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系统不只是促进了苏联对各国共产党的监督。这种监督本身还促使情报局各党领导人更加积极地贯彻1947年和1948年会议上所提出的方针，警惕不落入“落后分子”或更可怕的：怠慢抵制分子”行列。在寄往布加勒斯特关于本党活动，尤其是关于执行1948年情报局会议南斯拉夫问题决议情况的报告和材料中，各党领导机关努力表明，他们如何拼命贯彻这些决定。东欧各党报告了在本国加强类似苏联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制度的措施以及不断地揭露各种“倾向分子”和阴谋分子的措施(波兰罢免哥穆尔卡，匈牙利罗织拉伊克“案件”，保加利亚罗织科斯托夫“案件”等)。意共和法共在报告中强调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和“美国操纵”、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为”的斗争，强调它们如何组织加强克里姆林宫所倡导的旨在反对西方的“和平拥护者运动”。
在莫斯科领导所贯彻的这一路线的旗帜下，苏联方面从1949年春天开始着手准备情报局秘书处新的会议，情报局秘书处从1948年7月5日第一次会议以来还没召开过会议，因此，秘书处办公室及其下属机构的建立及其全部活动是在没有情报局正式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1949年3月25日，巴拉诺夫在给莫洛托夫(4月7日又寄给了苏斯洛夫)的长篇报告中陈述了拟在4月底召开情报局秘书处会议的方案，提出在会议上讨论情报局各党关于它们贯彻1948年情报局会议关于南共问题决议情况的报告，然后讨论届时准备就绪的情报局章程草案，情报局各党之间日常交换情报的程序问题，《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纸编辑部工作计划以及改善报纸传播的措施。最后，还计划会上确定现行“技术机构”，即情报局秘书处办公室的结构和编制以及办公室和报纸编辑部的费用预算。 在莫斯科相应领导人补充和协商之后(从莫洛托夫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一过程费去了不少时间)。5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召开情报局秘书处会议的决定。
为了严格保密，决定被存入“特别夹卷”中。决定中规定在6日召开秘书处会议。所确定的日程几乎包括上述巴拉诺夫给莫洛托夫和苏斯洛夫信中所陈述的所有各点。所补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情报局秘书处会议上听取各成员党代表关于1949年4月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之后他们开展和平运动的措施的报告。(莫斯科决定在情报局秘书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
根据政治局这一决定，成立了由苏斯洛夫，格里戈良，巴拉诺夫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波诺马廖夫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并向政治局提交苏联领导所指出的情报局秘书处会议每一项日程的具体建议草案。需要指出，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相应的草案之后，这些草案将由苏联方面提交情报局秘书处会议。按照这一指示，委员会于6月6日把拟定好的草案呈送给斯大林和许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是苏联最高层领导当时出现了新的考虑：不仅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秘书处会议，而且在会议上还要做出召开情报局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这一新方针由政治局1949年6月14日特别决定固定下来。 其中责成苏斯洛夫在秘书处会议上提出举行情报局会议的问题，指出会议在1949年10-12月期间召开。同时规定会议日程包括四个问题，其中3个(第1、第3、第4)已在5月14日政治局决定规定的情报局秘书处会议日程中提出过，该日程已分发给情报局各党领导机关。莫斯科现在所计划的会议日程的第一项——“保卫和平和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其实是以前所计划的听了各党代表关于开展所谓和平拥护者运动措施报告的一种变相提法。新提法赋予这个问题的讨论以特别的政治意义。莫斯科所设计的会议的第3和第4项日程涉及情报局章程和各党反对“铁托集团”措施的讨论，简直是重复以前所强调的在情报局秘书处会议上所要讨论的内容。所以，苏联方面认为，这些问题，除章程之外，不特别需要提交秘书处讨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决定拟定的第2项会议日程完全是新的内容——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共产党的任务。
该决定注明日期——6月14日当天傍晚，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情报局秘书处会议开幕了。苏斯洛夫按照苏联的惯有作法，不仅以联共(布)的名义，而且以罗马尼亚工人党的名义向与会者建议改变会议工作日程，这与他们以前根据5月14日联共(布)中央决定所获得的日程方案大不一样。尽管突然，与会者依然规规矩矩地完全一致地通过了新的工作日程。 在情报局秘书处两天会议期间——6月14-15日，在直接讨论第一项日程时，都表现出了这种完全意见一致。
根据杜克洛所作报告总结，通过了情报局章程草案，决定将草案提交给将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批准。 苏斯洛夫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决定所提会议拟在1949年10-12月期间召开及其议事日程也完全得到赞同。比罗和赫明德尔在订正了会议举行期限之后表示，希望会议能在10月召开，同时每人都提议会议在自己的国家召开：比罗——建议在匈牙利，而赫明德尔——建议在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决定会议10月在匈牙利召开。 秘书处会议还以很多时间讨论了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近期任务，由于该报翻译版由两周改为一周，所以还讨论了改善报纸发行的措施(尤金和出版社主任帕什科夫就此问题做了报告) 。
正如上面指出的，在这次秘书处会议上，最后还正式批准了9个多月之前就已建立的办公室及其机构和职能。 最后一项日程是关于改变情报局各党承担情报局费用比例的决定，原来的比例是1948年1月确定的。这一改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从那时起，情报局成员减少了(南共不再参加)，而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因“财政困难”不能承担分配给它们的份额。根据新的决定，联共(布)承担的费用不变，仍为50%，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份额提高了，由原来的8%提高到12%，匈牙利由6%提高到9%，罗马尼亚由6%提高到8%，保加利亚由6%提高到7%，而法共和意共承担的份额减少了，每个党由4%降为1%。
在情报局秘书处所有这些决议中，这些决议是在1949年6月14-15日会议上正式通过的………在那次秘书处6月会议上，苏斯洛夫简短地但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苏联的目的——召开情报局会议和讨论列入其日程的那些问题。
至于第一个问题(“保卫和平和同战争贩子作斗争”)，苏斯洛夫当时强调指出，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一方面，“将大大提高共产党作为彻底的和平卫士的威信”，即应完成“冷战条件下”的重要的宣传职能，另一方面，“将提高它们在这一最重要事情上的组织和动员作用”，即这一讨论还肩负着激励各国首先是西方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展群众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军事侵略”的使命。 对于完成这后一个任务，克里姆林宫赋予了它特别的意义，共产党情报局对各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活动——无论是第一次和平大会期间还是大会过后——都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这一路线是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日丹诺夫报告中所含方针的继续和新的发展。在确定共产主义运动基本的迫切的应投入主要精力的活动方向时，日丹诺夫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方向，特别提出了西欧共产党建立广泛同盟的任务——这一同盟主要不是以“阶级”为基础，而是在保卫主权和民族独立，防止“马歇尔化”和“美国操纵”的口号下，在保卫和平和国际安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方针”的口号下建立。从而确立了战略方向：在西方，即在敌人领土上，开展群众运动，这一动运，形式上是追求爱国主义的和反帝的目的，吸引广大的居民阶层和最广泛的社会流派和团体，不仅仅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克里姆林宫通过各共产党利用这一运动削弱(如果可以，也可说是颠覆)西方国家，破坏至少迟滞西方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的建立。作为共产党的一项主要任务组织“和平拥护者运动”的思想(1948年底-1949年初提出的，从1949年春开始实施)成了这一战略的新的体现。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时这一战略为通过“第三世界”颠覆西方的战略所代替)，它是苏联在“帝国主义后方”活动的最重要方向。但是这一运动也应促使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居民的思想改造，在情报局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上述任务意在极大地剌激实现这一战略方针。
计划拿到第三次情报局会议上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之所以迫切，苏斯洛夫认为其理由在于社会党右翼领袖即英美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走狗们所贯彻的分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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