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首领们的发言中，正如我们看到的，都有苏联方面在准备的材料里所提题目的反映。所有这些发言都重点谈从南斯拉夫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拉科西公开地接受了所有这些意见。 但贝尔曼把民族主义的影响同“不理解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准备”联系起来。 同“民族主义”相联系的危险性，被苏联代表以应有的方式写进了给斯大林的总结报告中。 斯兰斯基在自己发言的自我批评部分，集中谈了党的社会成分问题。
在这些“教训”中，没有涉及对外政策，除科斯托夫以外，唯有斯兰斯基在发言中涉及到了引起混乱的巴尔干问题，他谈到了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的希腊问题。不过他局限在日丹诺夫所圈定的范围里，丝毫没敢暗示这一问题的后果。这样，希腊成了唯一证明南斯拉夫人不可靠和倾向耍弄“双重游戏”的例子——正如日丹诺夫所指出的那样。 应该指出，对“人民民主”的现实和问题所作的援引都不具说服力，并带有一定局限性，尤其是从这些国家可以成为欧洲的一个国际因素的观点看。对于斯兰斯基，认为他的一些话——重点谈反对“帝国主义计划”和“所谓的西方集团”时必须保卫民族独立的话——需要给予检查。 斯兰斯基讲话的这段摘录未被写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 罗马尼亚代表卢卡说，“人民民主”概念应被确定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形式”，但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熄灭”。
同时，引用苏联是“领导力量”这句话也受到限制，也应该按决议草案办事。科斯托夫例外，他不喜欢苏联前面的这些定语；例如“反帝国主义战线的基本的决定性因素”，“民主阵营”的指导力量。 保加利亚代表也肯定地说，苏联经济的恢复“对国际舞台力量的对比有巨大意义”，但这句话从记录里删掉了。 斯兰斯基明确地提到“两个阵营”的命题，但局限在只提这一命题与协调“民主力量”联合和共产党行动之间的联系。 “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这些术语，同苏联与“人民民主制度”和“统一战线”这些短语一样，运用得也很吝啬。拉科西只使用“民主主义战线”和“社会主义战线”这些短语。 陶里亚蒂只看中了“统一战线”这一短语，以它表示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
发言过后，立即成立了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根据日丹诺夫提议，委员会由陶里亚蒂领导。 很明显，这一选择同决定公布决议有关，关于这一点，杜克洛明确地请求过。 苏联代表报告斯大林，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已接受他们的决议草案，把它作为委员会工作的基础。 但我们很清楚，苏联代表没有向斯大林报告委员会工作的详细情况。关于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没有写进会议记录里。只记录了经过删简的陶里亚蒂的报告，其中提醒一个事实：在第6条里，在“还不具备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条件”之后，补充了一句：“大部分劳动农民暂时还不相信集体经营方式的优越性”。
实际上关于决议第6条的辩论包括对决议文本进行实质性改动的要求，这从参加起草委员会工作的苏联工作人员留下的札记中可以看得出来。 实际上在辩论时拉科西强调指出，在东欧国家，“农民害怕集体农庄”，要求用“合作社”一词取代该条里出现的“集体化”一词。 贝尔曼支持这一立场，建议用“农业生产合作化”这个短语取代集体化一词。 但日丹诺夫反对这些建议，说合作社和集体化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用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话讲，第二个短语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形式的代名词，因此集体化一词不应引起恐惧，其中没有任何可耻、卑鄙和可怕的东西。还应记住，这个词“真正代表着苏联的旗帜”。 这样，在拉科西、贝尔曼和日丹诺夫之间这一辩论中，反映着前两者防止在东欧完全确立苏联模式这一胆怯的意图，而在东欧完全确立苏联模式，这是苏联斯大林领导集团通过成立情报局所追求的基本目的之一。日丹诺夫坚决反对科斯托夫的建议——从决议第3条里删去土地国有化原则。
从我们掌握的文件材料看，起草委员会其他工作同纯属形式的有时甚至是同一些古怪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科斯托夫建议用“批评”一词取代决议第一条中的谴责词语，但日丹诺夫封锁了他的企图。 法戎指出，第4条里关于共产党是“领导力量”的提法，并不被所有国家所接受。日丹诺夫回答说，在共产党未执政的国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共产党也应是主要的领导力量。 与会者们还讨论了为确定南斯拉夫党内形势第5条里所使用的“土耳其式的”一词的含意。法戎表示疑惑，不知这个词在法文里有什么意思。马林科夫回答说，该词在巴尔干有明确的意思。陶里亚蒂指出该词在法文里也能听懂（看来，这是他对起草委员会工作的唯一贡献）。最后这个词在格罗发表意见之后被保留了下来。 还应该指出，在决议第8条注释中日丹诺夫重申了报告中所表示的信心，南斯拉夫人“在经济上，然后在政治上将沦为殖民地”。 但应该指出，最主要的，这是大家沉默不语放过的题目：从提交起草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第7条里所删除的对外政策问题。
这样，与苏联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所提交的草案相比，决议最后文本没有任何重要的变动。把记录同决议草案第3文本（我们已经研究过）相比较，只发现一些不大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第6条里添上了从日丹诺夫报告中摘下来的涉及农村集体化的几段文字。 1948年6月29日，全文公布了载入会议记录里的决议文本。 与最后“公报”一起，这是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公开的唯一文件。作为一个不大但有发展前途的机关，共产党情报局自诞生起不到一年，便减少了成员，开除了一个按其意义而言是第二位的原创始成员。
这样，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件证实了一个命题，即1948年春天和夏天，苏联集团建立的速度发生了现实的变化。 同时我们现在可清楚地看到，苏联领导人为解决这一任务所采取的战略——为了这一目的谴责南斯拉夫人，同时又要避免在国际政策领域出现与此有关的不良后果。斯大林认为，苏联领导人着手成立情报局所追求的目的已经达到。至少他在1948年7月14日，即情报局会议结束后几天，在给哥特瓦尔德的信里是这样说的。苏联领导人是在柏林危机激烈的时候写这封信的，看来，柏林危机是成立“集团”的决定性因素。不管斯大林领导层是如何打算的，但在它宁愿促使危机进入激烈阶段的时刻，这次危机与同南斯拉夫关系破裂同步造成了两条冲突的战线，这再次要求把绝对安全放在苏联政策的首位，同时也导致苏联集团密而不宣地成立起来。斯大林称，认为铁托在即将召开的南共代表大会上将获得失败是幼稚的，他认为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有这种想法，与此相反，他认为，铁托将获得多数，但又补充说，这种结束“一点儿不会使莫斯科人为难”。斯大林肯定地说，“我们的目的，第一步是在其他共产党面前孤立南斯拉夫领导人，揭露他们的骗人伎俩。这个目的我们已顺利地实现了”。下一步便是使铁托孤立于党内的马克思主义集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联独裁者指出，“需要时间和善于等待”，尽管“马列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胜利”是没有疑问的。这样，给人一种印象，在斯大林的眼里，共产党情报局已完成了自己主要的政治使命。意味深长的是，在信的结尾，他声明说，现在他反对公布会议材料。按照他的意见，不想同“南斯拉夫政治杂技演员们”进行辩论，不想对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做什么补充。
王英杰译自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1998），第374-398页。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
下一篇：共产党情报局的顶峰：第三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