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的报告后面所附的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包含了给作为联共（布）驻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苏斯洛夫的任务，必须就下面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以意大利共产党、罗马尼亚工人党和联共（布）（文件中写的是“苏联共产党”）的名义提出召开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和会议议程的建议。会议材料的准备工作委托由苏斯洛夫、格里戈良、Б.Н.波诺马廖夫和М.Б.米丁组成的委员会办理。
格里戈良呈给斯大林的又一份报告，是关于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我们是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所保存的莫洛托夫的个人卷宗里找到这份报告的，这份报告的签署日期为1951年10月2日。这一次格里戈良建议只讨论两个问题：（1）关于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问题；（2）目前的事务：关于报纸编辑部的工作，批准任命米丁担任总编，代替П.Ф.尤金，关于共产党情报局每月杂志的出版问题。
与4月份的那份报告相比，这份报告关于讨论第一个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了补充的理由：即需要“加强与右翼社会民主党以及铁托法西斯集团的斗争，特别是鉴于他们准备和发动新的战争的活动日益猖獗以及第二国际的恢复”。 确定法国共产党（4月份的报告确定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为报告人。
与以前格里戈良呈给斯大林的报告不一样的是，以前那些报告的复印件分送给“七人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而10月2日报告的复印件只分发给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苏斯洛夫。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没有找到附在10月2日报告后面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但是有一份签署日期为10月19日的格里戈良致莫洛托夫的送件函以及附在这份送件函后面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例会》。中央委员会的这份决议草案中有两点是新内容：（1）于1951年12月后半个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共产党情报局例会；（2）关于召开这次例会以及会议日程的建议是由法国共产党（原先列入的是意大利共产党）、罗马尼亚工人党和联共（布）（文件中写的是——苏联共产党）提出的。
就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门不止一次地向斯大林提出关于在共产党情报局第四次大会上讨论各种问题的建议。1951年1月陶里亚蒂坚决拒绝了斯大林提出的由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的建议，陶里亚蒂本人还试图说服斯大林相信这种形式的共产党的国际组织是没有前途的，并且是过时的，以及有必要把重点放在全世界和平捍卫者运动上。在这之后，斯大林没有再坚持研究扩大共产党情报局的职能以及选举陶里亚蒂担任总书记的问题。不管怎样，目前没有找到能够证明相反结论的文献材料。完全可能，斯大林决定放弃将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化”的念头，这里指的只是共产党情报局的外部组织结构（常设书记处、机关、总书记等等）。但是另外有一种说法很近乎情理：斯大林决定把上述问题放在一边，并且把精力集中到已经知道的、经过共产党情报局三次会议检验过的职能问题上，具体说来这种职能就是——“教育的职能”：在1947年第一次会议上莫斯科选择了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作为“供打骂教化的小男孩”，而在随后的1948年和1949年两次会议上选择了南斯拉夫人作为教育的对象，但是斯大林决定要把上述问题放在一边多长时间，或是永远放弃？——只有新的档案文献才能够弄清楚这一点。
在建议供共产党情报局第四次大会讨论的问题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变化——即关于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党的问题，这一事实说明了在预定的第四次大会上继续上述那种体验的愿望。我们没有关于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新牺牲品的具体材料，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很可能将是牺牲品之一。这个国家已经炮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案件”，而这个“案件”具有明显的反犹太主义的色彩。
无论如何，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为探寻摆脱在斯大林与陶里亚蒂的对立的过程中于1950年12月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局势的出路，耗费了整整一年的巨大的精力，但是却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共产党情报局第四次会议就这样未能召开，其书记处也一次都没有打算召开会议。这里不排除，斯大林很快就对共产党情报局失去了兴趣。不过，这只能等待苏共的档案进一步，并将很多目前还不了解的情况弄清楚，在此之前，这也只是一种说法。
徐元宫译自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第148-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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