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因素，还在4月就或以个别或以普通方式出现在东欧各党表达自己支持苏联的决议里。 但很可能，这些决议的基础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3月27日的信。例如波兰党，承诺保证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衷心承认“苏联的领导作用”，对破坏同苏联“友好关系”的企图保持高度的警惕。 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党，则表示对“苏联的领导作用”给予应有的尊重，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时候，警惕党和国家职能合一的危险。 保加利亚党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因为与其他党不同，它早给莫斯科寄去了文件，其中充满了自我批评，对“普遍的国际紧张形势，尤其是巴尔干的形势”深表忧虑，认为在这一地区“在这种时刻，所有民主力量必须绝对紧密团结在苏联周围，并在其领导下反对可耻的帝国主义反动派”。 至于西方共产党，它们是最后才卷进来的，它们的决议是后来通过的。但我们知道，早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5月4日的信之前，多列士就向尤金表示了自己的支持态度，尤金在4月27日的信里将此事报告了日丹诺夫。 第二天，按照杜克洛后来在会议上发言的说法，法共通过了自己的第一个决议，随后在5月12日又通过了第二个决议。 我们知道，意共的唯一一个决议是5月20日党的书记处通过的，该文件缺少某种自我批评精神，只强调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表示意大利共产党支持苏联领导人。 法共和意共的自我批评在其日程中所占分量并不算大，但东欧党的形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然而，在这一阶段，必须指出一个事实：在我们看到的所准备的材料中，国际问题相对占次要地位。正是这个被削弱的方面应该成为第二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尽管1947年夏天文件中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第一次批评包含了对其外交政策的大规模攻击。我们知道这种批评，在共产党情报局已经成立，吉拉斯、卡德尔和日丹诺夫之间也明显出现了政治一致的情况下，显然是多余的。 这种和谐一致在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多半是于1947年12月撰写的关于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对巩固南斯拉夫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影响”的报告中得到了证实。报告称，南斯拉夫对外政策“完全符合”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而且作为例证，提到了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的和平条约、相互援助协定以及对美国和英国的公然敌视。 不过1947年底和1948年初，对外政策问题重新又成了苏南冲突的重要原因。结果导致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决定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召到莫斯科。
这次会见所产生的矛盾因素在1948年3-5月的苏联文件中得到了反映，不过没有把它们作为真正影响苏南发生危机的关键因素。这首先涉及巴尔干联邦和阿尔巴尼亚问题，斯大林亲自把这个问题作为2月10日会晤的中心议题，企图由苏联控制形势以避免同西方国家冲突和防止在东南欧建立一个潜在的自治地区。 同时还涉及希腊问题，早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由于它的国际后果，希腊就是当时最微妙的问题之一。关于希腊，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 在莫斯科会晤时，斯大林明确重申了自己对希腊武装斗争前景的悲观看法和避免希腊内战国际化以及苏联卷入同西方国家对抗的危险的决心。这样，他不仅批驳了南斯拉夫人所鼓吹的希腊“模式”，而且批驳了甚至季米特洛夫也似乎支持的黩武主义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把希腊也列入东欧和东南欧联邦的成立计划，季米特洛夫在1月17日答记者问中描述了这一计划，这引起了斯大林的严重不满，结果导致莫斯科会晤。 而这在第二次情报局会议的准备和召开过程中一点痕迹未留。
在2月10日的会晤中，没有讨论南斯拉夫所提出的沿西方“势力范围”边界的两个主要领土要求——的里雅斯特和南卡林西亚问题。不过关于这两个问题，在情报局会议准备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阉割事情本质和只作一般指责、部分反映事情本质的倾向。首先隐瞒了这一事实：苏联对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领土问题上的要求的支持带有彻底的性质，尽管总是表现得十分谨慎，甚至在1945年春天苏南之间因从该城撤出占领军问题（实际上这是斯大林强加给铁托的，为的是避免同西方国家发生矛盾）出现关系紧张之后也是这样。1946年5月27日斯大林和铁托在莫斯科最后一次会晤时，斯大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的里雅斯特。关于这次会晤细节，现在我们已经掌握。铁托坚持南斯拉夫要吞并该城并对苏联的支持向莫洛托夫表示了感谢。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是警告铁托应考虑同时解决吞并阿尔巴尼亚问题和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困难。 在上面引用的文件里，也没提到莫斯科支持贝尔格莱德对卡林西亚领土的要求，这一支持同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支持类似。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提到苏联领导人对奥地利问题所赋予的和日丹诺夫在1948年2月13日会见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所强调的那一共同思想。在这次会见时，日丹诺夫坚持要奥共放弃希望苏联军队留在奥地利领土上的要求，苏联军队留在那里预示着把这个国家分为两部分，日丹诺夫因此强调指出，不保卫“民族主权”——按他的话说，这是反对“马歇尔计划”的关键——党就没有未来。作为一种模式，他支持德国共产党所奉行的政策，他对“目前欧洲和全世界形势对民主力量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奥地利同志们对消灭占领制度丧失信心”这一事实倍感惊讶。日丹诺夫还声明说，“国家的独立不能建立在外国驻军上”，“我们不想把王牌交给我们的敌人”。奥地利人注意到苏联的立场，为了减轻自己的“错误”，引述了这一事实：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南斯拉夫领导人对他们说过，肢解奥地利是他们的最好出路。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一指控立即被列入了反对南斯拉夫的第一个结论里，写进了3月18日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涉及如何确定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和地区国家）与新南斯拉夫的国家利益，以及战后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策的共同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全貌。概括地讲，苏联在对外政策和安全保障政策上的行为呈现出一种规律性，其特点是对自己缺乏信心和对西方国家过于谨慎。这一点早已表现出来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出发点上看，都没有改变这一模式。相反，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建立在长期对外政策传统之上的孤立主义倾向。所以，斯大林在2月10日莫斯科会晤时对国际紧张局势，对因南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立场可能引起的西方反应表示忧虑，看来不仅是重新呼吁不允许有独立于盟国秩序之外的借口。这些忧虑还伴随着苏联的外交路线，这一路线的主要目的从战争结束之时起便是在东欧地区围绕苏联建立起严格的有秩序的安全体系。
现在，随着建立西方“集团”思想的出现，达到这一目的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事情。所以在莫斯科会晤之前 ，苏联外交部1948年2月4日的决定——决定改变同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双边条约中关于侵略者的定义，具有象征的意义。这一定义把不具体地提出相互保证防卫以防“任何侵略”改为谴责以德国——仍由法西斯力量支配的国家——为代表的可能的未来威胁。显然，这是在暗示德国西部占领区发生的政治事件。当然，这样给威胁下定义，苏联仅仅是回到了战时所使用过的术语，同时避免了对西方需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此后不久，2月10日，莫洛托夫谴责了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条约的措辞——“反对所有侵略策源地”，而斯大林更直率，说“这意味着先发制人的战争”。 2月29日公布了几周前斯大林致芬兰总统的信，信中通报说，苏联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了相互援助协议“以防备可能的德国侵略”，他在信中建议芬兰也签订类似条约。 在以前引用过的日丹诺夫3月27日在联共（布）中央关于斯拉夫学学术会议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日丹诺夫声明说，原来安排的Е.塔尔列的报告《帝国主义国家反斯拉夫的政策》已不合时宜，因为它的依据是对斯拉夫国家没有统一的政策，只是“分而治之”的原则，典型例子就是利用波兰反对俄罗斯的企图。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个事实：日丹诺夫的坚决声明是对想改变塔尔列报告的最初题目《德国帝国主义的反斯拉夫政策》这一思想的反应。他指出，在不久前苏联同“斯拉夫国家”所签订的条约中，主要目标是德国（“我们签订这些反对德国的文件并直接这么写”）。发言人十分坚定地强调了这一因素：“不能这样不正确地说，在一定的阶段，斯拉夫人的主要敌人是德国，而现在，由于德国已被粉碎，斯拉夫人的主要敌人是美国。这是不全面的。这样我们就会给美国的宣传以可乘之机，让它指责我们斯拉夫人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实际上不联合斯拉夫人，这种联合正在进行。但是现在不能这么讲，在联合、建立集团方面让美国人去拿冠军吧”。 毫无疑问题，日丹诺夫的这些话是在准确地传达指示，应该如何贯彻对外政策。为了避免误解，他补充说，苏联领导人甚至认为回应杜鲁门的讲话现在是不合适的，因为“形势很紧张，所有的政治报告应该单独提出”。
这种杜撰的对外政策，不允许任何偏离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妥协的立场，这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同西方国家对抗的方针，尤其是在这种立场变成国家政策的情况下。在这些条件下，甚至可以把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政治意义看作是同苏联的安全意义相矛盾的。但是这些国际政治决择在苏联领导人准备的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的文件里没有得到表述和分析。决定排除所有国际问题，把重点放在苏南冲突的思想方面，从而把攻击首先对准东欧各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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