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20日抵达莫斯科之后，根据联共(布)中央的计划，陶里亚蒂被安排住进了医院，而约迪•列奥尼利达、马利扎和路易吉•阿马德西被安置在《巴尔维哈》中央疗养里。圣诞节前夕，斯大林给住在《巴尔维哈》的陶里亚蒂打了电话。关于这次谈话情况在乔•鲍克的《关于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著名作品中有所描述。斯大林第一次建议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担任情报局总书记一职。无论是在圣诞节前的那一天，还是在新年之夜斯大林的别墅里，陶里亚蒂对于这个建议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坚决拒绝。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有这样一些人，陶里亚蒂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在这里，这种情况起到的并非是最后的作用。1951年1月陶里亚蒂致函斯大林， 信的开头是这样的：“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对于任命我担任情报局总书记职务的建议我考虑了很多。我很难表达与您的不相符合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意大利共产党目前不可能同意这个建议”。 接着，陶里亚蒂阐述了自己的理由。
“关于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共产党的总书记的问题，已经不再像搞地下工作时期那样，仅仅是具有党内性质的问题了。它在广大居民阶层的眼中已经成为十分重大的问题。今天，未必能够向意大利的社会舆论解释清楚，为什么陶里亚蒂应该离开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职位。所有的重大运动以及意大利共产党的创举，作为党的威望的一大部分，不仅仅是在工人之中，而且在居民的中间阶层之中，已经与陶里亚蒂同志的生平事迹联系在一起了。
在议会中，正如在整个政治生活中，这种情形表现在：陶里亚蒂同志被认为是整个反对派阵营的领导人。如果意大利没有了陶里亚蒂同志，那么共产党未必能够坚守住这个阵地”。
在陶里亚蒂看来，意大利共产党“正面临着最困难的时期，政府正在采取更加坚决的镇压措施反对我们。但是我认为，党的智慧的领导人将能够在更长的时期里维护党的存在，并扩大党的影响力。
但是，正是在这一紧要关头，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不能没有陶里亚蒂同志和他的领导。换句话来说，这意味着极大地削弱我们的阵线。大部分社会舆论、一部分工人阶级以及我们党本身的一部分党员，一定会把任命陶里亚蒂同志到国外工作这件事理解为，这是党认为不可能坚持和捍卫党合法存在的证据。其结果将会给党和工会组织的工作造成严重的危害” 。
陶里亚蒂在致斯大林的信中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1951年3月份即将开始的市政选举运动。如果考虑到，目前意大利北部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灵、热那亚、威尼斯、波伦亚等等)和中部的一大批城市(佛罗伦萨、里窝那等等)的管理权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的话，这次选举运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政府已经打算无论如何要将共产党人从这些城市的管理委员会从驱逐出去。根据陶里亚蒂的看法，“如果在选举之前，陶里亚蒂同志接任国外的工作，并不在国内的话，那么我们的敌人将会围绕这个事实，全面开展自己的宣传活动和挑拨性攻击。自然，陶里亚蒂同志不在，将会极大地削弱我们选举前的宣传工作”。
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1951年3月将要开幕的意大利共产党第七届代表大会，应该由陶里亚蒂同志主持，他还要就代表大会会议日程的第一点做报告(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争取和平和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
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还指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出另外一位总书记，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在我看来，在本次代表大会上这样做将是十分困难的，我也不排除，这样做将很快会使党内状况尖锐化。过去类似情况曾经发生过：那是陶里亚蒂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后又被派到西班牙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工作逐渐被削弱，以至于事情发展到：1940年被迫解散了中央委员会，最后委托一个新的小范围的领导机构来恢复党的工作。
今天的情况与那时的情况自然不同，但是，更换党的领导人的工作没有准备好，这会使党感到极其意外，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最后，陶里亚蒂以并不十分赞扬的口气对共产党情报局本身进行了评价：“谈到情报局及其书记处的组成，我并不了解那里的工作进行得如何，因此，也无法发表准确的意见。作为情报局书记处成员直今为止仍在布加勒斯特工作的意大利同志，给我的印象是：他们那里的实际工作很少。从另一方面我还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大约6-8个月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开展自己的工作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帮助，但是，他们得到的这种帮助来自于全世界和平拥护者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要比来自于情报局的多。准确地说，情报局确定总的政治路线，而和平拥护者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在发展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善于给予具体的，十分有效的指示。例如，在英国和美国的这一领域里就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在这种经验基础上，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在目前的条件下，通过巩固和发展如和平拥护者这样的运动，来改善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工作情况，要比通过半合法组织的行动更容易一些，我们的共产党情报局正是这种半合法的组织”。这样一来，按照陶里亚蒂的看法，半机密的共产党情报局应该认为全世界争取和平战士的广泛运动要比共产主义运动好一些，对此斯大林极其关注。
接着事件以如下形式发展着。1月18日，即斯大林与陶里亚蒂1月12日会晤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致法国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罗马尼亚工人党各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文本：
“由于提出情报局总书记候选人问题目前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解决这个问题与扩大情报局的职能有关，而扩大情报局职能又是即将召开的本次情报局会议的主要问题，因此联共(布)中央和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把拟定于1月25日召开的情报局会议推迟2-3个月后召开。
关于情报局例行会议召开的日期，书记处在与各国共产党协商之后，将另行提出建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1年1月18日”
显然，莫斯科的人们是不愿意放弃关于让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的想法的。1月18日陶里亚蒂，以及专程飞抵莫斯科的路•隆哥和彼•谢嘉与斯大林进行了会晤。2月1日召开了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关于会议的情况谢嘉和科隆比已经向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的领导人做了通报。在由陶里亚蒂、谢嘉和科隆比签署的并于2月12日转交给对外政策委员会格里戈良(同一天这份情况通报由格里戈良提交给斯大林)的情况通报中写到：“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以事前与联共(布)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为基础，详细讨论了关于陶里亚蒂同志的安全问题以及在目前的情况下确保其安全的措施”。 接着文件中还指出：“领导成员一致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应该接受从苏联同志那里得到的忠告，即陶里亚蒂同志不宜经常住在意大利。
接下来，必须在国外为陶里亚蒂同志准备日常的工作地点(尽可能离意大利近一些)，陶里亚蒂同志绝大部分时间应该在这里工作，但是也不排除，由于出现重要的政治事件要求他在意大利。目前这种事件就是党的代表大会。
与此同时，党中央的同志们还认为，不应该让陶里亚蒂同志负责国际组织的领导工作，一方面是因为这将会导致政府对陶里亚蒂同志采取措施，阻碍他返回意大利；另一方面还因为，同志们认为陶里亚蒂同志应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工作方面”。
这样一来，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中已经商量一致：陶里亚蒂同志应该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对他应该采取安全措施。
在转交给斯大林上述所说的陶里亚蒂、谢嘉和科隆比的情况通报时，格里戈良在随报告的附函里写道：“陶里亚蒂同志请求转达，如果情况通报能够清楚地说明问题，如果不需要再就此题目与苏联同志进行交谈的话，谢嘉和科隆比同志将立即返回罗马。陶里亚蒂同志说，如果苏联同志认为有必要就情况通报中阐述的问题的实质，与他以及从意大利来的谢嘉和科隆比同志进行交谈的话，那么他请求通告，何时能够进行这样的谈话”。
我们十分顺利地查明，尽管在情况通报中阐述的论据十分详尽，并清楚地表明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中多数人，现在已是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即不仅是陶里亚蒂本人，而且还有他的同僚们，都拒绝接受斯大林的建议，2月12日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彼特罗•谢嘉和阿图罗•科隆比仍然与斯大林进行了会晤。
莫斯科试图将共产党情报局变成类似于共产国际那样的组织，这种意图最后没有实现。陶里亚蒂拒绝领导改组后的共产党情报局，他对情报局今后是否能更有效地发挥其职能表示怀疑，这些情况都能够影响斯大林对这一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机构的态度：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对这个组织感兴趣了。无论如何，共产党情报局第四次代表大会没有举行。书记处一次也没有召开过自己的会议。从这时起，共产党情报局就停止了积极的活动，开始衰落了。共产党情报局逐渐地开始扮演起国际“邮政总局”的角色，许多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通过它来交换机密情报，有国际无线电台广播的报道，自然，主要交换的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报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情报资料。
徐元宫译自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1998），第350-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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