控制在联共（布）机构。还应该指出，这些文件是作为会议的报告和决议的组成部分整理出来的。其中的主要内容被分到了各个章节当中，毫无疑问，这部分材料的准备晚于最初提出召开会议建议的那份文件，即5月4日的信，在这部分材料里两次提到了这封信。另一部分材料准备的还要晚，是在苏斯洛夫5月18日给铁托和其他共产主义领袖的信之后——信中指出未来情报局会议拟定在6月8-10日在乌克兰召开， 以及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5月22日的信之后——信中指出无论南斯拉夫人出席会议与否，南斯拉夫问题都将在会议上讨论。 在这些材料里，以前提出的思想、内外政策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而且没有任何新的补充。重要的是应该指出，怎么可以理解，吉拉斯和卡德尔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的首末两次讲话竟被作为证明南斯拉夫“错误”的资料。纵然是未被重复使用，利用这一资料就足以表明斯大林领导集团对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重要问题态度的变化，表明以前在选择辩论题目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态度的变化。除了以前拟定的主要指控以外，现在又提出了同南斯拉夫领导人声明有关的指控——这些声明是“关于进攻”整个富农阶级“不合时宜”（卡德尔）， 关于人民阵线和共产党的纲领完全一致（卡德尔）， 关于作为群众教育的组织手段（吉拉斯） 和作为党的“群众基础”（卡德尔） 及人民阵线所面临的任务等声明。根据最后一点声明，肯定地说，南斯拉夫人和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布劳德在立场上有类似之处。“布劳德主义”的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出现过，但现在它第一次被用来反对南斯拉夫人。 至于对外政策，现在指责铁托从1945年春天起就轻视苏联的立场，企图在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占据“第三力量”的位置。
但是在准备的会议材料中，并不仅仅涉及了南斯拉夫人。同年5月，对外政策部为情报局的每一个党都准备了文件。它们包含了对东欧各党的尖锐批评。与此相反，对西欧党的批评不太严厉。这不是偶然的，要求东欧各党必须“从南斯拉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只建议西欧党注意需要克服的“缺点”。其实，这些缺点是以简单重申1947年9月会议上的批评意见的方式指出的。对法共，重点瞄准它“过高估计”“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的危险及其在殖民地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不够坚定。 对意共，重申了对“议会主义幻想”和“机会主义”的批评。 这两个西方党都被批评没有充分宣传支持苏联。
对情报局东欧各党的调子和言辞则完全不一样了。在对这些党的批评意见中，使用了狭隘的类比法，经常援引共同的问题，似乎对东欧各国存在一个共同的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目的是排除走向社会主义有各种道路的可能性。5个党没有一个党逃脱了轻视农村“阶级斗争”和富农“威胁”的指责。波兰共产党人遭到了最严厉的斥责，斥责他们没把集体化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而对匈牙利人，责备他们几乎同南斯拉夫人一样，对农民采取“没有区别的态度”。 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方面也是一起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人和捷克人遭受了最严重的批评，前者被认为是思想工作软弱和以国家行动“取代”党的机关，而后者被认为是由于大规模吸收新党员而削弱了党。 至于民族主义问题，那么公开受到批评的是波兰党，就像它在富农问题上受到的批评一样。 但对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批评，重点放在必须加强同苏联的联系上。
这组文件帮助我们弄清旨在反对南斯拉夫人的辩论题目的选择。苏联的目的同在东欧确立严格的政治和社会模式联系在一起。苏联的目的反映了谴责南斯拉夫领导人和建立统一的遵守纪律的集团（从国际主义联盟的观点开始，然后是在内部制度方面）之间的相互紧密联系。这一选择的决心标志着苏联对东欧国家之压力发生了质的飞跃。此外，1948年4月，莫斯科启动了制造未来波兰“哥穆尔卡案件”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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