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挫折与退却
尽管苏联为了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作了周密的规划和全面的准备，但是这一规划在付诸实践时却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1950年12月23日，已被确定为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第四次大会的开幕日。可是在会议召开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使原定的会议一再延宕而无法如期召开，直至最后流产。
问题主要是在物色拟议中的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人选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扩大情报局职能的要害在于要让各党义务式地接受情报局所通过的决定和指示。而设想中的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届时情报局的指示肯定要通过总书记下达于各党。所以，物色一个合适的总书记人选对于实现斯大林的这一规划是至关重要的。按照斯大林的设想，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将是这个职务的合适人选。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和挫折。
1950年12月2日，苏联驻意大利大使科斯特列夫电告苏联外交部：意共总书记将无法如期参加定于12月23日开幕的情报局大会。他在电文中说，
“12月2日晚上，皮耶特罗·谢克亚(意共副总书记——引者注)委托我向莫斯科的上级机关(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引者注)紧急传送下列报告(报告是陶里亚蒂在苏联托写的并在那里委托给谢克亚；我转交的是由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报告)：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完全同意情报局书记处会议所通过的决定。关于已经确定的情报局大会召开的日期，意共领导建议推迟一个月也就是在1月20日左右召开这次大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如果按照原定的日期(12月23日)召开会议，陶里亚蒂同志是不可能参加的。陶里亚蒂同志现在正处于康复阶段。他手术期间的伤口不久前才愈合；医生要求陶里亚蒂同志休息较长一段时期陶里亚蒂同志可能在12月10~15日之间从意大利来莫斯科。”[39]
这天(12月2日)晚上，谢克亚在与苏联大使科斯特列夫谈话时，向大使通报了12月1日他与陶里亚蒂在苏联托见面的情况。谢克亚说，“在莫斯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陶里亚蒂干事，因为他非常非常虚弱，很容易疲劳。根本就不能考虑让陶里亚蒂在12月23日去参加情报局大会，因为到那时陶里亚蒂肯定不能参加会议的工作，也不能作从莫斯科到布加勒斯特(往返)然后再到高加索那样的长途旅行。”谢克亚请求苏联大使让莫斯科通过秘密方法把苏联医生关于陶里亚蒂健康状况的报告完整地转达给他，并且不能少于每十天一次。[40]
苏联大使在上述电文中说，“我也认为，陶里亚蒂在到达莫斯科后至少一个月内是无法工作的。必须立即放弃让陶里亚蒂在12月23日前赶到并参加情报局大会的想法。马上让陶里亚蒂干工作可能产生对他的身体极其有害的后果。”[41]
由于陶里亚蒂的身体状况原因，苏联决定接受意共的建议，推迟共产党情报局大会的日期。12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定说，“根据意大利共产党的请求，把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大会的日期从12月23日推迟到1951年1月25日是适宜的。”政治局批准了由苏斯洛夫致各党领导人杜克洛、哥特瓦尔德、贝鲁特、拉科西、乔治乌—德治和切尔文科夫的电文，告知会议已经推迟。同时政治局还批准了致苏联大使的电文。电文说， “请根据上级机关的委托转告陶里亚蒂同志：您关于把召开情报局大会的日期推迟一个月的建议已获同意。就此已经建议有关各党，将于1951年1月25日召开情报局大会。我们将会把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通知您。”[42]
1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让陶里亚蒂同志来苏联接受治疗的决定》以及与此有关的给苏联驻意大利和奥地利大使的电文。决定说，“接受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建议，派巴库列夫教授(克里姆林宫医疗局)和舍夫里亚金同志(对外政策委员会)迎接并陪同陶里亚蒂同志来莫斯科。”[43]
由葛罗米柯署名的给苏联驻意大利大使的电文说，“我们的医疗专家建议陶里亚蒂同志不要乘飞机来莫斯科。如果陶里亚蒂同志不反对，那我们就派专列到波苏边界接他和随行人员到莫斯科。陶里亚蒂同志及其家人可以坐火车从华沙到达苏联边界，回华沙时也乘这列火车。关于这一安排已经同波兰方面的同志商量好了。合适的安排是：为巴库列夫教授和舍夫里亚金同志预定罗马—华沙列车的两个席位，他们将先到维也纳迎接并陪同陶里亚蒂同志及其家人由维也纳到莫斯科。谢克亚同志希望定期把有关陶里亚蒂同志的健康状况通报给罗马，我们已满足这一要求。请预先告知陶里亚蒂同志离开罗马的准确日期。”[44]
由葛罗米柯署名的另一份给苏联驻奥地利大使的电文说，“按照同您的约定，我们认为合理的做法是：您想些办法在奥地利的英苏占领区的边界迎接陶里亚蒂同志，并陪同他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巴库列夫教授和舍夫里亚金同志将来维也纳迎接和陪同陶里亚蒂同志到莫斯科。还要告知陶里亚蒂同志乘坐的罗马—维也纳—华沙列车的发车时间。”[45]
陶里亚蒂于12月20日抵达莫斯科。随后他和家人被安排进中央委员会的疗养院。圣诞节之前，斯大林同志与他通了电话。斯大林首次建议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后者既没有同意也没有绝对拒绝。随后陶里亚蒂给意共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转述了斯大林的建议并且对此表示了否定意见。[46]
1951年1月4日，陶里亚蒂在给斯大林的信里正式拒绝了让他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的建议。信是以沉重的口吻写的：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曾多次考虑了关于任命我担任情报局总书记职务的建议。要让我说出与您不同的意见是很艰难的，但是我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现在是不会同意这一建议的。[47] 现将我的意见简述如下：
1，有关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共产党总书记的问题主要已不是一个像地下斗争年代那样的简单的党内性质的问题，而是成为一个对各阶层居民负有重大责任的问题。今天未必能向意大利社会舆论说明陶里亚蒂为何要放弃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职务。共产党领导的所有重大的运动和创举，如同党不仅在工人而且在各阶层居民中享有的大部分威望，都是与陶里亚蒂同志的活动及其个人紧密相联的。
在议会中，如同在整个政治生活中一样，这种情况反映在陶里亚蒂同志是整个反对派阵营的领导人这样一个事实里。在意大利，如果今后没有陶里亚蒂同志，那么共产党未必能守住这个阵地。
2，我们的敌人在他们发起的最具挑衅性的运动中，正在公开谈论陶里亚蒂同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特别是最近，他们传播谣言或者制造假消息，说陶里亚蒂将不再担任意共领导。最近一次造谣发生在陶里亚蒂患病期间，它是由政府大张旗鼓地发起并予以支持的。反动报纸公开声称，如果陶里亚蒂不再担任意共领导，那么解散意共就是轻而易举的。
3，最近以来，尽管反动势力有所加强，但是我们党基本上守住了自己的政治和组织阵地。如果政府采取更残酷的针对我们的措施，党就将面临困难时期。但是我认为，党的成熟的领导还是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维护党的合法存在，并且扩大党的影响。
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不能使党和工人阶级没有陶里亚蒂同志及其他的活动。否则这就会使我们的阵线受到很大的削弱。大部分社会舆论、工人阶级和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可能会把陶里亚蒂同志到国外工作看作是一种迹象，即，党认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存在愈来愈不可能。党和工会的工作由此可能会遭受严重的损失。
4，今年3月将开始地方政府的选举运动(选举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
如果考虑到意大利北部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灵、热那亚、威尼斯、波伦亚等)和意大利中部在部分城市(佛罗伦萨和利伏诺等)的管理权都已经控制在我们手中的话，那么选举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政府打算无论如何也要把我们从这些城市中撵走。为此目的，部分地通过了新的反民主的选举法。旨在排剂我们党的新的法律制度已经建立。如果党不想被完全地方政府中被赶出去的话，就必须同其它政党(不仅仅是社会党)结成临时性选举同盟。这样便出现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策略问题。在地方党组织中就会出现一种到处与人(不论是谁)缔结选举同盟的倾向。党的领导任务将会变得很困难。
……使人担心的是，如果陶里亚蒂同志在选举前到国外任职并居住在外国，那么我们的敌人将利用这一点，开动全部宣传机器，进行挑衅性的进攻。陶里亚蒂同志的离去将会极大地削弱我们选举前宣传工作。
5，让陶里亚蒂同志到国外工作，在党内可能引起很大的不满和不理解，特别是在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和普通党员中间。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起初大会定于1月21日召开；后来推迟到2月底—3月初，这正是为了使他能够出席并主持这次大会。我认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是不可能担当大会第一项议程规定的报告人的(将作《为了和平和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当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其他同志担任总书记，始终是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将会给代表大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不排除党内很快就会出现紧张局面。类似的情况过去也曾发生过，那时陶里亚蒂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随后他被派往西班牙。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工作逐渐地受到削弱，以至于1940年我们不得不解散中央委员会，并委派一些领导人去恢复党的工作。
现在的形势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更换党的领导人的准备尚未做好，它将使党措手不及并产生严重后果。
6，至于情报局及其书记处的组成问题，在我不知道那里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之前，我是无法发表意见的。那些迄今为止作为情报局书记处成员在布加勒斯特工作的意大利同志给我造成的印象是，他们的实际工作很少。另一方面，我曾指出，在最近(6~8个月)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工作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帮助，但是他们从保卫和平大会执委会书记处得到的帮助多于从情报局得到的帮助。确切地说，情报局制定了一般的政治路线，但是保卫和平大会执委会书记处善于就争取和平斗争的发展给予具体的和方向性的指示。例如在英国和美国这方面正在出现重要的转折。基于这一经验，我的印象是，在目前的条件下，通过加强和发展象保卫和平这样的运动比通过半合法组织(对于我们一些党来说情报局就是这样的组织)，更容易改善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工作。[48]
7，个人方面的考虑当然是次要的。但我诚恳地请求注意我的情况。18年来(从1926~1944年)，我一直侨居国外，远离我的祖国。这是非常艰难的。当我回到意大利时，要求我作出更大的努力来重新安排自己的全部工作。我做到了这一点，我在国内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政治家，并从而促进了党内工作的新的迅速发展。当开展合法的群众性工作的可能性很大的时候，我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我未必能同样有效地在这方面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最后我想建议，在情报局大会召开前夕，派一名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来莫斯科以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并且通过他弄清楚我们其他领导人的意见。
从我方面来说，我想建议请皮耶特罗同志去莫斯科。他是负责组织工作的，而且他手头的工作已经安排妥当，可以短期出国工作。”[49]
陶里亚蒂在信中把他不能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职务的理由阐述得非常清楚了。信发出后，陶里亚蒂就盼望着斯大林对他意见的“裁决”。但是斯大林没有马上给予答复。1月12日，陶里亚蒂委托他的秘书阿马杰奇向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任格里戈良询问斯大林是否有了答复，因为陶里亚蒂今后活动的安排，特别是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要作的报告的准备等问题都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阿巴杰奇说，陶里亚蒂在焦急地等待斯大林的答复。当天，格里戈良就把谈话向斯大林作了书面汇报。[50]
1月18日，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以联共(布)中央和意共中央名义致法共、保共、捷共、波党、匈党和罗党的电文。电文说，“鉴于现在提议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候选人遇到了严重困难和解决这个问题是与扩大情报局职能(这是即将召开的情报局大会的主要问题)相联系的，联共(布)中央和意共中央提议把1月25日的情报局大会推迟一个多月。在同各党协商后，书记处将会就情报局大会的召开日期提出补充建议。”[51] 这表明，联共(布)中央仍坚持扩大情报局职能的立场。
1月19日，陶里亚蒂与联共(布)领导人举行了会谈。[52] 第二天，他又会见了来到莫斯科的意共其他领导人隆哥和谢克亚。2月1日，意共领导人举行了小型会议。2月12日，由陶里亚蒂、谢克亚和科隆比署名的会议情况报告递交给了格里戈良，后者当天就把它转交给斯大林。
报告说，“会上领导人以此前同联共(布)领导人的会谈为基础，详细讨论了关于在当前形势下陶里亚蒂同志的安全及其保障的问题。”“党的领导人一致表示，苏联同志关于陶里亚蒂现在不能居住在意大利是合适的建议应当被接受。所以就有必要在国外为陶里亚蒂同志安排一个日常住所(尽可能靠近意大利)，他在那里可以支配自己的大部分时间。但是也不排除因重大政治事件他回意大利的可能。现在党的代表大会就是这样的政治事件。同时，党的领导同志认为，不应把领导国际组织的责任加诸于陶里亚蒂同志身上。这既是因为，这样会使政府对他采取如阻挠他回意大利等的措施，也是因为，同志们认为，陶里亚蒂同志的全部力量应该投入于对意共的政治领导中。” [53] 至此，陶里亚蒂与意共其他领导人就拒绝让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的建议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给斯大林报告所附的信中，格里戈良说，“陶里亚蒂同志要求转告，如果报告已把问题论述得很清楚并且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苏联同志进行会谈的话，那么谢克亚和科隆比同志可能要立即回罗马。陶里亚蒂同志说，如果苏联同志觉得有必要同他以及从意大利来的谢克亚和科隆比同志就报告中所谈问题举行会谈的话，那么，他请求告知这样的会谈将安排在什么时候举行。”[54]
没有文件证明后来进行了这样的会谈。后来，不仅早已规划好的共产党情报局大会终致流产，而且就连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亦再未召开。斯大林费心筹谋的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从而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领导中心的努力彻底失败。
使斯大林的努力归于失败的原因，与其说是陶里亚蒂拒绝担任情报局总书记莫不如说是陶里亚蒂对情报局前景的消极评价对斯大林重新审议扩大情报局职能的规划起了重要的影响。虽然物色总书记人选对于拟议中的情报局大会的顺利召开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它并不能最终决定会议的召开与否。因为，即便陶里亚蒂拒绝出任总书记，要另选一个人选也不是很困难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斯大林从陶里亚蒂对情报局作用的分析中和在追求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看到了情报局各党对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厌倦和抵制。这里有两点情况是值得提一下的。一是，在1950年11月的讨论扩大情报局职能问题的书记处会议上，除了联共(布)代表和保共代表积极倡议设立共产党总书记职务外，其他各党代表在发言中对此一字未提。[55] 二是，当苏斯洛夫提出“而在不容迟延的情况下，将给情报局内的有关各党下达必须执行的指示” 时，与会代表中只有匈牙利代表支持他的观点。[56] 这表明，各党都不希望联共(布)假借总书记之手进一步操纵和控制各党。后来，陶里亚蒂在信中对情报局工作的批评性分析，实际上是反映和代表了大多数党的普遍看法。斯大林正是在明白了情报局内的人心的向背后，才失去对情报局前途的信心，并最后放弃了扩大情报局职能的试图的。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当时斯大林的身体状况问题。1951年，斯大林已经过了71岁。卫国战争的胜利，本应使斯大林在精神和心理负担上稍感放松。但是，战后不久，苏联同其原来的盟国的关系就开始紧张和尖锐，直到最后陷入冷战。接着，冷战中又发生局部热战——苏联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间接战争。从1945~1950年，斯大林为了追求和实现他对外政策中苏联安全的目标，殚精竭虑。虽然苏联在其周边建立了一些势力范围和安全带，但是从斯大林的安全观来说这并不能他感到获得了真正的安全。相反，在冷战中不断遭受的挫折（在柏林危机中被迫退却和不得不面对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阵营内部南斯拉夫的“叛逆”、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各种困难、没有胜利前景的朝鲜战争，[57] 这一切足以使斯大林身心疲惫。他逐渐地失去了作为一个斗士所曾经具有的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心理状态。他已经不再执著地追求他自己设定的目标，他实际上选择了退却。正是在这一年，斯大林不仅放弃了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努力，而且同意在朝鲜进行和谈。[58]
这样，1951年年初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努力失败和同年年中同意进行朝鲜停战问题的谈判，构成了斯大林晚年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如果说，在这之前，特别是冷战开始后斯大林对外政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攻性的话，那么，从1951年起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为止，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更多地表现出防守态势，基本上是维持原状，消极无为，没有再采取任何重大的冷战举动。
（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3期）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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