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穆尔卡同志：他想再简单明确一下对周恩来同志刚才谈话的看法。
经济问题同贷款问题联系着，应更广泛地讨论援助问题。经济困难在我们这里不是暂时性的。我们在原料供应上只能靠扩大出口。因为在我们这里煤是主要的出口产品，而没有资本投资的手段，我们面临的是必须寻找贷款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贷款对政治活动有影响。现在还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贷款，我们有重大的疑问，当我们的问题如此公开摆着时，资本家还来吗?有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更大的危险?是国内由于经济困难降低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带来的形势尖锐化呢，还是由于吸收资本家给我们的贷款带来的政治影响呢?我们认为，第一种经济困难对我们的危险比获得资本主义贷款所带来的危险威胁更大，何况他们给我们的贷款在数量上是很小的。
我们很理解中国同志们的立场，他们可能进口的是那些他们能够和需要的。我们同样也有这样的原则。为建立适宜于我们的相互交易额不是一年，而是几年，因此我们两国之间规定了长期的贸易交换。
周恩来同志：新的五年计划还没有最后确定，应该减少对它的投资和进口的费用。在中国全国的需求越来越多，进口的需求越来越少，因此在新的计划最后确定之前不可能扩大相互的贸易交易额。现在出现的经济困难和负的差额，如我以上所述，可以用别的路子解决。
下一次会见定于1月15日，最后的宴会和讨论联合声明草案。
第四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全国回来以后，1月15日22时30分再次会谈讨论了联合声明草案的争议片断。关于这些争议的问题在旅途中副部长级别的会谈中没有解决。
哥穆尔卡同志建议，纳希科夫斯基同志报告一下争议点，中国同志们表示同意。
纳希科夫斯基同志：第一个分歧是前言的序言结尾句。我们的草案说的是双方对于所讨论的问题取得了完全的一致。中国同志们的建议是这样，“下列问题”代替“所讨论的问题”，对读者来说这一句可能不明显，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协商过的问题。人们将可乘机利用没有协商过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我们认为，在一些基本的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一致，但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没有取得一致。取得了战略上的一致，但在一些策略上没有取得一致。在我与腊帕茨基同志在火车上的会谈中就一些策略上的分歧已表明了。甚至应当求同存异。我建议，要概括解释这一句。
腊帕茨基同志：在我们会谈中涉及的问题，都包括在声明中了。因此这一声明将被一致通过，而将不讨论没有协商一致的问题。我建议把这一句表述争论的话放到最后。
哥穆尔卡同志：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意见，把分歧放一边去，不再提出它们。某些分歧的存在，这是不可争辩的，但是我们说过，如果这是些不是必须的分歧，那么就不应把它对外面讲。当我们接受了像周恩来同志建议的这一句的措词，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世界面前指出，我们没有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腊帕茨基同志，不知道在什么样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哥穆尔卡同志也建议接受这样的措词：双方在“下列讨论过的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中国方面接受了这一建议后，纳希科夫斯基同志读第二段有争议的片断。事实说明关于在我们国家中敌人的颠覆活动，这是中方的建议。我们建议用挑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企图。我们不否认帝国主义者颠覆活动的事实，但这一提法在策略上不合适。
周恩来同志：中国绝对坚持自己的观点。帝国主义有在策划颠覆中国的内部事务，如大家看到的在西藏和台湾的例子。
哥穆尔卡同志：中国同志们不仅要照顾到自己的观点，也要照顾到我们的观点。在我们国家看到的形势与中国的形势是完全另一个样子。最近一系列因素的结果，我们甚至看到外来的敌对宣传减弱了。那样的一种提法，在我们社会上得不到理解。那样在大选前，会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因此他建议用搅乱关系这样一种提法。
周恩来同志建议，把关于颠覆活动和挑拨关系两种措词都放进去。
哥穆尔卡同志建议这一措词的第二种方案：“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不和与搅乱这些国家的关系”。哥穆尔卡同志阐述道，得到外部搅乱和支持的内部的反动势力导致了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
奥哈布同志：应看到选举前我们的形势，所以在联合声明中应用很平和的措词。虽然不否定事实——颠覆活动可能在我们这里活动。
周恩来同志说，美国政府每年花费1亿美元用以颠覆活动。
哥穆尔卡同志，美国为此目的可能拨了更多数目的款，但是不赞成美国通过这个，具有能从内部颠覆的可能性，他们惟一的是从外部扰乱。
在最后的文本中确认为：“他们没有放弃企图挑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在这些国家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努力。”
声明的第二部分，波兰的陈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即“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一样的、共同的，是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变化的阶级内容。第二，根据民族的特点，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的构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和方法可能是不同的。”
周恩来同志建议采用这样的措词：“共同的社会主义思想把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双方声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应该不同地应用到各个国家”。
前边中方曾建议区别基本的(共同的)道路和具体的(不同的)道路。
哥穆尔卡同志：应该说，什么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如果我们都赞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预见的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道路，那么我们就没有争论的基础了。
最后接受的措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把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双方声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应该考虑个别国家的具体条件加以运用。
最后一点分歧在于，中国同志们没有采纳最后论述的措词，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波兰变革是根据列宁主义原则完成的。经过长时间争论之后得出结论，中国同志们不想用太过激的措词约束自己。哥穆尔卡声明，波方不坚持并理解中国同志们可能难于太明显地表示出来。表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波兰人民共和国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巩固波兰社会主义的努力”。在其他地方这一段也替代了前边的叙述。
这样结束了关于联合声明草案的讨论。
1957年1月16日，华沙，
纪录：基里鲁克·斯[19]、克拉马日·克
一式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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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哥穆尔卡,瓦迪斯瓦(1905～1982)——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前第一书记。1926年参加波兰共产党。因参加波兰的革命活动曾三次被捕，两次判刑。1936～1939年在波兰狱中因而逃过了斯大林对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镇压。1943～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前身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45～1948年任波兰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兼收复地区部部长。1948年8～9月的中央全会上被开除出政治局，被指控为“右派民族主义倾向”，1951年被控“进行破坏活动”逮捕入狱，1954年底获释，1956年7月平反，同年10月被重新选入政治局，任中央第一书记。在1970年的十二月危机中被解除党的第一书记职务。
[2]罗科索夫斯基，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1896～1968)——生于华沙的铁路工人家庭，波兰人。1914年参加沙俄军队，1917年以后参加红军。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中曾担任过几个方面军的司令员，成为苏联的重要将领，1944年获苏联元帅，因解放波兰有功又获波兰元帅。1949年11月至1956年11月任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1956年10月波苏冲突被调回苏联，曾任国防部副部长。
[3]从1952年7月至1953年3月，在波军中服役的苏联军官有712名之多，占波军上校的67％和中校的73％，有41名将军。到1956年5月，留在波军中的苏联军官已减少为76人，其中28位将军，32位上校，13位中校，2位少校和一位上尉。苏联军官仍占据着波兰许多军事领导职务，包括国防部长、副部长和参谋长。
[4]政治局决定在下次会议上举行选举，并确定向第八次全会提交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名单。政治局内部的争论非常激烈。罗科索夫斯基和他在政治局里的三个盟友——威托尔德·尤兹维亚克、泽农·诺瓦克、瓦迪斯瓦夫·德沃拉科夫斯基——攻击政治局其他投票人试图把他们排挤出领导。会议结束前不久，罗科索夫斯基警告说：“我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举行选举是背叛。”
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建立了“领导人调查”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哥穆尔卡、约瑟夫·西伦凯维兹、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和奥哈布。这个排除了主要强硬路线分子的特殊委员会，被授权准备新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书记处及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候选人名单。这个特殊的委员会在休息时开会。
政治局会议重新开始时，奥哈布宣布了已经做出的决定：(1)政治局成员限制在9人；(2)新政治局包括哥穆尔卡、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洛加-索文斯基、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亚当·腊帕茨基、耶日·莫拉夫斯基、斯太凡·英德里霍夫斯基和奥哈布；(3)书记处包括哥穆尔卡、萨姆布罗夫斯基、爱德华·盖来克、威托尔德·雅罗辛斯基和奥哈布。14个人投票支持第一项提议，只有罗科索夫斯基和尤兹维亚克反对。13人对第二条投赞成票，罗科索夫斯基、泽农·诺瓦克、尤兹维亚克反对。在讨论选举书记处时，决定增加耶日·阿尔布莱赫特和瓦迪斯瓦夫·马特温进入候选人名单，尤兹维亚克反对马特温，罗科索夫斯基反对马特温和阿尔布莱赫特。委员会从政治局和书记处中排除了同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他们是：尤兹维亚克、弗朗齐歇科·马祖尔、泽农·诺瓦克和罗科索夫斯基。
苏联驻华沙大使潘·波诺马连科10月18日晚上通知奥哈布，苏共政治局对波兰反苏现象的增长感到吃惊,并决定派一个代表团来华沙，讨论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家形势。奥哈布立刻召集政治局委员会见波诺马连科，他们向他建议，苏联代表团应在全会的第二或第三天到达。只有罗科索夫斯基认为苏联代表团应该在全会之前接见。波诺马连科同意罗科索夫斯基的建议，通知波兰领导人，由赫鲁晓夫带领的苏联代表团将在10月19日早晨，八次全会开始前不久到达华沙。
[5]奥哈布,爱德华(1906～)——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国家的领导人，生于克拉科夫，1929年加入波兰共产党，曾被捕坐牢。后参加创建波兰爱国者同盟和波兰人民军。1944年进入波兰工人党中央。1949～1950年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和波军政治部主任。1950～1956年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书记。1956年3月继贝鲁特任党的第一书记。1956年10月由哥穆尔卡接替了第一书记职务。1964～1968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6]斯彼哈尔斯基，马里安(1906～1980)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波兰元帅。1931年加入波兰共产党。德国占领时期进行地方反法西斯活动，领导波兰人民军，曾任人民军总参谋长。1944年以后任波兰工人党及统一工人党的政治局委员。1949年被开除中央，1950年被捕入狱。1956年3月获释，10月八中全会上同哥穆尔卡一起重新进入政治局，后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7]哥穆尔卡曾使用的化名。
[8]苏波两国领导人在贝凡德尔宫举行的会谈在10月19日上午11时开始，10月20日下午3时结束。关于这次会谈流传的说法很多，一直没有看到这次会谈的原始记录。这个记录及№02478文件是波兰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还可以参见№05831文件。
[9]米科拉伊奇克——农民运动右翼活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波兰流亡政府副总理、总理。1945～1947年任波兰政府副总理、波兰农民党主席。1947年大选失败后潜逃美国。
[10]萨瓦茨基(1899～1964)——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1923年加入波兰共产党，曾两度被捕入狱。二战期间，在苏联任波兰共产主义者中央局书记。1944～1945年加入波兰人民军，曾任第一军副司令等职。1944年以后历任波兰工人党及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50～1952年任政府副主席，1952～1964年任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1956年10月参加了同赫鲁晓夫的会谈。
[11]萨姆布罗夫斯基——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自己的《日记》记有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见。
[12]威托尔德·尤兹维亚克——波兰共产党党员，反法西战争时期组建人民军，1945年为波兰民兵司令。1945年以后历任波兰工人党及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监督部长等职。
[13]泽农·诺瓦克——1924年起成为波兰共产党员，1932年为中央委员。1942年被纳粹逮捕并投入劳动营。1945年获释后参加了苏联军队。1947年返回波兰，曾任波兰工人党波兹南等地方党委书记和中央干部部长。1950～1956年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工人党政治局委员，曾任政府副总理。在1956的党内斗争中站在罗科索夫斯基一边。
[14]西伦凯维兹——波兰部长会议主席。
[15]腊帕茨基——波兰外交部长。
[16]纳希科夫斯基——波兰外交部副部长。
[17]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18]这里许多话的语气是波兰记录者用他们的口气记的。
[19]基里鲁克，波兰驻中国大使。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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