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事件
【专题说明】
匈牙利事件
(1956年4月至1958年7月)
苏波冲突还在调整中,1956年10月23日又爆发了匈牙利的反抗运动,由首都布达佩斯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开始,很快波及到其他城市,而且演变成一场流血的暴力冲突,史称“匈牙利事件”。匈牙利发生的这场斗争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从冷战的意识形态出发未免存在种种政治偏见,处于不同阵营的国家对事件做了截然不同的评论。
1992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俄国总统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保存的有关匈牙利事件的一批档案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后来匈牙利方面出版了这些文件,这就为人们进一步弄清苏联领导人同这次事件的关系提供了文件资料。本专题收集并翻译了有关这方面的文件106余件。这样,就为国内读者,特别是研究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苏联档案资料。从这些文件中可以了解匈牙利事件的渊源和事件发展的曲折过程。
历史上的匈牙利并非亲俄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苏联红军向东欧的胜利进军在匈牙利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以拉科西·马加什为首的受苏联人指挥的一批人成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上层领导,占据了国家管理的要害部门,把斯大林的体制照搬到匈牙利,奉行一套取消其他政党、限制公民权利、以严厉的中央集权制和独裁方法管理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实行工业化,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导致国民经济失调,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拉科西在匈牙利进行了远比东欧其他国家更为残酷的镇压。1949年把党的“民族派”领袖人物拉伊克及其他一些活动家以可疑的罪名处死或投入监狱。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拉科西的统治立即受到挑战。苏联的新领导人支持曾提出经济改革纲领的纳吉·伊姆雷取代拉科西出任政府总理。拉科西继续保留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纳吉着手进行改革。开始对非法被判有罪的人恢复名誉,允许社会团体开展活动,经济上开始利用市场机制。1955年春天,拉科西取得苏联领导人的支持进行反攻,解除了纳吉的总理职务,后来还把他开除出党。这样便结束了匈牙利的“解冻”时期。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匈牙利国内要求结束拉科西统治的呼声日益高涨。主张改革的党内外人士要求为纳吉平反。苏共领导集团十分关注匈牙利的局势,几次派大员赴匈牙利帮助稳定局面。6月份,苏斯洛夫去仍采取支持拉科西的态度。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的局势更具爆发性。7月,米高扬被授予全权来到匈牙利,建议拉科西辞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的职务,但米高扬也没有支持卡达尔接替这一职务,却同意选举拉科西的忠诚战友格罗为第一书记。党的领导人的这一改变并不能满足党内外主张改革者的要求,格罗也无力扭转匈牙利的局势,不久就去苏联休假以便同苏联领导人共同制订对策。
国内群众的情绪迅速高涨起来。10月6日,为恢复了名誉的拉伊克举行了悼念和迁葬仪式,有20多万人参加,波兰的哥穆尔卡顶住了赫鲁晓夫等粗暴干预的消息大大鼓舞了匈牙利人。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青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提出了十六点要求,包括撤走所有驻在匈牙利境内的苏联军队、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恢复纳吉的政治职务等内容。格罗谴责群众的广播讲话等于火上浇油。匈牙利保安部队在国家电台前向示威群众开火而引起了严重的巷战。和平示威演变成流血的暴力冲突,而且波及其他城市。
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这天晚上格罗在取得苏联同意后把已恢复党籍的纳吉请到党中央,请他出任政府总理。
苏联领导集团对匈牙利的突发事件感到震惊,立即委派米高扬、苏斯洛夫和克格勃领导人谢罗夫于24日来到匈牙利,坐镇处理这一事件。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滥施炮轰和射击,使斗争进一步激化。10月25日,米高扬又迫使格罗放弃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由卡达尔接替。同时还吸收卡拉伊和洛松奇、多纳特等纳吉的支持者进入党中央或担任政府部长。后来,米高扬等解除了格罗、赫格居斯的副总理职务,解除了巴塔国防部长、彼罗什内务部长的职务,把他们遣送到苏联去。本来,到这时在苏联领导人的同意或直接插手下已组成了卡达尔为党的第一书记、纳吉为政府总理的新的领导班子。解决匈牙利动乱应该主要靠匈牙利人的这个新班子。但是,苏联人始终亲自出手。
匈牙利事件最后是由苏联军队平息的,这已是没有争论的事实。问题在于,长期以来苏联人一再坚持两个观点:第一个是苏联出兵是根据匈牙利政府的邀请;第二个是第二次出兵是由于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这里收录的文件完全使这两个观点不攻自破了。
10月23日,匈牙利游行示威一发生,在当天夜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就给苏联驻匈牙利的部队和驻喀尔巴阡军区以及罗马尼亚边境的部队下达了向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开进的命令。10月24日苏军就出现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而直到10月28日,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才向苏联政府电传了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信。据原来的匈牙利总理赫格居斯的回忆,这份邀请书由已经不是总理的他在10月26日签的字。所以邀请之说,难得自圆。
根据米高扬和苏斯洛夫10月26日向苏共中央的报告,纳吉通报说,一些群众代表团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纳吉也答应同苏联进行关于从匈牙利撤出苏军的谈判。尽管米高扬等不同意撤军,但纳吉作为政府总理有权提出撤军要求。10月27日,纳吉组成了自己的新政府,第二天他就向苏联方面提出撤军要求。在米高扬和苏斯洛夫10月30日发回的电报中透露,10月29日夜里,纳吉委托召见安德罗波夫,询问:苏联军队继续向匈牙利开进的消息是否确实?是何种目的?安德罗波夫在当天的电报中也谈到了此事,时间是30日凌晨两点,受托询问人是匈牙利新外交部长霍尔瓦特。米高扬在电报中说,他回答纳吉:“到今天为止军队的到来是按协议进行的,一俟匈牙利政府能够控制局势,今后不再派更多的军队进入”。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其中宣布:“鉴于苏联军队继续留在匈牙利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苏联政府已经指示自己的军事司令部,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同时,苏联政府准备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华沙条约其他参加国就苏军驻留匈牙利领土的问题进行有关的谈判。”可见,匈牙利政府提出苏军撤出,苏联已作了明确表态。而在10月3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上却做出了第二次出兵的决定。为此,一方面委托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向兄弟党说明其理由;另一方面则委托朱可夫“制定行动计划”。至于纳吉11月1日提出退出华沙条约的声明,是在他发现苏联政府不顾自己10月30日的宣言,不顾匈牙利政府同苏联谈判撤军的具体安排,悍然命令大批苏军越过边界进入匈牙利,纳吉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才做出这一选择。所以,所谓第二次出兵是由于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卡达尔是苏共领导同意了的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而且卡达尔在10月28日成立了新的主席团,包括卡达尔、纳吉、奥普罗、基什、明尼赫、桑托。卡达尔和明尼赫都在纳吉政府中担任重要部长职务。可是,在11月 1日夜里,卡达尔和明尼赫却被带到苏联,在那里组建了一个与纳吉政府相抗衡的新政府,配合苏军进入匈牙利。
文件证明,关于纳吉等人的命运基本上也是按苏联的要求决定的。11月4日,纳吉等人躲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南斯拉夫政府和卡达尔政府达成了放纳吉等回家的协议。但当纳吉等人走出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即被苏联军人押送到罗马尼亚。经过苏联和匈牙利政府的几番讨论,在1958年6月做出了一连串的判决:纳吉等4人被判处死刑,多纳特等5人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淘涤,对于发生在匈牙利的这场悲剧,已有新的认识,至少应该说,这是冷战的产物,是冷战导演的一场悲剧。
(本专题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参加翻译的有李永庆、周恒云、李禄、
张保红、宋飞、何孟良、冯勇、陈继刚、林艳、祝尧仁、李肃、刘力、
张健民、李娅尼、孟霞、赵红、张凌燕、冯波、严巧丽、钱梅、钱娅莉、
李四海、温玉霞、郝尔启、王秉钦)
№01031
安德罗波夫[1]从布达佩斯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
(1956年4月29日)
机密
禁止复印
政治局指出,最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局势在继续好转。政治局所采取的解释二十大决议,特别是解释个人迷信问题的措施,取得了积极结果,有助于加强党的纪律,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纪律。
同时政治局认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敌对分子以蛊惑宣传和挑拨离间的手法使部分工人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现有领导人,不能保证在匈牙利认真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原因是,部分资深的政治局委员似乎在抵制这些决议,而年轻同志因自己没有经验而不能进行这项工作。上述认识大大有损于政治局在党的积极分子和相当一部分工人面前的威信。
根据这一情况,政治局认为,自己的一项头等任务是,通过解释自己路线的办法,通过实行一系列的实际措施的办法来消除这些不正确的认识,用事实向党员群众和全体劳动者证明,政治局将继续在党内大胆批评工作中的缺点,争取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工作有所好转,加强和发展党内民主。这指的是,在最近,拉科西同志要在布达佩斯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讲话,广泛解释这些问题。拉科西同志在谈到自己即将发表的讲话时指出,他特别要讲一讲遭受国家安全机关非法镇压的那些人的平反问题,同时强调,在这件事上,匈牙利领导人[ZW()[ZK()[JP2]1956年5月18日召开了布达佩斯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拉科西在会上被迫部分承认自己本人对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镇压行动有责任。[JP][ZK]][ZW]]首先要对所犯错误负责。
拉科西同志说,所以必须要这样做,是因为,最近敌对分子利用匈牙利个别同志不能令人满意的言论,企图别有用心地把在匈牙利惩罚政策上的偏差的全部责任推到苏共及其领导身上。另外他还打算利用讨论编制新的五年计划的指示来广泛解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政策。
除了这些措施外,还讨论了政治局的充实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通过决议,把雷瓦伊[5]和卡达尔[6]选为政治局委员。拉科西同志,特别是赫格居斯同志在向我通报这一决议时还作了许多补充说明,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上述决议的正确性并没有什么把握。例如,拉科西同志在谈到候选人雷瓦伊同志时指出,他不能接受他为候选人。原因是,他不是一位匈牙利族的工作者。还因为雷瓦伊是一名病号,喜怒无常,片面武断。至于卡达尔,拉科西同志首先指出,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位摇摇摆摆的人物。在霍尔蒂[7]时代被捕时,他就把地下同志出卖给了暗探局。战争年代,他是别有用心地决定解散匈牙利共产党的人物之一。此外,卡达尔在拉伊克的审判案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帮助法尔考什[8]制造虚假的调查证明文件。
赫格居斯对我说的雷瓦伊和卡达尔的其人其事,也完全是那些情况。他也指出雷瓦伊的片面武断和卡达尔的对立情绪。赫格居斯同志说,他非常担心,所通过的把雷瓦伊和卡达尔选进政治局的决议,可能会威胁政治局的团结一致,而且不仅因原则问题,而且更坏的是因个人关系而发生分歧。赫格居斯暗示,他的这种担心其他同志也有。
从所援引的谈话来看,有这样一种印象,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上述决议,是违背相当多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的意愿的,是在科瓦奇[9] (最近他的威信越来越高)和格罗[10]这样一些同志的某种压力下做出的。从拉科西同志对自己的通报所作的许多补充说明中可以看出,如果他没有直接反对政治局的决议的话,那么,也至少是非常怀疑这个决议是否合适。我对赫格居斯同志说,从他的意见中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政治局对自己上述人员的补充很不乐意。赫格居斯同志证实了我的说法。他说,推荐卡达尔的格罗同志也只是以下述想法作为理由的,这就是,全会“即使违背政治局的意志,也要把卡达尔选进政治局的”。
我们认为,赫格居斯同志有关把雷瓦伊,特别是把卡达尔选为政治局成员而对领导的团结一致会造成危险的意见,值得特别严重的注意。因此,下面这个事实也有一定意义,即卡达尔是因纳吉·伊姆雷[11]1955年3月推荐而进入政治局的。他认为,卡达尔是能抗衡拉科西同志影响的一位人物。有理由认为,候选人卡达尔现在也因这些考虑而为右派所竭力吹棒。我们认为,由于通过了把雷瓦伊,特别是把卡达尔选为政治局成员的决议,匈牙利同志就在为右派分子和蛊惑人心的那些人做出重大让步,指望以此减少来自他们方面的批评。
虽然朋友们不要求我们对这一问题出主意,但同他们谈谈这一问题,坦诚地向他们说出我们对把雷瓦伊,特别是把卡达尔选为政治局成员的决议的担心是必要的。
安德罗波夫
1956年7月16日[12]
№0103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抄
(1956年5月3日)
机密
致苏斯洛夫、莫洛托夫(外交部)同志:
安德罗波夫同志1956年4月29日发自布达佩斯的第316—319电报。委托苏斯洛夫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意见交换情况,同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同志谈谈他在1956年4月29日第316—319号电报中所讲述的问题。
中央书记
№01033
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传电报[13]
(1956年6月13日)
苏共中央:
从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个别中央委员的谈话中,从访问大型工厂、观光农村和访问农业合作社中,从个人的观察和对比中,我对匈牙利的政治状况有以下一些印象:
1.工农,特别是合作社农民的情绪很健康。工业正在完成自己的计划,农业正在忙碌地照料庄稼,各种农作物的丰收在望。通过对从布达佩斯向南到与南斯拉夫接壤的边境的参观访问我亲自看到,小麦、玉米、黑麦、大麦、甜菜、土豆和蔬菜的长势是良好的。
2.在工农中以及在基层生产部门的党组织中,有关对党的领导发生“危机”、对党的领导不信任的任何谈话都没有。
3.同时在一部分城市非技术知识分子中,在一部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中,甚至在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尤其在最近两年中得到平反的共产党员中(他们有相当多一部分是前领导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和因各种原因都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现领导表示不满。在1954年党的代表大会上未经党的必要挑选而组成的中央本身,有一部分纳吉·伊姆雷的追随者,一部分不是最优秀的前社会民主党人[14]以及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和无原则的工作人员。
虽然中央是这种组成,但政治局对政治局委员[15]没有进行必要的工作。政治局一致认为,正因为如此,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冷淡”关系。
4.把所有不满的人都列为敌对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是不对的。在他们之中无疑有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由于近几年党的政治路线多次发生曲折,1949~1952年期间在干部问题上严重破坏法制和犯有过火行动,迟迟不修正上述错误,明显自由主义地对待法尔考什,工作软弱,缺乏创新而使他们对政治局领导人,特别是对拉科西同志表示不满。
5.政治局内有科瓦奇同志,政治局外有前政治局委员卡达尔同志,较为明显地表达了感到不满的共产党人的情绪。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这些同志打算利用审查法尔考什案件来攻击拉科西同志。为了千方百计地夸大法尔考什案件,根据科瓦奇同志的建议打算在不提任何其他问题的专门的中央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只是在我同许多政治局委员交谈之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才同意,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把新的五年计划的问题,作为首要和主要问题来加以讨论。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将有助于加强党和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将有助于中央的团结,因此自然会使法尔考什案件退居次要地位,从而将减轻中央对全会结果的解释工作。
6.根据所有这一切,可以预料,讨论法尔考什案件对政治局来说,将是件很难的事。现在全体政治局委员只主张把法尔考什开除出中央,开除出党,撤掉他的将军军衔。但是有可能全会的参加者将提出把法尔考什提交给法院审判的问题,这样就可以吸引相当多一部分人。为防止这种情况,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想给拉科西本人出一个这样的主意,即在全会过程中和在精心考虑全会参加者的情绪的基础上,让政治局不要处于少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提出大概这样的补充建议——建议检察院仔细调查法尔考什破坏法制的事实,讨论把其交给法院审判的问题。
至于检察院的调查和审判,实际上可以采取非公开的方法来组织和进行,不让敌时分子有可乘之机。
7.相当多一部分领导干部主张增补雷瓦伊和卡达尔同志为政治局成员。既然政治局事实上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16],而这里的许多人也知道这一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反对这一建议是不合适的。雷瓦伊是一位正直的共产党员,毫无疑问,他将以自己的威信加强政治局。至于卡达尔,那么,他进入政治局将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消除对拉科西抱怨的情绪。把他选进政治局,将会使一部分不满的人大大得到安慰,也可从道德上束缚卡达尔本人。卡达尔现在是党的佩斯州委第一书记,工作积极。毫无疑问,作为一名匈牙利族的工作人员,他很有威信。
政治局打算增加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有鉴于此,我没有对候选人进行个人评价,在我同拉科西、科瓦奇、赫格居斯、萨拉伊和维格[17]的交谈中,我提请同志们注意,有必要更大胆地把匈牙利族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工作岗位上去。据我观察,匈牙利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很不正常。不仅如此,在吸收更有威信和更有经验的干部(其中多数人为欧洲民族的同志)参加领导的幌子下埋藏着一种倾向,即让匈牙利族的较年轻的干部更远地离开领导岗位。
我认为,我继续逗留在匈牙利没有必要了,所以我打算明天,6月14日飞往克里木。
米·苏斯洛夫
№05877
(1956年6月26日)
机密
昨天,动身去匈牙利之前,拉科西同志前来送别。
我极想知道匈牙利国内,特别是党内的情况怎么样。
拉科西同志概括说明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的状况是近三年来匈牙利国内一系列事件的极其复杂的后果造成的。
拉科西同志大致介绍道,1953年匈国内执行工业化方针,随后在1954年,党改变方针,发展轻工业,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而到了1955年不得不再次修改计划,去优先发展重工业。所有这一切给党的生活造成了一系列困难。
回答我所提的“纳吉·伊姆雷态度怎么样”的问题时,拉科西同志说,纳吉·伊姆雷和他的支持者至今仍认为,他们强调发展轻工业和个体农业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匈牙利国内有促使这些极不健康情绪滋长蔓延的极好环境:一部分落后党员以及从前的大小资产阶级、富农、旧军官和旧官吏阶层,而且这个阶层还很大。
涉及到法尔考什的问题以后,拉科西同志对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将要讨论这个问题表示了自己极大的担心和焦虑,按照拉科西同志的意见,法尔考什肯定试图将使尽可能多的党的领导人卷入拉伊克事件[20],希望以此掩盖自己的过失。拉科西同志指出,在这件事上苏斯洛夫同志给予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巨大支持和帮助。匈牙利同志们特别对苏斯洛夫同志声明中说“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的工作和政治路线都是正确”的这句话,非常满意并表示完全同意。
随后拉科西同志就自己的处境说了几句话。据他讲,现在匈牙利党内一部分落后党员,这样的党员很多,约占匈牙利人口的9%,以及知识分子中散布各种流言蜚语,说拉科西没有能力实现苏共二十大的决议,还说要贯彻落实这些决议,需要的是与过去没有联系的领导人。现在匈牙利有人说,拉科西是亲斯大林分子,过去曾多次报道说,他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是继季米特洛夫[21]、哥特瓦尔德[22]、贝鲁特[23]之后,“斯大林派”的最后一位残余者,所以他这样的领导人不符合时代精神。特别要注意,拉科西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不可能理解苏共二十大从每个国家的民族和历史特点出发做出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决议。
最近一段时间针对匈牙利的宣传机器火上加油,竭力助长一股极不健康的情绪的蔓延。
拉科西同志认为,铁托同志访问苏联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大事件。
我简明扼要总结了铁托同志访苏一事。并让拉科西同志注意进一步改善匈牙利与南斯拉夫关系的重要性。我强调指出,铁托同志向我们保证,为了加强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联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努力。
拉科西同志说,匈牙利准备同南斯拉夫建立最紧密的友好关系。同南斯拉夫人的财务纠纷问题已全部解决了。拉科西强调说,在进行财务纠纷谈判期间,南斯拉夫人表现得不够谦虚,粗鲁,傲慢,他只好竭力克制自己并不断纠正匈牙利的同志们欠妥之话,以免谈判中途夭折。
在谈话中涉及到进一步实现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的实际步骤时,拉科西同志表现得很克制,并提了不少批评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意见。他特别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成功访苏之后,可能会趾高气扬,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现在,拉科西同志接着说,不管是写文章,还是讲话,只能说南斯拉夫好,只要稍稍提点批评意见,南斯拉夫同志就认为是侮辱他们。而他们的缺点很多,仅举一例足可说明问题,他们只完成了播种计划的80%,如果没有美国和苏联的支援,南斯拉夫国内定会发生饥荒。拉科西同志还就与此有关的事给我谈到他同武克曼科维奇·塔姆波不久前的一次会谈。
拉科西同志说,朝鲜战争初期,几个越境跑过来的人给他们带来了南斯拉夫国内的动员令。在接见武克曼科维奇·塔姆波时他曾询问,南斯拉夫有什么必要发布这项命令。武克曼科维奇回答说,南斯拉夫被迫采取这一措施,以防来自东方的入侵。接着他开门见山地说,这个时期南斯拉夫已着手建立游击基地,以防苏军侵犯。
拉科西同志说,鉴于贝尔格莱德苏南联合声明的发表和铁托访苏的成功,匈牙利国内纷纷议论说,南斯拉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环境,既可从西方,也可从东方获取物质利益,匈牙利如能走这条道路也是满不错的。
我对拉科西同志说,现在南斯拉夫无疑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上,而匈牙利应当像我们一样坚定地抛弃过去的错误,勇敢地去巩固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
拉科西同志说,他们清楚这一点,最近就要向铁托发出相应信函。
最后拉科西谈了由于美国人发表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全文而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所出现的一些谣言。
拉科西同志说,他们从莫斯科收到了赫鲁晓夫报告全文之后,摘录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印发给党组织阅读,但为时已晚,因为那时“美国之音”已播放了报告的全文。
与此同时拉科西同志还谈到陶里亚蒂同志的发言,他认为陶里亚蒂的发言欠考虑,观点错误。
这次谈话给我总的感觉是:拉科西同志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即将讨论法尔考什问题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显然是担心公开不为党内所知道的一系列与自己有关的事实。
拉科西同志说了很多由于批评个人崇拜而经常提及他的名字的种种议论。这种情况使他惊恐万状,心灰意冷。
至于谈到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问题,据我观察,拉科西还没有完全抛掉自己身上那个沉重包袱。他在这个问题上步步设防,对前途丧失了信心。
№01034
米高扬同拉科西等人的座谈纪要
(1956年7月13日)
秘密
第1份
今年7月13日上午11点米高扬同志来到布达佩斯后马上就同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和维格同志进行了两小时的座谈。米高扬同志说,苏共中央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非常担心匈牙利局势,因为从所得到的通报和根据资产阶级报刊的材料可以看出,匈牙利国内没有坚强的领导,而敌对分子开始在布达佩斯和地方上为所欲为地活动,扩大自己对群众的影响。一个月前,苏斯洛夫同志在布达佩斯同匈牙利领导会谈后曾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通报,匈牙利同志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党的领导团结和改善匈牙利国内政治状况的措施。但苏共中央主席团对如何实施这些措施还不清楚。米高扬同志请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和维格向他通报一下,党和国家在做什么,为完成同苏斯洛夫同志讨论这事在开始做些什么,有什么结果。
拉科西、赫格居斯,特别是格罗同志坦率地通报了情况,承认匈牙利国内政治状况非常复杂和尖锐。正如从这些通报中所看到的,敌对分子和反对派最近大大加强了自己对党的领导,首先对拉科西同志的攻击。这种日甚一日的怀有敌意的攻击本来不是特别危险,如果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保持应有的团结的话。格罗同志说,团结问题是“问题之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情况就不会有好转。同时,许多中央委员和相当多一部分资深的共产党员对政治局,首先对拉科西同志本人的不信任,就无助于团结的加强。他们认为,拉科西同志对破坏社会主法制和许多正直的工作人员的惨死负有责任。敌对分子利用上述情况,以使政治局在积极分子和全党面前威信彻底扫地。赫格居斯和格罗同志直截了当地说,即使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进行顺利的话(他们对此抱怀疑态度),那么,困难也依然存在,中央的真正团结也不会出现,党将再次陷于困境之中,拉科西本人对此也不否认。他承认,在实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所犯的错误,是最尖锐和最复杂的问题。不论是他本人,还是与会者同志都提不出任何根本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拉科西同志在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对敌对分子的头目不加镇压和逮捕时说,情况是那样的复杂,形势是那样的紧张,以致逮捕也无济于事。他说,我们逮捕一部分人,就会出现另一部分人,我们逮捕另一部分,又会出现第三部分人,这是没有完的。
米高扬同志说,从匈牙利同志这儿所听到的消息中可以知道,达到党的领导的团结,恢复中央委员对政治局的信任,直接取决于拉科西同志是否留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岗位上。当拉科西同志还在主持党的领导工作时,中央就不可能使自己摆脱对当时正直的共产党人进行毫无根据的镇压的指责。中央委员和积极分子对政治局依然不信任,这样就不可能出现团结的局面。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党无法摆脱困难,无法克服今天国内所形成的那种危险局面。在目前情况下,最好是拉科西同志自己提出辞职,以保证党维护自己的领导和便于粉碎反对派分子和敌对分子。同时米高扬同志还补充说,拉科西同志是有病之人,他可去我国好好治疗自己的病。在米高扬同志的这番谈话后可以看出,赫格居斯、格罗和维格同志为这样提出问题而感到高兴。至于拉科西同志,他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愿意辞职,认为这一措施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这是有益的话”——他补充说。拉科西同志还指出,他的健康状况确实很糟,不允许他满负荷地工作。与此同时他担心,在部分党组织和工人中,多少会对他辞去第一书记职务作错误的理解,可能引起困惑不解和不知所措。因此,拉科西同志认为,应该仔细考虑,如何处理他辞去中央书记职务一事,以避免上述可能的麻烦事。
赫格居斯、格罗和维格同志同意米高扬同志的下述意见,即拉科西同志辞去领导职务有助于中央内部建立真正的团结,有助于同反对派分子作斗争。米高扬同志强调指出,同时实施广泛的措施有助于事情的成功。这些措施是拉科西同志辞去党的领导,因为他是反对派整个攻击的对象,认为他对破坏法制比法尔考什负有更大的责任;把新的正直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把匈牙利族的正直的工作人员选入中央的组成之中。
随后,就中央第一书记的可能人选交换了意见。米高扬同志说,为什么不把赫格居斯同志选为第一书记,把萨拉伊同志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呢?赫格居斯同志说,这对他有很大的困难:他不会被资深的党员所认可,所以,他最好还是在部长会议里任职。至于候选人萨拉伊,他和拉科西、格罗等人一样,认为在这个时候,这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虽然萨拉伊是一位有能力的工作人员,但他在国内没有根基,从来也没有从事过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以前他领导过大学生青年联合会,后来在莫斯科学习,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现在在中央工作。他既无所需的国务工作的经验,也无所需的党务工作的经验,所以,任何人也不会支持他这个候选人。
赫格居斯则推举格罗同志作为第一书记最合适的候选人。格罗同志不同意自己为候选人,他列举了以下几条理由:第一,他是犹太人,而匈牙利人当选第一书记更为名正言顺,也是政治上所必需的;第二,他是有病之人;第三,攻击拉科西的那些人,在拉科西辞职后会转而攻击格罗,所以他在这个岗位上将很难使党安定下来。维格同志指出拉科西的反对者认为,格罗几乎同拉科西同样应对1953年前的事件负有几乎同拉科西同样的责任。对此,格罗同志则发表意见指出,这不完全对:在这件事上不能把拉科西和格罗相提并论。而且是他格罗1953年当上内务部长后开始重新审理案件和进行平反工作的。[24]。
拉科西同志说,如果格罗同志被推选到这一职务上,这将是暂时的。可以看出,拉科西同志不支持格罗作为第一书记的候选人。拉科西同志称,当中央全会讨论第一书记问题时,不要忘了候选人卡达尔同志。
格罗同志指出,在现今条件下最好的候选人便是卡达尔,虽然他在过去的活动中,在党的生活转折关头有过某些不光彩的记载。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正直的共产党员,地下工作时期和胜利后是党内一位有经验的领导工作者,他在资深的党员中一直享有很高威信。从事地下工作的资深党员约有8000人。他们在党内和在中央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最支持的候选人正是卡达尔。
拉科西同志说,虽然提出候选人卡达尔有某些风险,但也应该走这一步。我问他有何风险时,他什么具体风险也说不上来。
赫格居斯同志说,卡达尔同志当中央领导欠缺些,最好还是让格罗同志当第一书记,卡达尔同志当第二书记,把科瓦奇同志留在布达佩斯市委的工作岗位上,以代替所通过的把他提到中央第二书记岗位上去的决定。格罗、拉科西和维格同志都不支持赫格居斯同志的这一建议。
大家商定,这一问题应在政治局继续讨论。座谈会由安德罗波夫记录。
№01035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记录
(1956年7月13日)
秘密
与会者:13名匈牙利同志——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以及阿·伊·米高扬同志。
* * *
7月13日下午3点,米高扬同志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开了4个多小时。在这次会议开始时,米高扬同志作了简要通报,阐述了我们对苏共二十大后所形成的政治局势的看法。他强调指出,二十大决议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和为进步力量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提供了强大武器,它加强了世界进步力量的地位,与此同时使许多国家,首先是印度和东方国家以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的状况复杂化。不言而喻,面对这种强大的进攻,帝国主义分子自然要拼命地自卫,自己也想转为进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弱点。波兹南事件[25]就来自帝国主义势力的这种压力及其代理人的阴谋所造成的结果。
由于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所以战争危险性也有所减弱,但斗争现在正以各种破坏形式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展开。从所有这一切方面看,苏共中央以及其他国家的兄弟共产党不能不为匈牙利的情况而担心,因为不允许在匈牙利发生类似波兹南事件的那种突然而令人痛心的事件。而且,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来自敌对分子的压力,最近在匈牙利明显加强。敌人和机会主义分子在日益扩大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吸引他们为打倒党的领导而斗争。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国内实际上在放肆和瞧不起人的敌对分子里正在形成几个平行中心。所谓裴多菲鸣放俱乐部[26]已成了积极行动的组织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指靠纳吉·伊姆雷的右翼分子,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毒化正直的党内同志。党中央纪律松懈,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已溶化在对政府怀有敌对情绪的小资产阶级之中。匈牙利的领导同志实际上对这些敌对分子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可以看出,政权正在从他们手中一天天地逐渐失去。
现在是什么妨碍中央整顿国内的秩序呢?这主要就是它的队伍缺乏真正的团结。中央委员们对政治局和拉科西同志本人不信任,认为拉科西是直到1953年的毫无根据地镇压共产党人的主要的罪魁祸首。十分清楚,只要领导层内不发生应有的变化,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的这种不信任依然如故,这就不可能使团结得到巩固。因此,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了党的利益,难道不应该研究一下拉科西同志辞去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建议吗?这就能使敌对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在这一极其尖锐和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上无法攻击中央。
米高扬同志表示相信,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只要坚决实行必要的措施,一定能使国内政治局势好转起来。对此也有一切必要的前提,况且可以看出,匈牙利经济的发展基础,基本上是健康的。米高扬同志呼吁出席会议的匈牙利同志,对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米高扬同志发言后,全体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都积极地和十分坦率地发表了意见。所有发言的人都对米高扬同志在发言中对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表示完全同意。阿奇[27]、赫格居斯、科瓦奇、巴塔[28]、彼罗什[29]同志都指出,国内形势确实危险,由于存在这种危险形势,不排除敌对分子和反对派分子会公开挑起反革命事端。同时科瓦奇同志补充说,如他所认为的,政治局还没有完全从自己的手里丢掉政权,但事情走到这一步是可能的。格罗同志十分详细地谈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国内存在着一股很强的反革命潮流,它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匈牙利复辟资本主义。得到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支持的这股敌对潮流,从策略考虑,今天不可能公开宣布自己的真正计划。所以,它们把推翻党的现领导和用有助于敌人达到其主要目的那些人来代替现领导,作为自己的近期任务。
格罗同志说,为克服业已形成的困难而应该要立即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达到党中央的真正团结,保证全党,首先是积极分子支持党的路线。为了达到这种局面,应该恢复全会和积极分子对政治局的信任。当对1953年前发生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负有责任的人的问题依然是障碍时,就做不到这一点。格罗同志说,认为拉科西同志是党内进行这种破坏的罪魁祸首,已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他辞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是一项正确的措施,它能提高中央委员会和党的积极分子对政治局的信任。格罗同志强调指出,他认为这项措施是惟一的出路,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打破现今局势的僵局。他说,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已太迟了,实际上已经拖到了最后一刻。赫格居斯、科瓦奇、埃格里[30]等同志也作了同样精神的发言。
某些政治局委员——格罗、赫格居斯、科瓦奇、阿奇、奥普罗[31]同志——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分析了业已形成的局势后,他们以前就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拉科西同志不辞职,紧张局势的缓和就不能达到。科瓦奇和阿奇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出,所以应该解决拉科西同志的问题,不仅是因为他是无根据地镇压正直的共产党人的罪魁祸首,而且是因为他在苏共二十大后不能克服个人迷信的后果,继续用遭到党员群众大力反对的、有毛病的老办法进行领导。科瓦奇同志说,拉科西同志的这种行为,使政治局委员们难于保护拉科西同志免遭敌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法尔考什案件的调查委员会成员科瓦奇和奥普罗同志指出,在调查法尔考什案件的过程中,拉科西同志对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个人责任显得越来越清楚。掩饰这种责任会越来越困难,因为这样做就成了在欺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科瓦奇同志说,在这种基础上很难在中央委员会里创造一种团结的局面。
米高扬同志问,中央委员在哪些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中央书记埃格里同志回答这个问题时指出,有意见的中央委员在发言中都有许多暗示,就是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罢了。格罗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在中央委员中不仅存在着原则分歧,而且对领导也有分歧。同中央路线有分歧的中央委员既没有正式纲领,也没有系统观点。能谈的也仅仅是个别问题。第一类问题与农业合作化有关。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委员瓦什·佐尔坦[32]比任何人都坦率。他说,至少应该推迟10年实行合作化,而拖拉机,特别是“万能”牌拖拉机应该卖给个体农民。还有一些其他意见。例如,必须毫无限制地让价值规律在匈牙利经济中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允许竞争;按照他们的意见,要按照南斯拉夫这个较为民主的样板改革匈牙利国民经济的管理方式。许多同志在西方宣传的影响下,实际上正在滑向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那种表面民主的轨道。
一些政治局委员——麦基什、萨拉伊和中央书记维格说,他们从前总认为只有在拉科西同志的领导下才能摆脱党所形成的困境,但最近他们越来越感到,这是不可能办到了。没有一个与会同志表示反对让拉科西同志辞去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建议的。与此同时,许多政治局委员——阿奇、麦基什、奥普罗、希达什[33]同志——提出应该仔细考虑一下,应该以什么方式来贯彻辞职决议的这个问题,以便在党内和国内不引起任何新的震荡。这些同志指出,拉科西同志在工人和合作社农民中至今仍有一定的威信。他们强调指出,必须正确解释拉科西同志辞去党的领导的原因。希达什和奥普罗同志在提到这个思想时担心,由于对拉科西同志辞职的原因不理解,因而会导致部分农民退出合作社,或者干脆把这看作是右翼分子的胜利。
实际上同意解除拉科西同志领导职务的政治局委员萨拉伊同志同时也担心,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会利用拉科西同志辞职一事把他的战友,或者如他所说,他的“全套人马”赶出领导岗位。可以看出,他表达的不光是自己的意见,而且是在拉科西同志在位时走上领导岗位的许多其他年轻同志,如希达什、巴塔、埃格里、麦基什、维格的担心,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同样也表示了某种顾虑。许多同志甚至说出了这样的意见——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可能会推翻整个政治局。由于这些担心,萨拉伊同志提议,在解除拉科西同志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同时,任命他为专门设立的党的荣誉主席。谁也没有支持这一提议,而许多同志直接反对这一提议,认为该提议不能使业已形成的局势有所好转。萨拉伊同志本人也没有坚持自己的提议。
在发言中一些政治局委员提出了要苏共中央主席团帮助的问题。希达什同志同意米高扬同志对匈牙利国内政治局势所作的分析,同时他指出,匈牙利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现时它在某几种原料和燃料方面在经受着严重的困难。希达什同志建议,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请求苏共中央主席团帮助匈牙利解决确保匈牙利工业的某几种原料和燃料的问题。阿奇和奥普罗同志在介绍国内政治局势时提请大家注意,南斯拉夫报刊和电台、《战斗报》和《政治报》以及诺维萨德市电台正在积极支持反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的那些反对派分子和敌对分子。起这种作用的还有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团的某些工作人员和南斯拉夫驻匈牙利的新闻记者。奥普罗和阿奇同志希望,苏共中央能够在改善共产主义者联盟[34]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之间的关系方面帮助匈牙利领导。同时他俩通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就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和恢复两党之间的正常联系,最近将致函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米高扬同志以插话的方式提出一个问题:这会不会在某种意义上导致消极的结果,那就是致函一事将被南斯拉夫人解释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承认自己软弱,没有南斯拉夫人的帮助就不能改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局势。与会者没有明确回答米高扬同志所提出的问题,但可看出,其他同志支持阿奇和奥普罗的建议。
在会议结束时拉科西同志发了言。他说,他了解当前匈牙利国内政治局势的全部尖锐性和复杂性,本人也在多次思考克服党在工作中所发生的困难的办法。他,拉科西同时也在多次考虑自己辞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所以迟迟没有提出辞职问题,是认为作为党员不应提出这个问题,同时又希望亲自改正他在领导党和国家时所犯的错误。拉科西同志说,他知道他未能改正错误,所以他从党的利益出发(他自己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认为提出辞职是应该的。同其他同志一样,拉科西同志提出,应该以适当方式解释他的辞职声明,以便不因这个声明而引起党的惶恐不安和为敌对分子提供口实,认为他辞去党的领导是他们的胜利。拉科西同志说,看来,他作为一名中央委员,一开始不能积极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因为这会引起党内不正确的解释,但以后他准备为政治局提供必要的工作帮助。
在座谈会结束时米高扬同志就政治局委员在本次会议上所提出的某些问题作了解释。他说,政治局和整个中央在拉科西同志辞去第一书记职务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应该采取措施,确保加强党同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又必须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对党员中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言论,展开富有进攻性的斗争。应该在党内恢复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全体党员,首先对中央委员的纪律,不管他是什么人,确保中央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就像列宁在十大前中央发生了事实上的分裂后在十大上所做的那样[35]。米高扬同志指出,当出现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不执行党经选举产生的机关——集体领导的决议,而推行旨在反对中央的自己的政策时,这种事实就是对党内民主的一种不可允许的破坏行为。中央机关不应该有自己的政策,它应该是中央决议的执行者。所以应该立即清除中央机关里的那些抗拒党的集体领导意志的人。当出现报纸和电台不再是中央路线的传布者,而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支持反党分子和敌视社会主义分子的政策时,这种状况就是对党内民主的一种践踏。一天也不能允许制造国家社会舆论的报刊和电台不在中央的控制之下。应该立即清除不想贯彻中央路线的报刊和电台的所有工作人员。
在说到纳吉·伊姆雷问题时米高扬同志指出,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他的问题,但他个人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意见,也知道某些苏共中央委员的意见。米高扬同志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把纳吉·伊姆雷开除出党是个错误,虽然他因自己的行为应该得到这个处分。如果纳吉留在党的队伍里的话,他一定要服从党的纪律和执行党的意志。由于把他开除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使得同志们自己同他的斗争变得困难起来了。应该坦率地告诉纳吉,他同党斗争,就把自己返回党的队伍的可能性给堵死了。同党斗争之路,就是使其必定走向监狱之路。相反,如果他改变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么,他能指望恢复党籍。许多政治局委员,特别是赫格居斯和科瓦奇同志同意下列看法,即把纳吉开除出党是不正确的,但他们都认为,在这个时刻恢复他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籍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将被视为好像是他的胜利,同时还会加强党内的右倾偏向。如果过些时间纳吉为了党朝着改正自己错误的方向迈出一些步伐的话,那么,可以恢复他的党籍。
根据讨论结果,政治局一致做出结论,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满足拉科西同志辞去他的第一书记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请求,同意他在党的例行的中央全会上发表相应的声明。因此决定,在中央全会上作国内政治形势的报告人将不是拉科西同志,而是另一位同志;
2.拟定把在同反对派斗争表现良好的和联系群众的年轻的匈牙利族干部增补到中央组成中的提案;
3.在近期制定和实施切实可行的计划,打击反党、敌对集团和粉碎他们已经形成的活动中心;
4.政治局委员商定不等中央全会召开立即向反对派开始发动进攻,为此立即在报刊和电台公布和发表支持党和旨在反对反对派的党的会议的决议,特别是工业企业的党组织的决议。发表文章,批驳党刊党报上的那些不正确言论。解除拒不执行中央路线的报纸编辑、电台领导人的职务,追究他们的党员责任。采取措施,清除中央机关里的不同意中央路线并与之斗争的那些人。政治局准备讨论在同反对派斗争中反对中央决议的那些中央委员的问题。
座谈会由安德罗波夫记录。
№01036
米高扬同卡达尔的谈话纪要
(1956年7月14日)
绝密
第1份
1956年7月14日,米高扬同志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佩斯州委书记卡达尔同志交换了意见。谈话之初米高扬同志请卡达尔同志谈谈自己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情况的看法。卡达尔说,他想谈谈在他看来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想谈谈裴多菲青年俱乐部里最近一次讨论会的情况[36]。他指出,毫无疑问,从总体上说,这次讨论会是不正确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但同时他提请米高扬同志注意,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对拉科西和格罗同志所提出的激烈批评是对的。正如卡达尔同志所说,出席讨论会的有三种人:其中之一是正直的和忠诚的共产党人,但他们对拉科西同志怀有不信任情绪,怀疑他能改变领导方法。第二种人是因头脑混乱而怀有对立情绪的人。第三种人是明显的敌对分子。
敌人在讨论会上发表旨在反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策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声明时,许多正直的同志对下列情况理所当然地表示担心,即拉科西和格罗同志会不会重犯以前的错误,特别是在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因此卡达尔讲述了一位前地下工作者在会见青年时的发言。在会见时这位地下工作者说,从前他无限相信拉科西同志,甚至准备为其献出自己的生命。但现在他认为,拉科西同志在领导党和国家时所犯的错误,促使许多党员对他不信任。因此,拉科西同志不能留任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按卡达尔同志的说法,这个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鼓掌欢迎。
在谈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6月30日的最近一项决议[37]时卡达尔同志指出,许多党员对它不理解,认为该项决议与要求在党内开展广泛的批评和加强党内民主的中央三月全会的决议[38]相比,是后退了一步。他说,在《人民自由报》[39]上同时发表赞扬拉科西同志的作用的苏共中央领导就匈牙利解放十一周年的贺电和《真理报》关于谴责由于苏共二十大决议引起的反党批评的文章,在匈牙利同样也认为是后退了。同时卡达尔指出,如果莫斯科同志了解匈牙利的情况的话,他们就不会发出这样的电报。
卡达尔认为,目前在政治局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三个人:拉科西、格罗和科瓦奇。党员认为,在国际局势变得复杂的情况下,拉科西和格罗就会利用这种局势,转而在党内采用以前专横的做法和镇压不合他们心意的那些党员。拉科西和格罗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三月全会的决议虽有某些程度的执行,但那是在压力之下被迫所为。在谈到有关把纳吉·伊姆雷开除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问题时卡达尔同志指出,虽然纳吉·伊姆雷犯了很多错误,但把他开除出党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使得同他的斗争就变得困难起来了,反而为他树立起尽人皆知的斗士荣耀,而为党内许多人所痛恨的法尔考什至今仍然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米高扬同志说,纳吉因自己的行为应该被开除出党,但我们认为,开除他是错误的,原因是,这样就把他置于党的监督之外了。
卡达尔说,遗憾的是,在这个时刻党的领导内没有国家解放初期的那种坚如磐石的团结,尽管那时党刚刚由各种派别和集团组成。那时候党是由进行地下工作的同志和侨居苏联和西方各国的人组成的。此外,大量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党。看来所有这一切似乎应该为党的团结造成困难,但正是那时倒存在着应有的团结、对中央和拉科西本人怀有信任。直到1953年前拉科西同志对正直的共产党人实行专横和镇压,才破坏了党内团结和对拉科西同志本人的信任。卡达尔同志说:我个人完全相信拉科西同志,高度评价他的功绩,甚至在我坐牢时还是把他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加以信任的。我曾坚信过,审判拉伊克是公正的和客观的。但是我在牢中获悉,被押上断头台的拉伊克面对死亡高喊:“为党捐驱!斯大林万岁!拉科西万岁!”在这之后我产生了很大怀疑,不仅对判处拉伊克的正确性表示不相信,而且对拉科西本人也表示不相信。在我平反后,我曾到过拉科西那儿,向他表示了我对拉伊克一案的疑问,建议他客观地重新审理这一案件。但拉科西同志拒绝这样做,声言,他认为拉伊克是有罪的。如果那时拉科西同志能客观地重新审理拉伊克案件的话,我将对他坚信不疑,如同其他同志信任他一样,而他在党内的威信也将依然存在。问题不在于拉科西同志在1953年前犯了错误,而在于他后来对改正这些错误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愿望,尽管全党知道这些错误。此外,拉科西同志本来是能够挽救自己的,如果在苏共二十大决议后他立即着手改正他所犯的错误的话。但他在执行二十大决议方面表现出了不能容忍的慢条斯理,“好像是被迫行动”,不是出自真心。这就是党内对拉科西同志态度改变的主要原因。卡达尔同志说,我们担心随着局势的变化,拉科西同志会重新采用专横的老一套做法,将会把我们这些正直和忠诚的人投入监狱。
卡达尔同志说,按他的看法,目前在党内还没有已经形成的任何派别。但是甚至在中央机关自身也存在着不是有组织的集团,它们经常不按党的原则讨论党内形势。已经有这样的事实: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去地方党的机关,从事反对政治局路线的勾当。例如在中央州委书记的一次会议上,在萨拉伊同志的报告中以及在绍莫吉州委第一书记的发言中都谈到了这一情况。为了及时防止传播这种闲话,绍莫吉州委第一书记提议暂时停止布达佩斯同地方机关的联系。因此卡达尔提醒人们说,霍尔蒂当时曾竭力制止布达佩斯同地方机关的联系,因为无产阶级影响就是由首都传播到那些地方的。卡达尔同志指出,问题不在于由布达佩斯传出的影响,而在于最近党内已经形成的整个不健康的形势。
卡达尔同志在回答米高扬同志的匈牙利最近反苏情绪有所加强是否对的问题时表示,还不能作这样的结论。他认为,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在人民中一向很强。也存在反苏情绪,但他不认为,反苏情绪在最近有所加强。
民族主义情绪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蔓延得尤为厉害。1945~1946年就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和巴奇州问题有过反对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某种程度上的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的言行。认为,在把特兰西瓦尼亚由匈牙利移交给罗马尼亚的过程中,苏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0]。卡达尔还顺便说,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所以有所发展,是因为报刊曾千篇一律地组织了宣传苏联在科技领域的成就的工作,而低估了匈牙利科学家和其他专家的成就。按照苏联的榜样,匈牙利禁止获取外国的技术书籍,特别是西方的技术书籍。匈牙利科学家认为,这是受苏联影响和压力的结果。在许多教科书里,几乎三分之一材料是颂扬斯大林和赞美苏联的,这同样引起了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反感。从前他们对这些情绪都默不表达,而现在则完全公开谈论。卡达尔同志说,由于批判苏共二十大决议所揭露出来的错误,我们对苏联领导人的评价“变得不怎么高”,但我们现在认为,他们离我们更近了,可以前他们是高不可攀的。
卡达尔同志说,反犹太主义在匈牙利,甚至在一部分工人中确实存在。1947年无数工人曾试图施行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这种情绪还是在霍尔蒂时候形成的并由萨拉希分子[41]千方百计煽动起来的。党本身不存在这种反犹太主义倾向。当拉科西还没有实行专横时,党内任何人也没注意到在党内领导中有许多犹太人的这种情况。有的是对领导的普遍信任。在对许多正直的非匈牙利族干部实行镇压和专横后,许多共产党人情绪转而反对党内领导中的犹太人。
卡达尔同志在回答米高扬同志有关当时遭受非法镇压的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情绪时说,这样的人有三类。其中一部分人的情绪是公开敌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希望恢复社会民主党。另一部分人脱离政治,态度消极。以前政治局委员马罗山[42]为首的第三部分人想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忠诚地工作。
对于加入了统一党的社会民主党人领袖萨卡希奇[43],卡达尔同志说,他警惕性较高,对自己现今的状况不满,但可把他安排在某种荣誉岗位上,他会有益于党的,因为他在人民中享有一定的威望。卡达尔同志在谈到另一位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瓦伊达[44]时说,同样应该把他安排在某种重要的工作上。例如,安排在国家计委,这会有助于改善瓦伊达本人和少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的情绪,因为瓦伊达在这部分人中享有一定的威信。
卡达尔同志在回答米高扬同志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成员中谁配得上入选政治局的问题时说,按他的意见,罗奈伊[45]是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的一位正直的人,但此人不是一位开拓进取和有声望的政治家。从前受过社会民主党人影响的许多工人把他视为看风使舵的人,他不能保护自己以前的朋友免遭拉科西的迫害。按卡达尔的说法,这就降低了罗奈伊同志的威信,但卡达尔依然认为他是有益的人。卡达尔认为,马罗山是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成员中最有用的一位。他把他视为一位正直的共产党人并认为,把他选入政治局那将是有益的。
米高扬同志说,由于交谈比较坦率,他想向卡达尔同志提几个与他过去活动有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令卡达尔不愉快的话,那么,他可以不回答。卡达尔同志说,这怎么会使他不愉快呢?他乐于回答这些问题。米高扬同志问,在什么情况下和因什么理由在1943年解散了匈牙利共产党。卡达尔同志说;“根据我的倡议,领导在1943年解散了党,这是事实。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我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错误,并采取措施改正它。遗憾的是,那个时期的党的活动现在没有人研究,那时党内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一点也不知道。当时只有12个人未被捕。党处于极端的秘密状态之中,处于各种合法组织和部分社会民主党的掩护之下。1942年恢复党的尝试导致了大规模的失败。所以,在托豪泽尔、卡达尔、西尔马伊和彼得[46]参加的在1943年举行的党的领导会议,在共产国际的解散决议和1936~1940年时期的工作经验的影响下,一致做出决议,解散党。事实上我们没有解散组织,只是散发了解散共产党的传单。我们考虑,以什么名称可以继续我们组织的活动。关于这个名称曾经有过几个提案。我们采用了‘和平党’这个名称,因为为和平而斗争的思想这时在人民中最受欢迎。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们免遭镇压。”
通过这一决议时有没有取得关在监狱里的那一部分党的领导人的同意?卡达尔同志在回答米高扬同志这一问题时说,他们当时从收到科瓦奇同志的信函中得知,科瓦奇同志同意解散共产党和建立新党,但不同意新党的名称。米高扬同志指出,根据他现在掌握的情报,匈牙利共产党人在苏军解放匈牙利后便马上积极投身到恢复人民政权的工作之中,而卡达尔同志有一段时间是置身于这事之外的。米高扬同志问:“这对不对?如果对的话,那么,是什么原因?”卡达尔同志说,这些情报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在苏军包围布达佩斯城时他和科瓦奇在城里。当苏军解放布达佩斯郊区时,他和科瓦奇曾迎接苏军,瓦什·佐尔坦是他俩遇到的第一个匈牙利人,而过了不多一些时间,又迎来了拉科西。卡达尔同志强调指出,不能说他这段时间没有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因为他在解放布达佩斯的战斗中已经就积极地参加了党的工作。
卡达尔在谈到自己时说,他不希望担任责任重大的职务。平反后他曾到过拉科西同志那儿。拉科西同志对卡达尔说,党的领导想为所有得到平反的同志恢复他们在逮捕前所担任的职务。卡达尔同志说:“这指的是恢复我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但拉科西同志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这样做的借口是,他,卡达尔曾是1943年解散共产党的罪魁祸首,尽管这一事实大家还是在其逮捕前就知道的。”卡达尔说:“当我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副总书记时,任何人也没有把这事实当作是我的一条罪状,但平反后提出这一事实来反对我,作为阻挠我恢复政治局委员的原因。”卡达尔同志说,他从中看到,拉科西同志在寻找种种原因和理由,以便使他和在当时遭到非法镇压的其他同志得不到真正的平反。卡达尔同志说,在一次中央全会的前夕,曾提议他担任党的州委第一书记职务,而他以前只领导过布达佩斯市区中的一个区委。卡达尔说,为了事业,他不反对去担任较重要的工作。但他看到,这种提拔不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政治局能够在全会上说,政治局似乎在实实在在地进行为共产党人平反的工作。卡达尔说,正如他认为的,现在就是按这种理由打算把他提升到政治局的。卡达尔强调指出,他一向忠于党,甚至在监狱里,在被不公正地判为罪犯时也是如此。就是现在他也乐意完成党所委托他的任何岗位的工作。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相信拉科西同志是真心提拔他,而是在压力下这样做的。卡达尔认为,没有充分的信任,就不会有卓有成效的工作。卡达尔说,当然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要做到完全的不偏不倚,这对他来说也是困难的。
在交谈结束时卡达尔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这儿许多人都说,苏联同志常常干涉匈牙利事务,但总是不成功。为什么他们现在不干涉我们的事务呢?也许,现在这次会成功。”米高扬同志报以一笑。
交谈后米高扬同志请卡达尔共进午餐。卡达尔情绪很好。他对自己同苏斯洛夫同志交谈作了美好的回忆,并说,他谈话的精神,同与米高扬同志谈话的精神一样。
№01037
米高扬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报
(1956年7月16日)
机密
禁止复印
速发
特档
苏共中央:
1.为了补充我的有关推荐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通报,对这一问题我提供一些详细情况。
格罗同志在同我事先谈话中不同意我把赫格居斯同志作为第一书记候选人的建议,同时他提出卡达尔同志当候选人,不同意自己当候选人。可是在没有我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没有推荐卡达尔作为第一书记的候选人,而是提议赫格居斯同志作为候选人。其余政治局委员不同意这一提议,坚持格罗同志作为候选人。拉科西同志曾在政治局提议卡达尔作为候选人,但说得不坚决,因此也没有得到支持。
格罗同志没有同拉科西和赫格居斯同志一起到我这儿来通报政治局讨论第一书记候选人的结果,他请拉科西同志向我转达,如果我们苏联人怀疑推荐他为候选人是否合适的话,那么,他就不同意政治局推荐他为候选人的决定。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格罗同志在同我事先谈话中的立场和在没有我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的立场,带有策略手段的性质。看来,他内心始终赞同自己作为候选人,但又想同我们的愿望不发生尖锐矛盾。
2.中央书记维格同志就政治局讨论拉科西同志的问题,向我说了如下一点详细情况。萨拉伊同志建议,在接受拉科西同志辞去第一书记职务后,应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反对这一建议,所以拉科西同志发言称,就他所知,我要他辞去第一书记职务的建议,并没有规定他要离开政治局。其他政治局委员向他解释说,在我的发言中直接指出,拉科西同志既要辞去第一书记职务,也要辞去政治局委员一职。
由此我得出结论,拉科西同志辞去第一书记职务不是自愿的,而是迫于环境的影响。
看来,他要争取留在匈牙利党的领导之中,留在政治局,以便以此保住自己在党内的实际领导。除了萨拉伊同志外,其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都拒绝了他的这些贪求。
阿·米高扬
1956年7月16日
№01038
米高扬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报
(1956年7月18日)
机密
禁止复印
速发
特档
苏共中央:
7月17日早晨,我同格罗和赫格居斯同志进行了坦诚的交谈。格罗和赫格居斯同志问我同不同意参加中央全会[47]的工作。我反问,这样做好吗?他们说,那当然好啦!于是我同意了这一建议。
我问他俩,不可理解的是,有人打算要对作为拉科西辞职后的第一书记格罗同志发动进攻,可能决定让格罗同志在中央全会结束后马上去休假。这点能助长对格罗同志的进攻和使其垮台。据他俩认为,这种进攻是非常厉害的。有什么办法和力量来击退这种进攻呢?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把格罗同志推选为第一书记职务后,现在我们无法使他作为政治局委员留在党的领导岗位上呢?格罗同志说,如果选他为中央书记,他将不会在全会后不到两个月就去休假,否则会有危险性的,他的反对者将会对他发起进攻。所以,他希望,不要选他为书记,但政治局没有找到别的办法。
为了在中央全会上不出意外之事,我建议他俩当天晚上让政治局委员同最有影响的中央委员或会反对政治局决议的那些人举行非正式会见和谈话。
晚上,同拟定增补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同志单独交谈了5个小时。然后就全会工作的方针问题召开了政治局委员会议,之后又召开了政治局委员和全会的其他18名参加者——最有影响的且会反对中央政治局决议的中央委员的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约有30名全会参加的人。
讨论结果是:
1.对拉科西的辞职问题大家发言都表示同意。不过一些人表示惋惜,另一些人甚至说,这会使党震惊,因为最近几个月党的全部工作都主张支持拉科西。
2.对中央第一书记问题,除了两个人外,所有发言的人都表示同意格罗为候选人。瓦什·佐尔坦则推荐政治局委员奥普罗同志为候选人。他说,今天我们有拉科西问题,半年后又将出现格罗问题,但其余的同志谁也没支持奥普罗为候选人。瓦什·佐尔坦在第二次发言的最后自己也表示同意格罗为候选人,条件是,如果中央全会接受他为候选人的话。诺格拉迪[48]同志建议不设第一书记,由政治局委员轮流担任会议主席。这一建议也未得到支持。大多数发言者同意格罗为候选人,但也提出了主要与格罗个人性格及其工作方法而不是与政治原因有关的一些条件。虽然个别同志说,对拉科西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格罗同志的。大多数发言者说,格罗同志对人很严肃、很生硬,不能容忍批评,不接受同志们的建议,没有耐性,不能容忍与其不相一致的那些同志;有一位同志甚至说,他不爱人民,而他应该爱人民。一位州委书记说,大家都尊敬格罗同志但他应该做到使大家也爱戴他。有两个发言者说,格罗同志应该考虑一下,列宁对斯大林在容忍和正确对待同志方面所写的意见[49]。
3.对法尔考什一案大多数人说,应该在全会上彻底解决他的案件,不要提起诉讼。雷瓦伊也持这种意见。他说,中央全会决议将取决于法尔考什本人的行为。卡达尔说,不要让党为这一案件而受损害,应该把法尔考什与党分开,那就可以审判他。一个拟定为政治局委员,另一个拟定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两个社会民主党人——马罗山和罗奈伊发言讲得好。他们说,法尔考什一案不能夸大,也不能再拖下去,因为这样只能对党带来损害。他们没有批评格罗同志,但对拉科西的辞职表示遗憾。
在中央全会召开前夕进行这样的事先交换意见,决定了全会工作的性质。今天7月18日早晨9点中央全会开幕。全会前夕已经商定,应该改变一下问题讨论的程序,领导成员的组成问题不是作为第四个问题提出来,而是作为第一个问题提出来。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马上就使中央全会的工作有了必要的方向。中央全会工作从拉科西的有理由的辞职声明和赫格居斯同志代表政治局所作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组成的人员变化的报告开始。
对拉科西问题的发言,都带有全会前夕所说的那种性质。有较多数量的人对拉科西的辞职感到遗憾,有两名中央委员建议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另一些人说,全党刚刚还在主张无条件地支持拉科西,而现在则通报他辞职,这可能会引起党员的震惊。前社会民主党人发言,一方面对党的威信表示忧虑,另一方面对领导表示支持,对拉科西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相反,对他的辞职表示惋惜。讨论人员问题带有政治性,提出了许多政治论据,因为报告人赫格居斯都为每一个候选人提出了相应的理由。在一些中央委员发言后,格罗问我想不想发言。我回答说,不打算发言,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不反对发言,但不知什么时候让我发言,让我讲什么问题。他说,最好是再过几个发言人,在讨论有组织问题时发言。我说,我的发言将带有政治性,不会涉及个人。他对此表示赞同。不算翻译时间,我讲了半小时。我告诉与会者,我党和各兄弟党都对匈牙利的命运表示担心,在波兹南事件的教训后,都不希望匈牙利也发生某种类似事件。我说,我的任务是,向苏共中央通报,匈牙利局势怎样,我们的担心有多少根据。然后我比苏共中央关于个人迷信决议要详细得多地讲述了陶里亚蒂在其发言[50]中所谈到的批评性意见。根据印象,这很有效果。之后我分析了波兹南事件说,他们的裴多菲俱乐部讨论会,是没有开枪的意识形态的波兹南。但应该记住,波兹南也没有直接的反革命攻击。因此匈牙利共产党人对裴多菲俱乐部没有提出反革命口号一事不应该高枕无忧。我指出,该讨论会里的共产党人的行为说明,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党性涣散的因素,因为那里的共产党人同小资产阶级阶层溶为一体了。许多中央委员在中央外反对中央的那种事实说明,党的领导存在着涣散因素。匈牙利忽左忽右几乎有三年了。或许在这次全会上她会结束这种现象,或许这种现象将继续下去。这就是说,匈牙利人将不会有一个列宁式的党,这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意见,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和主张共处的口号不要求,而是排除在意识形态上作让步,同敌对观点进行调和。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匈牙利应该消除党性涣散的任何因素、恢复对中央委员和一般党员的纪律和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发起进攻的原因。我说,拉科西同志的辞职,是符合共产主义精神和党性的举动,因为这是从加强党的团结的利益出发的。关于充实党的领导组成的提议,将会加强中央权威的根基,使因不公正而被解除领导职务的许多同志,其中包括前社会民主党人恢复领导工作,把联系群众的新的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这就为本次全会揭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历史上新的一页提供了一切条件。
之后我说,听到下面的意见很高兴。例如,大多数中央委员关心党的利益,在昨天的会议上主张,法尔考什一案应在党内解决,不要把其拿到党外去解决,也不要进行公开审判。法尔考什自己应该受到碎尸的判刑,但这涉及的不是他,而是党。中央应该提出党内最严厉的惩罚措施来,这样解决案件最好。如果进行审判,党忽左忽右的毛病就要继续下去,她在群众面前的威信将下降得更厉害。在谈到纳吉·伊姆雷时我说,把他开除出党是个错误,虽然他应该受到这种处分。遗憾的是,纳吉·伊姆雷在被开除出党后,又犯了新错误,这种办法是不能使其恢复党籍的。相反,这种办法只能使其走向反面。对此应该直接告诉纳吉·伊姆雷,让他知道,如果他想回到党内来,他就应该同党和解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最后我说,我希望在全会后能够告诉我党中央,我们可以不用为贵党的命运担忧,匈牙利已经在党内建立起坚强的领导和牢固的团结了。
格罗同志提议我在全会中间,过几个发言者后发言,目的是对以下发言的走向施加影响。他的意见是对的。甚至持反对派立场的发言者已都本着团结、比讨论前夕更信任中央成员及其领导的精神发言。对候选人格罗同志的意见还是前一天的那些。值得注意的是,有20多名中央委员在两天内都对格罗发表了意见,他们全都强调了他个人性格方面的缺点:不容忍批评、对同志狭隘偏执;一些人甚至强调指出,他对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态度冷淡严酷。对他的这些批评性意见都很坦率。会上没有提出任何其他候选人,他是一致通过当选的。所有其余增补的中央委员和被选入政治局的人,大多数都被一致通过,有2~3个人才有1或2张反对票。
一些具有反对派情绪的中央委员不仅在全会前夕,而且在全会期间一直要把卢卡奇[51]推荐到中央委员会。卢卡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他不仅在旧时,而且在现在都容许意识形态多样化,完全支持陶里亚蒂,认为法国党是宗派主义的党,即重复南斯拉夫人以前所说的那一套,而只是现在不这样宣传罢了。格罗和赫格居斯同志反对卢卡奇当候选人是基于下述考虑:为了领导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把他选入中央委员会是不对的。这样没经投票就使这个候选人落选了。
如我通报过的,我曾打算让雷瓦伊这个候选人落选,因为他有病,但在其在全会上作了出色和具有原则性的发言后,我随后便放弃了这个打算。而且他也不想放弃自己为候选人,一些资深共产党人得到安慰,有助于党的领导的团结。增补为中央委员的还有地下共产党员霍尔瓦特·伊姆雷[52],他最近几年曾在驻各国的外交岗位上工作,在苏联受过教育。根据我国同志们提供的资料,他对我们的态度很好。打算让他当外交部长,替代赴莫斯科学习的波尔多茨基[53],推荐主管重工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希达什同志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替代格罗同志。推荐前社会民主党人、选入政治局的马罗山为主管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也就是他逮捕前担任的职务。
结果是:接受了一名政治局委员——拉科西的辞职,选举了几名新的政治局委员:前政治局委员和3年前得到平反的卡达尔、因1953年精简政治局成员而退出政治局的雷瓦伊、监察委员会主席、久经考验的工人党员基什[54]、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 前政治局委员马罗山。现在一共有12名政治局委员[55]。如果雷瓦伊同意放弃自己为候选人的话,那么,就只有11名。根据健康状况,雷瓦伊也只能有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另外还选举了两名新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前社会民主党人和议会主席罗奈伊、工会理事会主席加什帕尔[56]。根据匈牙利党章程,许可中央增补委员占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人数的15%。在这次全会上这一章程权利得到了充分利用,在过去曾被非法解除领导的人中和在州委书记、市委书记和匈牙利族的年轻干部中增补了14人。
选举后的第一天听取了格罗同志作的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持续了两小时,内容很好。因为担心外国报刊会很快获悉全会的这些决议和通过无线电向匈牙利广播,从而匈牙利居民从外刊外电中获悉这些内容,所以决定,在当天先向区委书记通报所通过的决议,以便让他们再向党组织通报。同时还决定,在当天发表格罗同志的讲话,然后通过电台广播全部内容。到傍晚我所得到的消息是,一切组织得井井有条。
决定7月19日不召开会议,各中央委员分赴到布达佩斯和外省的各工厂和党组织,解释中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动员党员支持这些决议。打算在星期六晚上结束全会工作。党内情绪正发生急剧变化,最近几天报刊不再对党发表批判性的意见,而且还刊登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和决议。大概全体会议与会者分赴各地参加工人大会解释中央决议,这将推动事情继续向党及其领导团结的方向发展,向恢复在群众中的威信方面发展。根据一切情况看,同志们对全会进程表示满意,而且现在也相信自己的力量了。
阿·米高扬
№05890
谢罗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7月26日)
绝密
兹呈报:
据我们从高级顾问处获得的匈牙利内务部的情报得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以后,作家和新闻记者中的右派和反对派分子声言继续进行反党活动。
例如,新闻记者福尔杰什·彼得与内务部一位情报员谈话时声称:
“……我曾与纳吉·伊姆雷交谈过,他对撤销拉科西的职务表示满意,并认为在这个过渡时期要与拉科西进行谈判。纳吉·伊姆雷对其支持者说,卡达尔·亚诺什将告诉他何时采取行动。现在纳吉·伊姆雷没有活动,因为纳吉·费伦茨(匈牙利前总理)目前在维也纳,他不希望人们将他的路线与纳吉·费伦茨的立场等量齐观……”
支持作家中右派集团活动的作家阿采尔·塔马什对自己周围的人说,选举卡达尔和卡罗伊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将大大加强这个集团的活动。他还声称“我们应该继续支持纳吉·伊姆雷,并争取为他彻底平反,为出版自由而斗争。我们应该力求使人们不再称我们是右翼反对派支持者,并让他们承认裴多菲小组的全部活动就是党的活动”。
斯大林工厂的工作人员(劳动青年联盟成员)埃姆贝尔·玛丽亚谈到裴多菲小组活动时,援引自己朋友们的话说:“……裴多菲小组的青年是在拯救国家……裴多菲小组的成员也是共产党员,不过是不愿照搬俄国那一套方法的匈牙利共产党员罢了。裴多菲小组发动的这场思想革命将继续搞下去。如果说我们裴多菲小组成员是三月人民起义者(1848年革命),那么纳吉·伊姆雷就是我们的科苏特·拉约什[57]”。
社会民主派人士把拉科西同志离开中央委员会领导岗位看作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策的失败。
今年四月被平反的社会民主党前领导人霍尔瓦特·佐尔坦和其同伙谈话时说:“……应当迫使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兑现诺言。格罗政权维持不了一年。雷瓦伊不会容忍萨拉伊·贝洛待在政治局……萨卡希奇·阿尔帕德(社会民主党前领导人之一,今年四月被释放出狱)不应该和这个匪帮团伙合作……掌握各种职权的社会民主派人士要提高警惕并迫使格罗遵守施政纲领……”
被解散了的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原领导人和其他反动分子把匈牙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决议看作是他们为改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现行制度的斗争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公证人巴罗什万·伊斯特万声言:“撤销拉科西的职务是事态发展的自然结果。任命格罗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这是玩火,因为各行各界公认他是共产党中的极左分子……国内的反抗正在加剧,农民阶级将暗中破坏粮食收购工作,工人阶级将以怠工破坏生产,而知识分子将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几周后将爆发公开起义和暴动”。
来自小农党的前议员、电讯社负责人博尔加尔·伊斯特万说:“党内的变化仅仅是第一步。中央委员会里拉科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将爆发激烈斗争。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将继续下去”。
来自1947年被解散的资产阶级民主党的前议员米克洛什·伊姆雷在自己周围的人中进行诽谤性宣传。他说:“解除拉科西职务是消灭中央委员会巢穴的第一步。党内有人错误地认为拉科西下台已解决了所有问题。相反,他的下台只是掩盖住了中央委员会被消灭的进程。未来的1957年将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一年。现在应当把全部舆论宣传都集中在反对新的政治局上。应该利用拉伊克的妻子、纳吉·伊姆雷和所有反对中央委员会的人……”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伊·谢罗夫[58]
№05852
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56年8月27日)
绝密
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体会议前夕,国内政局急剧紧张起来。那些视匈牙利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最薄弱一环的敌对分子积极行动起来,公开反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在自己的颠覆活动中,他们依靠了匈牙利富裕的那部分农民,依靠了从前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和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不满分子,利用了西方宣传对国内大众特别是天主教会和各种民族主义分子的巨大影响。促成国内局势恶化和敌对分子活跃的还有:我们的朋友在经济政策上所犯的错误,以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导致匈牙利长期盛行对拉科西同志个人崇拜后果的党内民主的削弱。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所犯的错误,引起党内一部分人,尤其是党的积极分子的严重不满。他们担心一旦有适宜的气候国内会重新兴起对拉科西同志的个人崇拜,重新推崇迫害正直共产党员的做法。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受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的热烈欢迎,非常缓慢地被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实现着,党的领导,首先是拉科西同志是一些抵制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敌对分子,具有反对派情绪的分子利用这种情况,打着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幌子,开始反对党的领导。国内局势日渐复杂,还因为党没有一个鲜明的、确定的行动纲领;政治局和拉科西同志本人背着过去错误的沉重包袱,在对敌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犹豫不决,表现出张皇失措的消极因素。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软弱无力地在党和劳动人民面前提出诸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降低成本、厉行节约等一些任务,不完成这些任务就无法在经济建设中取得成就。同时匈牙利许多负责人做出提高生活水平、给农民新的优惠、为他们增加贷款等等许诺。敌对分子在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体会议之后的初期张皇失措,没有立刻找到进行颠覆活动的坚实土壤,现在开始利用我们同志的优柔寡断。敌人和反对派分子利用最近在一部分匈牙利劳动人民中广为蔓延的依赖情绪,煽动不仅仅在提高生活水平,而且是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向政府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例如在不久前举行的一些劳动者集会上提出取消征税、增加工资、开放奥地利-匈牙利边界、停止农业合作化等等要求。敌对分子企图用这样的手段让我们的朋友陷入困境,他们知道,在现阶段解决这些新的要求是不可能的,而其中某些要求不损害党和人民民主国家政策是根本无法满足的。从和匈牙利同志的交谈中得知,最近他们自己也觉察到这一现状,但是目前还未采取能保证实行坚定路线的果断措施。
敌对分子竭力提出诸如让拉科西同志退职、拒绝今年国内公债发行及其他一些对他们是胜利而对我们的同志则是退却的方案。正如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展现党的路线的坚定性、国家政权的稳固性尤为重要。然而,匈牙利的同志们却试图避免可能的复杂化,采取退让的路线。而我们认为,他们这样做助长了敌对分子和反对派分子的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众所周知,6月27日在“裴多菲”俱乐部的辩论中,许多作家,如代里和塔尔达什,提出了在匈牙利进行“新革命”的反动要求,竭力诋毁党的领导等等。当时政治局正确地批判了他们蛊惑人心的反革命言论,而且党的监察委员会将代里和塔尔达什开除出党。可是现在,根据格罗和萨拉伊同志的声明,我们的朋友打算同意把代里选入匈牙利作家协会的领导机构,想委任他编辑新的文学美学杂志,而且还声称,不排除恢复其党籍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月前在作家党员会议上讨论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今年6月30日关于批判“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言论的决定。所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作家都反对该决定,只有一个人——《明星》杂志的编辑基拉伊同志在众作家的笑声和嘲讽的呼声中表示赞成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不久前我们得知,基拉伊同志曾被叫到市党委,建议他离开杂志编辑岗位,理由是作家们会抵制该杂志,因为“基拉伊路线与其他作家路线大不相同”。我们认为类似的举动证明领导没有坚定的立场。
许多匈牙利同志,特别是我们与之交谈过的党委书记们,都表示这样一种意见: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向敌对分子做一定的让步,试图以此安抚他们。这样的路线在一段时间内的确会使我们的朋友避免与反对派分子冲突,但是从其基础上讲,这种路线是错误的、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匈牙利的同志们逐渐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我们的朋友面临着一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严重任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供的数据表明,以今年6月30日为准,匈牙利计有4863个生产合作组,有343万4000社员、组员。这些合作社占有247万9000霍尔特精耕地,约为全国耕地面积的20%。1956年上半年农村合作化速度比去年同期加快。去年上半年成立了有25000社员的101个合作社,而今年上半年则建立了327个新合作社,入社的有55000社员。在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体会议上,佐洛、绍莫季、博尔绍德等一些州委会在实行合作化方面所犯的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敌对分子企图利用这些谴责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在农民中进行相当广泛的宣传,号召他们脱离合作社。需要指出,这些宣传并非没有作用。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在佐洛、绍莫季州、大约有100个村里的农民递交了要求解散合作社和退出农业劳动组合的申请。最近2~3个月,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明显减慢了。5月1日到6月15日,有5591人加入合作社,而6月15日到8月1日,总共只有1000人加入。
巩固国内政权问题的解决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团结、政治局威信和在党内影响提高的必要性紧密相关。
目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是相当松散的,自己仅联合了匈牙利总人口的10%(87万党员和预备党员)。党内有30万~35万原社会民主党人,此外还有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乃至其他混进党内的分子,给党内带来异己的反共思想影响。还要特别注意下述情况,在匈牙利党的积极分子中有许多不满的人,他们曾受过领导的委屈。其中的一部分对普通党员产生消极影响。这些都使匈牙利的领导现状复杂化,给党和国家的领导造成不小的困难。当时党的领导威信在普通党员的观念中是同拉科西同志的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目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正在进行消除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现象的巨大工作。但是,消除了个人崇拜之后,匈牙利同志暂时还未能提高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集体领导的威信。政治局及个别领导人缺少应有的威信,是匈牙利同志信心不足、行动前后不一的根本原因之一。
因此,大使馆认为,我们的匈牙利朋友当前尖锐地面临着提高党的领导威信的任务。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能够给予相当大的帮助。
1.在本年年底邀请以道比·伊斯特万[59]为首的——有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活动家(格罗、卡达尔、罗奈伊、赫格居斯等人)参加的匈牙利政府友好代表团赴苏联是适宜的。这样一个代表团到来及其与我党领导人的会谈无疑有助于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威信的提高。我们认为必要广泛报道该代表团的苏联之行。最后应发表联合公报,指明无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还是在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苏联与匈牙利双方都具有充分的相互理解。
2.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首先是关于诸如党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专政必须巩固、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文章大有益处。准备上述文章时使用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具体材料和数字非常重要。
3.在本年底派遣一个苏共中央委员会系统的党代表团赴匈牙利是适宜的。其成员应包括许多著名党务工作者。该代表团此行的官方目的应是学习匈牙利党务工作经验(像匈牙利同志在我国所做的那样)。实际上这个代表团通过向匈牙利同志介绍苏联共产党的工作经验,能够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
4.组织苏共领导人同那些将在苏联休假的匈牙利同志交谈也是适宜的。和格罗、卡达尔、罗奈伊、霍尔瓦特·马尔通[ZW()[ZK()霍尔瓦特·马尔通(1906~1987)——1945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45~1949年和1954年7月~1956年10月为党的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责任编辑。[ZK]][ZW]]同志的这种交谈会特别有益。这个活动有助于匈牙利同志的成长,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提高他们的领导水准。
5.我们认为有必要委托苏联农业部和苏联国营农场部详细拟定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互派农业代表团的计划。最好今年年底派遣我国的农业先进工作者代表团前往匈牙利。他们会在同匈牙利农民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交谈中介绍苏联农业领域所取得的成绩。
匈牙利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对于我们的朋友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最近半年来两国紧张的关系有所缓和。南斯拉夫偿付赔款一事达成一致意见,使建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之后,这一点变得特别明显。两党的关系改善至今停滞不前,原因在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由拉科西同志领导,而南斯拉夫领导对他持否定态度。南斯拉夫同志也不隐瞒不满意让格罗当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候选人。一直到最近,南斯拉夫报界都在大力支持匈牙利的反对派分子。米高扬同志同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贝尔格莱德会谈后,南斯拉夫报界对匈牙利事件报道的腔调有所缓和。但直到现在,南斯拉夫的报刊和电台仍有一些言论,按匈牙利同志的看法,是对匈牙利国家内政的干涉。例如,今年7月20日的《政治报》写道:“拉科西下台后乐观的活跃景象占了上风,一个大的障碍扫除了,但这还没有万事大吉”。今年8月7日的《共和国报》刊登了一篇有关格罗同志的文章。文中竭力把他的活动同拉科西同志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例如,文中说:“……党的观察员不认为这一妥协会是稳定不变的。纳吉·伊姆雷的拥护者试图把对党的监督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年8月21日的南斯拉夫周刊、社会政治杂志《新闻周报》刊登了伊万·伊万尼亚的文章《没有拉科西的匈牙利》,文中指出,知识界认为拉科西不能独自为匈牙利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盲目效仿苏联,只是莫斯科保着他的职位。下面伊万尼亚写道,许多和他交谈过的人都对格罗同志接替拉科西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感到失望,因为格罗同志的声望不高,而且他的政策实质上将是拉科西同志政策的延续。今年8月23日《斗争报》刊登了一则关于为纳吉·伊姆雷平反的虚假报道。同时声称应当平反的不仅是纳吉个人,而且还有他的政策。匈牙利同志将这篇文章视为南斯拉夫方面对匈牙利领导施加某种压力的企图。
南斯拉夫代表团在布达佩斯展开了积极活动:它组织各种招待会,邀请持对立情绪的匈牙利人参加。在他们中宣传所谓社会主义建设的“南斯拉夫道路”的优越性。不仅如此,代表团的个别工作人员,特别是商务参赞米亚托维奇,在参观企业时向与之交谈的匈牙利同志大肆颂场社会主义建设的“南斯拉夫道路”,在不少场合发表反苏言论。
南斯拉夫同志的这种举动对匈牙利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实际情况产生了不良影响。应该估计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有一部分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一部人,赞同南斯拉夫报界所持的立场。一些党员公开宣称,由于仿佛是民族情况不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比“苏联的”更适合匈牙利。这些人极力散布臭名昭彰的所谓“民族共产主义”理论。在布达佩斯市的一个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区党委书记宣称,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应该“介乎匈牙利现在做的和南斯拉夫做的之间”。在某些匈牙利党积极分子中间有这样的论调:说铁托同志在苏联受到尊敬,因为他当时敢于执行一条不依赖于苏联的独立路线。
匈牙利同志对待南斯拉夫没有一条坚定、鲜明的路线。几个月前他们还对南斯拉夫领导表现出毫无根据的不信任,而现在在个别领导同志发言中却表现出对南斯拉夫领导谄媚的成分。产生不良影响的还有一种情况,匈牙利同志至今不阐明含糊不清的东西:由于南斯拉夫领导某些讲话而出现在党员中的错误观点。结果是南斯拉夫同志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匈牙利领导沉默,虽然在我们交谈中格罗、赫格居斯、科瓦奇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委员自己都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所持的立场是不正确的。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同志不顾铁托同志在同米高扬同志会谈时所做出的许诺,至今未答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通过党的系统建立联系的建议。我们设想找到一种可能性,给予哪怕是一点帮助来调整匈牙利关系是很重要的。如果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能在最近答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7月21日的信函,并支持匈牙利同志关于最近安排南斯拉夫代表团与匈牙利代表团会晤的建议,那么一定会大有好处。
巩固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主义联系对于改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现状具有重大意义。应该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之后,敌对分子和反对派分子的活动针对的正是要削弱这种国际主义联系,而且即使不是使脱离,也要尽可能使匈牙利疏远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疏远苏联。最近一段时间在匈牙利的报纸杂志上,在各种会议的辩论中,针对苏联或者苏联生活某些方面的批评言论数量明显增多。同过去正确批评以前有的过分赞扬苏联实际情况的做法相反,现在匈牙利存在一些言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对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表示怀疑,至少是对苏联人民的成就闭口不谈,同时,过分强调我们的缺点。我们可以举一个匈牙利新闻记者帕尔·潘吉的几篇特写作为这类言论的例子。前不久他到过苏联。他客观地看待苏联的现实情况,却企图低估苏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取得的成绩,实际上是给我们生活的某些方面抹黑。在不久前举行的哲学讨论会上,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在发言中带有偏见地尽力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苏联的状况,几乎是一味强调,苏联哲学家是教条主义者,读死书的人。近来匈牙利文学报《文学评论》上刊登了大量的批评文章。西方国家的广播宣传,特别是“自由欧洲”电台在挑起民族主义情绪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个电台每天的广播宣传采取的方针是损害苏联对外政策和声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国际主义联系,在匈牙利人民中散布对苏联的不信任。最近,“自由欧洲”电台非常关注驻匈牙利的苏联部队问题。据我们所掌握的秘密情报,这一宣传运动是由驻布达佩斯美国公使馆策划和提供材料的。近日,“自由欧洲”电台报道说,由于匈牙利有为数众多的苏联军官及其家属,他们仿佛领取高工资,以至有苏联部队驻扎的城市,市场上的价格猛涨。目前格罗同志就此问题对我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不断收到居民的信,抱怨苏联军官家属哄抬了市场物价,并且“一般都表现不好”。
鉴于以上所述,实行旨在巩固匈牙利同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主义联系,特别是巩固匈牙利-苏联友谊的措施就具有特殊意义。我们认为以下措施有助于完成此项任务。
1.匈牙利同志要承认苏方给予匈牙利的援助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匈牙利报刊只是笼统地提及我们的援助,没有具体说明这一援助到底体现在哪里。因此,居民中有传言说,对苏贸易匈牙利无利可图,说苏联从匈牙利只给自己牟取利益,“掠夺匈牙利”等等。不能认为这些传言是偶然的。拉科西同志和格罗曾对我们说过,甚至在领导工作人员中也有议论,认为匈牙利不应该把铀矿出售给苏联,而应该到国际市场上获得外汇。我们觉得,由匈牙利报刊把苏方给予匈牙利的援助具体地展示出来是极其必要的工作。由苏联报刊、电台、电影也展示这一援助是正确的。因为诸如借款、设备、匮乏物品的供应等援助未必有保密的必要。
2.向我国派遣匈牙利代表团对发展匈苏关系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然而这个问题形成的实际情况使得未能由此达到预期的结果。通常参加代表团的是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在访问苏联之后就很少在群众面前演说了。
邀请匈牙利代表团赴苏时,注意使其成员中有尽可能多的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代表是适宜的。必须进一步改善苏联同匈牙利的文化合作。在组建我国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代表团时经常会发现,代表团成员的演艺水平比我们前些年去匈牙利的苏联演员低得多。然而派往资本主义国家却是我国最强的演员阵容。应当指出,我们还从未向匈牙利派过一个最好的剧团,尽管进行这样的演出无疑会引起匈牙利观众的极大兴趣。早在1956年6月就签订了文化合作协议,并且匈方已同协议草案一起提交了自己的计划草案。然而至今同匈牙利进行文化合作的计划仍未批准。从1953年起文化部就多次向匈牙利领导人允诺,在大剧院上演匈牙利歌剧“班克班”,然而这个演出不在近几年的计划之列,极大地伤害了匈牙利知识界。
文化部必须重视同匈牙利积极的文化交流工作,这里指的是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派遣我国最好的演员和艺术水平高超的剧院。在精选派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各种艺术展览的材料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3.大使馆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迫切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加密切合作和协调一致。包括诸如报刊、电台、电影、剧目、书籍出版及其他问题。最近几年苏联在匈牙利的宣传明显不能适应两国经济领域的现有关系、合作和互助水平。苏联通过报刊、电台的宣传通常是形式一般、公式化的,缺少能体现匈苏关系特点的具体又通俗易懂的材料。最近三年里,匈牙利同志多次抱怨苏联情报局的工作不尽人意,它发往匈牙利的材料质量不高。
有必要不仅通过致力于思想意识形态问题的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也通过意识形态工作各部门,例如电台、图书出版等的具体领导来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4.互相及时通报兄弟党的实际情况对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主义联系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只收到来自苏共方面有关中央全会工作和其他重要活动的经常不断的通报。匈牙利同志尚未与其他国家建立起此类信息的交流。匈牙利同志多次对我们说,许多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重大事件他们都是从西方报刊上得知的。譬如,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同志是从路透社得知的。应当指出,匈牙利领导人对此也没有表现出丝毫关注,没有及时向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通报发生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的重要事件。我们知道,匈牙利领导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同志的强烈不满。如果我方表现主动,向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提出互相交流有关重大问题的信息,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5.我们认为苏军政治部向驻匈牙利苏军司令部下达有关加强军人家属管理工作的指示是重要的。
6.大使馆认为下列问题的解决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和国内局势的进一步好转。
1)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匈牙利报刊上曾刊登过党计划在1960年底使60~65%的农户合作化。而赫格居斯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体会议上关于编制五年计划指示的报告重申,到1960年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应该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5~60%。上述控制数字在各种会议上被多次提及。我们觉得,广泛刊登个体农民实际上从中看到自己命运的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会激怒他们,也助长了反对我们朋友的敌对活动,另一方面,这个数字的发表导致并继续导致在合作化工作中产生平均摊派和冒进,导致破坏自愿的原则。鉴于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有必要提醒匈牙利领导,合作化的控制任务他们只能掌握在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的机关作为目标,无须公开发表,使家喻户晓。
2)有关纳吉·伊姆雷。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体会议之后,匈牙利领导做过一些尝试同纳吉商谈,想迫使他公开批评自己的错误,以便能使他回到党内。据匈牙利同志讲,纳吉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寄给中央委员会一封信,信中坚持在全党范围至少是在中央委员会范围内进行辩论。我们认为,纳吉的这种行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他带着这种情绪被接收入党,那么,这将不是巩固,而是削弱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团结。另一方面,不能不说的是,格罗同志也有了结纳吉问题、取消对此问题讨论的倾向。到目前为止同纳吉谈话的都是非主要领导同志,埃格里、诺格拉迪、克伯尔等,他们都很难影响纳吉(况且,诺格拉迪和克伯尔自己直到最近一直对领导怀有相当对立的情绪),而且,纳吉问题在当前局势下不能只简单地“取消讨论”,因为他在许多党组织里还相当积极地活动。这个问题也被南斯拉夫报界的言论所激化。正确的做法是格罗同志在其他政治局委员参加下,亲自和纳吉商谈并讨论,说服他做自我批评。如果纳吉能做自我批评,即使只在主要问题上(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及党的领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他重新入党并安排他一个不太重要的工作。如果纳吉继续持反对派的立场,那么就必须在共产党员面前揭露他是一个反对派分子和分裂分子。
一些匈牙利同志发表意见,认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希望看到纳吉成为党的领导成员。我们认为利用格罗同志今年九月赴苏的机会向匈牙利同志阐明我们对此问题的立场是十分有益的。
3)关于拉, 科西同志。从同匈牙利同志的谈话中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拉科西同志近期打算返回匈牙利并积极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拉科西同志本人在最近一次访苏前也表达过这样的意向。
不能由于这一点就忽略在部分工人党员中盛传拉科西同志的退职是暂时的,身体恢复之后他还会重返匈牙利劳动党的领导岗位。
假如拉科西同志返回匈牙利后真正又开始干预政治局工作,那么会重新造成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局势的尖锐化。因为在匈牙利会有一些把拉科西同新领导对立起来的分子。另一方面,敌对分子又会叫嚷,拉科西“控制着整个中央委员会”。这无助于提高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的威信。
苏联驻匈牙利大使 安德罗波夫
№01039
安德罗波夫同格罗的谈话纪要
(1956年9月2日)
绝密
第1份
摘自尤·弗·安德罗波夫日记
今天我同格罗同志交换了意见。他向我通报说,不久前他和卡达尔同志受政治局委托会见了纳吉·伊姆雷,会见的气氛很平静且有同志式交谈的性质。在交谈过程中双方都努力搞清楚不明了的问题。格罗同志说,遗憾的是,纳吉不理解对他所表现出的关注。他依然拒绝承认和公开批评自己的错误,断言他从来也不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对者。同时纳吉还说,如果政治局或专门成立的委员会能指出他所犯错误的具体问题,指出他所持的立场不对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将进行自我批评。格罗同志补充说,看来,纳吉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同他的谈话视为政治局的让步,不想促进解决其恢复党籍的问题[60]。用格罗同志的话说,在谈话中纳吉曾不止一次地暗示,他在匈牙利劳动人民中享有很高声誉和具有很大影响,政治局在解决他的问题时应该考虑这种情况。格罗同志说,虽然纳吉有这种举动,我们提议他在作最后答复之前,再次考虑一下政治局的建议。纳吉对此表示同意。
格罗同志在同我继续的谈话中说出了以下一种想法:要是纳吉对自己的缺点笼统地批评一下该有多好啊!可惜这种希望不大。同时格罗同志指出,他坚信,根据纳吉的现今表现,恢复他的党籍是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团结的一个沉重打击,是党内右倾情绪的大大加强。用格罗同志的话说,许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和他们之中甚至像桑托·佐尔坦[61]过去与纳吉·伊姆雷关系亲密的这样一些委员也说,在纳吉对自己的错误没做出公开的批评之前,不能恢复他的党籍。
格罗同志继续告诉我,近日政治局研究了拉科西同志从苏联返回匈牙利的问题。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致反对拉科西同志在格罗同志休假归来之前返回匈牙利,担心敌对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拉科西同志返回一事在党内制造新的麻烦。同时格罗同志暗示,拉科西同志直至目前也不能容忍自己的新处境,试图要对许多问题的决定施加影响。不久前,拉科西同志在同赫格居斯同志的电话谈话中,对政治局关于让萨卡希奇·阿尔帕德和蒂尔迪·佐尔坦[62]成为祖国阵线委员会[63]成员的决定对赫格居斯同志表示不满。所有这些不能不使政治局委员们感到不安。因此,格罗同志想起,雷瓦伊同志不久前在同他谈话时对他说,如果在拉科西同志将来试图要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影响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政治局应该“让他声望丧失殆尽”。格罗同志说,也应该注意到,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有不少人忠于拉科西同志本人的人,他们甚至在拉科西本人对国家政治生活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的情况下,也集聚在他的周围。
格罗同志继续说,几天前,政治局做出决定,让他在克里木休假时会见拉科西同志,建议拉科西同志在苏联多逗留些日子。政治局委托格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争取苏共领导的帮助。
在谈到政治局情况时格罗同志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七月全会后首次指出,在必须加强党内领导的团结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困难。用他的话来说,目前政治局的工作一般还正常,但在工作中同志们对某些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差别变得越来越明显。例如,雷瓦伊有这样的意见: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七月全会后,一部分反动的匈牙利作家加强了自己的阵地,因此,政治局不应该为过去反对党的路线的那些人平反,不应该允许他们担任领导职务。卡达尔和基什·卡罗伊同志与这种观点相反,他们认为,应该为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三月全会[64]后曾被中央惩罚过的那些作家和记者平反,因为政治局路线本身在这段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中央七月全会决议对此已经做出说明。
格罗同志还说,在最近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卡达尔同志严厉批评了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尤其指责了内务部长彼罗什同志。原因是,他至今重用因滥用职权和粗暴歪曲调查真相而使自己名声败坏的那些人员,并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同时卡达尔同志说,中央三月全会后,国家安全机关在秘密监视他,在这种时候政府的保卫工作由麦萨罗什同志领导着,而麦萨罗什同志从前曾是拉科西同志的私人卫队长。卡达尔还批评了许多政治局委员,指责他们不想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七月全会决议的精神改变自己的观点。在卡达尔同志的发言后,引起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以通过一项良好决议而结束,对此全体与会者一致投票赞同。
格罗同志说,他不认为卡达尔同志的上述发言是不对的,但想指出,在对待某些重要问题的立场上,政治局委员们有差别,他们在思想上目前还没有达到应有的一致。同时格罗同志坦率承认,对在他去休假这段不在的时间里,“党内会一切很好”,表示没有必要的把握。我曾想进一步弄清楚对这种担心的原因。格罗同志未作更详细的说明,仅仅指出,如他认为的,在政治局委员中可能有“左右摇摆”的现象,所以最重要的是,必须要对这种情绪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
在谈话结束时格罗同志说,他非常希望,在10月上半个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其他主席团委员能在苏联举行会见。他说,10月初,他的休假将要结束,卡达尔和希达什同志由北京回布达佩斯[65],刚好这段时间在莫斯科。按格罗同志的意见,这种会见对加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的团结和提高其在匈牙利的威信是非常有益的。
苏联驻匈牙利大使 安德罗波夫
№11878
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9月17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在最近多份由布达佩斯发回的电报中,安德罗波夫同志报告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不利用该党七月全会后党内国内出现的大好形势扩大自己的影响,相反在国家和党的建设的许多方面,首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战线),企图以各种方式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和工农联盟的学说,动摇对苏维埃联盟的信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要求恢复“特兰西瓦尼亚”等等。
最近一段时间,报刊杂志上出现一系列言论。这些言论违背马克思主义,有时是公开敌视、辱骂匈牙利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
党内部分具有反动情绪的知识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在公众演讲和报刊上采取的方针是,割断匈牙利和苏联的联系,以南斯拉夫的影响代替国内的苏联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例如:科学院院士卢卡奇宣扬原先提出的错误的“陶里亚蒂”纲领[66],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由苏维埃社会制度本身产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几乎全文刊登了《战斗》报上题为《为了谁的利益》的文章等等。9月9日,报上刊载了记者潘季的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的长篇文章。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认为这是公开号召对特兰西瓦尼亚问题进行修正。
据安德罗波夫同志的报告,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不是坚持党的既定路线,而实际上是走上了对这些积极活动的反党分子妥协和让步的道路。《人民自由报》编辑、中央委员霍尔瓦特在报上发表题为《论信任》的文章,文中他发展了关于党和国家的“民主化”的必要性提纲。而且,加上了自己的东西,其中还含有对知识分子的谄媚。不久前发表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决议也是以这种谄媚知识分子的精神拟定的。
最近意识形态战线的一些重要部门逐渐转到了那些马列主义立场并不坚定的人手里。与此同时,那些对党的事业忠诚的工作人员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例如,最近作家协会选派新的领导班子,几乎全由积极反对政治局的人组成。反党分子聚集在纳吉·伊姆雷周围,他们不但在思想上,也在组织上紧密联系。这从他们行动的一致性上可以看出。这些人得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公开支持(诺格拉季·山多尔领导该部)。而政治局却不采取任何措施以消除他们的敌对影响。
大使安德罗波夫同志认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显然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一类现象的危险性。这不仅对巩固匈牙利人民,而且也对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加强都是危险的。
根据匈牙利形成的局势,苏联外交部认为,有必要委托安德罗波夫同志在同赫格居斯会谈时,提请匈牙利同志注意,最近反党分子的言行不仅损害党在国内的威望和作用,并且将威胁到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指罗马尼亚同志对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文章的强烈不满)。
至于罗马尼亚同志询问,他们怎么对待该文章,最好是通知他们:我们不反对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要求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就这一问题做出解释。
阿·葛罗米柯
1956年9月17日
№04525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6年9月27日)
机密
送苏斯洛夫同志,葛罗米柯同志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安德罗波夫同志关于匈牙利局势的报告[67]。
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在格罗同志途径莫斯科期间就该问题与之交谈。
中央委员会书记
务必于7日内归还苏共中央委员会总务部第一处。
№01040
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
(1956年10月12日)[68]
机密
禁止复印
速发
特档
我同格罗同志进行了交谈,他向我通报了他同苏共领导人会见的情况以及同铁托和兰科维奇同志在克里木谈话的情况[69]。格罗同志在评述自己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时说,正如他认为的,“同南斯拉夫人能达成协议”。同时他指出,铁托同志在同他交谈时着重强调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的一致性,并且补充说,两国“可以干出许多事情”。格罗同志认为,铁托同志的这一意见可能表达了他以前把巴尔干国家联合起来的想法[70]。
格罗同志在谈到同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同志交谈时说,这种交谈是非常有益的,遗憾的是现在回到匈牙利后看到,国家形势要比他在苏联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尖锐。因此,匈牙利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商定的措施[71],大约已经“不够完备了”。正如格罗同志所说,在他在苏联逗留的一个半月中,匈牙利国内政治局势急剧恶化,现在“严重局势”已经不仅是党内,而且是整个国家了。危险在于,如果在3~4个月前,表示不满的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么,现在不满情绪开始十分广泛地渗透到了工人中间,更不用说明显焦急不安而要求解散许多地方的生产合作社的农民了。形势因国家经济困难而变得复杂起来。今年农业收成大大不如去年;由于国家缺少煤、石油和原料,企业停工现象十分严重,铁路运输被迫减少600对列车,主要是客车。所有这一切极大地损害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对他们的情绪产生了消极影响。
反动势力利用经济困难,主要是政治困难而再次抬头,实际上同党内反对派分子纠合一起。在安葬了拉伊克的遗骸[72]后,反对派分子举止尤为放肆无礼。他们公然要求让纳吉·伊姆雷重返政治局,追究拉科西和法尔考什的法律责任,而且要求解除许多同志的领导职务。理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上一届政治局委员,对实施无根据的镇压行动负有道德责任(格罗、科瓦奇、奥普罗),另一部分人是因为他们年轻,没有经验和威信(萨拉伊、麦基什、巴塔、维格、埃格里等)。亲南斯拉夫的情绪、运用所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想法,在党内明显加强。这种情绪从前在党内也曾有过,但现在是那样的强烈,以致正在构成非常严重的危险性。
格罗同志认为,安葬拉伊克的遗骸,给威信本来就不很高的党的领导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这就造成了政治局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左右问题解决的那样一种局面。这就为反对派,首先是纳吉·伊姆雷所用。10月9日政治局找纳吉谈话。用格罗同志的话说,纳吉的举止非常放肆,他拒绝在自己的信里[73]补充这样的提法:他不再与反对派往来,但答应“考虑一下,尽可能好地改进”上述信的内容。政治局还尚未做出恢复纳吉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籍的决定,已经对纳吉说,政治局想这样做。格罗同志说,至于承认错误一事,那么,纳吉坚决拒绝这样做。他声言,生活本身已经表明,在所有有争论的问题上,他,纳吉都是对的。用格罗同志的话说,纳吉同志还说,当时在莫斯科他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他在1954年10月20日的一封信[74]里要求为拉伊克和其他同志彻底平反。现在匈牙利所做的,正好是他1954年所要争取的。格罗同志说,纳吉问题依然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清楚,纳吉想带着自己的纲领来到党内。应该预见到,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让纳吉进入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也许要进入政治局,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他在工业发展上的“喘息”政策、虚伪民主和反对合作化的情绪在党内大有市场,因为这些是阻力最小的路线,不需要鼓劲费力。格罗同志说,他坚信,那些想使匈牙利脱离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为了自己的目的,正在利用纳吉,因为他不是敌人,可是他有“十分危险的思想”。在纳吉有可能实施自己政策(在这个时候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的情况下,匈牙利在最近的将来有可能发生以下变化:变化的结果是,匈牙利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将像南斯拉夫现在所发生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一样,但还不如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敌人和机会主义者恰好把国家往那个方向上推,以便使其成为中间型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国家),所以纳吉的纲领使他们感到非常满意。
格罗同志也提到了匈苏关系问题。格罗同志指出,在匈牙利代表团同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同志的会谈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双方商定,要多多交换各种代表团。之后他说,仅仅这些措施未必能使情况有所好转。格罗同志认为,对苏联冷淡,在匈牙利十分严重,反苏情绪明显加强。不久前科瓦奇同志在甘兹车厢制造厂的职工群众大会上发了言。他提请注意,工人们对他通报中国的成就欢欣鼓舞,而对他的有关苏联部分的那些发言则表示冷淡和沉默。甚至在科瓦奇通报了苏联向匈牙利提供援助后,情绪也没有得到改变。
格罗同志说,他有波兰也有此种情绪的消息。
不久前,匈牙利工会理事会主席——加什帕尔由索非亚返回说,他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志在世界工会联合会第八次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所受到的冷遇表示惊讶。格罗同志说,所有这些事实都使人非常不安,对此应该好好深入研究。
如果看一下匈牙利现在的反苏宣传所针对的一些问题,那么,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苏联军队驻扎在匈牙利;
2.反对匈牙利向苏联支付所出售的德国财产的费用;
3.反对匈牙利似乎向苏联廉价销售铀(格罗同志补充说,虽然我们已经获得了苏联贷款,还尚未开始供应铀);
4.声称,匈牙利同苏联做外贸生意对匈牙利不利。
格罗同志说尽管所有这些言论本身就很尖锐,但毕竟不能对为什么部分匈牙利劳动人民,甚至党内对苏联冷淡的问题做出解释。格罗同志说,最近他在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大概应该从下列方面来解释。匈牙利的敌对分子大力利用苏联多年存在的斯大林个人迷信做文章,似乎是斯大林个人迷信阻碍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的发展。然而中国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好像没有个人迷信现象,他们已经在上述方面远远地走在前头了。所以现在就应该以他们为方向,而不是以苏联为方向。在苏联个人迷信消除的现在,匈牙利又十分广泛地宣扬,说什么苏联在二十大后在“民主化”方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苏联报刊仅仅批评领导机关,苏共中央全会召开不定期,等等。格罗同志认为,看来,在这种情绪下应该找找匈牙利对苏联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他指出,这是他的初步想法,他还补充说,遗憾的是,匈牙利“还没有学会”如何去反对上述情绪(……)。
在谈话结束时格罗同志又谈到了国内政治局势的问题。可以看出,这一问题使其不安和沉重。他说,他担心,人们要怀疑他张皇失措了,但是他再次请求理解,国内局势“特别严重,而且还在继续恶化”。因此,格罗同志请求、研究一下以下几个问题:
1.他说,赫鲁晓夫同他谈话时向他表示,赫鲁晓夫同志初步同意11月下旬访问匈牙利。由于局势复杂,格罗请求赫鲁晓夫同志尽可能快地出访布达佩斯[75]。
2.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同志在同他谈话时说,苏共某个领导人要同拉科西同志谈话,让他在苏联尽可能多地逗留些时间。格罗同志则要求赶快进行这次谈话,因为拉科西同志打电话给赫格居斯和阿奇同志说,他要回匈牙利,而他的夫人已经回到布达佩斯并想开始工作。格罗同志认为,合适的做法是,在匈牙利报刊上发布一条简短消息,说拉科西同志要在苏联作长期治疗。格罗同志请求苏共领导同意这样做。
3.格罗同志请求说,鉴于国家经济有很大困难,最好在经互会系统内,由经济联络事务管理总局以向匈牙利提供必要援助为题,讨论一下匈牙利经济的发展问题。
从同格罗同志的谈话中我有这样的印象,他非常焦急和惘然。格罗同志在回答我的问题——他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考虑如何能战胜上述困难时说,不管是他还是其他同志暂时都看不到摆脱现有处境的出路。应该说,大部分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指出,国内政治局势再次开始尖锐起来。我们认为,这种恶化现在已经变得特别明显,它说明,匈牙利同志(还在格罗同志去休假前)没有贯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七月全会决议和利用全会后所形成的那种有利形势去加强自己的阵地。
政治局的犹豫不决和它所作的没有任何政治好处的许多原则性让步,大大动摇了匈牙利领导的地位,而安葬拉伊克的遗骸更促进了他们地位的不稳定。我们认为,格罗同志关于不满情绪以及反苏情绪已经在工人阶级中间有害地传开的说法不准确。确切地说,部分反动知识分子的鼓动正在使工人严重地迷失方向,以致使他们对政治生活不感兴趣。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对自己政策的解释和捍卫软弱无力,对加强党在工人中的影响的斗争也软弱无力。
由于格罗同志关于匈牙利经济有困难的一席谈话,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几乎是不搞国民经济的结果。工业领导的许多问题解决的时间拖得过长,而在许多情况下根本就不去解决。秋播工作进行就尤为糟糕。到9月30日匈牙利才播种了6%的粮食作物(1955年同一时间为21%),个体农户小麦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少种了9%。我们要注意那样一个事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匈牙利同志从苏共领导那里得到了各种问题的主意,而且也同意这些主意,可以后贯彻起来就很不得力。这特别表现在对待采取措施加强国家政权这一问题上。
敌对反对派分子百般辱骂党的领导人,而我们的朋友要么是默不做声要么是规劝他们,最后索性是一让了之。我们在匈牙利内务部的首席顾问伊先科同志告诉我,不健康情绪开始在部分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中蔓延。已经有许多军队领导人员发表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的许多信号。如果我们的朋友仍将继续奉行这种不抵抗主义政策的话,那么,纳吉·伊姆雷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现,我们认为是完全可能的。
安德罗波夫
1956年10月12日
№01041
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
(1956年10月14日)[76]
机密
禁止复印
今年10月11日,我同自己提议而前来拜访使馆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瓦什·佐尔坦进行了交谈。瓦什说,他是苏联的老朋友,要以老朋友的身份同我十分坦诚地谈谈,虽然“他,瓦什曾遭受过苏联方面的种种委曲”。
他,瓦什认为,“苏联同志对匈牙利局势的判断是不对的,没有看到日益迫近的民族灾难”以及日益增长的反苏情绪,依靠的是既得不到党的支持,又得不到人民支持的这样一些匈牙利人。按瓦什的意见,这个时候政治局就是这种状态。瓦什说,在最近一次的中央全会[77]上他给米高扬同志说,候选人格罗将不会得到党的支持,所以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正是他,瓦什所预料的。
用瓦什的话来说,在党组织里共产党员要求科瓦奇、萨拉伊、维格、麦基什、巴塔辞去党的领导,要求选用其他更有威信的人代替他们。瓦什强调指出,这样的人党内有,他们的威信与日俱增。但苏联同志看不到这一点,依然依靠在最近时间内失去人民信任的那些老干部。现在,在格罗、卡达尔和希达什同苏联同志谈话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打算奉行“强硬政策”,争取使国家有一个“稳固”的政权。瓦什说,为了有一个稳固的政权,就必须要有人民的支持,而格罗和政治局的其他人则没有这种支持,这就意味着,他们未必能巩固政权。
瓦什说,同其他资深的积极分子一样,这时他已经完全明白,最近纳吉·伊姆雷将领导党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
瓦什补充说,他要坚守自己给自己所选择的那种岗位。按瓦什的意见,半年前是可以避免纳吉掌握党和国家的领导的,但为此必须对党的经济政策作根本的改变:
1.在最近2~3年内不再发展工业,把由此而腾出来的资金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瓦什说,新的五年计划又拟定了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而且这种速度得不到原料和燃料的保证。停止生产匈牙利不需要的那些种类的产品)。
2.在最近4~5年内停止农业合作化,而最不合要求的合作社(400~500个)应该解散。停止为合作社提供国家贷款,而且不要注销债务,因为这意味着靠工人阶级“养肥”农民,瓦什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匈牙利农民合作化的方法的建议是不对的。根据这一建议应该实行能鼓励农民参加合作社的许多措施。瓦什说,他认为,只有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像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才能实行合作化。
3.要采取补充措施,降低诸如油、肉等这样一些的食品价格。瓦什说,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不会有受到全体人民支持的好政策。
因为没有采取这些措施,所以纳吉在最近夺取党的领袖或国家元首岗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瓦什说,昨天他去过纳吉那里,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通过交谈,他,瓦什相信,纳吉对局势了如指掌,他有保证国家摆脱困境的明确的“行动纲领”。瓦什无意中说出,纳吉告诉他,“纳吉将坚定不逾地实施”上述纲领。正如瓦什对我说的,他向纳吉问了一下:他,纳吉是否知道,“党和劳动人民”希望让他重掌党的领导吗?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纳吉似乎说,在这个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选他为政治局委员,因为这一问题还“没有真正成熟”;第二,他不同意成为“第十三位”政治局委员。纳吉说,他暂时不想成为政治局成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或是重新开始同大多数人斗争,或是同党的领导今天所奉行的那种政策和解。但他是不会同意这种政策的。
瓦什认为,中央委员应该选择其跟谁走的时候已经到来。他,瓦什自己已经决定,将跟纳吉走。他所以这样做有如下根据:在这种情况下要制止纳吉参加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都迫切希望这样。今天纳吉对许多报刊具有决定性影响。广播委员会领导人本克[78]支持纳吉。瓦什说,近日他同《自由人民报》编辑霍尔瓦特谈话后相信,虽然霍尔瓦特还想从纪律性方面去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但他骨子里全心全意地支持纳吉。纳吉这样的拥护者在国家计委、许多部等单位都有。瓦什在稍微犹豫后补充说,近日他同一名警察少将谈了话,他不想说出他的姓。后者似乎秘密地告诉他,布达佩斯警察的领导完全支持纳吉的纲领,希望纳吉参加领导。用瓦什的话来说,这些天布达佩斯市委收到了来自工人要求把纳吉选为领导的数以十计的决议。瓦什说,如果工人从前怀疑过纳吉的话,“那么,在安葬了拉伊克后”这种怀疑就再也没有了。瓦什说,纳吉不是一个具有反苏情绪的人,但他想按自己的方式,“按匈牙利方式,而不是按苏联方式”建设社会主义。这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战后11年期间,匈牙利“事实上已成为苏联一个共和国”的这样一个事实,是不值得赞许的。例如,匈牙利国家政权机关的整个结构都是仿效苏联的,党组织机构也是照搬苏共的。瓦什指出,需要直截了当地说,比起苏联的经济机制,“南斯拉夫的经济机制要灵活得多和方便得多”,所以,匈牙利应该仿效(而且要一定仿效)南斯拉夫的这种模式。由此可见,纳吉想从各方面为匈牙利选择的,仅仅是对匈牙利最合适的道路,这没有什么不好。同时他认为,总的说,纳吉“不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人”,所以他,瓦什“不能为他担保”。因此他认为,纳吉一旦走上领导岗位,他必定要重用资深的、有经验的、有威信的党员,当然是纳吉“愿意与之一起工作”的这样一些党员。瓦什暗示,在其同纳吉的谈话中他曾议论过这一问题,同时还谈到了记者哈拉斯蒂和洛松奇、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多纳特[79]。纳吉也曾推荐他瓦什为党的未来新领导成员的候选人。瓦什说,因为为了党的利益,他能影响纳吉,所以他决定,将与纳吉一起干,并打算在最近公开宣布这一决定。我试图在一系列问题上反对瓦什,但他拒不听我的意见,提示我,他来“不是为了争论”。
鉴于瓦什的言论,我认为有必要通报以下情况。瓦什·佐尔坦作为具有极右情绪的人而名噪匈牙利,并且也是一个十分好言谈的人。他在这次谈话中所说的许多话需要检验。但引人注目的是,瓦什非同寻常的谈话勇气,这使人有理由怀疑,他来使馆和发表意见并非仅仅代表他个人自己。我们知道,在瓦什不久前访问南斯拉夫后,他在高级党校和警察总局作过报告,在这些单位他百般吹捧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说什么这些经验匈牙利完全可以接受。在这些报告中瓦什对纳吉作了高度评价,并且表示相信,纳吉很快就要返回到党的队伍中来。
我们要注意那样一个事实,在安葬拉伊克后,纳吉在十分积极地进行政治活动。他几乎出现在所有大的群众性活动场合,许多报刊也刊登了纳吉的照片。用很了解纳吉的阿尔托马雷[80]同志的话说,现在纳吉家里安排了接待来访者的时间,有大量匈牙利知识分子的代表前往他家。
安德罗波夫
№01043
朱可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10月24日)
特档
绝密
第一份
苏共中央
兹报告:
根据苏联政府关于因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发生政治动乱特向该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定[81],国防部采取下列行动:
1.于今年10月23日23时向下列部队发出战斗警报:
——苏联驻匈牙利由2个机械化师组成的特别军;
——由1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师组成的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
——部署在罗马尼亚靠近罗-匈边界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的1个机械化师。
共向苏军5个师发出战斗警报,计31550人,113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装备,615门火炮和迫击炮,185门高射炮,380辆装甲运兵车,3930辆汽车。
我空军同时进入战斗准备:驻匈1个歼击机师和1个轰炸机师,喀尔巴阡军区1个歼击机师和1个轰炸机师,共计歼击机159架,轰炸机122架。
2.向发出战斗警报的部队下达如下任务:
——特别军:其主力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并恢复那里的秩序。以部分兵力在奥地利-匈牙利边境担任掩护;
—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进入匈牙利领土并占领该国东部大行政中心:德布勒森、亚斯贝雷尼和索尔诺克;
——独立机械化集团军的机械化师进入匈牙利南部地区并占领塞格德市和凯奇凯梅特市。
3.部队在完成上述任务时,于今年10月24日12时的态势如下:
——特别步兵军于当地时间10月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继续维持秩序,肃清电台以及党报《自由人民报》编辑部和阿斯托里亚旅馆附近的示威者。该市部分城区进行着相互射击。部队中和匈牙利居民中都有一些伤亡,伤亡人员数正在核查。匈牙利安全机关的部队和内卫部队与苏军正在该市配合行动。
——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于10月23日夜已越过苏匈边界,其主力正通过尼赖吉哈佐市和德布勒森市,先头部队已接近索尔诺克市。
——独立机械化集团军的机械化师主力于当地时间4时15分至6时20分进入匈牙利领土并于9时20分进入凯奇凯梅特市区。该师1个团留守塞格德市。
——歼击机部队正在掩护行军中的部队。轰炸机部队在机场待命。
朱可夫
瓦·索科洛夫斯基[82]
№03411
米高扬、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83]
(1956年10月24日)
绝密
严禁复制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无法在布达佩斯附近的机场降落,只好在靠北九十公里处着陆,所以,我们没有及时到达现场。在军部附近,我们停下来确定方位。从那儿,我们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万·谢罗夫和米哈伊尔·马里宁(将军)一起乘坐装甲车动身到布达佩斯。因为此刻的布达佩斯正进行枪战,双方都有伤亡(包括苏联官兵),所以一路上坦克护卫着我们。
在布达,人们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平静地注视着我们队列的行进。有些人显得很焦虑;另有一些人面带笑容迎接。进城的路上和城内布满了苏联的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
街上是匈牙利巡逻队和苏军。在佩斯,在成群孤立的挑衅者和个人与我们的机枪手之间发生连续枪战,从桥上开始,一直蔓延到国防部大楼,并向中央委员会大楼延伸,这与平静的布达形成对照。炮击声大部分来自我们的士兵,对于零星的射击,我们以炮火齐射回击。
在国防部,我们接见了国防部长和公安部长,同时还有一群中央委员会成员——科瓦奇·伊斯特万,瓦什·佐尔坦及其他一些人。他们受命领导该市的平息暴乱的工作。那儿有一个负责和匈牙利人联系的野战司令部。值得注意的是,在军部同格罗进行的一次电话谈话中,针对我们关于形势问题的询问,他回答说形势既有所改进又有所恶化,苏军的到来对包括工人在内的居民的情绪造成了消极影响。
在同军方官员的谈话中,我们听取了苏联部队指挥官和匈牙利武装部队指挥官的预测报告。这些报告(在被进一步了解之后)原来是以悲观的方式过分地夸张了局势。在匈牙利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近旁我们停下车,在那儿我们同格罗·埃诺、纳吉·伊姆雷、桑托·佐尔坦及赫格居斯·安德拉什交换了意见,他们向我们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和他们采取的平息暴乱的措施。
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其他同志外,格罗特别夸大反对派的力量,而低估了自己的实力。在莫斯科时间五点钟时,该市的局势是:
所有叛乱者的据点均被捣毁了。在广播电台,聚集大约有4000人,消灭这个主要据点的战斗仍在进行。叛乱分子举起了一面白旗,但是当匈牙利当局的代表出现时,他们提出免去格罗的职务作为他们投降的条件,这当然遭到了拒绝。
我们的司令部正在分配今晚清除这个据点的任务。匈牙利的工人们,尤其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对叛乱者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忍受了弹尽粮绝而造成的失败和一营新叛乱的匈牙利士兵对他们的进攻,这具有重大的意义。
同志们认为尽管匈牙利军队指挥得不太高明,但德布勒森师却干得很出色,巡守多瑙河两岸的海军,特别是上面提到的公安机关部队和职工们同样干得非常出色。
450多名暴乱的煽动者和组织者被捕,揭发和逮捕煽动者的行动仍在继续。
任务已经部署,要完成清除躲在大楼里剩下的叛乱集团分子。由于事件已出现了转机,(我们)决定大胆地使用匈牙利部队巡逻,拘留那些可疑分子及违背紧急状态指示的人,守卫重要的设施(如火车站、公路等)。
匈牙利同志,尤其纳吉·伊姆雷赞成更多地使用匈牙利部队、民兵及公安武警部队以减轻苏军的负担,并突出匈牙利在平息暴乱中的作用。大部分工人没有参加这次暴乱,甚至有人说切佩尔的工人们赤手空拳地赶走了企图煽动他们起来暴乱的挑唆者。然而,有一部分工人特别是年轻工人的确参加了这场暴乱。
匈牙利同志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在昨天十二点以前,他们没有允许任何人向参加暴乱的人开枪。
匈牙利方面正采取措施,在工厂和地方党委中组织工人战斗小组并配备武器,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些建议。
他们没有实施已做出的这个决定,因为他们不能在工厂里运送武器,担心中途会被敌对分子拦截。今天,在我们装甲车的帮助下,匈牙利方面采取措施,准备运送武器。他们组织了党和政府重要领导人及其他知名领导人的广播讲话。纳吉·伊姆雷和蒂尔迪·佐尔坦发了言。将要发言的有道比·伊斯特万,赫格居斯、萨卡希奇、卡达尔、桑托·佐尔坦、马罗山与罗奈伊。《妇女青年》和工会的呼吁将要被刊载发表。
今天没有出版一份报纸,只发表了一份公告。定于明天至少要发行一种报纸,而且向公众宣布:在今后二十四小时内没有交出武器的所有市民将被指控为犯罪。
我们没有播送更换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消息,因为大使馆已作了报道。在与匈牙利同志交谈时,我们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统一。我们询问纳吉·伊姆雷与党内的反对派开始斗争的时间及情形,他说他在昨晚六点时才卷入这场斗争。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是由于集会中的青年人要求他去那儿同他们对话。
他以为在近乎十万人中,大多数会赞同他的呼吁。但当他讲到必须与党组织保持一致时,许多法西斯分子大喊大叫,吹着口哨。法西斯分子与示威者在广场上展开了搏斗。整个人群平静地散开了,但继而在该市的不同地方重新聚集起来,接下来就是你们所知道的事件了。
纳吉回答时,格罗反驳说集会前他们四处寻找却不见纳吉。纳吉则说如果他们早点出现在人群前,在集会前或集会时宣布领导成员的变更的话,事情就不会复杂化。其他同志对纳吉的声明表示沉默。
当我们问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对已发生事件是否看法一致时,大家都做出肯定的回答。然而,格罗却说他听到了许多反对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意见,认为他应该对整个事件负责。对于他的话,纳吉批驳说:必须纠正的是这不涉及政治局委员,也不涉及中央委员会成员,所听到的这些意见来自下面的群众。他援引了他收到的一位工厂党委书记的信,来信反对格罗当选为第一书记。我们问能否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说匈牙利同志已控制了局势并且肯定能对付得了,他们回答说可以。
格罗说他已有两夜没合眼了,其他的同志也一夜没睡。我们原计划今晚八点钟要会见这些同志。我们感觉到参加会见的这些中央委员对我们此时的到来均表现得很友好。我们声明说我们是来帮助匈牙利领导人消除摩擦,维护公众利益的。匈牙利同志,尤其是纳吉对此表示赞同。
米高扬
苏斯洛夫
№04530
米高扬、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的电报
(1956年10月25日)
密码电报发自布达佩斯
绝密
严禁复制
急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
今天,10月25日,黎明前布达佩斯的局势刚稳定下来,而中午又恶化了。
在议会广场上集聚了成群成群的人,苏联军队要求他们离开广场,他们不予理睬。甚至有人从邻近的屋顶向我们的军队开枪射击,我们的一辆坦克被一枚燃烧瓶击中起火,因此被迫开枪还击。据报,打死60名匈牙利人,受伤人数不详。
除此之外,就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大楼跟前,当着谢罗夫同志的面,我们的坦克兵同前来加强保卫中央委员会大楼的匈牙利一个连的士兵发生了枪战。坦克兵怀疑前来的士兵是暴乱分子。枪战中有10名匈牙利士兵被打死,一人受重伤。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和匈牙利的同志正在中央委员会开会,而我们一辆坦克上的机枪手,用大口径联动式机枪向会议大厅的窗户扫射了一梭子弹。墙皮被打落,匈牙利领导人惊慌失措,钻进了地下室,但是那里无法工作,然后,又从地下室出来,继续工作。
这两次严重的枪击事件加剧了城里的不满情绪,下午各街道上出现了手拿国旗和送葬旗子的和平游行队伍。
据匈牙利同志说,米什科尔茨、塞格德、佩奇的局势紧张起来了,群众纷纷集会,游行示威,还提出了各种要求。
纳吉·伊姆雷同志请求增加苏联驻布达佩斯步兵人数,马利宁同志答应匈牙利同志们,增加整顿布达佩斯秩序的士兵人数。晚上,我军的将军、匈牙利将军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议,目的是讨论今天夜间和明天要采取的措施,我们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城里的枪声此起彼伏,苏联军队用机枪、什帕金式冲锋枪,有时也用坦克炮来回击来自屋顶和高层楼房上的零星射击。
鉴于广泛要求格罗下台,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白天举行了有我们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经格罗同志本人同意,解除了他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会议推选卡达尔同志作为接替格罗的候选人。[84]
不久前进入政治局的克伯尔、进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多纳特提议把格罗开除出政治局,但这个提议没有被通过。
今天晚些时候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确认了这些决定。
政治局会议决定让卡达尔同志和纳吉·伊姆雷同志发表广播讲话,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值得注意的是,克伯尔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为了稳定局势,应宣布在匈牙利恢复秩序以后,匈牙利政府将请苏联政府从匈牙利撤军。
我们被迫声明,无论如何不能提出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的问题,因为这将意味着美国军队的进驻。我们告诉他们说,可以宣布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以后,苏军将回到自己的常驻地。政治局其他委员没有支持克伯尔。
又及,深夜签署了这份电报后,收到了纳吉·伊姆雷广播讲话的准确译文。最令人吃惊是他的讲话不是在有我们出席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那样,而正好相反,原话是:“匈牙利政府倡议,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就两国关系进行谈判,谈判将在对匈牙利友好的基础上进行关于严格遵循国际主义原则,其中包括苏联撤走驻匈武装力量的问题。”
早上我们就这个问题将找人谈话。
阿·米高扬
米·苏斯洛夫
1956年10月25日
№05876
葛罗米柯同匈牙利大使波尔多茨基·亚诺什会谈记要
(1956年10月26日)
机密
摘自葛罗米柯日记
应波尔多茨基同志的请求,今天15时接见了他。
波尔多茨基同志说,他是来就下面的问题征求意见,也可能是请求帮助的。
现在莫斯科有100到120名匈牙利领导干部(匈牙利党校的学员、匈牙利军队的将军和军官、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士),他们希望火速回国以稳定国内局势。讲到这里时,波尔多茨基同志强调指出,这些人都是忠于苏联的坚强的共产党员。
波尔多茨基同志本人也认为,这些同志回国对匈牙利有好处。
他请求我们发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如果答复是肯定的,还请把以上所指的同志,如有可能的话,用飞机送往布达佩斯。
我告诉波尔多茨基同志说,目前我很难就他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我建议他与布达佩斯联系并征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
波尔多茨斯基同志回答说,他通过经互会的“高频电台”试图同布达佩斯取得联络,但是等了一个半小时也未能与匈牙利联系上,这才决定与苏联外交部商量。他已采取了措施把给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情报转送布达佩斯了。他接着发现并完全理解,我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难处。
随后波尔多茨基说道,西方的许多外交官询问他,匈牙利政府何时以何种方式请求苏联政府给予军事援助。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因此为了避免陷入错误的境地,他征求我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该如何回答。
我对他说,众所周知苏联军队应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匈牙利政府的请求已开进了布达佩斯,匈牙利政府发言人就此事已正式发表了几个声明。依我看,可以按照布达佩斯电台播出的匈牙利政府的几个正式声明来回答西方外交官的提问。最后,波尔多茨基同志请求不要把他来外交部看作是大使正式拜访外交部副部长,只当做是他个人找自己的同志帮忙。
参加会见的有欧洲五处的参事Н.Н.西卡耶夫同志和匈牙利大使馆参赞К.埃尔杰姆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阿·葛罗米柯
№01044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报
(1956年10月26日)
绝密
立即递呈
苏共中央:
我们同领导人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同格罗谈了几分钟,之后他去继续参加政治局同中央委员的会议,然后我们同卡达尔同志进行了谈话。纳吉·伊姆雷忙于同参与组织游行但未参与武装起义的具有反对派情绪的作家和大学生代表的会谈,之后他也来了,谈话将近结束时,赫格居斯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也来了。
我们被告知,在有中央委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了执政内阁作为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临时机关,其成员有:卡达尔、纳吉、赫格居斯、奥普罗、明尼赫[85]、桑托。
卡达尔同志平静详细地通报了中央委员会正在讨论的问题和已经做出的决定。
卡达尔同志根据初步确定的政府成员名单通报说,中央委员会基本上已一致同意这个名单,他已把这个名单通知了纳吉·伊姆雷。
卡达尔同志声称,他们赞同政府的人员构成。对我们提出新进入政府的人中有无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他肯定地回答说没有。他说他们是好人,他们在原则上承认社会主义和民主,党的代表占据着决定性地位,但把某些非党社会活动家放进政府有助于党吸引人民群众到自己方面来。
卡达尔说,遗憾的是人民群众现在已经不再接受我们的影响,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威望已大大地降低,特别是由于过去的错误。
卡达尔提请注意,强烈的反犹太人情绪和反苏情绪已控制了工人群众和其他居民[86]。
卡达尔说,在反政府运动中应当分清反革命叛乱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反革命叛乱分子是想消灭人民民主制度,对他们应当进行彻底的武装斗争(他说这是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共同意见),而广泛的人民群众运动的参加者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满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多数工人阶层甚至相当一部分党员。这些广泛的不满被反动力量利用了。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使人民群众摆脱反革命分子的影响,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一边来。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任中央书记多纳特采取投降主义立场,实质上为反革命叛乱进行辩解,建议在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告人民书中承认包括武装叛乱在内的整个这场活动为人民革命的运动,因而它是正当的合法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明尼赫、科瓦奇和哈扎伊[87]均激烈反对多纳特。我们坚定地对匈牙利同志说,必须严格地警告多纳特,如果他继续坚持自己的投降主义立场而不严格执行中央委员会决定[88],那么对他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大多数中央委员愤怒地抨击了多纳特的言行,决定同叛乱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同时采取政治措施以便影响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尤其是他们已决定满足工人群众关于在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的要求并将研究关于改善工人物质状况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赞同卡达尔和纳吉·伊姆雷昨天的发言[89]。纳吉·伊姆雷向我们重述了基本上是以前谈的那些话,这些话我们已向你们转告过,即他们两种可行的途径[90]。纳吉·伊姆雷说,除了武装镇压叛乱外,还要实行和解和使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向我们靠近的政策,迎合人民运动和国民情绪,以便领导这场人民运动从而粉碎反革命分子并维护人民民主制度。纳吉说,另一条途径是,人民群众只好依然反对他们,而他们依靠苏联军队和党的脱离人民的那一部分力量,这条途径是悲剧性的,会导致美国人的干预。
纳吉·伊姆雷通报了同作家和大学生的谈判情况:这是一些他以前就认识的很多作家,而那些大学生则是他曾给他们上过课的共产党员[91]。这些人准备动员大学生帮助警察同叛乱分子进行斗争,但他们要求,例如撤换内务部长[92],关于这个问题,纳吉说已经得到解决,他们还要求,将来匈牙利不要内务部特别部队,因为匈牙利历史上未曾有过这类部队,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没有这类部队;只有国家近卫军、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他们认为,匈牙利也应当有这些部队,而且他们对内务部队对付居民使用的那种残酷手段表示极大的愤慨。
从谈话中我们形成这样一种印象,纳吉·伊姆雷从心里不反对对于内务部部队的这一要求。卡达尔摇头表示不同意。
纳吉·伊姆雷通报说,这些代表团也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有鉴于此,我们向纳吉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声明,苏联方面不会同意把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出,政治局大多数人否决了撤军建议,为什么他在昨天的发言中答应同苏联进行关于从匈牙利撤出苏联军队的谈判?而且匈方的这一撤军声明事先没有通知我们。纳吉·伊姆雷和当时在场的政治局委员,包括格罗在内都承认,他们很晚才开会讨论纳吉·伊姆雷的发言稿的。他们考虑到工人群众,特别是大工业中心的工人群众和包括德布勒森和米什科尔茨州党委等很多党组织的撤军要求,为了控制局势和保留对工人的影响,不得不采用这一提法,但他们认为,这一提法是温和的,不是绝对的[93]。
格罗补充说,他起初反对这一提法,后来犹豫了,但最后没有找到其他出路,于是就同意了。
我们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错误,因为苏联撤军将不可避免导致美国军队的到来。像过去一样,我们认为,一旦恢复秩序,苏联军队可能很快就返回自己的基地。我们声明,我们反对把从匈牙利撤出苏联军队的任何许诺加进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即将发出的呼吁书中去,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不论是纳吉·伊姆雷还是卡达尔都答应不把从匈牙利撤出苏军的提法加进党中央和政府的呼吁书[94]。
从早晨同纳吉·伊姆雷的谈话中看出,他在支持宵禁和禁止示威游行的问题上是不坚定的。我们坚持,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也支持,根据局势在今天和明天不但在夜间而且在白天都要实行最严格的宵禁制度,禁止上街活动以避免示威游行。
我们的几点结论:
1.大多数中央委员和政府成员都坚决赞成彻底镇压反革命。在此,考虑到纳吉·伊姆雷的摇摆不定,他由于自己的机会主义性格尚不知道退让到何种地步。
我们已警告他们,不应再作进一步的退让,否则将导致丧失政权。
2.我们认为,在已形成的局势下,吸收一定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具有民主思想的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进入政府以扩大对政府的社会支持是可以允许的,合适的。
以明尼赫同志代替军事部长巴塔,是对于我们事业十分恰当的决定[95]。巴塔同志尽管是位诚实的人,但没有必要的条件和能力。
3.我们认为,他们在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的意向在现在形成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因为这会在工人群众中找到更多的支持。
4.如果谈到投降危险,我们以为,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是不会投降的。危险可能出在德布勒森或米什科尔茨,那里将可能出现投降主义政府。为对付他们,我们将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不只是政治措施,而且还有军事措施。
5.我们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已经不是军事措施,而是控制工人群众。
截至莫斯科时间18时市内局势平静,这不包括我军部队用坦克的火炮和机枪对有零散叛乱分子射手的房屋的射击。大规模的混乱示威游行今天没有发生,基本上保持着该市城防司令规定的秩序。
阿·米高扬
米·苏斯洛夫
№01045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报
(1956年10月27日)
绝密
苏共中央:
今天我们参加政治局会议3个多小时,会议讨论了政府组成问题和当前形势问题。
政治局委员们从加强政治稳 定的观点更改了政府成员的最初名单[96]。例如,奥普罗是执行内阁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这几天表现很好,被批准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实际上他将成为第一副主席,因为其他副主席均为非党人士,且能力较弱。
希拉基的内务部长候选人被撤销,因为他政治上不坚强,明尼赫批准为内务部部长。因此,前负责后勤工作的国防部副部长扬查·卡罗伊被批准为国防部长,他是共产党员,可靠,工人出身。
高尔多什·拉斯洛文化部长候选人的资格由于同样原因被取消,卢卡奇被任命为部长,他是著名哲学家,尽管在哲学上有某些混乱之处,但从政治上说,他是比较可靠的,在知识分子中有威望。
为了增加非党人士代表批准匈牙利著名社会活动家蒂尔迪·佐尔坦为不管部长。纳吉·伊姆雷同志建议不把蒂尔迪·佐尔坦安排在政府内,因为他同农业部长科瓦奇·贝拉关系不好。但这条建议未被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市内夜间出现了传单,传单称纳吉·伊姆雷为叛徒,建议科瓦奇·贝拉当总理,并号召为他举行游行。
纳吉·伊姆雷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委托给住在城外的科瓦奇·贝拉通了电话,问他同意不同意参加政府?他给了肯定的答复,并补充说,他已被邀请参加群众集会,如果他去参加集会,他要发表反对游行支持政府的言论。
非党员专家里比安斯基被批准为国营农场部部长。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候选人都被一致通过,个别人的更换未遭到来自纳吉·伊姆雷方面的反对。
匈牙利同志在同我们谈话时声称,他们认为这个政府从政治上和工作能力上看都是合适的。纳吉·伊姆雷特别强调这一点。
今天当地时间12时已由电台宣布政府的组成。
我们的印象是,从整体上说这个政府是可靠的,从社会舆论界看,它是比较有威望的[97]。
奥普罗同志以坚定的口气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他同时指出,医院里有近3000名匈牙利受伤人员,其中在医院死去250人。其他伤亡人数不详。
由于各省的形势不平静,卡达尔同志问能否增加苏联军队数量?
我们声明说,我们有预备部队,需要多少部队,就将有多少部队。政治局委员会对此感到很高兴。
奥普罗就组织今后城市内的斗争和整顿市内秩序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措施。
奥普罗通报说,叛乱分子已开始大量缴枪,已收缴了700支步枪。
奥普罗说,外省局势开始稳定,尽管卡达尔同志和赫格居斯同志对此持怀疑态度。
匈牙利同志开始武装党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们由于得到了武装已开始感到比较有信心。决定让武装起来的党员参加城市警察队伍。决定向电台和报社派驻军事检查员。
建议各部部长安排好各部和企业的工作。
卡达尔同志通报说,新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洛松奇和新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多纳特昨天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投降主义言论,某些中央委员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二人发表声明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并提出辞职。
在卡达尔通报这一消息时,纳吉·伊姆雷不在场,他忙于同新任部长们的谈话,之后由于过于劳累他心脏病发作(顺便说一下,会议休息之后我们在办公室看到纳吉·伊姆雷正处于昏迷状态,匈牙利医生不知如何是好,碰巧苏斯洛夫同志有戊酸薄荷酯,纳吉服此药后恢复正常状况,为此他很感谢我们)。
考虑到洛松奇、多纳特与纳吉·伊姆雷关系密切,而后者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当时未参加会议,政治局决定关于他们的事不作最后决定,暂时安排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工作。
* * *
我们同卡达尔和纳吉·伊姆雷谈妥,晚上以非官方身份作推心置腹的交谈。
阿·米高扬
米·苏斯洛夫
№05892
苏联外交部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不晚于1956年10月28日)
机密
鉴于西方几个大国在安理会提出“匈牙利形势问题”,苏联外交部认为以采取下述措施为宜:
1.建议匈牙利同志立即以匈牙利政府名义发表相应的声明;
2.向苏联常驻安理会代表下达指示,指明其应持的态度。
附决议草案[98]。
请审定。
№05893
苏共中央关于匈牙利问题指示草案的决议
(不晚于1956年10月28日)
机密
1.核准给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的指示草案(指示草案附后)。
2.核准给苏联常驻安理会代表关于匈牙利问题的指示草案(指示草案附后)。
附 件
机密
给布达佩斯大使的指示
布达佩斯
苏联大使
众所周知,西方几个大国在安理会提出了称作“匈牙利局势”的问题,其目的是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内政,破坏同匈牙利签订的和平条约。
因此要同匈牙利领导人商定,以匈牙利政府的名义发表一篇相应的声明为宜。声明中要指出,匈牙利现在发生的事件是匈牙利的内政,10月23日爆发的反革命暴乱是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匈牙利国内某些困难和缺点,通过宣传和干涉匈牙利内政不断唆使反动分子去反对人民民主制度,进行破坏活动的结果。苏联军队参加镇压反革命暴乱是苏联政府应匈牙利政府请求协助恢复应有秩序、保卫人民民主制度和匈牙利国家主权,因此,这与匈牙利签订的和平条约风马牛不相及。
西方几个大国在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是这些国家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又一实证。声明应以匈牙利政府抗议在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不将这个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结尾。
请告诉匈牙利同志,我们认为,这个声明应在今天发表,并通过电台播出,要赶在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因为安理会会议定于10月28日纽约时间15时举行。建议匈牙利同志将该声明电告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和本国驻纽约的代表。同时请将声明文本立即转交莫斯科。
与匈牙利同志谈话时要告诉他们,宜火速准备有关材料,要特别注意搜集具体事实,并尽可能搜集能说明西方几个大国干涉匈牙利内政的文献材料,以便苏联代表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使用。
请告诉匈牙利同志,鉴于匈牙利问题有可能被列入安理会议事日程,一旦安理会将此问题列入议程,匈牙利政府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讨论为宜。因此,匈牙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应要求将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推迟到匈牙利政府代表到来之后,即推迟5~7天。
请电告执行情况。
给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常驻代表的指示
纽约 急件
索沃洛夫
一、同意您的意见。
万一这个问题真的付诸讨论,您在阐述自己提出的论点的同时,应指出西方几个大国有人企图把匈牙利国内当前的事件与毫无关系的和平条约这个问题拉在一起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如果西方大国有人企图利用和平条约第一部分的第二条(关于维护人权问题),您应指出,谴责违反这一条款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第一部分的第四条规定,匈牙利政府有义务取缔旨在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法西斯之类的组织,制止他们的活动。
您发言的语气要坚定而平静。
二、为了便于您了解情况,现告知您,匈牙利政府已指示本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同南斯拉夫代表协商,共同反对把这个提案列入安理会议事日程。
请同南斯拉夫代表联系,弄清楚他的意图,向他通报我国政府的立场,并力争达成采取统一行动总方针的协议。
№01046
米高扬转发谢罗夫报告给苏共中央的电报
(1956年10月28日)
发往苏共中央
阿·米高扬
致阿·伊·米高扬同志:
兹报告10月28日的局势。
1.从与叛乱分子有联系的情报机构获悉,叛乱分子对进一步抵抗已产生怀疑。其最积极的部分主张继续斗争,如果停止斗争的话,也是暂时的,且必须具有保留武器的条件,以待适当时机重新进行活动。
2.友方的侦探于10月27日会见了反对派作家团体领导人波尔迪扎尔[99],后者在会议上对巷战表示担忧。其他会议参加人决定支持新政府并表示希望与叛乱者进行联系,说服他们停止抵抗。
3.在共和国的许多市中心和区中心,地方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经四散逃走,已经建立起五花八门的“革命”的、民族的等等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开始进行“活动”,解除国家安全机关的武装。如米什科尔茨市“革命”委员会在内务部大楼前组织群众大会,迫使工作人员放下武器,对抵抗者进行拷打。在同一天,该“革命”委员会解散了内卫部队。在佐洛埃格塞格市,“革命”委员会解除了国家安全机关的武装,其工作人员被赶出该地区。在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也发生一些相反的事情,如一些地区建立由大学生、青年人和人民军士兵组成的国民民警并整顿市区秩序。
4.在布达佩斯市,新任内务部部长[100]于昨天召集会议,开始恢复各区国家安全机关和警察局的工作。为防止挑衅行为,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穿上警察制服。
5.已经安排对美国大使馆进行有组织的监视,查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携带东西逃往市外。美国人奥利沃特和韦斯特对友方侦探说如在短时间内不平息叛乱,将根据美国建议调入联合国部队,那时将会出现第二个朝鲜。
6.今天早晨,布达佩斯电台播放了在军队报刊编辑部被捕的犯罪集团积极参加者埃尔托维[101]的谈话。他声称,他号召青年人放下武器,因为以纳吉为首的新政府是履行人民要求的保障。在同播音员谈话时,向埃尔托维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在传单中写的是“临时革命政府”?埃尔托维对此回答说,当时他们写传单时,他们不承认政府,而现在就不这样作了,因为政府是合法的。
今天布达佩斯市各地平静,仅有个别的射击。但是仍有三个地方被叛乱分子占据。
谢罗夫
№03413
安德罗波夫转交匈牙利政府信函的电报[102]
(1956年10月28日)
绝密
严禁复制
紧急
在此,我转交一封匈牙利政府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的信”。
莫斯科
我谨代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请求苏联政府派遣苏联军队帮助平息发生在布达佩斯的暴乱,以便尽可能地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并为和平、团结劳动创造条件。
1956年10月24日于布达佩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总理 赫格居斯·安德拉什
安德罗波夫于1956年10月28日
№01047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转发谢罗夫报告给苏共中央的电报
(1956年10月29日)
发往苏共中央
阿·米高扬
米·苏斯洛夫
致米高扬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兹报告今年10月29日的局势。
1.在科尔文电影院附近、日格蒙德大街、塞纳广场和莫斯科广场活动的叛乱小组在夜间进行了缴械谈判。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已达成了缴械协议。
从其他城市来到布达佩斯市的几个小股武装小组已被注意。司令部已采取措施平息他们。
2.根据10月27~28日一些城市的居民向内务部的报告,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包括刑事犯在内8000多人被释放。部分被释放的犯人用从看守人员那里夺来的武器武装了起来。弹药是从袭击军事仓库中得到的。
在电台广播了政府的声明[103]以及赦免参与活动的大学生之后,武装小组开始缴枪。
3.国内一些大行政区的形势是:居民被煽动起强烈的反对共产党员的情绪,在某些区武装起来的人员在居民住宅中寻找共产党员并向他们开枪。
在切佩尔工厂区(布达佩斯附近)有18名共产党员被枪杀。也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匪徒在长途汽车上检查乘客,被确定为共产党的乘客遭到枪杀。
在德布勒森市,市党委转入地下,同军队联系要求支持。这些消息得到“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发给部长会议的电报的证实。米什科尔茨市工人委员会建议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放下武器并离开国家安全机关。包括副局长加迪少校在内的三名工作人员同意他们的要求。工作人员被一群人吊了起来。在凯奇凯梅特市,人群决定在广场上处死一名共产党员。匈牙利军队一名指挥员坐上飞机用机枪向人群开火驱散人群。
驻守在杰尔市的匈牙利军队的一名团长指挥该团整顿该市秩序。当这个城市的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他又到临近的城市去恢复秩序。他回到杰尔市以后,又重新恢复秩序。
4.由于政府决定取消国家安全机关,行动队员的士气低落,已经开展起来的揭发叛乱组织者的侦察工作已经停止。
10月28日晚,内务部召开工作人员会议,明尼赫部长讲话说,反政府活动是“劳动人民为满足自己正当要求而举行的运动”。
法西斯分子加入了这场运动,他们试图利用这场运动推翻政府。之后明尼赫指出工作人员忠实地完成了自己同敌对分子进行斗争的义务,最后他宣布解散国家安全机关,建立统一的警察。但是明尼赫号召所有的人在原地留守。然后他通知说,成立特种法庭,该法庭有权对那些攻击人、攻击国家机关和社会公众机关的人处以绞刑。
正像我们的顾问所说的那样,这次会议之后工作人员的士气大大低落。某些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再也没有回来。
市内出现了署名“大学生革命委员会”的传单,号召消灭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
警察局的工作人员鼓动这种情绪,说什么国家安全机关中有叛徒,抗议他们身着警察服装。
内务部副部长哈尔什来找我们的顾问,哭诉说,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被看做是叛徒,而叛乱分子被当成革命者。他就这个问题同卡达尔同志进行了谈话,但没有得到任何令人安慰的回答。
内务部内卫部队司令奥尔班对我们的顾问说,他将集合军官潜往苏联。内务部前副部长杰坎说,奸细们正在策划屠杀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匪徒们正在调查工作人员的地址。杰坎打算建立一支由工作人员组成的部队带着武器去苏联边境。如果去不了,就搞地下游击活动打击敌人。
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停止了工作,各自回家。他们说,他们已被解散,无权同侦察机关会见。地方上的国家安全机关也停止了工作,因为地方权力机关解散了他们。
索波尔奇市州内务局的40名工作人员去了罗马尼亚。德布勒森州内务局的工作人员接近苏联边境的乌日格罗德区并请求边防军人放他们进入苏联。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边境上集聚了大量的工作人员等待放他们过境进入该国。
鉴于内务部出现的形势,晚上我打算同明尼赫会见并弄清楚他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留在匈牙利的看法(指解散国家安全机关)和如何进一步协调我们的工作。
伊·谢罗夫
№01048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报
(1956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
1.全国和布达佩斯市的政治形势不是好转而是变坏。这表现于如下方面: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不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出十分猖獗。现在他们不开枪而是占领机关。例如,昨天夜间他们占领了中央党报的印刷厂和编辑部[104]。
新任内务部长派去的一百名战士同二百余人相遇,没有开火,因为在中央委员会有人曾劝说他们不要流血。这是深夜的事,当时纳吉·伊姆雷正在自己家里睡觉。他们看来不想同纳吉搞僵,因为担心不通知他便开火会成为削弱领导的口实。
他们占领了区电话局。广播电台照样工作,但不反映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因为它实际上掌握在别人手中。
反革命的报纸没有出版,因为报纸上有反革命文章,出版社的工人拒绝印刷。
2.科尔文电影院附近的一伙敌人同纳吉·伊姆雷进行了和平缴械谈判。但是,至今除了几百支步枪外大宗武器尚未缴出。叛乱分子发表声明说,只能在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之后才能放下武器,而某些人甚至说要在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之后。这样看来和平平息这个据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们争取用匈牙利人的武装力量来平息这个据点。只是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我们的军事顾问说,匈牙利军官和将军们对苏联军官的态度近来变坏了,以往的那种信任已不存在,有可能派去对付叛乱分子的匈牙利军队与叛乱分子联合,到那时不得不重新动用苏联军队进行军事行动。
3.昨日夜间受纳吉·伊姆雷之托召见了安德罗波夫,人们问他,苏联军队继续由苏联开进匈牙利的消息是否确实,如果是,是何种目的?对此,我们未能谈好。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我们怀疑,这可能成为匈牙利改变在安理会的政策的转折点。
我们建议今天向纳吉·伊姆雷发表声明,到今天为止军队的到来是按协议进行的,一俟匈牙利政府能够控制住国内局势,今后不再派更多的军队进入。
我们建议指示国防部长停止向匈牙利派兵,继续集结部队于苏联领土。
只要匈牙利军队采取非敌对立场,这些军队是够用的。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到那时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
我们尚未形成对局势的最终看法,不知形势究竟恶化到何种程度。今天于莫斯科时间11时中央委员会议之后形势将明朗化,我们将向你们报告。
我们认为,科涅夫[105]同志须立即前来匈牙利。
阿·米高扬
米·苏斯洛夫
№05888
安德罗波夫致苏联外交部的密码电报
(1956年10月30日)
绝密
严禁复印
发自布达佩斯急件
今天,10月30日凌晨两点我应邀会见外交部长霍尔瓦特同志。他说他受匈牙利政府首脑纳吉·伊姆雷委托,向我作如下正式声明。霍尔瓦特说,根据匈牙利政府现有情报,大批苏军在扎霍尼、德布勒森和尼赖吉哈佐地区越过匈牙利边境,正在向匈牙利境内前进。纳吉·伊姆雷责成他,霍尔瓦特,尽快查明:是否有大批苏联军队正在进入匈牙利领土,以及进入匈牙利境内的目的是什么。同时,霍尔瓦特同志还说,纳吉让他转告:“就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进行过商谈”。我试图弄清纳吉最后一句话的含义,但是霍尔瓦特继续说,他本人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霍尔瓦特在向我通报以上情况时,曾反复强调说,他们陆续从许多地方收到有关苏联军队调动的报告,以及由于苏联新增部队在匈牙利领土的出现引起居民愤怒的报告。
我对霍尔瓦特说,我不能立即答复他,因为我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霍尔瓦特请我立即查明这个问题,并在今天清晨答复他。
附注:我从外交部回来10分钟后,外交部副部长萨尔卡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匈牙利主管机关核查了上述有关苏联军队情况的报告,现已查明,上述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
安德罗波夫
1956年10月30日
№0104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106]
(1956年10月30日)
机密
关于匈牙利形势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对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的原则的宣言文本作了一些修改,全文予以通过。
宣言文本于1956年10月30日电台广播,10月31日见报[107]。
№05891
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
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1956年10月30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外关系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和合作的政策。
这种政策最深刻、最一贯地表现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上。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团结在一起,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只能够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不仅不排除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实行紧密的兄弟合作和互助,而且相反,规定了这种合作和互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法西斯主义击溃后,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巩固起来,并, 蚁允玖俗约何按蟮纳Α?/DIV>
在建立新制度和进行深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改造的过程中,有过不少困难、尚未解决的任务和明显的错误,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的错误以及有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平等的原则的那些侵害和错误。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极坚决地指责了这种侵害和错误,自己提出了下列任务: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要贯彻始终地实现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代表大会宣布,必须充分估计到走上建设新生活的道路的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特点。
苏联政府正在贯彻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这些决议认为在尊重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充分的主权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创造了条件。
最近的情况表明,有必要作适当的声明,说明苏联对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关系所抱的态度。
苏联政府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共同来讨论一些措施,保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消除破坏国家主权、经济上的互利和平等这一原则的任何可能性。
这个原则也应适用于顾问。大家知道,在新社会制度建立初期,苏联根据人民民主国家政府的请求曾经派往这些国家若干人数的专家:工程师、农学家、科学工作者、军事顾问。最近一段时期,苏联政府曾经多次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召回自己顾问的问题。
鉴于现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经济和军事建设各方面已经培养出了熟练的本国干部,苏联政府认为,迫切需要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研究关于苏联顾问继续留在这些国家是否适宜的问题。
在军事方面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华沙条约,缔约国根据这个条约承担了相应的政治义务和军事义务,其中包括采取“加强它们的防御能力的必要配合措施,以便保障它们的人民的和平劳动,保证它们的疆界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并确保对可能的侵略的防御”。
大家知道,根据华沙条约和政府协定,苏联部队驻扎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个共和国中。在波兰人民共和国,苏联军队是根据四国波茨坦协定和华沙条约而驻扎的。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没有驻扎苏联军队。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安全,苏联政府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参加国研究驻扎在上述国家领土上的苏联军队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苏联政府根据这样一个总的原则:任何一个华沙条约参加国的军队驻扎另一个华沙条约参加国的领土,应根据所有条约参加国之间的协议,并且必须取得这些军队根据请求已经驻留或者准备驻留的国家的同意。
苏联政府认为必须就匈牙利事件发表声明。事件的发展表明,在人民民主制度基础上获得巨大进展的匈牙利劳动人民正确地提出了必须消除经济建设方面的严重缺点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问题,以及同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偏差进行斗争的问题。但是,黑暗的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很快就混入了劳动人民这个正当和进步的运动中,它们企图利用部分劳动人民的不满来破坏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使地主和资本家的旧制度在匈牙利复辟。
苏联政府和全体苏联人民深为遗憾的是,匈牙利事件的发展竟引起了流血。
应匈牙利人民政府的请求,苏联政府同意苏军部队进入布达佩斯,帮助匈牙利人民军和匈牙利政权机关维持市内秩序。
鉴于苏联军队继续留驻匈牙利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苏联政府已经指示自己的军事司令部,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市。
同时,苏联政府准备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华沙条约其他参加国就苏军驻留匈牙利领土问题进行有关的谈判。
保卫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在当前是匈牙利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全体劳动人民的主要的和神圣的义务。
苏联政府深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不会让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动摇他们各个国家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用忘我的斗争和劳动争取来的并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他们会尽一切努力,克服阻碍进一步加强本国的民主基础、独立和主权的一切障碍,继续发展他们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它的经济、它的文化,从而不断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他们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团结和互助,以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0105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6年10月31日)
机密
关于匈牙利形势
1.根据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意见的结果委托赫鲁晓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进行会谈[108]。
2.批准由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转交铁托同志的电报文稿(电报文稿附后)。
当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委托赫鲁晓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同铁托同志进行会谈[109]。(接第322页注释②) 除此而外,南斯拉夫领导人答应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同纳吉政府进行接触,说服其承认不能结束国内猖狂的暴力并辞职,以便新政府上台,新政府上台就能使用“强硬手腕”粉碎“反革命”。在会晤中也讨论了新政府首脑的人选问题。南斯拉夫人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候选人明尼赫持批评态度,建议由卡达尔担任。从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看出,苏联一方接受了这个选择。
3.委托朱可夫同志根据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交换意见的结果制定与匈牙利事件有关的行动计划并报苏共中央。
4.委托谢皮洛夫、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和波斯佩洛夫同志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意见的结果起草必要的文件并交苏共中央审议。
中央会议记录员
附 件
绝密
速发
特档
发往贝尔格莱德
苏联大使:
立即拜会铁托同志并转告下述内容:
“鉴于匈牙利出现的形势,我们希望于11月1日晚上或11月2日早晨化名同您会晤。我们同意为此目的前往贝尔格莱德或按您的选择前往南斯拉夫领土或苏联领土的其他地点。我方代表团由赫鲁晓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组成前往。
我们通过费留宾[110]同志等待答复。
尼·赫鲁晓夫”
№010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6年10月31日)
绝密
№49П69
致陶里亚蒂同志电报稿
批准所附的就匈牙利局势问题致陶里亚蒂同志电报稿
中央会议记录员
附 件
绝密
发往罗马
苏联大使转陶里亚蒂同志:
在对匈牙利局势和匈牙利政府向反动方向发展趋势的评价上我们同意您的看法[113]。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纳吉采取两面派立场,并越来越受反动力量的影响。目前,我们不公开反对纳吉,但我们也不容忍局势逆转,听任反动势力的嚣张。
您的关于我党集体领导的一致性有可能削弱的友好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坚定地请您相信,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我们的集体领导一致地评价局势,一致地通过有关决定。
苏共中央
№05879
基里钦科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
(1956年11月1日)
急件
现寄去西南区内务部边防军指挥部第二处处长斯塔罗沃伊托夫上校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索博里奇州内务部管理局局长维格少校及其随员会谈纪要。维格少校和其随员1956年10月29日在第27边防支队第14边防哨所管辖地段进入苏联境内。该纪要于今年11月1日寄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А·基里钦科[114]
1956年11月1日
附 件
机密
与从第27边防支队第14边防哨所管辖地段进入苏联境内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索博里奇州内务部管理局长维格少校及其随员谈话纪要
匈牙利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州管理局局长维格少校及其负责国家安全的副手布拉诺维奇大尉,内务部州管理局党委书记和4名作战部军官。
维格少校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索博里奇州内务部机关的工作人员说,匈牙利的暴乱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自发的,而是反动势力精心策划的。它是国内一连串的事件总的爆发。
由于缺少对阶级敌人的坚定立场,农村的富农们隐瞒土地数量偷税漏税,而且趁机夺取了政权机关中的领导岗位。
城市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过去的一些资本主义分子钻进了城市中的领导班子,得以策划自己的阴谋勾当。
所以国内许多企业里出现了大范围的消极怠工现象,农村里则隐瞒土地以逃避税收。尽管出现了这些情况,内务部各级机关却没有同它们进行认真严肃的斗争,为此加博尔·彼得[ZW()[ZK()加博尔·彼得(1911~ )——1945年以后担任政治警察,匈政府保安局负责人。积极参与迫害拉伊克和卡达尔的案件。1952年被捕。[ZK]][ZW]]被撤消了部长职务,彼罗什·拉斯洛被任命为内务部部长。
在任命彼罗什为内务部的同时,一些怀有敌意的人也被撤消了职务,但是短短的两三个月之后这些人又官复原职,而且按照惯例他们的职务不断得到迁升。在一系列事件中富农们趁机倒算,夺回了田产。
由内务部发起为打击消极怠工者和其他敌对分子的活动被检察院制止,犯罪分子则被法庭宣判无罪释放。这些与内务部的行动直接相关,自然,它的工作被削弱了。
随后军队开始裁员。利用这一机会让一大批优秀军官退役,而且不给他们创造任何物质条件。这些军官被迫到矿山、采石场和其他地方去做苦工,部队里留下的都是些不可靠的军官。在征召预备役军官入伍进行重新培训时,选的却是普通的士兵,这自然引起了不满。
军队裁员的同时也对内务部所属机构和部队进行了缩编。这种情况导致军官们纷纷“歇工”,等着退役。甚至在叛乱加剧的情况下,内务部机构仍在继续裁员。
在叛乱分子进行公开行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地纷纷组建了裴多菲青年小组(这些小组是以匈牙利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位革命诗人的名字命名的)。反动知识分子领导着这些小组,传播资产阶级思想。
一些作家在文艺刊物和其他报刊上,在电台和各种集会上撰稿或发表演说,鼓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对青年人影响很大的是“美国之音”广播电台。
随后这些反动势力得寸进尺,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恢复匈牙利的“独立和自主”。
——从政府中消除拉科西及其同伙。
——停止向苏联输出铀矿石。
——解散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立私有制和私人自由贸易。
——扩大同西欧的联系。
——取消一党对国家的领导,将一切权力转交给国会。
——收回奥匈帝国时期原属匈牙利的一切领土。
——收回外喀尔巴阡地区。
各类出版物、报刊杂志和各种小册子上连篇累牍登载了这些要求,而党的各级组织、政府和内务部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制止这些宣传。
这就使得反动势力不仅能利用报刊杂志,而且他们的代表还可以自由来往于全国各地,并在居民区建立散布自己这些思想的基层组织。
匈牙利内务部领导们讨论了国内的局势,彼罗什部长和他的两名副手杰伊卡和加什认为这些要求是对现有制度的敌意的攻击,是要使匈牙利脱离民主阵营,首先是摆脱苏联的影响,所以部长们认为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制止反动分子的活动。
内务部另一些领导人,其中有加布里副部长和匈牙利警察局局长佩夫采,他们反对采取果断措施镇压对匈牙利民主制度进行破坏的敌对分子。因此,维格少校和其他一些人总结说,他们没有收到与裴多菲组织有关的指示,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从事敌意宣传的人们。更有甚者,对这些从事敌意宣传的人员进行追查和汇报其活动的工作人员在内务部内部受到了处罚,原因是他们的行动违反了规定。譬如,一名参与组建基层反动组织的成员被一名工作人员传到内务部,并被告知说,他的活动对国家是有害的,应该停止。这名成员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了布达佩斯自己的领导,一名波兹南人,就是此人指示他干这项工作的,然而内务部却在全部内发布了关于处罚这个内务部工作人员的命令,似乎是因其行为违反规定。这件事在内务部各级机关中引起了混乱,因此内务部工作人员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对付阴谋者们的行动,甚至对他们的敌意活动也装作视而不见。
凡被我们询问过的人都回答不出谁是暴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反动分子在极大程度上利用了波兹南事件,他们将暴乱行动的每个细节都公布于众,号召人们学习波兰暴动者以其为榜样。
后来维格少校和其余同志讲述了索博里奇州和州内务部管理局所在地尼赖吉哈佐市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大约在两个月前索博里奇州的各种报纸上开始刊载一些以我们前面提到的暴乱分子要求为内容的文章,后来在教师会议上、报社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上还讨论了这些要求。有人曾向内务部汇报过这些问题和敌人活动情况,但直到暴乱发生前内务部没有下达任何指示。
1956年10月23日暴乱者首先在德布勒森市开始行动;1956年10月25日在米什科尔茨市,1956年10月26日或27日(确切日期他们记不清了),暴徒们从上述两市开始进入索博里奇州组织暴乱。暴乱者主要是年轻人,其中有许多刑事犯,都喝得醉醺醺的。
进入索博里奇州后,暴徒们立即鼓动年轻人参加暴乱,砸毁五角星标志、纪念物和苏联红军战士纪念碑,释放监狱里的关押犯。暴徒们的这些行动没有受到当地政权机构的任何阻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政府早已下令:只有在暴乱者先开枪后才能向他们开枪。这样暴徒们没有动用武器就闯入监狱,解除了看守人员的武装,释放了在押犯。
1956年10月27日暴乱者来到尼赖吉哈佐市,释放了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并在该市发动了暴乱。他们用汽车把犯人送到该市最好的饭店为其举行宴会。
1956年10月28日在广场上举行了约有7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开始选举“工人委员会”。在此之前,根据暴乱分子的要求,州印刷厂开始印刷写有暴乱分子要求的传单并在市内散发。
暴乱者还请了军队和警察局的代表参加“工人委员会”选举大会。军队和警察局派出了30~35人参加了大会。
这时一支苏联部队穿过该市和正在召开群众大会的广场。暴乱分子从教堂里向行进中的苏军开枪、投掷石块和其他东西,致使一名苏军士兵被打死。苏军随即向对方还击,10名暴徒被击毙,6人受伤。
暴乱分子曾派代表到内务部管理局,他们要求拆下各建筑物上的五角星标志,交出武器,释放在押政治犯。州管理局领导同意在下列条件下和“工人委员会”合并:州管理局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保留武器。暴乱分子不同意这两个条件并要求内务部所属全体工作人员离开该市,否则他们将全部被消灭。内务部对多次请示的答复是:不许向暴乱者开枪,要作解释工作。当暴乱分子向州内务部管理局发出最后通牒后,维格少校请示内务部,答复是,所有人员换上警服,撤离城市到能去的地方。这时警察和军队都站到了暴乱者一边。稍后州管理局副局长布拉诺维奇(他已到了苏联境内)再次打电话给内务部,同副部长丹进行了交谈。这位副部长下令:不许销毁州管理局的文件,应把所有文件转交给州管理局负责警察工作的副局长佩京。维格少校执行了这项命令。所有的文件和档案都转交给了佩京(他留在原地)。
1956年10月28日13点维格少校率内务部成员来到尼赖巴托尔市第九边防部队,以便对暴乱分子采取联合行动。到达第九边防部队司令部后洛比少校接见了他们并表示,他们最好不要在此地停留,因为暴乱者得知这个消息后会来到边防部队捣毁司令部。因此洛比少校建议维格等人到与苏联毗邻的一个边防哨卡。维格少校一行人照做了。他们携带家属分乘五辆汽车来到我们苏联境内。
据他们解释,暴乱没能消灭在萌芽时期,是因为从暴乱一开始政府就没有领导同暴乱分子的斗争,也没有下令镇压他们。
军队和工人之所以会站到暴乱分子一边,是因为政府不断满足暴徒们的要求。
上级下达的所有指示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地方政权机构向暴徒们说明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但严禁动用武器。这就使暴徒们有了占领武器库、兵工厂并解除卫戍部队武装的可能。
越境来到我们这里的军官们还告诉说,米什科尔茨市的州内务部管理局全体人员,包括士兵在内都被暴徒们杀害了。州管理局局长被暴乱分子指名叫去谈判,一去就被抓起来。暴徒们用绳子缠住他的脖子,把绳子绑在汽车后面,开着车满城转。
杰尔恩市的内务部军官也都惨遭不幸。
两个州的内务部管理局人员转移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另一个州的内务部人员到了罗马尼亚。
德布勒森市的州内务部管理局在苏联军队保护下留在原地。
西南区内务部边防军司令部第二处处长
上校 斯塔罗沃伊托夫
1956年10月
№0105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6年11月1日)
绝密
关于匈牙利局势[115]
委托朱可夫、苏斯洛夫、科涅夫、谢罗夫和勃列日涅夫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交换意见的结果制定与匈牙利事件有关的必要措施并且将自己的意见报告苏共中央。
中央会议记录员
№03414
安德罗波夫发自布达佩斯的密码电报
(1956年11月1日)
绝密
严禁复制
今天是十一月一日,上午七时接到邀请我去参加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阁会议的请柬。主持会议的纳吉用一种相当不安的语调告诉与会者,早上他已就苏军越过匈牙利边界并向国家的心脏挺进这一事宜向苏联大使提出抗议。纳吉“命令”对这一事件进行解释。纳吉说这些话表明他希望我对他提出的抗议做出反应,而且他一直不停地看蒂尔迪·佐尔坦,像是在期望支持。
蒂尔迪举止庄重。他在纳吉之后立即发了言,语气更为友好与平和一些。他说如果苏联军队继续向布达佩斯挺进,这将会是一桩丑闻,而且政府将会被迫引退。蒂尔迪不愿意让工人们把愤怒转向苏联。
蒂尔迪说他坚持苏联军队——至少按华沙条约规定不在匈牙利驻扎的苏军——即刻撤退。
卡达尔支持纳吉。哈拉斯蒂和埃尔代伊·费伦茨非常不安地发了言,而且对我们的态度也不友好。道比则保持沉默。
他们发言之后我提出了我的观点——我的观点与我接到的指令一致。纳吉即刻回答说虽然我的陈词很好,但并未回答匈牙利政府的问题。
纳吉提出,既然苏联政府既不停止苏军的挺进,又不为它的行动提供一个, 令人满意的解释,他们就要批准那天早晨通过的动议,即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宣布中立并恳请联合国由四大国来保证匈牙利的中立。如果苏联政府停止苏军的挺进并立即撤回本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根据本国武装部队的报告做出判断),匈牙利政府也将撤回它向联合国的请求,但匈仍将保持中立。埃尔代伊和洛松奇强烈支持纳吉的回答。蒂尔迪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更为含蓄,而卡达尔的反应很是勉强。道比仍保持缄默。
一小时之后大使馆接到外交部的通知,宣布既然那天苏军跨越边界而且置匈政府强烈抗议于不顾,进入匈牙利境内,匈政府将即刻退出华沙条约。外交部请大使馆立刻通知苏联政府这一决定。他们向布达佩斯每一所大使馆及外交使团送出相似内容的通知。
附:我们得到消息说在社会民主党的挑动下,匈牙利所有企业的工人宣布两小时的罢工,要求苏军撤离匈境
安德罗波夫
1956年11月1日
№05866
佐林与波兰驻苏大使列维科夫斯基会见纪要
(1956年11月1日)
密件
摘自佐林日记
应请求今日23时30分接见了列维科夫斯基。
列维科夫斯基说,他受波兰政府之委托提出以下问题:我们如何看待匈牙利的局势;关于有新的苏联军队从其他国家,包括从罗马尼亚进入匈牙利境内的消息与实际情况有几分相符。
列维科夫斯基接着通报说,纳吉·伊姆雷今天邀请了包括波兰大使在内的驻匈牙利外国大使,并且在转交给他们的照会中通告说:新的苏联军队已越过匈牙利边境进入其领土。纳吉因此提出抗议并要求军队撤离匈牙利。他宣布匈牙利为中立国并通告说,匈牙利政府已向联合国提出了予以保护的请求。
列维科夫斯基再次请求搞清楚 上述消息的可信性。如果消息与实际情况相符,请求就此问题通知波兰政府。
我说,我对此一无所知,关于这一询问我应当报告部长谢皮洛夫同志。正式谈话结束之后,我问列维科夫斯基本人,如何看待匈牙利事件的发展。
列维科夫斯基说,他认为匈牙利的情况很严重,而且局势开始复杂化。可是他没有足够的正式资料,因为他的情报仅限于报纸上的报道。仅能看得出,在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活动,其中包括反动分子。
接着他说,今天使馆来了一群匈牙利大学生,请求发给经波兰去匈牙利乘车的过境签证。然而波兰使馆婉言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他们的护照只对直接往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效,据他所知,匈牙利大学生也向捷克斯洛伐克使馆提出了这一请求。
出席接见的有参赞 根·伊·福明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瓦·佐林
№0105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6年11月2日)
绝密
关于与匈牙利事件有关的措施
赞同与匈牙利事件有关的行动计划[116]。
中央书记
№04554
佐林与波兰驻苏大使列维科夫斯基会见纪要
(1956年11月2日)
绝密
摘自佐林日记
今天19时接见了列维科夫斯基,并根据他今年11月1日同我谈话时提出的问题,通报了如下内容:
1.众所周知,苏联军队根据华沙条约并应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请求,驻扎在匈牙利境内,其调动也根据这一条约。
2.关于苏联军队的调动问题也是应纳吉·伊姆雷向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提出的,昨天他已经得到如下答复,苏联政府打算委派苏匈联合委员会来研究苏军从匈牙利撤军的技术问题。
列维科夫斯基说,这一点并未十分清楚地回答波兰政府的询问,并根据纳吉·伊姆雷给驻布达佩斯的国外大使包括波兰大使关于有新的苏联军队进入匈牙利领土的声明。要求证实这一声明是否属实。
我说,除我就此问题通报的之外无可补充。
在正式谈话之后,我们就匈牙利的局势简单地交换了意见。列维科夫斯基引证波兰统一工人党告波兰人民书的话,在匈牙利反动派正在抬头。我同意这一点并向列维科夫斯基通报了意大利《意大利报》刊登的一篇纳吉·伊姆雷采访记,其中纳吉宣称,匈牙利将走西方民主之路并退出华沙条约。
列维科夫斯基说,这将是恣意违反华沙条约。
我赞同列维科夫斯基的意见,并表示相信有丰富革命传统的匈牙利工人阶级一定能够控制当前局势。
第四欧洲司第一秘书伊·伊·叶戈尔出席了接见。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瓦·佐林
№01054
朱可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11月4日)[117]
特档
绝密
1份
今年11月4日6时15分,苏联军队开始了整顿匈牙利秩序和恢复匈牙利人民民主政权的行动。
我军按早先制定的计划进行行动,占领了杰尔、米什科尔茨、迪恩迪厄希、德布勒森等省的反动据点以及匈牙利其他州中心。
在行动中苏军占领了包括索尔诺克市强大的无线电台在内的通讯枢纽、弹药库和其他重要军事设施。
在布达佩斯市行动的苏联军队粉碎了叛乱分子的抵抗,占领了议会大厦、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中央大楼以及议会区的电台。夺取了横跨多瑙河联结该市东西两部分的三座大桥和一个弹药库。
纳吉·伊姆雷反革命政府的全体成员躲藏起来[118]。现正在搜查。
在布达佩斯市只剩下位于科尔文电影院区的一个最大的叛乱分子据点(位于市东南部)。已向守卫该据点的叛乱分子发出关于投降的最后通牒,由于叛乱分子拒绝缴械投降,我部已开始攻击。
匈牙利军队的主力卫戍部队已被包围。其中多支卫戍部队未经认真抵抗便缴械投降。我军部队下令:把被叛乱分子撤职的匈牙利军官送回原司令部,逮捕替换这些被撤职军官的那些军官。
为防止敌人奸细渗入匈牙利和叛乱分子头领从匈牙利逃走,我军已占领匈牙利机场并牢固封锁通向奥匈边境的所有道路。
我军部队继续完成受领的任务,肃清匈牙利领土上的叛乱分子。
朱可夫
1956年11月4日
№04551
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发回的电报
(1956年11月4日)
密电
绝密
发自布达佩斯
我军进入布达佩斯之后,顺利地与道比、罗奈伊、克里什托夫、蓬格尔茨[119]及其他同志取得了联系。我们的军队占领了国会大厦,当时以上几人正在那里。道比和罗奈伊说,他们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想立即投入工作,但又犹豫不决,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从何入手,同时又担心搞出乱子。我们同卡达尔、奥普罗、明尼赫还没有取得联系。总之,与我们的朋友们缺乏联系在今天影响很大。在国会,布达佩斯市议会甚至苏联使馆都收到了大量关于一些暴乱者希望缴枪的信号。但是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任何一方接受他们的请求。“切佩里”载重汽车厂和其他几个工厂的工人代表给使馆打电话讯问,他们在哪里能找到新政府的代表,以便获得必需的指令。有通告说,纳吉·伊姆雷、洛松奇和多纳特已经隐藏起来。而且暴乱组织的那些领导者也正试图隐藏起来。由于我军同匈牙利的同志们没能取得联系,所以今天几乎没有去逮捕这些匪帮头目。还有一个复杂情况是,今天一整天我军与设在捷科列的司令部之间的联系都不正常。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卡达尔、明尼赫和奥普罗应尽快回到布达佩斯以恢复开展领导工作。
安德罗波夫
1956年11月4日
送:布尔加宁、卡巴诺夫、科夫里吉娜、别谢夫、科罗博夫同志
№05878
朱可夫关于苏军行动的报告
(1956年11月4日)
绝密
1份
驻匈牙利苏军11月4日整天都在清剿溃散在某些居民区继续进行抵抗的小股暴乱武装分子。
布达佩斯市区最重要的政府机关大楼已被我军完全占领,暴乱分子的反抗也已基本被平息。市内剩下两个反抗据点——“科尔文”电影院和布达佩斯西城区的莫斯科广场。
电影院和与它毗邻的建筑物占了整整一个街段,这里集中了相当数量的暴乱分子并配有坦克和大炮。
对兵力进行了必要的调动部署以便彻底消灭布达佩斯市内残留的顽抗据点。
在我军占据的所有居民区内已经实行了军事管制。
现正在清查被解除武装的暴乱者和匈牙利军队自身人数,以及被我军缴获的武器和弹药的数量。
朱可夫
1956年11月4日21时
№01055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费留宾从贝尔格莱德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
(1956年11月4日)[120]
机密
禁止复印
速发
特档
卡德尔通知说,11月3日夜间他们同纳吉·伊姆雷取得了联系,这是同赫鲁晓夫同志谈妥的[121]。
纳吉·伊姆雷、桑托·佐尔坦;还有11名匈牙利共产党员现在处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内。卡德尔说,尚不清楚纳吉·伊姆雷在匈牙利是否以政府名义作过最后声明。如果他作了这个声明,那么他们南斯拉夫人将努力争取让纳吉宣布,那是在反动派压力下这么作的。他们还希望同纳吉·伊姆雷达成协议,由纳吉·伊姆雷发表声明,他支持以卡达尔为首的位于索尔诺克市的政府[122]。
按卡德尔的话说,作这样的声明将会使在安理会讨论匈牙利问题[123]和承认卡达尔政府为合法政府变得容易些。卡德尔受铁托委托请求向苏共和苏联政府询问,是否继续同纳吉·伊姆雷作进一步的谈判。铁托也请求苏联政府转告卡达尔政府,希望不要迫害那些在匈牙利最近发生事件的期间未能立即采取正确路线的共产党员。
卡德尔说,铁托还请求苏联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南斯拉夫大使馆不受对它进行的可能的攻击,特别是如果反动派知道藏于大使馆的纳吉支持卡达尔政府。
尼·费留宾
№0105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124]
(1956年11月4日)
机密
批准就纳吉·伊姆雷及其一伙问题发给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电报文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 件
绝密
速发
特档
发往贝尔格莱德
苏联大使:
特发1059—1060号。请通知卡德尔同志,苏共中央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如下:
在我们的同志同您会晤时曾认为纳吉·伊姆雷的公开声明是适宜的,当时他是总理,他的声明有助于挫败反革命。
我们的意见,现在不需要纳吉发表任何讲话。
关于南斯拉夫大使馆,我们已指示我们的部队给以关注。
至于纳吉及其一伙是否继续呆在大使馆的问题,对他们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不仅仅来自反动派一方,也可能来自革命分子一方。有鉴于此,而且还由于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在目前尚没有建立安全机关,合适的办法是把纳吉及其一伙交给我们的部队然后转交给驻在索尔诺克市的革命工农政府。
№05851
卡达尔告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政府书
(1956年11月5日)
同志们: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经历了沉痛的事件。现在我们正给予妄图摧毁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成果的反革命势力以最后的打击。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正常的和平生活,医治创伤。为了尽快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请求得到你们的兄弟援助。现在我们特别需要食品、燃料、建筑材料和药品。
我们坚信,为了共同理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所有兄弟国家和人民一定会满足我们的请求。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 卡达尔·亚诺什
1956年11月5日于布达佩斯
№05849
布尔加宁就苏联部长会议
关于援助匈牙利物资决议草案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11月5日)
布尔加宁、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同志同意
分送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进行表决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送上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及关于紧急援助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事宜在报刊上公布的草稿。
据米高扬同志报告,今天我们会接到匈牙利政府的有关呼吁书。
此外,拟定提前按照1956年计划提供商品,期限25天,以及按1957年第一季度计划提供商品,期限两个月。
决定公布之前开始发运商品的指示已下达各部。
布尔加宁
1956年11月5日
№1112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6年11月5日)
绝密
关于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紧急运送商品事宜。
核准苏联部长会议就此问题所拟决议草案。
中央书记
№05848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匈牙利紧急运送商品的决定
(1956年11月5日)
绝密
1.为向匈牙利劳动人民提供兄弟援助,责成外贸部为期一周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无偿提供下列商品:
谷物和面粉 5万吨
肉类 3000吨
黄油 2000吨
炼乳 300万罐
糖 5000吨
水泥 1万吨
锯材 1万立方米
圆木 5000立方米
窗户玻璃 30万平方米
屋顶铁皮 1000吨
黑色金属轧材3000吨
责成苏联粮食部、苏联肉品奶品工业部、苏联商业部、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苏联木材工业部、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和苏联食品工业部按外贸部订单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紧急运送上述商品。
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应在一昼夜期限内向供货各部指定上述商品的供货来源。
2.为恢复工业运转和修理工业设施及住房,责成外贸部提前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运送按1956年计划应提供的材料、原料、燃料及其他商品,期限25天。提前运送1957年第一季度计划草案规定的商品,期限两个月。
3.责成供货各部门以特殊任务保证向匈牙利发运:
1)按照外贸部提供的订单,1956年计划内的、本年尚未发往匈牙利的材料、原料、燃料及其他商品。期限25天。
2)按外贸部订单,1957年计划预付1957年第一季度计划草案规定数量的材料、原料、燃料及其他商品,期限两个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应在一昼夜内向供货各部指定上述商品的供货来源。
4.责成交通部(别谢夫同志的部)保证按供货各部门的申请,优先提供装运本决定第1、2、3项所列商品的车皮,并安排对这些货物在行进途中运行,以及将车皮发送到匈牙利境内的调度监督。
5.责成海上运输部按照外贸部的申请,保证优先以船舶装载货物并运往匈牙利。
6.责成苏联卫生部协同外贸部和民用航空总局在苏联部长会议监督下在三昼夜期限内按照与匈牙利政府代表达成的药品协议确定所需药品,并无偿按预定发运。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布尔加宁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副主任 斯米尔秋科夫
№05850
布尔加宁致卡达尔的信
(1956年11月5日)
尊敬的总理同志:
苏联政府研究了您的呼吁书,决定对匈牙利劳动人民提供无偿的兄弟援助,向贵国紧急运送以下商品:
谷物和面粉 5万吨
肉类 3000吨
黄油 2000吨
炼乳 300万罐
糖 5000吨
水泥 1万吨
锯材 1万立方米
圆木 5000立方米
窗户玻璃 30万平方米
屋顶铁皮 1000吨
黑色金属轧材3000吨
此外,为保证匈牙利工业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工作不至停顿,苏联政府责成外贸部提前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发运根据1956年协定应提供的材料、原料、燃料及其他商品,以及根据1957年贸易协定第一季度计划应提供的商品。
同时还责成苏联卫生部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紧急无偿发送居民必需的药品。
此致敬礼!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布尔加宁
1956年11月5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04526
伊万诺夫关于向匈牙利提供无偿援助的情况报告
(不早于1956年11月5日)
1956年11月5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向其他国家请求,紧急援助匈牙利,首先需要的是粮食、燃料、建筑材料和药品。
苏联政府在研究这个请求以后,决定对匈牙利劳动人民提供无偿的兄弟援助,向贵国紧急运送以下商品:
谷物和面粉 5万吨
肉类 3000吨
黄油 2000吨
炼乳 300万罐
糖 5000吨
水泥 1万吨
锯材 1万立方米
圆木 5000立方米
窗户玻璃 30万平方米
屋顶铁皮 1000吨
黑色金属轧材3000吨
此外,为保证匈牙利工业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工作不至停顿,苏联政府责成外贸部提前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发运根据1956年协定应提供的材料、原料、燃料及其他商品,以及根据1957年贸易协定第一季度计划应提供的商品。
同时还责成苏联卫生部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紧急无偿发送居民必需的药品。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决定向匈牙利提供总价值为9000万克朗的无偿援助。在此数目项下提供如下货物:
面粉 5000吨
土豆 5000吨
肉 1000吨
水泥 5000吨
石灰 10000吨
屋面材料 32.5万平方米
窗户玻璃 10万平方米
建筑用圆木 2000立方米
锯材 3000立方米
木柴 3600吨
药品 1750万克朗
纺织品、鞋、瓷器、食品和其他商品 3240万克朗
除此以外,还在民间组织捐款活动以援助匈牙利人民。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决定向匈牙利提供价值1亿兹罗提的货物。其中将运往匈牙利10万吨煤,其余由波兰提供的商品的数量和名称将由匈牙利方面确定。
此外,波兰社会各界还发起了支援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募捐,用捐款购买的食物和药品将定期用汽车运往匈牙利。从11月10日起运送的货物已达160多吨。波兰各界人士寄往波兰银行的捐款已超过1亿6千万兹罗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匈牙利提供价值3000万卢布的无偿援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向匈牙利提供价值2200万马克的无偿援助。据报刊报道,从德国运往匈牙利的第一批货物数量为:
玻璃 10万平方米
柴油 5000吨
各式鞋 41万双
毛毯 1万条
长统袜 10万双
食品 1500吨
其余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将由匈牙利政府确定。
除上述支援之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各界还组织了支援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募捐活动。截至今年11月27日,已捐517万2千3百马克,以及价值150多万马克的各类物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企业、组织和个人也表示了收养4000名匈牙利儿童的意愿。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给予匈牙利价值1300万列依物品的紧急援助,物品如下:
煤油 1000吨
柴油 4000吨
褐煤 3000吨
油毛毡 10万平方米
玻璃 10万平方米
水泥 5000吨
石灰 3000吨
木材 23000立方米
木柴 5000吨
盐 10000吨
除以上援助以外,根据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请求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还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提供了6000万卢布的贷款以购买急需物品,1956年将使用1900万卢布,所剩余额供1957年使用。
南斯拉夫联盟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给匈牙利价值1亿5千万第纳尔的援助,用这笔资金将于1956年底以前向匈牙利提供以下物品:
大米 500吨
豆子 100吨
肥皂 50吨
木柴 5000吨
玻璃 2万平方米
玻璃制品 30吨
针叶锯材 5000立方米
水泥 1000吨
木板 250立方米
塑料镶面板 26000平方米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匈牙利无偿援助以下物品:
煤 26000吨
石油 3000吨
木柴 3000立方米
木板 2000立方米
锯木 2000立方米
水泥 5000吨
糖 1000吨
大米 700吨
豆子 1000吨
饼干 100吨
还在民间组织募捐活动以进一步援助匈牙利人民。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向匈牙利无偿援助20万卢布和1000吨柴油。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无偿援助2000吨小麦,100吨肉和15吨香肠。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无偿援助300万卢布。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无偿提供1万平方米玻璃和1万吨水泥。
据匈牙利报刊报道,提供给匈牙利的无偿援助价值已达9300万美元,其中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4800万美元。
资本主义国家向匈牙利提供援助金额为4500万美元,其中美国——2000万美元(包括药品、医疗仪器及生活必需品)。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法国提供了价值30亿法郎的物品,其中包括15吨药品,12吨毯子,40吨衣物,6吨牛奶和25吨其他食品)。挪威(价值200万挪威克郎的物品,包括药品,食品及其他物品)。芬兰(5240万芬兰马克)等国家提供了无偿援助。
印度红十字会(5000卢比),瑞士红十字会(250万瑞士法郎),丹麦红十字会(200套病床设备)等组织提供了援助。
世界工会联合会决定向匈牙利工会提供1万英镑。
社会主义各国向匈牙利提供的无偿援助所有援助物品通过零售商业出售,贸易组织将零售商品所得资金转入政府社会供应委员会的内部账户。关于如何使用这些资金的问题将由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后决定。
西方各国主要通过匈牙利红十字会进行援助、匈牙利红十字会同国际红十字会已签订了关于接受和分配援助的协议书。
欧洲国家经济部主任 Н·伊万诺夫
№01057
朱可夫关于苏军行动的报告
(1956年11月5日)
特档
绝密
第1份
11月5日,苏联军队在匈牙利继续完成恢复国家秩序的任务。
在布达佩斯市我军进行了消灭拒绝停止抵抗的叛乱分子的战斗。
15时,在对科尔文电影院进行了2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对这个据点进行了强攻,与此同时我军部队对位于莫斯科广场区的叛乱分子进行了攻击。
叛乱分子在这些区的抵抗基本被粉碎。科尔文电影院在着火。消灭躲在电影院地下室的残留叛乱分子的战斗正在继续进行。
在战斗过程中很多叛乱分子被消灭,抓获不到70人。
在被抓获的人中有一人是叛乱分子重要的军事领导人科瓦奇·伊斯特万[125]。军队继续肃清城市中的叛乱分子。
朱可夫
№05887
艾森豪威尔致布尔加宁的信
(1956年11月5日)
复印件
莫斯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尊敬的布尔加宁先生:
遵照总统指示我荣幸转交给您如下信函:
尊敬您的查尔斯·波伦
11月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阁下
尊敬的尼古拉·А.布尔加宁元帅
我看了今天从匈牙利送给我的情况报告后,心情极为沉痛。
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确定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该宣言被公认是很快从匈牙利撤出苏联军队的保证。事实上,苏联在这个宣言中指出,‘他考虑到苏联军队继续驻扎在匈牙利可能成为局势进一步尖锐化的借口’。美国政府以及我个人把该宣言看作是一个国家最为明智的举动。随后匈牙利政府十分明确地要求苏联撤军。
所以我们对朝令夕改的政策感到非常吃惊。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最近一次动用军事力量对付匈牙利政府和人民竟然发生在贵方代表和匈牙利政府代表就撤走苏军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刻。
您知道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就在昨天下午你们的代表在安理会上的发言造成的印象是:在布达佩斯进行谈判即将达成协议,正如匈牙利政府要求的那样,苏军将撤出匈牙利领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安理会暂缓讨论这个问题。
为了人类和平我坚持自己的观点,要求苏联采取措施立即从匈牙利撤军,让匈牙利人民享有并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对所有民族都适用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联合国大会准备在今天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就这个悲惨的局面进行磋商。我希望你们的代表能在今天的会议上宣布苏联准备从匈牙利撤军,允许匈牙利人民运用权力按照自己的选择组建政府。
戴维·德·艾森豪威尔总统
11月4日”
译自英文
№04552
朱可夫关于苏军行动的报告
(1956年11月7日)
苏联军队于11月6日晚继续消灭布达佩斯的零星小股叛乱分子。
在城西,我军在过去的霍尔蒂宫地区进行了捣毁反抗据点的战斗。
晚间布达佩斯的叛乱分子对其力量进行了重新部署,零星的小股叛乱分子企图从西边方向逃往城外。同时在市影院地区,其东面的公园地区,以及与其毗邻的街区内,又出现了力量很强的反抗据点。
匈牙利境内夜间很平静。我军继续采取措施对叛乱团伙和个别匈牙利叛军分队予以揭露和缴械。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离开索尔诺克并于11月7日6时10分回到布达佩斯。
我军继续执行既定任务。
朱可夫
1956年11月7日9时
№05882
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11月7日)
机密
苏联外交部将布尔加宁同志就匈牙利问题给艾森豪威尔的复函草案,以及对阿·艾登和吉·摩勒11月6日来信的复函草案呈上。
这些函件将于11月7日送交美国、英国和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函件送交各位大使两小时后全文将在电台播出并于11月8日在我国各报纸上刊出。
请审议。
安·葛罗米柯
1956年11月7日
№0588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6年11月7日)
绝密
1.批准由苏联外交部提交的尼·亚·布尔加宁同志就匈牙利问题给艾森豪威尔的复函草案(草案附后)。
2.该复函文本于11月7日送交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全文当天在电台播出并于11月8日在苏联各报刊上刊出。
.中央委员会书记.
布尔加宁给艾森豪威尔的复函草案
总统先生:
根据您11月4日的来函我认为有必要指出,来函中提出的从匈牙利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完全是匈牙利政府和苏联政府职权范围内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想说的是,您大概已经了解了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在《告匈牙利人民书》中提出的纲领。我相信您在这个纲领中已经发现了您感兴趣的问题的全部答案。
至于您在来函中涉及到苏联政府于1956年10月30日提出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巩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原则的宣言,那么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苏联政府,他在自己的政策中现在遵循,将来也会遵循该宣言中提出的原则。
尼·亚·布尔加宁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送交:
美国利坚合众国总统
大卫·德·艾森豪威尔阁下
华盛顿
№05883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
(1956年11月7日)
机密
1.批准苏联外交部呈报的布尔加宁同志就匈牙利问题给艾森豪威尔的复函草案,以及对阿·艾登和吉·摩勒11月6日来信的复函草案(草案附后)。
2.上述函件于11月7日递交美国、英国和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当天在电台播出,11月8日在苏联各报纸上刊出。
附 件
布尔加宁给艾森豪威尔的复函草案[126]
布尔加宁给艾登的复函草案
尊敬的首相先生:
我已收到了您就我11月5日去信的复函。应该坦率地说,虽然我们并没有期望收到有着良好愿望的复信,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您至少能对近东地区发生的事件以及因英、法和以色列侵略埃及造成的危险后果给予清醒的评价。
任何有关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上畅通航运的利害关系的借口不能替你们向埃及和埃及人民发动的侵略行径进行辩解。难道您真的认为,您的言论连同英法采取的行动能够使任何人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制止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战争,为了“分离战争双方”?
如果您真的这么想,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种观点荒诞不经是显而易见的。您本人以及英国政府不可能逃避这样一个事实:英、法和以色列对埃及采取了联合侵略行动,对埃及的城市和居民区进行狂轰滥炸,使埃及人民遭受了重大伤亡。
除此之外,以色列的行为是蓄谋侵略埃及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考虑到,以色列方面的进攻正好开始于英法武装力量已经集结在距埃及最近地区的时刻,那么对任何人来说,理解这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没有丝毫困难的。
苏联并不隐瞒自己对埃及和埃及人民的同情,因为他们是侵略行径的受害者。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都坚决谴责破坏埃及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侵略者;坚决谴责给捍卫自己主权和合法权益的埃及人民带来流血牺牲和痛苦的刽子手;坚决谴责试图给近东和中东人民重新套上殖民地压迫枷锁的新的殖民者。
您在信中提到了匈牙利局势。我们认为在匈牙利发生的一切是英法借机吸引国际社会舆论,分散国际社会对埃及事件中的冒险行为的注意力的一种手段。如果在侵略埃及和匈牙利的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话,那就是:这两个事件都是同一企图的结果,即在埃及恢复殖民统治和在匈牙利恢复霍尔蒂——法西斯秩序。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尽管为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调集起了一切反动力量,但这个阴谋还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只是在反动阴谋者的进攻中匈牙利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重大的牺牲。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爱国者坚决镇压了反动势力并且光荣地捍卫了人民民主制度。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向苏联政府寻求帮助,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也认为有责任提供这样的帮助并为此感到骄傲。
应该坚决制止你们的企图,以及来自其他任何国家的干涉匈牙利内政和干涉匈牙利同苏联相互关系的企图。
帝国主义在匈牙利的反动阴谋已被粉碎,对爱好和平的埃及人民发动的侵略战争也同样会完全遭到失败,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我们认为,英法两国政府越是尽早地停止对埃及的侵略行动,并且不附加您在信中谈到的任何条件,对和平事业和对英国本身越有好处。
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侵略埃及而引起的紧张局势,同时也考虑到几个大国在保卫和平方面负有的特殊责任,我们认为有权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如果能立即停止侵略战争并从埃及撤出英、法和以色列的军队,那么组建任何国际武装力量的行动将是多余和没有必要的。
还应该防止近东和中东地区事态的扩大,如果局势按照此发展下去可能会对整个和平事业造成威胁。
致礼
尼·布尔加宁
1956年11月7日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布尔加宁给摩勒的复函草案
总理先生:
我收到了您11月6日的来函。我应该极坦诚地告知苏联政府对这封信的意见。
1月5日我代表苏联政府同您交换过意见,我们认为您可以不同意我们政府对埃及事件的观点。但我们希望您至少能够理解,如果不尽快地停止侵略埃及,这种行为导致的后果对和平事业的危害性将有多么严重。遗憾的是,您的来信只是证明了法国政府打算继续执行其危险的侵略政策,并且以维护世界利益和近东、中东地区安全为借口来掩盖自己毫无理由的行动。
苏联和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非常清楚,世界利益要求法、英和以色列尽快停止对埃及的侵略。现在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召集新的会议和继续无休止的争论,因为在其掩护下可以继续进行反对埃及人民的战争,问题的关键在于法、英和以色列应该命令自己的武装力量无条件地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一切军事行动,并从埃及领土上撤出自己的军队。全世界都在等待着法英两国率先迈出具体的一步,这将结束对近东和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造成新的战争威胁的轻率和犯罪的冒险行为。
您谈到组建某些国际力量来尽快地结束战争和从埃及领土上撤出法、英和以色列的军队,在我们看来这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只有立即停火并从埃及领土上撤走法、英和以色列的军队,才能恢复埃及管理自己领土的合法权力并保障由于贵国政府伙同英国政府,在以色列政府协助下发动的武装侵略而遭第一次中断的苏伊士运河的正常航运。
我们从没有隐藏过现在也不隐藏对埃及人民反抗侵略者,为捍卫自己的独立、自由和民族尊严所进行的正义战争的深切同情。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都站在埃及人民一边,更何况我们苏联有权要求法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
至于您在信中提到的匈牙利问题,我们可以说,匈牙利反动政变的企图正是对埃及发动武装侵略的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表现。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这个阴谋的目的就是镇压近东的民族解放运动,恢复那里的殖民制度,同时也企图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重建霍尔蒂——法西斯制度。
国际反动势力的险毒阴谋已给埃及和匈牙利造成了惨重的流血牺牲,这个阴谋在匈牙利已经遭到失败,在埃及也注定要破产。
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和爱国者最终并没有被欺骗,他们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消灭了在匈牙利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民主的恐怖活动的反动分子们。当然,苏联响应了匈牙利民主力量的呼吁,向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军事援助用以捍卫人民民主制度的成果不受国内和国际反动势力的侵犯。
我们相信,一切支持军事进犯为民族独立而战的埃及人民的行为,一切支持幻想在匈牙利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匈牙利国内和国际反动势力的行为都是与社会主义利益和民主背道而驰的,正如您在莫斯科多次向我们声明的那样,您对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理想是称道的。
我们认为,法国政府最终会明白,目前的局势对和平事业和世界人民的安全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因此,法国政府必将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无条件停止侵略埃及的行动并从埃及领土上撤出自己的军队以恢复近东地区的和平。
致礼
尼·布尔加宁
1956年11月7日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04529
(1956年11月7日)
机密 №11
摘自谢皮洛夫日记
14点10分,我接见了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米丘诺维奇。我告诉他,我收到了关于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科奇·波波维奇与苏联大使费留宾的谈话报告。在谈话中,科奇·波波维奇说,11月6日12时45分(布达佩斯时间),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市区的使馆附近停留的苏联坦克开炮射击,射击方向不定,但是,南斯拉夫使馆大楼所有的玻璃都被打碎,窗框也被击坏,从而引起了使馆内人们的恐慌和不安。
我告诉米丘诺维奇说,我刚刚同驻布达佩斯的苏军部队指挥官谈过话,让他认真调查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指挥官调查后会将结果通告大使。但是驻布达佩斯的苏军指挥部按事先规定的程序断然声明,这种事件不可能发生,因为南斯拉夫使馆所在地区非常平静,因此使馆附近停留的坦克没有什么必要开炮射击。尽管如此,我仍然再次重申,不论科奇·波波维奇给我们大使所讲的这件事是事实还是虚构,调查结果都将另行通告。
说到这里,我告诉米丘诺维奇说,今年11月5日,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参赞索尔达季奇请求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同志撤走部署在使馆大楼附近的苏联武装部队,他认为目前苏联没有必要在南斯拉夫使馆附近驻扎部队。
我告诉米丘诺维奇说,苏联驻匈牙利的军事指挥部认为,可以满足南斯拉夫使馆的这个请求,撤走使馆附近的苏联武装部队。
同时,我还告诉米丘诺维奇,科奇·波波维奇声明中的“南斯拉夫公众舆论被大大激怒”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震惊。如果说到感情,倒是我们的民众和匈牙利所有爱国者一样,在更大程度上对一个事实感到愤怒,那就是,像支持在布达佩斯大街上绞死许许多多工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纳吉之流的一些已垮台的蜕化变质分子和反革命帮凶,在他们失败后竟躲藏在南斯拉夫使馆里。
米丘诺维奇说,他刚刚看到11月6日赫鲁晓夫同志给铁托同志、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同志的信件,他不能代表官方对这封信做全面讲话,但他个人认为,信的内容和结论同赫鲁晓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不久前去布里俄尼访问时同铁托同志所达成的协议相互矛盾。
米丘诺维奇还声称,他同意我们的看法,也认为纳吉·伊姆雷和他的政府为反革命势力清除了道路。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支持纳吉,其中有不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布里俄尼会谈时商定,如果纳吉·伊姆雷和其他人以某种方式声明愿意同这个政府合作,或者,至少不反对它,就能减轻新的革命工农政府的困难。目前,纳吉·伊姆雷和其他一些人躲到南斯拉夫使馆,这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同志访问布里俄尼期间同铁托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不相抵触。
我回答说,南斯拉夫政府为纳吉和他的同伙在南斯拉夫使馆提供避难这件事与我所了解赫鲁晓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同南斯拉夫领导之间在布里俄尼的会谈内容和协议大相径庭,赫鲁晓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通告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说,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完全同意苏联同志对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们所做的结论:他们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破产者,而且也是为反革命鸣锣开道者,因此,他们自己就成了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帮凶。我知道,例如,铁托同志在会谈时宣称道:“如果是征得纳吉同意而绞死或枪杀进步工人、共产党员和社会活动家,那他还算什么革命者?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从这些事实来看,我们的确对南斯拉夫政府领导人把以纳吉为首的反人民集团藏匿在驻布达佩斯使馆内这一事实感到惊愕与愤慨。
米丘诺维奇再一次重申说,他对我们在对纳吉的看法上没有分歧,但是由于纳吉集团现在没有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并保持沉默,所以不要因为在对待纳吉集团上的某种行动而给匈牙利新政府制造新的困难,也不要因此而引起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人民的不满和愤怒,同样也不要因此在联合国和世界公众舆论中造成新的不愉快。
我转告米丘诺维奇说,18点赫鲁晓夫同志将与他会面。[129]
Д·谢皮洛夫
1956年11月7日
№05869
朱可夫关于苏军行动的报告
(1956年11月8日)
绝密
11月7日内在布达佩斯市战斗的结果是:各据点暴乱分子的反抗已基本被摧毁。我们的军队继续在迫使那些企图维持城内紧张局势的小股力量缴械。
在杜纳品特里(布达佩斯向南50公里)摧毁了敌视我们的匈牙利高射炮兵团以及协同这个团作乱的一群暴乱分子的反抗。
军队在继续完成交给的任务,并且准备执行在布达佩斯的警备任务。
格·朱可夫
1956年11月8日9时
情况属实
上将 尼·巴甫洛夫斯基
№01058
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
(1956年11月8日)
机密
禁止复印
急件
11月8日同卡达尔同志进行了谈话。他认为,布达佩斯的正常生活恢复得很缓慢。政府眼下同外省和布达佩斯的企业的联系几乎没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希望开工,但害怕匪徒的报复。卡达尔同志说,为加强同叛乱集团的斗争应当更为大胆地吸收匈牙利人参加。卡达尔昨天同军长拉先科同志[130]进行了谈话,他(卡达尔)提出了必须在布达佩斯立即组建由共产党员和其他忠诚人员组成的两团匈牙利军队的问题。按卡达尔的说法,拉先科赞成这个意见,但尚未得到正式答复。卡达尔同志说,他今天就想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因为这个问题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卡达尔同志向我通报说,今天有一位南斯拉夫大使[131]将去拜会他,该大使大概会提出有关纳吉和隐藏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其他人员的问题。卡达尔说,他认为应当要求纳吉递交他提出辞职要求的文件。除此而外,纳吉和与他在一起的人员还应当递交有关他们不再损害匈牙利工农政府的文件。之后,卡达尔说,才能研究下一步如何对付他们的问题。对此,卡达尔同志作为初步方案提出了自己的个人意见,在纳吉等人遵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允许他们去南斯拉夫,以免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关系尖锐化。卡达尔同志指出,看来南斯拉夫人尽力解救纳吉,不是因为十分需要他,而是害怕通过纳吉暴露“他们所不愿意暴露的事情”。卡达尔同志请我把他关于纳吉问题的意见通知莫斯科。
谈话结束时卡达尔同志请求苏联军队司令部帮助匈牙利政府安排科舒特电台的工作和印刷厂出版报纸的工作。
附注:在当时,我们的朋友不能出版自己的报纸,而市内大街上却广泛散发叛乱分子的报纸《伊加沙特报》,上面刊登着反对我们的朋友和苏联军队的挑衅性资料。
下述情况值得注意。上午11时我在卡达尔同志那里,这正是工作时间。尽管如此,在庞大的议会大厦里空无一人。只有六名部长和我军士兵,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任何人。从与奥普罗和基什·卡罗伊(他们也在议会)的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我们的朋友至今没有能够同积极分子联系上,他们暂时还在脱离后者的情况下工作。
安德罗波夫
№01059
苏联外交部发往布达佩斯给安德罗波夫的电报
(1956年11月9日)
绝密
急件
请会见卡达尔同志并口头转达苏共中央的下述意见:
“亲爱的卡达尔同志!
1.安德罗波夫同志向我们转达了您关于加强同叛乱集团进行斗争的几点想法。您认为,必须更加大胆地让匈牙利人参加这场斗争,应当立即在布达佩斯组建由共产党员和其他忠诚人员组成的两团匈牙利军队。我们完全同意您的这个建议。
根据您提出的请求,已给苏联军队司令部下达指示,让他们帮助匈牙利政府安排科舒特电台的工作和印剧厂出版报纸的工作,这对当前在群众中加强政治工作极为重要。
2.科涅夫同志根据您的意见向我们通报了关于您接见南斯拉夫大使一事。我们完全同意您对大使的答复,绝对不能把稳藏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纳吉·伊姆雷以及其他人交给南斯拉夫,因为他们是反革命活动的组织者,您不能允许存在两个匈牙利政府——一个在匈牙利,另一个在南斯拉夫。
3.在稍早一些的时候,在您接见南斯拉夫大使之前,在同安德罗波夫的谈话中您提出一个建议说,可否让纳吉提出一个他要求辞职的文件,并让纳吉及其一伙提出关于他们不再危害匈牙利工农政府的文件。作为初步方案您谈出了自己的个人意见,即为避免同南斯拉夫领导人关系紧张化,纳吉等人在遵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让他们去南斯拉夫。对此,您正确地指出,南斯拉夫人极力救助纳吉看来不是因为南斯拉夫人需要他,而是害怕纳吉可能暴露某些‘他们不希望暴露的事情’。
从您对南斯拉夫同志解救纳吉并收留他到南斯拉夫的真实原因的完全正确的评价上以及您对南斯拉夫的大使的答复中看到,在无论如何绝不能把纳吉及其一伙转交给南斯拉夫人这个问题的实质上我们和您是一致的。
您只是担心可能会因为纳吉一事而加剧同南斯拉夫同志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苏共中央致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同志的信中,十分坦率地阐述了我们在纳吉及其一伙问题上的全部立场[132]。您已经知道了这封信,因而我们不再向您介绍信中阐述的论据。
我们希望,南斯拉夫同志最终应当信服我们同您的共同观点的正确性,并理解,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不能不按我们的建议来对付纳吉。
我们认为,南斯拉夫人坚持要求把纳吉及其一伙交给他们处理是毫无先例的,是破坏匈牙利主权的。事实上无论在匈牙利,或是在全世界谁会明白,为什么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必须允许已踏上反动道路并被粉碎了的纳吉·伊姆雷及其集团送到南斯拉夫去呢?
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与发展和进一步巩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谊的基本原则的宣言相抵触的,众所周知,这个宣言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得到完全的赞同。南斯拉夫这一立场粗暴地侵犯了匈牙利的主权,是对匈牙利内政的干涉,没有哪一个自重的政府能够允许这样做。我们相信,如果哪一个政府在类似的情况下对南斯拉夫采取这一立场,那么南斯拉夫领导人也不会就此问题去谈判的。
关于纳吉·伊姆雷的问题已成为我们和南斯拉夫同志争论的问题,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涉及到匈牙利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不能想像,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能由于担心同南斯拉夫同志关系紧张而可以向完全错误的他们做出让步。相反,我们认为,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坚定性和原则性。我们立场的公正性是显而易见的。把纳吉·伊姆雷交给南斯拉夫将给匈牙利革命政府的地位带来不稳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至于要求纳吉提出文件的事,当他处于匈牙利工农政府控制下时,再提也不迟[133]。”
请电告执行情况。
安·葛罗米柯
№01060
谢罗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报
(1956年11月9日)
苏共中央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昨天,社会安全部长明尼赫同志向各地区组织下达命令,命令指出,在地方上违背政府禁令正在建立国家安全机关。因此他命令国家安全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停止建立机关的工作,回家去。
考虑到各师团的特工部肃清反革命叛乱分子的工作是通过国家安全机关(这些机关是在苏军部队占领城市以后出现的)的匈牙利工作人员进行的,今天同明尼赫同志进行了谈话并问他,在下达这个命令之后他打算如何进行揭露和逮捕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明尼赫同志向我回答说,他是根据政府指示下达这个命令的,政府宣言对此作了规定。
没过多久卡达尔同志来到明尼赫同志的办公室。卡达尔说,他想同我谈谈。在谈话过程中,卡达尔同志谈到以下问题。
1.他那里来过几个市的代表,其中也有索尔诺克州的代表。他们告诉卡达尔,苏军军官大量捕人,除了逮捕反革命分子以外还逮捕了叛乱的普通参加者。他认为,不应当这样做,因为叛乱运动的参加人十分担心政府方面的报复,而政府的宣言已规定,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人员将不受惩罚[134]。匈牙利政府对这些人不应当报复和表现出残忍。之后他还说:
索尔诺克州的代表告诉卡达尔同志,说当市内刚逮捕了40人时,工人代表就来说,不释放被捕的人,他们就不上班。而其他州竟传闻,索尔诺克州已逮捕了6000人。卡达尔同志指出,反革命分子是被政府已经解散的原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逮捕的。他们参与在匈牙利的逮捕使我们在人民面前的印象不好。您应当考虑,群众的情绪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苏联同志和我们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参与逮捕会激起群众的愤怒。
我说,匈牙利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目前在清除反革命叛乱分子的工作中起着积极作用。过几天后,当对现政权构成危险的人被孤立的时候,再调这些工作人员改做其他工作。卡达尔同志和明尼赫同志对此表示同意。
我向卡达尔同志解释说,已向各师团特工处下达指示,命令他们逮捕所有的叛乱组织者、手持武器抵抗苏联军队的人以及在纳吉执政期间教唆、煽动人民仇恨共产党员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的那些人,他们使一部分共产党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被枪毙、处以绞刑和烧死。至于叛乱的普通参加者没有被捕。卡达尔同志和明尼赫同志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
之后我补充说,不排除个别的不属于上述人员的有被捕的可能性。因此,所有被捕人员均应仔细审查,对那些在叛乱中未起积极作用的人都予释放。
考虑到匈牙利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对敌人的自由主义态度,我已下令各特工队速将所有被捕人员由各州和市押往乔普站,并说明了在各州组织政治部的问题。
2.接下来卡达尔同志说,在内务部(布达佩斯)集中了大量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那里的局势不健康,因为在这些人员中有人在拉科西时期的安全机关工作过,起过不良作用。因此他认为,必须立即把这些人清除,安排其他工作。除此而外,他还认为解散警卫队是合适的,因为那些人不忠诚。
我表示,希望明尼赫同志按我们谈好的那样尽快下达组建人民警察的命令,补充以最忠诚的工作人员,组建能够很快投入工作的“政治部”(国家安全局)。到那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此,我们同明尼赫同志商议好,中央政治部的公开工作人员不多于20~25人,其他工作人员将是不公开的。
“政治部”将由:对外情报机关、反间谍组织、政治保密局、侦查处和专门行动技术等部门组成。
明尼赫同志说,他在明天将签署这个命令。
关于各州被捕人员数量和没收的武器数量我将另行报告。
伊·谢罗夫
№05868
帕托利切夫同匈牙利大使波尔多茨基·亚诺什的谈话记录
(1956年11月9日)
机密
摘自帕托利切夫的日记
应波尔多茨基的请求今日15时接见了他。
座谈期间,波尔多茨基说,他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指示,任命科瓦奇·伊什特万负责对匈牙利粮食和药物的供应。据波尔多茨基说,科瓦奇认为这一任命竭力使他退居次要地位,防止他直接参与匈牙利的活动。
波尔多茨基还说,拉科西打电话给他,建议召集在苏的中央委员开会。但是他没有说在这个会议上要讨论哪些问题,波尔多茨基对我说,召开这样的会议可能会对在布达佩斯的中央委员产生不良印象。
波尔多茨基请求告知,有没有可能往匈牙利派二至三名使馆工作人员,以便他们能就地弄清楚大使馆、商务代表处以及其他匈牙利驻莫斯科机关工作人员的孩子们的命运。匈牙利驻莫斯科使馆工作人员的妻子中有人十分不安,因此波尔多茨基请求在派二至三名使馆工作人员回匈牙利一事上予以协助。我答应一有可能便在此事上给予必要的协助。
随后,应波尔多茨基的请求,我简短地向他通报了匈牙利的情况。当告知以匈牙利外交部长霍尔瓦特·伊姆雷为首的匈牙利代表团前去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时,波尔多茨基指出,按照他的意见最好派外交部副部长萨尔克·卡罗伊前往华盛顿。霍尔瓦特·伊姆雷的行为和举动,照波尔多茨基的话说,引起了他的某种不信任感。比如,在今年八月外交部召开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大使和公使会议上,霍尔瓦特虽未发言反对匈牙利对外政治机构与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苏联代表的密切合作,但是也没有表示支持。霍尔瓦特任职期间,匈牙利外交部内钻入了某些对人民民主有敌对情绪的分子。
座谈结束时,波尔多茨基请求通知他,科瓦奇就供给匈牙利粮食和药物的问题应该同谁联系。
我答应对他所感兴趣的问题尽快给予答复。
出席座谈的有外交部第五欧洲司随员Ю·В·波诺马廖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尼·帕托利切夫
№05889
朱可夫关于苏军行动的报告
(1956年11月9日)
绝密
11月8日全天我军都在整顿布达佩斯的秩序,认真搜索国内个别地区的森林,逮捕分散的小股暴乱分子并解除其武装,同时还收缴当地居民手中的武器。
在布达佩斯各区都建立了区军事治安指挥部。
国内生活渐趋正常,许多企业已开工生产,市内交通开始运行,医院开始上班,学校开始上课。地方政权机关开始运作。
据初步统计,从今年10月24日至11月6日在匈牙利进行军事行动期间,苏军阵亡337人,伤881人,其中军官阵亡37人,伤74人。
我军解除了约35000匈牙利人的武装。战斗中缴获以及通过解除武装而收缴的武器、军事装备和弹药,清点工作正在继续进行。
格·朱可夫
1956年11月9日9时
№01061
朱可夫关于苏军行动的报告
(1956年11月10日)
11月9日,我军继续消灭小股叛匪,解除了匈牙利军队前军职人员的武器,收缴地方居民的武器。
位于布达佩斯市郊——北郊切佩尔小岛的一伙叛匪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该区我军三辆坦克被击中并被烧毁。
国内政治形势继续好转。但个别地区的敌对分子仍试图阻碍整顿秩序和国家生活的正常化。
布达佩斯市的形势仍是复杂的,居民们感到食品和燃料不足。
卡达尔·亚诺什政府与苏联军队司令部联合采取措施以保障布达佩斯市居民的食品。
朱可夫
№0106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6年11月10日)
绝密
匈牙利问题
为帮助匈牙利组织好正常生活,派遣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同志率一批经济工作者去布达佩斯应当被认为是适宜的。
中央会议记录员
附 件
发往布达佩斯苏联大使
请拜会卡达尔同志并口头向他转告苏共中央如下意见:
“亲爱的卡达尔同志!
我们同您一样,对恢复匈牙利、尤其是布达佩斯的正常生活缓慢进程非常担心。我们想委派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率领一批经济工作者短期到布达佩斯去。他们将有益于你们恢复供应情况、市政设施、铁路工作,同时,还派遣一些整顿报纸和广播的工作人员。我们所派遣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将作为非官方人员并按你们的指示行事。请急速告知您的意见。”
№04516
伊丽莎白[135]致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1956年11月11日)
莫斯科
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伏罗希洛夫元帅
在匈牙利发生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令我感到绝望,相信您是爱好和平的,因此,我恳求您,元帅先生,尽您的一切力量来阻止这些可怕的灾难。
伊丽莎白
确认无误:Л·雅罗波尔斯卡娅
№0451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6年11月13日)
伏罗希洛夫同志就英国女王关于匈牙利状况的电函所作的回函的草案
1.批准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就英国女王关于匈牙利状况的电报所作的回函的草案(附草案文本)。
2.如果英国方面不反对,将在苏联报刊上公布两封电函。
中央委员会书记
伦敦
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
对于最近一个时期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我们感到非常的悲痛,反人民的势力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试图推翻国内现存的合法制度,这给匈牙利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牺牲,对此,我们表示深深的同情。
匈牙利政府请求帮助的呼吁引起了苏联人民的强烈反应,我们会帮助友好的匈牙利人民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国内的安宁,并减轻他们所蒙受的损失。
陛下,我希望,对于苏联人民给予匈牙利人民的支持,您和您的政府会正确理解的。
克·伏罗希洛夫
№04560
葛罗米柯给赫鲁晓夫的报告
(1956年11月21日)
致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根据您的委托现呈上解释报告
安·葛罗米柯
1956年11月21日
解 释 报 告
错误地将回函发给了英国女王的那份电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收到的,并将其副本分送给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各委员和苏联外交部。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打电话给我,并通知我说,收到了一封英国女王打来的电报,需要拟定这封电报的回函。我说,外交部收到了该电报的副本,正在准备回函。回函是由第二欧洲司(该司司长是叶罗费耶夫同志)拟就的,对于电报的真实性问题,即电报是否确实是英国女王发来的,该司也没有提出疑问。
苏联外交部提交了回函草案,伏罗希洛夫同志认可了该草案。
正如后来弄清楚的那样,这封电报是比利时女王伊丽莎白的母亲打来的。
同时还弄清楚了,电报局在将电报发送给收报人时,漏掉了来电的国家的名称,而在分送电报副本时,正如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助手谢尔巴科夫同志指出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后来他本人也通报过,漏掉了发报人的地址:比利时国王的府邸。这样,确定发报人的两个标志都被漏掉了。如果一开始就从电报局检查一下文件的原件以及是由何处发来的,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却没有进行这样的核查。由于信赖了最高苏维埃的通报,以及它所送来的实际上是被曲解了的电报副本,并对此没有进行核查,苏联外交部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自然,从该事实中我们也做出了应有的结论,今后避免这样的事件发生。
№04518
伏罗希洛夫致苏共中央
(不早于1956年11月21日)
现呈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秘书处主任Л·А·谢尔巴科夫关于比利时的伊丽莎白的电报他所犯的错误一事所做的说明。
鉴于这个错误,我已对谢尔巴科夫同志做出了严厉的警告处分。
克·伏罗希洛夫
附 件
谢尔巴科夫的检讨
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在今年的11月11日,星期天,从第73邮电分局(克里姆林宫中央电报局的分支机构)送来了一份内容公开的、有伊丽莎白签名的、给您的电报,电文是就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所提出的请求。
电报是俄文的,用拉丁字母书就的。
根据电报的内容和发件人的签名,我毫不怀疑地认为,这封电报的作者是英国女王,因此,在向您汇报此事时,我向您报告了,收到的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发来的电报。
我仔细地考虑了,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最后得出了一个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但也是惟一正确的结论:由于我的过失造成了弄错电报作者这样愚蠢的错误,其结果使您和葛罗米柯同志也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且将您的回函寄给了英国女王,这是令人多么不愉快的事情。
过后,在当天的晚上,我又将电报的复印件分送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以及外交部副部长安·安·葛罗米柯同志。
后来,当根据葛罗米柯的建议将您的回函寄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时,才通过大使马利克同志弄清楚,英国女王根本没有给您发过电报。正如现在已明确的那样,您收到的那封电报的作者不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而是比利时现在的国王的老母亲——伊丽莎白。
这个错误,确切点儿说,这一系列错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这封电报上没有指明发件的国家,因此应该进行调查,弄清楚,而我却没有这么做,就急急忙忙把电报提交了。
2.在分发的电报副本中,我漏掉了一个单词——宫殿的名称,并认为,按规定,女王应该住在宫殿里,因此,这一点写在电报里是毫无意义的。
3.第二天,在向您报告了电报原件之后,我应该在11月12日星期一将原件转给外交部,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认为电报就是用俄文书就的,不需要再翻译了。
4.电报上的签名——伊丽莎白——正如现在确定的那样,没有理由使我认为,这是英国女王的签字。
后来,将目前电报的签名与您以前收到的英国女王电报的签名作了比较,才发现,在单词伊丽莎白之后有一个拉丁字母“R”,代表女王,可惜我不知道这一点,而我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
现在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全部愚蠢的错误。在读到电报时,可能说的是匈牙利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件,加之来自西方的向我们政府领导人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请求。根据这样的请求自然会得出结论,正如我所确信的那样,这是来自英国女王的电函。
我这不是试图为自己辩白,而是想找到一种解释,可以说明在对待国家文件方面所犯的不可饶恕的错误。
最后,请允许我向您保证,从这个教训中我已经做出了应有的结论。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秘书处主任
(Л·谢尔巴科夫)
1956年11月21日
№0451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记录摘录
(1956年11月22日)
关于伏罗希洛夫同志在收到的来自比利时女王的电报后,给英国女王的复函
认为,对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秘书处主任谢尔巴科夫同志所犯的错误应该进行惩处。由于Л·А·谢尔巴科夫同志对于自己的职责漫不经心和疏忽大意,建议伏罗希洛夫同志免除其现任职务。
提请伏罗希洛夫同志注意,对于本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轻信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其结果是出现了极其愚蠢的错误,收到了来自比利时方面的电报,却将复函发给了英国女王。
提请葛罗米柯同志注意,对于此事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重视。
中央委员会书记
№04532
苏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给苏共中央的电报
(1956年11月12日)
发自布达佩斯
绝密
禁止复制
急件
昨天,11月11日同卡达尔同志会谈时他给我们披露了下列几个问题。
1.卡达尔同志说,几个小时以前南斯拉夫大使索尔达季奇拜会了他,说是受南斯拉夫政府之命,重新提出了关于纳吉·伊姆雷集团的问题。据卡达尔同志讲,索尔达季奇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匈牙利工农政府在报上发表声明,保证纳吉集团人员的安全,这样,他们就可以留在匈牙利;二是,纳吉集团的成员到南斯拉夫去避难。
据卡达尔同志说,他已向索尔达季奇声明,据他所知,目前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正在就纳吉·伊姆雷集团问题通过函件交换意见,苏联方面提出让纳吉集团成员到罗马尼亚这样一个折中建议。他,卡达尔支持这项建议。听到这话以后,南斯拉夫大使指出,南斯拉夫认为苏联提出的上述建议不妥,因为它会损害南斯拉夫的威信。除此之外,他们不认为罗马尼亚是适合纳吉集团成员前往的国家。
卡达尔同志还详述了波兰大使拜访他的情况。大使表示愿意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政府之间就纳吉问题进行调解。据卡达尔同志说,他拒绝了大使的建议并声明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要与纳吉集团的人直接对话,因为他们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是匈牙利公民。同时,卡达尔同志没有隐瞒纳吉问题使他感到不安这一情况。我们告诉卡达尔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匈牙利政府的立场是正确的,因此,匈政府尽可放心。
2.卡达尔同志向我们通告了国内局势。他说,正在非常顺利地恢复首都以外各省的正常生活秩序。许多工厂已开工生产,商业网点和公共饮食业也已营业。
学校正采取措施。这些工作在布达佩斯市进展要缓慢得多,那里至今还没有恢复正常生活。最近两天,工人已开始去工厂,但是,许多工厂尚未开工。卡达尔同志认为,工人们不愿再继续乱下去,他们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但是,他们中不少人有强烈的沙文主义和反苏情绪。如果说到记者、作家这样一些知识界人士,他们企图重新散布各种有害情绪。不久前霍尔瓦特·马尔通开门见山地说,不应该建立新政府(卡达尔政府),不应该正好在“纳吉·伊姆雷政府开始巩固下来的时候”向苏联军队求助。近日,一个作家小集团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会谈时反复强调说,既然匈牙利人民不希望建立社会主义,那么,非要把这个思想强加给他们不可就是不对的。鉴于此,匈牙利作家声明,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我们看到,这些作家用声明彻底暴露出自己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3.卡达尔同志说,我们部队和国家安全机构在各省逮捕了一些人,他们不是敌人,而仅仅是政治立场不稳。卡达尔同志认为,在这件事上要极为谨慎,应该寻找暴乱的真正组织者,而且,首先是在布达佩斯。遗憾的是,像基拉伊将军[136],从前的所谓民族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杜达什[137]这样的人及其他一些人暂时还躲藏着,没有被抓住。卡达尔同志请我们就这个问题与谢罗夫同志商谈商谈。
4.卡达尔同志通报说,以西罗基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很想访问布达佩斯,但是匈牙利政府谢绝了,因为现时接待这样的代表团有困难。
附:今天卡达尔同志通告我们说,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讨论了纳吉集团的问题,讨论时,有些人说,应该让纳吉及其集团中的几个成员进入卡达尔政府。卡达尔否决了他们的提议。全会决定,让桑托·佐尔坦和多纳特找党的领导人谈谈他们对一些政治问题的态度,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这项决议将通过南斯拉夫大使转告他们。全会授权执行委员会请求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欧洲人民民主各国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各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在分析匈牙利事件的基础上讨论相互关系问题。
按照准备这次会议的程序,临时中央委员会将请求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派两三名代表来匈牙利同匈牙利的同志们一起研究一下形势。
米·苏斯洛夫
阿·阿里斯托夫
1956年11月12日
№01063
苏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给苏共中央的电报
(1956年11月14日)
苏共中央
最近3天,布达佩斯的叛乱势力虽然停止了武装抵抗,但在另一方面的活动却积极起来。他们转而采用新的斗争方法,号召工人继续总罢工,甚至暗中对抗卡达尔政府的一切措施。
在这些号召的蛊惑下,在上周末已上班的工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星期一又停止了工作。在多数情况下工人不到企业中来,但在一些地方工人到工厂来,但却不工作。从同卡达尔、明尼赫等同志的谈话中可以看出,领导罢工的是某个统一中心,通过企业中的工人委员会来推行自己的路线,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中有许多霍尔蒂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
工人委员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谁也没有选举他们)企图以劳动人民的名义发挥作用,提出了各种带有反革命性质的政治要求。在一些地方它们对工人有相当大的影响,并常使人畏惧。
应当说,在布达佩斯的工人和其他居民阶层中正在发生一定的分化。虽然作家、大学生和部分年轻工人中的反革命力量仍然在号召用罢工和怠工的办法继续斗争,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开始赞成布达佩斯的生活正常化和赞成复工。
由几乎60%的匈牙利人口组成的农民阶级表现平静,正在继续秋播。据匈牙利同志讲,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合作社保存下来了,这些合作社还在继续正常活动。总的来说,外省生活正常化的速度要比布达佩斯快得多。多数州中心和区中心的企业还在运转,商业网还在活动,学校还在上课,文化机关还在办公。
布达佩斯仍然是反革命中心,此处叛乱分子在居民中的影响仍然相当强。, 荒芘懦崖曳肿酉朐俅畏⒍用袢ナ就涡谢蛟谑裁吹胤教羝鹞渥氨┞业目赡堋?/DIV>
在这种条件下,增强我们的朋友在布达佩斯劳动人民中间的影响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建议卡达尔同志迅速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固定下来[138]。昨天召开了布达佩斯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积极分子们表示,他们支持卡达尔政府及其纲领。
卡达尔·亚诺什在同安德罗波夫同志谈话时曾表示,最近朋友们有意扩大政府班子,除了一些共产党员外,还要让其他政党的代表人物和无党派人士成为政府成员[139]。例如,卡达尔同志就曾表示过这样一种意见:让科瓦奇·贝洛(小农党首领)进入政府是会有好处的。在中央委员中和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个别人都曾发表过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有必要吸收纳吉·伊姆雷或至少也要吸收加入纳吉集团的某个人进入政府班子。上述意见暂时尚未获得广泛的赞同,可是,据卡达尔同志说,关于纳吉问题使许多同志甚为焦虑不安。现在,我们的朋友们主要致力于消除普遍罢工、组织好企业、铁路、城市运输和商业网的工作。各苏军城防司令部正在就这项工作向他们提供帮助。
所有同我们一起到达的工作人员都同有关的匈牙利领导人联系上了,并正在开展工作。
米·苏斯洛夫
阿·阿里斯托夫
№01064
谢罗夫和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传电报
(1956年11月14日)
苏共中央
今天一整天卡达尔和明尼赫两同志轮番给我们打电话(都是单独打的),他们通知说,苏军当局把一列车参加武装叛乱的匈牙利青年送往苏联(西伯利亚)。因此,卡达尔和明尼赫声称,他们不赞成我方的这类行动,因为这些行动似乎引起了匈牙利铁路职工的普遍罢工并使全国的政治形势都恶化了。今晚布达佩斯科舒特电台播发了一个将匈牙利青年运往西伯利亚的别有用心的消息。
明尼赫同志提出一个要求,要让苏军司令部在报刊上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就说司令部不曾把任何人、以后也不会把任何人从匈牙利运往苏联。我方对明尼赫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搞清这个问题,并且明天一定给他个答复。
事实是,今天,11月14日,有一趟不大的押解被捕者的列车开到乔波站,对这些被捕者是作为武装叛乱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进行侦办的。列车到了国境。在调动列车的时候,囚犯在两个车站上从车窗扔出了字条,字条上说要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这些字条被匈牙利铁路员工拾到了,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政府。在我们的组织系统内下达了指示,今后要用密封汽车在强力押解下运送被捕者。
谢罗夫同志打算明天在会见明尼赫同志时告诉他,鉴于匈牙利没有足够的能确保进行客观侦讯的关押囚犯的现成的监狱,我们打算把不多的一批被捕者拘押在距苏匈边界较近的地方。
苏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二同志已知悉此事。
谢罗夫
安德罗波夫
№04522
波诺马廖夫和捷列什金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不早于1956年11月17日)[140]
著名拥护和平运动的活动家贝尔纳、德拉维热里[141]和英国拥护和平委员会向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提出建议发表关于自己对匈牙利事件立场的声明。
在与爱伦堡[142]电话交谈中,德拉维热里声明,三个世界拥护和平组织(英国,法国,意大利)想就此问题发表正式联合声明。但是在同爱伦堡交谈后,他们暂时决定放弃发表这一声明。
根据德拉维热里的通报,正在准备起草一个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理事会主席及副主席)对埃及和匈牙利事件的声明草稿。
在声明草稿中,建议原则上谴责任何形式的武装干涉,其中包括埃及和匈牙利事件。该声明草稿将送世界和平理事会苏联代表以征求意见。
根据爱伦堡同志的意见:当前条件下,如果不在匈牙利问题上做一定的让步,就不能保持拥护和平运动的团结一致。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必须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1.责成世界和平理事会苏联代表不同意以“世界和平理事会”名义发表任何视苏军在匈牙利的行动为干涉匈牙利内政的文件。
2.如果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或个别民族运动团体坚持就匈牙利事件进行发言,那么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就应在报上发表声明:以损害匈牙利人民切身利益为目的并导致了对国内进步力量的极端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匈牙利反动势力的反革命暴动是对欧洲和平与安全事业的威胁。在此声明中要阐明:苏联拥护和平的人们热烈支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它顺应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各国人民和平与安全的敌人的反革命阴谋。应匈牙利合法政府的请求,苏军参与了恢复匈牙利国内秩序的行动。苏联社会舆论认为这是保卫国际和平的行动。
通过苏联驻巴黎大使转交给法国朋友的电报。请求他们向约里奥·居里和其他拥护和平运动的领导人解释对匈牙利事件的正确理解。这是适宜的。
同时,我们认为应当派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安德罗波夫同志了解清楚是否有可能建立匈牙利拥护和平运动代表与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联系,以便使他们帮助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匈牙利事件上采取正确的立场。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有必要让安德罗波夫同志紧急搜集整理有关匈牙利反革命极端恐怖主义暴行及其猖獗的事实,我们可以在宣传中使用这些材料。
附:给苏联驻巴黎和布达佩斯大使的电报稿
苏共中央国外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布·波诺马廖夫
苏共中央国外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弗·捷列什金
1956年11月
№04523
苏联外交部给苏驻匈使馆的指示
(不早于1956年11月17日)
布达佩斯
苏联大使馆收
根据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掌握的情况,一些世界和平理事会人士坚持要求理事会发表声明,原则上谴责任何形式的武装入侵,其中包括埃及和匈牙利事件。这些人士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事件的本质,不了解事实的真相。
因此,你们要同朋友们一起弄清是否有可能建立匈牙利有威望的拥护和平运动代表与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联系。这些代表能帮助和平理事会在匈牙利事件上采取正确立场。只要向理事会阐明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怎样威胁了和平与安全;为什么苏军参与恢复匈国内秩序的行动不是干涉其内政,而是完全符合匈牙利人民利益的。要注意:11月16日至18日将召开世界和平理事会委员会议,最好届时匈牙利代表能够出席。
还必须紧急搜集匈牙利反革命恐怖活动极端凶残表现的明显事例,以便我们在与反动派斗争宣传中运用。材料通过“塔斯社”报告莫斯科。并且希望这些材料也能在所有其他国家散发。
紧急通报工作结果。
№04524
爱伦堡给赫鲁晓夫的信
(不早于1956年11月17日)
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请允许我就这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平运动未来的问题向您做一汇报。
意大利社会党人和贝尔纳教授向秘书处提出了一个紧急建议,要求世界和平理事会对匈牙利事件做出反应。
今晨,我起草了一个可能会令我们的“同志”满意的声明。但是最终转到秘书处的却是另一份草稿。这份声明草稿毫无疑问会引起像贝尔纳、德拉维热里这样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并有可能瓦解整个和平运动。
在前不久的巴黎会议期间,考涅楚克[ZW()考涅楚克(1905~1972)——苏联文学家、院士。[ZW]]和我根据您的谈话指出:和平运动应当是一个能相互让步的政治集团。西方国家的活动家坚持认为:和平运动现在不能跟着苏联的外交走。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草拟了一个声明,它与苏维埃的观点有所不同,但不会导致反对我们。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是否会失去那些支持我们的党派和团体。
此致
敬礼
附草稿。
爱伦堡
附 件
匈牙利的流血事件给国内生活蒙上了阴影。世界和平理事会对此深表遗憾,同时相信匈牙利爱好和平的人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维护和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的伟大原则。
由于国际形势紧张,匈牙利事件中出现的悲剧性逆转依然存在。尽管各族人民努力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
世界和平理事会坚定地希望:匈牙利人民将能和睦地工作,将能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进行公开或秘密干涉的条件下,发展自己的国家制度建设。
世界和平理事会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捍卫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不允许利用匈牙利事件为了和平敌人的目的,造成新的国际局势尖锐化。
№04521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记录摘要
(1956年11月17日)
送苏斯洛夫同志,谢皮洛夫,波诺马廖夫同志
机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络部的问题
1.责成苏联代表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上不同意以“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名义发表视苏军在匈牙利的行动为干涉匈内政的文件。
2.如果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或个别民族运动团体坚持就匈牙利事件发言,那么苏联维护和平委员会应该在报刊上发表声明:以损害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为目的并导致对国内进步力量的残酷恐怖活动猖獗的匈牙利反动势力的反革命暴乱是对欧洲安全与和平事业的威胁。在声明中还要阐明:苏联的和平拥护者热烈支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它遵循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各国人民和平与安全的敌人的反革命阴谋。应匈牙利合法政府的请求,苏军参与恢复国内秩序的行动。苏联社会舆论认为这是保卫国际和平的措施。
3.通过驻巴黎苏联大使转交给法国朋友一份电报。请求他们向约里奥·居里和其他一些和平运动的领导人解释对匈牙利事件的正确理解。
附:给苏联驻巴黎大使的电文。
中央书记
附 件[
苏联驻巴黎大使:
据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掌握的情况,世界和平理事会正准备一个声明,建议原则上谴责任何形式的武装干涉,即包括埃及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除此之外,西方一些和平运动人士要求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发言,评价匈牙利事件,并对苏军参与平定匈牙利暴乱作一定的谴责。
有鉴于此,请紧急向朋友们转达关于必须同约里奥·居里进行会谈的要求,以便向他们,和平运动的领导人解释:旨在损害人民切身利益并导致对国内进步力量残酷恐怖活动猖獗的匈牙利反动势力的反革命暴乱是对欧洲和平与安全事业的严重威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顺应匈牙利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各国人民和平与安全的敌人的反革命阴谋,必然会得到一切进步力量的支持。苏军是应匈牙利合法政府的请求参与恢复国内秩序的行动的,不能被看做是武装入侵和干涉匈牙利内政,而是旨在保卫欧洲和平、秩序和安全的行动。
请紧急报告结果。
№04533
格罗、赫格居斯、科瓦奇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56年11月18日)
敬爱的同志们:
我们十分清楚,匈牙利事件要求我方以深刻的自我批评的方式分析前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的全部活动,揭露导致悲剧事件的原因。但是,在此我们不可能涉及所有这些问题,而只能提及在匈牙利最新发展的某些问题。
自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时刻起,在过去的两周内,我们尽力注视匈牙利事件。
毫无疑问,新政府已经而且正在不得不克服很大困难。政府竭力控制局势。然而,我们觉得这些努力并未收到所希望的结果,因为党和政府的政策在这一时期内大大向右滑去。而现在,当我们告知你们,我们对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政策的某些批评意见时,自然,仅仅是帮助纠正错误的愿望在支配着我们。
匈牙利事件的进程使我们焦虑不安,因为,以我们的看法,政府竭力在许多方面,在不正确思想的基础上去克服困难;因此它的政策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错误。结果,党和政府有可能还要向右走得更远,不是去加强人民民主制度,而可能是进一步削弱它,并且可能重新扩大反革命的土壤。
我们认为,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下述事实:
1.党和政府未采取相应的方式去动员匈牙利人民向反革命作斗争。与兄弟党的报刊和广播不同,匈牙利的报刊和广播在这方面完全是另一导向;匈牙利的报刊和广播没有揭露白色恐怖,没有努力唤起人民反对这种恐怖的仇恨,而是喋喋不休地夸夸其谈什么“10月23日光荣的革命”及其“成果”。
显然,在报刊和广播,以及其他各界的压力下,卡达尔同志甚至在自己11月11日的演讲中声称,大部分反对人民民主的武装暴动的参加者遵循了“善良意图”。这种评价不可能不阻碍愿意同反革命斗争的力量的增长,也不可能不涣散那些真正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匪徒进行斗争的人们的士气。
这种政策带有使政府脱离工人阶级,脱离人民而孤立起来的危险,因为关于“正义的革命”的不正确评价不可能不使人民群众发生混乱,尤其是,如果注意到,党和政府一方几乎没有发表过对反革命表示反对的言论。所有这一切均导致政府几乎只能依靠苏联武装力量。
2.无论是党还是政府都未采取应有的方式揭露纳吉·伊姆雷的背叛行为;而大多数报刊和广播甚至对政府及其成员就此问题的言论保持沉默。因此很清楚,部分不明真相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右派和真正的敌对分子一天天地愈加明确地提出要求,要纳吉·伊姆雷取代卡达尔·亚诺什当总理。几天前卡达尔同志就这一要求答复说,当纳吉·伊姆雷重新踏上匈牙利的土地时,就同他开始谈判。我们担心,这样的声明是往火上浇油。按照我们的看法,让纳吉·伊姆雷回到政府就意味着10月23日至11月4日事件的重演;在纳吉·伊姆雷领导下的党和政府不可能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坚守住政权。
3.党的作用越来越降低,而且党事实上也没有采取行动,虽然没有党、没有共产党员,就不可能巩固人民民主制度,这是不容置辩的。
近年来的事件在党内引起严重危机。这一危机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解散而结束,这不仅从党章的角度看,是丧失了权力,而且是严重的错误。在组建新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时又犯了更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是:自上而下,从中央委员会直到基层组织,“清洗”党内所谓的“斯大林分子”、“拉科西分子”,也就是清洗干部,这些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坚定的共产党员。
这样做的结果是,当所有的力量为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应当团结起来时,数千名共产党干部却士气低落,被迫持消极态度。按我们的意见,新领导要与老领导的错误划清界线是对的,但新领导做得怎么样,以我们看,完全不正确。
在这种局势下,下述情况不足为奇:大多数企业的工人委员会不是由共产党员来领导,并且工人委员会对于政府几乎成为第二政权。这就是发生下列情况的原因之一:工人委员会要求政府不要同反革命斗争,而要恢复纳吉·伊姆雷政权;他们要求多党制,要求苏联军队立即撤出,要求匈牙利中立,而某些委员会甚至提出要求禁止企业中党组织的存在。
为了动员党的力量,动员, 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力量,应当正确评价过去几年的事件。应该指出错误,但不应当忘记在党领导下匈牙利人民所取得的那些巨大成果。完全避而不谈成果,并且把过去一个时期描述成“专横”、“暴政”时期,不是巩固政府和人民民主的地位,而是巩固反革命的地位。建立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之上的政府和党不会得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4.迫害国家安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仍在继续。1953年前法律受到个别国家安全机关人员的严重破坏,这是事实。然而,从事这种破坏的人早已离开国家安全机关。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机关的全体成员绝大多数是由忠于人民民主的工人和共产党员组成。这些同志充满着同反革命斗争的热情,但是,他们没有使用适合的方式,相反,却遭受屈辱,因而让反人民分子随意利用。
正当这些同志大多数从武装部队被清除且遭受屈辱的时候,匈牙利政府机关没有给予反革命巢穴丝毫的严正反对。据我们所知,在敌对分子中的侦察工作彻底终止了,虽然这种工作今天较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令人担心的是,新组建的武装力量的全体成员、政治和领导将不会成为政府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可靠支柱。
反革命武装力量已经被粉碎。然而反革命分子,可以说,为了推翻政府和摧毁人民民主制度正在公开地组织起来。匈牙利当局,据我们所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反对这股反革命、反民主的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的报刊和广播迄今尚未发表过一篇反对反革命的评论。
5.所有这些错误表明,政府不坚决果断。政府几乎只是用让步来力争群众的信任。在匈牙利如今面临的这种局势下,当然,某些让步是需要的,但是政府在这些日子里做出的让步(没有同反革命坚决斗争;掩盖纳吉·伊姆雷的背叛行为;完全否定地评价过去;使党退居次要地位,一伙人借口坚强的党的干部是“斯大林分子”而反对他们;以让步来回答实行多党制、在近期内举行选举、匈牙利中立化等要求;接受蛊惑人心的经济要求,这会进一步加深经济混乱)使人民民主制度自身处于危险境地。
这种建立在让步基础上的政策,导致了如今虽然匈牙利党和政府在进行自卫却一天天地放弃新阵地,但反革命和反民主势力仍在进攻。
我们以为有必要让兄弟党,首先是苏联共产党帮助匈牙利党及匈牙利政府在纠正上述错误方面出主意。采取这种方法可以达到下述目的:
1.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方面组织坚决的全面的反对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以便肃清他们。
2.党的所有健康力量团结起来,向反革命进行斗争,巩固人民民主制度。
3.组织对于人民民主绝对可靠的武装力量,以便有能力保卫住人民民主制度,免遭国内外的进攻,捍卫住社会主义成果。
4.停止执行对人民民主自身的存在陷于危险境地的不断让步的政策。
我们相信,在匈牙利存在着那种社会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在苏联的帮助下,能够巩固人民民主制度。
此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埃·格罗(签名)
安·赫格居斯(签名)
伊·科瓦奇(签名)
1956年11月18日于莫斯科
№01065
马林科夫[143]、苏斯洛夫、阿里斯托夫
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传电报
(1956年11月23日)
苏共中央
纳吉·伊姆雷及其集团已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现在他们所有的人均已处于可靠的保护之下。
纳吉及其集团走出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使馆工作人员同他们拥抱并吻别,曾经有那么一瞬间:当所有的人在汽车里坐好以后,纳吉又想返回使馆,但匈牙利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允许他这么做,而南斯拉夫工作人员劝他走[144]。
同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同志一起抵达布达佩斯、早在共产国际工作时就同纳吉很熟的罗马尼亚瓦尔特[145]同志于昨天(今年11月22日)会见了纳吉并作了交谈。现已得知,纳吉·伊姆雷断然反对出国,不想发表任何有利于匈牙利政府的声明,他这样做的借口是他没有被释放。
看来,南斯拉夫人给纳吉·伊姆雷做了不少“工作”。
瓦尔特同志通报说:纳吉对他说,铁托同志建议他留在布达佩斯,并声称,您会看到,铁托最近几天在向全世界说到我(纳吉)时就跟他不久前的说法[146]不一样了。
乔治乌-德治同志打算就这一点给铁托写信并在信中告诉他:请看现在纳吉·伊姆雷在给您宣扬什么。
明尼赫同志同其他在南斯拉夫使馆呆过的人说了话。现在已经搞清楚;他们同纳吉怀有同样的情绪,所不同的只是其中有些人推托说不了解布达佩斯和全国的政治形势。谈话是同每个人个别进行的,并且他们所有的人都表示他们所处的条件与明尼赫不同,实际上都处于被俘状态,而至于他们的行为,一旦他们被释放,他们就将支持卡达尔政府的那些他们认为是正确的行动。日后他们不赞成的那些措施,将予以批评并加以反对。
卡达尔同志同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同志、基伏·斯托伊卡同志、波德纳拉希同志[147]的意向是坚定的,并且以为,应当现在就把纳吉·伊姆雷及其集团送走。
根据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同志们协商的结果,今天纳吉·伊姆雷及其集团动身去罗马尼亚,正像乔治乌-德治同志对我们说的,在那里将能保障他们今后的生活费用(在必要的保护下)。
现在卡达尔同志正在同罗马尼亚的同志们一道考虑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宣布根据与罗马尼亚政府达成的协议将纳吉·伊姆雷及其集团送往罗马尼亚一事以及发表一条什么样的消息的问题[148]。
马林科夫
苏斯洛夫
阿里斯托夫
№01066
马林科夫、苏斯洛夫、阿里斯托夫发给苏共中央的电传电报
(1956年11月24日)
苏共中央
我们已经同卡达尔同志进行了交谈,认为坚决整顿报刊和无线电广播方面的秩序、制止费赫尔·拉约什[149]的挑拨行为是完全必要的,刻不容缓的,在领导工作中强硬起来、不让动摇分子、尤其是费赫尔·拉约什那样的人对领导集团施加影响是极端重要的,应当在报纸上把他们的行为和行动评价为背叛行为。卡达尔同志同意这样做并且他本人完全赞成这条方针。卡达尔把中央委员们召集到一起并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强烈的声明。
报纸编辑部写的旨在反对《真理报》文章[150]的亲南斯拉夫的文章,卡达尔同志认为是挑拨性的文章,是对政府的攻击,报纸编辑部的行为是背叛行为。他宣布,广播电台和其他新闻单位都要按照党的意志和指示去写作,不能另说一套,而如果事态以另外的形式发展下去,我们就要对他们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
今天,中央执行委员会撤销了费赫尔·拉约什的报纸编辑职务,清洗了编辑部的有害人员,事实上,正如卡达尔同志所说,被迫解散了老编辑部。弗里什·伊斯特万[151]同志被任命为新编辑。卡达尔同志同罗马尼亚同志们都很了解他,他还在共产国际工作时就很著名,根据他们的意见,他是一位完全可靠的共产党人,他现在是中央委员。
还应当指出的是,最近几天,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采取了一些加速恢复和巩固党的措施。执行委员会发布了重新登记和接收入党的办法的指示。指示指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原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的基础上。要求给自己重新登记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可凭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证领取临时党证。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领到自己的党证之前,原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可享有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权利。
指示指出,下列几种人不能吸收入党:
(1)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认为由于在拉科西集团统治时期犯过严重政治错误而不应被吸收入党的人;
(2)杀害过或唆使别人杀害过共产党人或其他有进步意向的人,同时又是武装叛乱的参加者。
这项指示明确了党员重新登记的问题,纠正了与笼统地不信任在拉科西时期工作过的干部有关的错误,把“拉科西分子”仅仅局限于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承认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那些人。指示必将加速企业和乡村党组织的恢复,这一点反过来又是巩固党、加速匈牙利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正常化的决定性条件之一。
我们感到,把纳吉和其他一些人驱逐出匈牙利对卡达尔同志和执行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情绪有积极的影响。他们对待亲南斯拉夫分子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决,在同妨碍党的团结、妨碍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巩固的动摇的工作人员的斗争中变得更加强硬。
乔治乌-德治同志、基伏·斯托伊卡同志和波德纳拉希同志在这里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他们不仅同卡达尔同志进行了交谈,而且也同中央委员们谈了话。我们预先同他们详细地交换了意见。对匈牙利各项事业的形势、在同《人民自由报》编辑部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在重建党、在领导集团的团结和确保在领导工作中的强硬性等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措施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都完全一致。
罗马尼亚的同志们对匈牙利的同志们施加了良好的影响,毫无疑问,这必将产生积极的结果。
马林科夫
苏斯洛夫
阿里斯托夫
№01067
卡达尔和明尼赫致赫鲁晓夫的信[152]
(1956年12月3日)
莫斯科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
在我们同谢罗夫同志协商时,曾达成一项协议:匈牙利国家安全机关、警察和国境警备队需要23名苏联顾问。我们认为,这23位同志将可以帮助有关机构很好地组织同反革命的斗争。请苏共中央主席团同意我们对上述苏联专家的邀请。
明尼赫·费伦茨
卡达尔·亚诺什
于布达佩斯
№01068
马林科夫和阿里斯托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电传电报
(1956年12月3日)
苏共中央
根据卡达尔同志的倡议,我们同他就他准备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153]上作报告时加以阐明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交谈。
我们暂且通报一个问题,在谈话过程中,我们把极大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涉及对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的评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这里不仅存在着极大的混乱,而且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那种不正确的、特别有害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在今年10~11月间这里所发生的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
完全按照卡达尔同志的意见,尤其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的倡议,我们约定:如何评价匈牙利事件问题将在卡达尔同志的报告中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今年10~11月的匈牙利事件,无论是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全会之后,无论是对全国还是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来说都应当清楚、明白地评价为反革命。
谈话的结果使我们确信,以前,在如何评价匈牙利事件的问题上卡达尔同志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了正确的认识。今天我们已经搞清:卡达尔同志在他的报告中首先谈了对事件的评价问题,详细地分析了事件的原因,最后,就这个问题讲道:
“至于对事件的总的评价,那么,依我之见,根据我所讲的,起决定作用的问题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1945~1946年在匈牙利发生了典型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胜利地推翻了资本家的统治并建立了工人阶级政权。工人阶级掌了权。这是无需讨论的历史事实。于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个问题:在已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还能不能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完全清楚的。在已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不可能有任何革命,可能有的只是反革命。10月23日发生的反革命是把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和恢复资本家的统治作为自己的目标的反革命。这一点在事件过程中变得相当清楚。
10月23日开始的事件的主要特点是:这不是革命,因为既不是工人阶级革命,也不是人民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它的所有的主要特点都是反革命。如果我们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中不能就这个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我们就不可能确定实际的政治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
这场反革命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推翻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主要问题,而据我看,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那么,在其他问题上我们采取什么立场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如何把这些主要问题传达给群众也并非无关紧要,应当明了:如果我们不能让全党、让起决定作用的工人阶级大众、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起来,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获得群众对我们革命纲领的支持,而没有这种支持我们就不能实现革命纲领。我们不能回避这项思想和政治任务。应当把这一点告诉群众,应当正视这项任务并大胆地说出这一点。这是一块巨大的试金石,无论这个问题会在工人中唤起什么样的感情,都应当坦率地、诚恳地拿出共产主义的勇气来回答这个问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群众支持的其他途径是没有的。如果我们允许继续乱下去,反革命就极容易利用并引导工人群众在一些最严肃的问题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像它现在所干的这样。”
从卡达尔同志那里我们了解到,中央委员们很好地支持了报告中所阐发的立场。有批评性的意见和个别的糊涂主张,但对匈牙利事件评价的普遍情绪还是正确的,毫无疑义,中央全会的决定使事态明朗了,并使得有可能把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坚决斗争进行下去。
№0106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6年12月8日)
绝密
马林科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和阿里斯托夫同志关于匈牙利局势的通报
赞同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三同志在匈牙利期间的活动。
责成萨布罗夫、阿里斯托夫和尼基京[154]三同志研究向匈牙利派遣一批工作人员以便在经济工作上向匈牙利同志提供帮助是否妥当的问题。
中央会议记录员
№0107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6年12月14日)
机密
关于向匈牙利派遣苏联专家和党务工作者的问题
1.应匈牙利政府的请求,向匈牙利派遣一批苏联煤炭工业专家和一批经济、财政问题专家。
2.应南方军队集群司令员的请求,鉴于匈牙利的政治形势,向匈牙利派遣一批(40~50人、为期2~3个月)党的负责工作人员以向地方政权机关和社会团体提供实际帮助,其身份为负责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副军事代表。
3.责成中央书记处确定派往匈牙利的工作人员的人选[155]。
中央会议记录员
№0107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6年12月14日)
机密
特档
国家安全委员会问题
鉴于卡达尔同志和明尼赫同志请求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安全机关提供帮助,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谢罗夫同志)挑选18位专家和苏联内务部(杜多罗夫[156]]同志)挑选5位专家并将他们派往匈牙利做顾问工作。
№04556
拉科西·马加什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7年1月9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虽然我没有收到对我去年12月15日去函的复函,请允许通报一下我对匈牙利出现的新形势的看法。
1.今年1月6日《真理报》的报道和匈牙利政府1月7日的声明实际上是向前迈了一大步。不仅具有国际意义,而且终于提供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至今所执行的政策和实践所缺少的东西:对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明确答案,坚定的纲领,对无产阶级专政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利益的毫不含糊的保卫。实质上,匈牙利共产党的所有党员都会把这一纲领看做是自己的纲领并加以支持。首先,应该感谢苏联同志,因为他们给予匈牙利人民无可估量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援助外,现在还把匈牙利政府引上了惟一正确的道路。
2.由此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一正确的纲领本质上或者很大一部分是否会像去年12月9日《真理报》上所刊出的匈牙利党的领导机构的决议一样,仅是写在纸上的慈悲。从公布这一决议起,匈牙利的发展可以这样描述:公开向前迈一步,暗地向后退一步。在取得苏联报刊大量报道的无可怀疑的成绩的同时,“冷静”的反革命势力在慢慢地、目标明确地继续行动,悄悄地占领越来越多的阵地。但最为严重的是,肩负实现新纲领使命的党几乎没有发展,并且现在没有能力完成所提出的任务。四周前报道说有9600名党员,1月3日《人民自由报》提的是10300名。与此同时,布达佩斯党组织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那微不足道的成绩。
从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我看到把这一问题越来越被提到首要地位。因为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人数不多的党,即使其中没有可疑分子,也没有能力同面临的困难作斗争,也不可能把劳动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曾宣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根基”的敌人也注意到大多数共产党员正在动摇或是拒绝入党。毫无疑问,《真理报》1月6日和7日刊出的两个文件加快了党的发展,但是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不会有根本的变化。
3.原因在哪里呢?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匈牙利共产党员分裂成两大营垒。这个在1956年11月初出现的的分裂本应消除。当时已经明确,尽管有分歧,但所有共产党员必须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反革命。我认为这一点由于卡达尔同志的反对而未能做到。但是对这一失败苏联同志也负有责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许多经过考验的老党员离开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是由纳吉·伊姆雷,而且很遗憾也是由于卡达尔同志在美国人的间接压力下造成的。这些数字表明,不管受大多数匈牙利共产党员拥护的那些人无论是怎样离开岗位的,但是这分裂了党。党的分裂已继续了两个多月,它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危害。现在当党有了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承认的纲领的时候,就有可能在这一个纲领的基础上消除分裂。
在新纲领颁布后,如果一些诚实的、经过考验的同志,其中有两位党的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布达佩斯市党委第一书记、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匈牙利劳动党中央书记,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还被迫远离祖国,而希达什、萨拉伊、马托利奇、维格和哈奇及其他一些同志在国内被排挤而苟且偷生,那么无疑会必然发生党的分裂。不以我们为转移,匈牙利正在形成非法的共产党派别或其他党派。其后果是什么,我无须多作评论。
4.在我所处的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很难判断共产党员重新团结有哪些困难。我可以想象,卡达尔同志意识到了对我隔离的迫切需要,但对此不会高兴。同时不排除国内很大一部分同志由于失望和没有信心很难接受卡达尔同志的领导。这里指的不是一些政府成员不具有相关知识,而是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去年10月末那些耻辱日子还记忆犹新并意识到,党和政府的大部分领导如果没有苏联的干预就会效力纳吉·伊姆雷。
我应当指出,匈牙利的共产党员处身苏联的不正常状况,相当多的匈牙利人知道,这件事要想让他们认为这是正常的,是不现实的。
5.匈牙利共产党统一的政治条件是存在的。这里必须弄清楚10月23日事件的前提条件和此后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那种“拉科西-格罗”集团的错误导致10月23日事件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所阐明的,是没有说服力的。
这些错误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能见到,因为在 那种历史环境下大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幼稚病。这种“拉科西脱离群众,不想改正错误”等论断,除带有强烈表露出的主观性和有争议性外,不足以回答为什么正是在匈牙利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这一问题。
无论多么困难和令人不快,都必须在匈牙利党和其他国家,主要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面前揭露导致10月23日事件的特殊原因。这些除了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相类似的以外,我们在匈牙利犯了以下错误:
1)彻底改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首先委托给了纳吉·伊姆雷。纳吉·伊姆雷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温和地表示他不喜欢苏联,并毫不隐瞒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纳吉·伊姆雷首先竭力追求的不是改正错误,而是借助揭露这些错误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特别是他阐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一问题,其目的在于破坏人民民主制。为此苏联领导同志当时曾责备过他。纳吉·伊姆雷逐渐在自己的周围纠集了国内的反党势力。1953年以后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党内建立了派别(卡达尔同志,按照他自己的声明,在很长时间与他们一起反对拉科西及其追随者)。我们可以看出,得到南斯拉夫有力支持的这一集团在困难中发展起来,并于10月23日这一关键时刻使党的统一领导处于瘫痪状态,并以此断然促使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爆发。
2)1945年获得国家解放而恢复了特里亚农边界,约三百万匈牙利人又重新处于少数民族地位。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沙文主义和反革命力量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进行活动。1953年[157]10月23日吸引青年学生上街的主要动力直接或间接的是特里亚农问题。青年人要求纳吉·伊姆雷出任总理,首先是因为他们了解他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3)斯大林用拉伊克诉讼证明,他反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正确和合法的。因此这一诉讼类似的还有保加利亚对科斯托夫诉讼在国内外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当搞清楚这一诉讼主要是由贝利亚搞的间谍活动,他的行为给匈牙利党造成的危害比其他国家类似的平反大得多。平反极大地提高了铁托的威信,纳吉·伊姆雷特别利用了这一点。
4)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敌人在匈牙利比其他国家更成功地利用了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正确决定。满心怀恨的铁托同志和纳吉·伊姆雷至少在1956年[158]就互相勾结。铁托从1955年夏季不断在支持反对党和国家领导的势力,这一点,再重复一遍,我们曾通过外交途径多次讲过,但是毫无结果。
5)1956年7月我离开第一书记岗位引起了严重的动荡。由此中央委员会从工厂和党员个人那里收到的成千上万封信和声明,其中表达的不仅是对我的同情,而且常常是恐慌不安。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上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每个人都会明白,这里敌人的压力也起了作用。特别是当得知苏联同志不赞成开除纳吉·伊姆雷出党时,这一点在党的队伍中引起了严重混乱,这一点也大大鼓舞了敌人。
6)从我被解职至10月23日的三个月内,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几乎完全放弃了政权,与此同时反革命却在狂热地准备着,政治局的个别委员激烈攻击内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使该部的士气沮丧。拉伊克的葬礼变成了反对人民民主的大规模游行,这表明国家无领导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
7)这一切就是10月23日事件的前提条件。青年这一天所进行的游行是纳吉·伊姆雷和铁托旨在使纳吉·伊姆雷掌权而进行的共同事业。
但是,反革命势力“加入”了游行队伍并把它变为武装暴乱。在重新出现混乱状态下,纳吉·伊姆雷和卡达尔同志夺取了党和政府的领导权。在他们手中,国家沿着流血的法西斯反革命道路迅速滑下去。只是由于苏联军队的干涉才得以挽救。
归纳起来,在10月23日事件扩大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党的领导不统一,党的领导由于纳吉集团而被分裂和纳吉集团与铁托勾结鼓动了具有民族情绪的青年,而反革命分子掌握这些青年的领导权并把这次游行变成了反革命暴乱。
6.我认为,这些事实必须适当地在匈牙利共产党员面前加以揭示。让卡达尔同志和其他政府成员适当地进行自我批评极为必要。(包括在解散党和国家安全部门的问题上)。因为广大党员对这些同志在10月23日事件前后所起的作用还记忆犹新。没有这种自我批评就不能消除当前对他们的不信任。
这一点更为必要还因为,这种不信任使党不能正常发展。报刊在反对这种不信任,但提出的论据与其说是团结党员,不如说是把他们推开。至今大家以不同形式运用的最常见的“强有力”的论据实质上是这样的:我们明白,在12年卑鄙的罪恶的反人民的“拉科西制度”之后你们失望了,你们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但是, 我们的党是另外一种党,是诚实的党。因此,你们要信任我们。显然,这一论据影响着许多人,当然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因为它一天天地在精神上武装那些现在从工厂和机关中开除老党员的人。相反,对那些成千上万的具有如此牺牲精神和热情的,补充一句,成功地在过去12年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来说,对这种论据无疑会产生反感。不断发表的一些文章起了更大作用,它们指责共产党员不入党的原因是害怕,随机应变,是胆小鬼,中间派,担心拉科西会重新掌权,或者装成反对党。这些从广播里和新的政府声明中可以确定的论据一成不变。因此,有理由担心它们将会进一步极大地阻碍党的必要的发展。
7.有理由担心的还有,新的政府声明逐渐失去意义。这从下面可以明显看出:越来越多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和集团走上前台,报刊、电台塞满了难以理解的机会主义文章和声明,在工会里几乎是狂热地宣扬片面的工资问题。党的大多数领导是纳吉·伊姆雷的拥护者,这一点可以说明,党的中央机构还不是掌握在一些可信赖的人的手中。工会机关报实际上公开执行敌人的方针。而另一些报纸和电台则实行阴险的然而又是顽固的反对派路线,结果,在最近几天前,敌人悄悄地,没有大肆叫嚣就坚持或巩固了自己的阵地。例如十二月底作家协会的活动就可证实这一点。
我相信,对于这一点苏联同志有清楚的了解,但是谁只看塔斯社的材料,谁就没有这一方面的概念。我不想列举在教育领域发生的事,但必须提醒,从10月23日起,电影院和剧院没上演一部苏联影片、一台戏剧,广播也没有播送苏联的材料。
在一些其领导站在我们一边的新教教堂里,正进行全面复辟,把那些忠于人民民主的神父赶下台。在天主教堂里发生的事,我是从拥护和平的神父不再在报刊和电台讲演这一点感到,仿佛被大地吞没了。
党的中央机关报为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唱赞歌,并在最近一期的一篇大块调研文章里介绍说,美国科学家的状况要比我们好得多。这一报纸正常出8版,在圣诞节前夕出了32版节日号,祝愿读者节日幸福,并且除发表占几版的声明外,还出现了韦拉斯克斯的《圣母像》和几乎裸体的巴黎美人画,就像20年前霍尔蒂时期的报纸一样。布达佩斯电台在圣诞节期间可以看做是梵蒂冈电台,播送了那么多的讲道稿、祈祷、礼拜、圣歌等等。
8.更多地可以想想那些表现在经济生活、武装力量、青年界,主要是在工人阶级中的现象。我只指出一些个别情况。大约两周前任命了一个价格方面的政府全权代表。此人在我们时代被解除职务。现在搞清楚他曾是匈牙利法西斯分子领导人萨拉希的私人朋友。这位政府代表立即作了纲要声明,其实质在于:“供求关系根据大多数商品资源潜力决定价格”。
新总参谋长和军队的组织者是前霍尔蒂时代的一个军官,此人在战争结束后是一个犹太惩戒连的粗暴指挥官,曾向萨拉希宣誓效忠等等。这个军官我本人很了解,并知道他政治上是不可靠的。
从广播上我听到了新的 “革命青年工人”组织领导人的声明。这位领导人平静地说,10月23日事件之后他站在前宪兵中校萨布一边而斗争。
工会暗地里有时是在大多数共产党员的领导下转到了左倾社会民主党分子安娜·凯特丽的拥护者的手中,例如,全国工会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副总书记就是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分子。但是他们很坚定,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软弱,动摇,他们在十月底退出世界工会联合会,在最困难的日子里给工人委员会提示了一些问题。
多数工人委员会现在仍是反对共产党的,因为改选是在工厂里没有或者党组织很弱的时候进行的。怎么能发生12月22日布达佩斯建筑工业的一个企业的工人委员会竟禁止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甚至禁止阅读《人民自由报》的事!
我面前有最新的10月29日的《人民自由报》。报上描述了布达佩斯电话厂(工人近2500人)工人委员会没有一个共产党员,12月28日开除了一个共产党员厂长,因为他是一个“蹩脚的专家”,“拉科西分子”,“格罗分子”,其实在他领导下电话厂九次被评为先进企业,在同一时间还开除了7名从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工作的工人党员。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一工人委员会成员是些什么样的反动分子以及部里同样的一些反动代表怎样支持他们。对此我可以补充,从外地和村庄传来了比上述情况更严重的信息。
9.所有这一切都与党的发展和影响密切相关。许多特征表明,工厂和机关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工会和工人员委会在迫害共产党员,在25万名失业工人中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在开除国家职员时首先开除的是那些“打算”,可能成为独立手工业者或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人。这自然导致被派到国家机关中的工人党员首先成为失业者。
在工厂里也有类似的情况,讨论个别问题时主要考虑专业培训情况。10月23日事件之后,报刊、广播不止一次地声明,在“拉科西制度”时期主要重视对党的忠诚和政治上的可靠,而不考虑专业知识。现在正相反:主要重视专业知识并在这一幌子下从工厂里开除的主要是工人共产党员或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对此必须补充,匈牙利工业的特殊性使大量失业者主要落在布达佩斯及其近郊区。很可能布达佩斯党组织发展缓慢与工人担心(如果入了党很快就会流落街头)有关。
布达佩斯在2~3个月内在很大程度上要指望大约15万名失业共产党员。这是一个可悲的前景。它同样绝对要求,最终结束大部分或者正好主要是大量老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的状况。
10.我收到了几份有关介绍指望25万失业者的计划。许多方面同当前很相像。我感到惊讶的是贯穿这些计划的悲观主义。我清楚地记得1945~1946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与当前很像。我坚信,如果那些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以极大的热情、信心,但也很在行地抓这一问题,那么缺点就可能更快地被克服,不会引起太大动荡。我听到,那些大多数10年内不知道失业为何物的工人准备做出任何牺牲,只求避免可怕的失业。我还听到在10月事件后也侵入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反苏情绪正越来越减弱。这些无疑加强了新政府声明目标的分量。假如再加上停止党的分裂而且能全力投入工作,那么这会大大鼓舞无产阶级,以致他们在恢复工作中能够创造像1945~1946年那样的“奇迹”。
11.与此同时,我的印象是政府的声明使大多数居民,甚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感到震惊,因为今年年初情绪不是集中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上。报刊广播的声音总的不是战斗的。相反,这些声音是防御和辩解的。对“拉科西分子”的迫害一直在继续:最近几天,一位有九个孩子的无党派工人以同样的借口被解职,说他是“拉科西派的亲信”(顺便必须指出,普通工人对生活缺乏信心,侵犯他们的权利有时比在霍尔蒂最坏的时期还严重,现在反动分子眼不眨一眨地就把工人从工厂里开除)。在新政府纲领颁布后的一天,报刊上发表了有关拉科西、格罗、赫格居斯和其他三个共产党员被开除出议会的消息。事先曾报道拉科西和另三人被开除出主席团。当然,他们做这一切完全是违反现行法律的。在党内外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从来没有像1956年11月4日以后这样猖獗。简单地开除共产党员领导人为这一方面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两周前普遍谣传,说格罗同志在布达佩斯,于是,司法部长立即发表声明“格罗只有作为被告方能返回”。
几天前刊出这样一个报道,说很快将开始对米哈依·法尔考什诉讼,因而将揭露“拉科西、格罗、法尔考什的罪行”。为了支持新政府声明,最好是进行严肃的法院审理,这一审理可能会在人民和社会舆论面前揭露1956年10月23日后时期的法西斯的恐怖。但是现在这一点还谈不到。因为,检察院和法院里全部都是法西斯霍尔蒂时的检察官和法官。我可以想象,在当前政府自己的日报也不能掌握在手中的条件下,敌人可能逼迫开始法尔考什诉讼,知道这对于人民民主制度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当然还有新政府纲领,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2.因而,我有权担心,新的政府声明 的目标由于事前没有相应的政治准备将很难实现。因此,再重复一句,恢复党的统一是绝对必要的。它的伴随产物就是客观地评价过去十二年的成就和错误,以及逐个地但要尽快地给被开除出领导岗位的同志安排工作,对此要指出,由于我的健康状况,这不包括我。我确信,在国内的同志会意识到,必须建立党的统一。曾给匈牙利劳动人民,匈牙利共产党员巨大援助的苏联同志,如果全力加速这统一的建立,就可以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巨大的帮助。
致热烈的共产党主义敬礼!
1957年1月9日于莫斯科市
拉科西·马加什
№04528
科瓦奇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7年1月10日)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我对匈牙利事件的进程极为关注,读了《人民日报》的文章[159]和各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布达佩斯会晤公报,最后,了解了匈牙利政府的声明内容之后,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继续等待和沉默下去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请求您,让主席团中任何一人尽快听取我的意见,最好能听取更多的现居苏联的十月前的匈牙利党的领导同志的意见。
我充分认识到,我们党的领导人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他们在解放12年后使党和工人阶级放弃政权,要不是苏共和苏联军队的帮助,会使反革命得以篡夺政权,会使法西斯的白色恐怖肆虐。我认为,由此人们对领导和领导人的信任度大大降低是理所当然的。我还是请求您信任我并请相信,我打扰您并不是因私事,而是认为把这些无论从匈牙利党、人民民主和国际工人运动,还是从苏共和苏维埃角度来看都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提出来是自己的义务,也请相信,如果再过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提出这些问题将为时已晚。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今后可能会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
我提出这些问题首先是想帮助党的临时领导集体和卡达尔同志的政府,以有利于匈牙利局势的健康发展。
我不加分析地谈几个问题。
1.1956年10月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原因:我们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匈牙利。——虽然现在已能比较正确地评论这一事件,但是至今匈牙利党和《真理报》,而其他兄弟党据此仍在许多方面错误地、不正确地评价这一事件,因而也得出错误的结论。引起这一事件最关键的原因仍未搞清楚。我坚信,错误的评价会给党带来严重危害。认清什么是匈牙利事件的真正原因,做出正确的结论不仅对于匈牙利党,而且对于其他兄弟党都非常重要。顾及到由于前领导人的失误及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势力的活动所造成的局势,如果不发生国际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党和政府领导的可耻背叛、政府公开支持反革命这样的可耻行为,即使在1956年10月23日之后也能依靠自身力量,更何况还有苏军的协助,定能把反革命武装暴乱镇压下去。即使现在的这位或那位领导人曾是这起叛变事件的积极参与者或帮凶,对这种背叛行为,对南斯拉夫人所起的作用,也不能长久沉默下去。为了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的荣誉,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都要求揭露这一背叛行为!应该继续揭露党的内部和党本身领导统一的瓦解和动摇,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滑到10月23日反革命事件中去的。
反革命事件的准备和发生主要是在布达佩斯,我作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特别是作为布达佩斯市党委会第一书记,知道许多可能连苏联同志也不知道的东西。我居住在莫斯科郊外已两个多月,因此我不大理解,为什么没有一位苏联同志跟我谈过失败的原因。为了给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以基本评价,同时对前领导所犯错误以最终评判,我认为必须就此问题听取一下包括我在内的前领导人的意见。
2.我非常清楚,卡达尔同志的政府和临时的党领导人应当克服多么严重的不良后果。毫无疑问,在武力镇压反革命,停止区工人委员会罢工运动,建立武装力量,党的建设方面,总之,在统一局势上取得了成绩。目前斗争还存在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各兄弟党和政府的布达佩斯会晤,及在这一精神上形成的政府宣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匈牙利局势的好转。对于这两个文件除了援引的拉科西-格罗集团的话以外,我完全同意,但实际上在许多问题上我发现了一种根本不符合正确路线的倾向。在许多问题上,党同政府的决定与领导人的讲话相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和实际行动也相互矛盾。比如,报刊和电台对于11月5日临时中央领导的决议保持沉默,同时却在这一决定公布后的第十天,党的中央机关对于“十月群众运动”的评价与决议中的评价完全不同。
报刊和电台没有为党和政府的路线,为反对修正主义做持续斗争。我认为有必要使您注意的是,即使纳吉·伊姆雷不在的时候,也非常公开地推行着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他的干部政策,以及所谓的特殊的“南斯拉夫路线”,从所有这些,我只想提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3.按照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看法,我们的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目前匈牙利正在组建真正的共产党。我却认为,除了党的前领导人所犯严重错误导致这一情况外,党是被反党集团的活动以及后来公开的可耻背叛所摧毁。这些破坏党的有害活动不只进行到1956年11月4日,而且它还在继续下去!匈牙利共产党政治上、道德上和组织上正在衰败,这有意或无意地阻碍了建立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前一段时间对过去十二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否定或消极评价为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只能羞愧地指出,对于共产党和党的前领导人,主要是对于拉科西和格罗同志,现在的领导人谈起他们,特别是报刊和电台的报道,就像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失败后反革命霍尔蒂分子对党和贝拉·库恩的评论一样。匈牙利的电台和报刊报道的声音常常像臭名昭著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一模一样。1919年以后敌人也曾这样宣扬过,而没有取得像现在我们党的领导人、报刊与电台对党和党前领导人的诬蔑,抹黑,玷污所起的作用大,几乎每一期党中央刊物都发表对以前党和党的领导人的不满,这严重影响了新党的组织工作,难于恢复领导人和政府的威信。中央机关刊物把事情描写成这样:好像领导人和党借助这些领导人在十二年中欺骗、愚弄了人民,好像领导人是脱离群众的仅存私心的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钻营者,好像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享有特权”地位和对其“专制统治”的支持。他们确信,共产党员和人民已经对党失望了,他们完全有权利不信任党,因为党的政策已脱离了人民的利益。但是现在一切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人民自由报》12月21日一期上写道:“在前党的忠实成员中未必能有不责难自己的人”,说“我们对最近发生的罪行也负有责任,因为我们是党的成员,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引导国家走向崩溃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像毒药一样起着破坏作用,使共产党员们人心涣散,动摇着他们对党的事业和领导人的信念,使人民群众脱离党和人民民主制度。那些真诚地、全身心地热爱党和人民民主制度的人是不会这样评论党和人民民主的。这令人忧伤,但是对于诬蔑党和人民民主制度,助长敌人气势的鼓动却不能保持沉默,因为就连反革命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借口来反党,反人民民主制度。
11月4日和以后,苏军忙于救援匈牙利人民,打击反革命的几天,是非常有利于团结一切准备同反革命斗争,转变局势的全体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民主力量的历史时机。为此当时应首先进行紧急动员,让经过战火锻炼的共产党员投入战斗。严重的错误在于,当时非但没有这样做,而是解散了党,摧毁了经过民主推选而成立的党的机关,组织和机构。放肆的反“拉科西分子”,反“斯大林分子”的活动和宣布“合法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搞昏了一大部分共产党员的头脑,使他们变得消极起来,使国家和人民暂时没有党,没有领导,无可争辩的是,纳吉·伊姆雷反党集团首先决定并解散了党。值得思索的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届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七个成员中五位现居罗马尼亚,一位被捕,只剩下卡达尔一位同志。11月2日《人民自由报》发表的卡达尔同志的反苏反党的民族沙文主义讲话以及其他几个讲话将长期成为匈牙利共产党员们的耻辱。
4.由于有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帮助,使现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出现明显好转。政府纲领性宣言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纲领,它能够团结全体共产党员和民主力量来支持临时党的领导和卡达尔政府,有利于纲领的实现。在挑选真正赞同这一纲领并有能力保证其实施的干部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使这一正确政策的实施面临危险。虽然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我仍然认为有必要提出在组建临时党和政府的时候考虑臆断的主观因素太多了。在领导人中只有9~10个人是党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临时中央领导集体和其他重要岗位上工作的大多数是纳吉·伊姆雷和“南斯拉夫道路”的拥护者。比如,费赫尔·拉约什——纳吉·伊姆雷和南斯拉夫人最积极的同谋之一,他在临时中央委员会里寻求什么呢?
许多被恢复名誉的、被受委屈的同志,右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两面派,民族主义者,反苏者,蛊惑者和得宠的人被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同时用不能容忍的方式同老干部翻脸。在工人运动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革命工人党像这些领导那样可耻地把自己的干部置于困境并打散他们。数以千计的党的工作者,中央委员、州、市、区和工厂党委会书记,百分之八十五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大多数都是高等学校毕业的受过考验的忠实于党的同志——被解除职务,现在无人过问,处于失业状态。难道我们的干部工作已做得很好以至于可以不在任何党和国家工作中使用那些毕业于莫斯科高等党校、忠诚的、优秀的同志,其中还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了吗?许多年来为巩固国家安全机关,我们一直向它输送最可靠的党的工作者和共产党员。十月事件之后最可耻的背叛行为之一就是安全机关被毁,把国家安全工作人员交给了反革命。11月4日之后数以千计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沦落街头,并且有的处境更糟,因为他们被通缉,无论在何处都找不到工作。国家各部、各机构里的人事科已被撤消——而将人事档案交给了当事人!——这些人事科室的工作人员中有几千名党的忠实成员同样沦落街头。从1月1日起32000名国家公务员被撤职,其中大部分是党输送到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党员,也有许多积极共产党员从企业中被开除出去。对于共产党员和非党劳动群众不信任,这样对待自己干部的政党,难道不会感到惊讶吗?这算是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呀!它摧残最优秀的党员,剥夺他们工作的权利。现在领导者们把高素质的、忠诚的、具有丰富的领导党和国家经验的同志毫无理由地撤职,简直是砍掉自己和党的支撑,使党和自己失去了最好的支柱。目前错误以更恶劣的形式重复着:成千上万的人被冤枉——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同志——这为以后的分歧和分裂奠定基础,造就出党的反对派,威胁着团结以及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自身的存在。如果代替混杂人员而任用优秀的同志,则不会出现异议,可是事情并非如此,多数情况下任用的都是那些少才的、素质不高的、不是很坚强的人员。这很危险,因为匈牙利的局势非常复杂,反动势力和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加强。正因为如此,应该改变摧残干部的政策,必须尽快团结一切业务熟练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忠实力量,以有利于巩固党和人民民主制度。
至于对前党的领导人的态度,我公开声明,我认为它是极其不公正的,非党性的,违法的,而且是有害的。前领导人,其中包括我,犯了严重错误,对于这一点谁都不否认。但这些错误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党建设时期所犯的错误。因而现今的领导人对待我们不是像对待犯错误的忠诚党员那样,而是像对待敌人一样,这就不对了。鉴于与我们有关的决定并非是由党的机关提出的,而是由一些同志在没有听取我们的意见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还没有人下过定义,什么是拉科西-格罗“集团”,谁属于这个集团。这并不偶然,因为所有与此相关的人都知道,我也确信,既不存在什么拉科西集团,也不存在格罗集团。至于我,则从未参加过任何集团。我不想为拉科西同志的错误辩护,因为我是那些尖锐斥责他,同他的错误做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想把我划到拉科西集团中去。
一些同志认为,我们不能返回祖国是因为国内反对我们的情绪甚浓。这种反对我们的情绪是经领导人同意,由报刊和电台一天天地有意煽动起来的。党的中央刊物上大多数文章把我们描写成“罪犯”和“反人民分子”。今天在匈牙利以“头号社会敌人”的身份出现的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拉科西同志。任何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地辱骂他。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刊物、电台和多数领导人不用应有的方式去揭露反革命分子,对纳吉·伊姆雷反党集团的背叛几乎保持沉默。他们把匈牙利人民及共产党员的情绪和仇恨不是引向反对反革命与叛徒,而是引向反对拉科西同志和前党的领导人。
最后应该说的是,匈牙利广大人民和共产党员不希望我们回国工作是不符合实际的。恰恰相反!我们不在祖国,不在那里工作,使匈牙利正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说党,苏联和我们的自身利益要求我们呆在国外,这是毫无道理的。在这么严峻的局势下我们不呆在国内,不仅给我们自己,而且给党带来极大损失。这的确造成一种领导人胆怯逃跑,让共产党员和人民听天由命的表面现象。这使人心涣散,很容易为敌人所利用。这正是敌对的纳吉·伊姆雷集团和南斯拉夫道路拥护者所期望的。这是对他们的退让。某些人用毁灭党和对党的干部的这种政策的办法为他们自己开辟道路。这是敌人和纳吉·伊姆雷集团的成功,当时我们的人事工作很糟,使许多拥有多年党的工作经验的领导人在匈牙利无事可做,甚至被迫侨居国外。简直让人不能容忍和气愤的是,逃往西方的反动分子被特赦,他们可以自由返回国内,没有搞任何运动来反对他们,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则被迫离开共产党员领导的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祖国而侨居苏联。
米高扬同志可以证明,11月4日在穆卡切沃我请求他和卡达尔同志立即派我回国从事党或其他任何工作。从那时起,无论在哪里,只要可能,我都提出回国的请求。按照卡达尔同志的明确指示,我被派到莫斯科,国家委托的任务是,使苏联尽快提供援助。有关此事的委托书现在我手中。许多同志——其中有翁迪奇同志——以党的决定的名义,完全不顾他们的抗议,11月中旬被送往国外。同时12月25日中央机关刊物上则写道,我们叛离了祖国,将共产党员们置于困境之中,最近几天报刊和电台又报道说,议会保护豁免权委员会将向议会提议取消我们在总统委员会的资格和议员资格。保护豁免权委员会只有对背叛祖国,犯了严重的罪行,道德败坏和叛逃出境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提议。布达佩斯电台从1月10日《新闻晚报》的文章为根据报道说,翁迪奇和法泽考什(格罗同志的妻子)因“叛离祖国”而被撤去大学教授职务。难道如今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重要的是清除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出党,出学校吗?
领导不顾我们多次的请求和抗议派我们出国,却不允许我们回国,同时却以我们逃离出境为借口通缉我们,我觉得这种做法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道义上同共产党的领导方法是不相容的。他们以此来损坏我们的名誉,诬蔑我们,企图在匈牙利人民和共产党面前从道德和政治上永远摧毁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能编写一个反对40多位领导同志的歧视性的“黑名单”使他们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位,电台和刊物已公布了“黑名单”里半数以上同志的姓名。显然,他们还想以错误的方式和诬蔑为这一不合理的措施提供根据。不,同志们!无论怎样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所应有的行为。我从15岁开始就忠贞地为匈牙利党和人民工作,已满30年了,因为共产主义的活动我十多年被囚禁,受苦役。在艰苦的条件下——在战争期间——我比一些现在斥责我的人更忠诚地完成自己的责任。我不能容忍如此对待我和其他在这里的党的干部,为此我全力抗议,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我请求苏共主席团能促使这一诬蔑活动停止,并使我们得以返回祖国。我并不希望得到什么职务,只是准备像一名普通工人和党员诚实地劳动,改正自己的错误,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全身心地为实现政府的规划,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服务。
5.政府宣布的经济目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同时却表现出一种与此目标对立的“南斯拉夫道路”的明显趋势。我认为,煤炭开采量到1957年底不能达到十月前水平的计划是完全错误的。有好的政治工作及组织工作,在技术的帮助下可以大大提前达到这个水平,因为即使是被淹的矿井——这样的矿井并不多——也能在几个星期内恢复正常生产,财政部长科绍的声明中所提到的25万名临时失业者是一种威胁会使反革命在工人中为自己建立墓地,使工人公开反对党和人民民主制度。如果不立即改变这一计划,将会使团结瓦解,也会遭致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害。广泛宣传西方借款和“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观点,认为工人委员会是企业的主人,如果不好好经营,企业就会破产;要求建立工业厅和生产者委员会等等。内贸部已制订了提案,根据这个提案人数不超过10人的全民食品制造企业和宾馆等(这些企业给国家提供巨大收入)与人数不超过5人的商业单位,可以出租或在先付百分之十的商品资金情况下全部转为私营。这样就使大批工人面临失业的危险,同时政府为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个体经营者提供了可观的物质优惠,对工人却起着非常坏的影响。
6.苏共、中共和其他共产党和政府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给匈牙利党和政府以巨大政治、道义和经济上的援助。党的临时领导和政府没有以应有的方式利用这些支持。匈牙利各报纸对《真理报》和《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只发表了简短摘录。许多兄弟党的报刊上有关匈牙利事件的文章和讲话则没有提及。同时,铁托和卡德尔的讲话却全部发表。应该注意的是,党中央刊物不用黑体字,掩盖本质地发表了《真理报》的文章“这对谁有利”,而第二天在《战斗报》刊登回答文章时却用黑体字来强调最粗俗的反苏的攻击。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坚持正确立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上犯了严重错误。
在对待日益严重的民族主义和反苏的煽动上没有进行应有的斗争。完全不可理解的是,当许多兄弟党都公开并正面表示赞成苏联方面的援助和武装粉碎反革命(这无疑是匈牙利人民第二次解放)时,匈牙利党,包括12月5日的决定,匈牙利的报刊和电台,除领导人的几次讲话和政治声明以外,在此问题上还是没有表示公开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准备起诉米哈伊·法尔考什和他的儿子的事件被作为“最紧急的任务之一”。这又为匈牙利和国际反动势力诬蔑共产党员和苏联提供了有力的借口。这一诉讼是卡达尔同志自作自受,因为这案子很容易转而不仅对准拉科西同志,而且会对准他自己。
当发生不可抑制的民族主义和反苏维埃煽动阴谋时,领导人随波逐流,不公开地,勇敢地,坚决地反对它,是不可能巩固党和人民民主的。
概括起来,认为在新组建的匈牙利党的党员中还存在团结的统一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今他们已分崩离析。许多以前的党员拒绝入党。总之,这种两面派的,不彻底的,不连续的政策起了很坏的作用,由于这一政策使匈牙利在十月后建成了一所“特殊的学校”,它阻碍了思想和组织良好的团结和共产党的建立。
只有党的领导机关成员来保证实现党的正确政策是不够的。卡达尔一人担任党和政府主席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样会使太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由于他面临的问题太多而使他不能解决好其中任何一项。实践证明,就连拉科西同志,他虽拥有更好的基础,也辜负了众望。总之,如果只依靠几位同志来解决党和政府面临的问题,则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现有领导将会一次又一次地偏离党的正确路线,不能保证完成重要的基本方针,不可能继续长期指望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从外部给匈牙利党和政府以“输血”,重要的是利用已得援助,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家里来解决问题。
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在这种条件下无疑必须巩固并支持卡达尔政府和临时党的领导。但是必须坚持原则!为此必须尽快团结各方力量,消除现有和已犯的错误。我不想吓唬任何人,只是要让大家相信,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再次使党和人民民主走入死胡同,这将再次给苏联和国际工人运动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和危害。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应防止这一点,使事业走上正轨。
赫鲁晓夫同志!
匈牙利共产党员要为迄今为止已发生的一切,而且还为这一切不再重复负重大责任。因此,我们这些现居苏联的共产党员不能消极地,无所作为地观望党的斗争。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请求您,赫鲁晓夫同志,不要拒绝我的请求,请尽快给我机会同您或从事匈牙利事务工作的主席团成员,就有关信中所提的问题进行交谈!
致同志式的敬礼!
科瓦奇·伊斯特万
1957年1月10日于莫斯科
№05129
赫鲁晓夫致铁托的信
(1957年1月10日)
铁托同志
苏共中央收到你们1956年12月3日的来信。我们同意你们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铁托在普拉讲话之后,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所恶化。我们认为坦率说出此事产生的原因,陈述我们就你们信中所涉及的问题和最近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观点是必要的。
由于铁托同志的普拉演说,首先应当指出,无论是就在此之前我们秘密会谈所涉及的问题发表公开演说这一事实本身,还是这次谈话中所阐述的南共联盟的立场,都是跟我们代表团在布里俄尼岛上所达成的协议背道而驰。
关于匈牙利事件。我们跟你们就与匈牙利事件有关的一切基本问题达成了协议。11月7日发给你们的电报表达了这个协议的结果。电报中说:
“我们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从布里俄尼岛回国之后就向我党中央主席团报告双方对匈牙利形势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党中央对此非常满意。在如此困难的问题中我们能同样评价时局,认为纳吉·伊姆雷为反革命活动清除了道路,导致反动派的统治,这个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会谈中铁托同志的一句话:‘敌人当着其面吊死和枪毙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而逍遥法外,这算是什么共产党员总理’。
我们在对恢复匈牙利形势,使他回到社会主义立场所采取措施方面也是一致的。在组建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和苏军对这个政府提供援助上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
我们认为,我们一致解决了的问题,铁托同志的普拉演说,而后卡德尔同志12月7日在斯库普申的谈话中又作为有争议的问题提了出来,这个事实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你们当着全世界开始公开讨论我们两党在此之前进行过会谈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首先是苏军在匈牙利行动的问题,关于援助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的问题,关于对纳吉·伊姆雷的态度问题,你们的提法跟我们在布里俄尼达成的协议完全不同。
我们对你们破坏布里俄尼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很不满意,认为开诚布公地把这一点告诉你们是必要的。
我们商定共同支持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然而你们领导人的谈话,南斯拉夫报刊发表的文章,南斯拉夫官方代表人物的行动,包括在联合国的表现,都证明与此相反。
实际上,不能同时说支持匈牙利的工农政府又坚持让纳吉和其集团的成员返回匈牙利,宣传吸收他们参加匈牙利政府。纳吉·伊姆雷的行动是投降主义行动,他为反革命开辟了道路,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怀疑。明曾蒂提议让纳吉当总理不是偶然的。在现在的情况下纳吉·伊姆雷返回匈牙利只能有一个结果:让反革命把他当成自己的旗帜。
对于想帮助匈牙利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来说,惟一正确的措施就是在政治上审判纳吉·伊姆雷、洛松奇及其同伙。你们方面不是政治上审判纳吉及其集团而是保护他们,这在客观上就导致广大舆论界增强了对你们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立场的公正无私的怀疑。
大家知道,在匈牙利事件之前很长时间以及事件过程中南斯拉夫报刊都在阐述匈牙利国内制度,这实际上支持了后来成为反动派向导的匈牙利的社会力量。这都是在与“斯大林主义”作斗争和宣传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优点的幌子下进行的。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匈牙利反动派利用号召奉行南斯拉夫道路以反对社会主义普遍规律并企图使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同志并没有同试图把“南斯拉夫道路”变为反对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反对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的人划清界限。
在我们达成协议之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方面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问题已经不成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又一次提出来,其过错不在我们。根据我们的看法,你们越快地放弃对待纳吉·伊姆雷、洛松奇和他们集团的错误立场,这个问题就越解决得快。
在布里俄尼岛谈判时你们宣布说,你们通过洛松奇同纳吉有所接触,那时你们曾建议南斯拉夫代表向纳吉暗示提出辞职,这便于巩固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革命政府。我们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正确的。
但是在苏军采取行动的前夕,匈牙利情况有变,纳吉没有提出辞职,相反,他挑拨性地号召匈牙利人民拿起武器反对苏联军队,向资本主义国家求援。毫无疑问,纳吉向资本主义大国发出的请求给他们进行武装干涉,对匈牙利反革命武装力量直接进行军事援助提供了口实。
人所共知,纳吉在发表广播讲话之后,利用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外交代表的邀请,与他的同伙一起躲进了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大楼里。
这样一来,你们现在与纳吉·伊姆雷的接触事实上就使纳吉·伊姆雷自觉或不自觉地预先知道苏军在匈牙利当前的行动。只有苏军毫不迟延地行动起来才能打破纳吉·伊姆雷的挑拨计划。在布里俄尼岛谈判时,你们完全同意苏军在匈牙利行动的必要性,并承认如不这样做反革命武装力量就会获胜。在当时的形势下苏军不能袖手旁观,不能拒绝对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苏军对匈牙利事务的干涉虽然是沉痛的,但显然是必要的。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
匈牙利事件整个过程不可辩驳地证明,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不是别的,而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利用匈牙利前领导人由于粗心和无知而犯的错误为这个国家造成的形势,在所谓的“解放东欧”的幌子下,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匈牙利反革命武装力量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妄图消灭国内的人民民主制度,恢复资本主义秩序,把匈牙利变成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的军事基地。毫无疑问,对南斯拉夫也会构成很大的危险,在南斯拉夫的北部边界,在纳吉·伊姆雷的纵容下,就会出现敌对的法西斯的霍尔蒂制度。
从这一切看来,至少可以听到某些南斯拉夫负责同志奇怪的声明,似乎苏联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铁托同志1956年11月18日在布里俄尼岛与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声明:假若苏军不用来镇压叛乱,则此时集结在南匈边界上的南斯拉夫军队为此就要开进匈牙利。如果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对这种论点就感到莫明其妙。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国务秘书柯什尼亚克同志在1956年11月23日苏联驻南斯拉夫使馆欢迎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招待会上也讲了这样的话。
事实就是这样。它十分明确地说明南共联盟中央改变了自己在匈牙利事件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不能同意南斯拉夫同志在匈牙利问题上今天所持的立场。它丝毫无助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和团结。铁托同志的普拉演说和卡德尔1956年12月7日的演说中对匈牙利事件性质的评价被国际反动派用作推翻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攻击的借口。
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同反动势力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着。这次会战只是两种对立的阶级力量和两大阵营斗争在全世界战线的一部分。大家知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对待匈牙利都有自己明确的立场。他们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可能为匈牙利工农政权继续给予兄弟般的援助,为巩固那里的人民制度作了一切工作。
而这时南斯拉夫虽然也宣布支持工农革命政府,但它实际上给这个政府制造了困难。大家知道,为了使国内局势正常化和人民民主制度得以巩固,匈牙利政府解散了本国的“工人委员会”,因为这些委员会实际上绝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把自己置于工农政权的对立面,成了反动派的工具。卡德尔同志1956年12月7日的谈话和南斯拉夫的报刊实际上都是反对匈牙利政府的这些措施。
在巩固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事业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起着主要的作用,对此不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从南共联盟领导人方面看,从卡德尔同志的斯库普申谈话中看得特别清楚,匈牙利共产党人重建党的努力被看成“徒劳无益的尝试”。实质上卡德尔同志以此来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作用和意义,这无疑会给巩固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业带来危害。
有鉴于此,我们想提醒你们注意列宁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作用的最重要的原理。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斗争的实质时,列宁说:“……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160]
我们认为,所有共产党人的义务就是保卫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有鉴于铁托同志的谈话,我们想就谈话中提出的其他问题的实质,发表演说的形式,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谈谈我们的意见。
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你们在12月3日的信中尽量证明,铁托同志在谈到苏联制度时说,似乎是这种制度会产生个人崇拜,但他指的绝不是苏联的社会制度。然而大家都明白,他的谈话涉及到苏联总的制度。你们的信对这个问题也没有说清楚。如果南斯拉夫同志认为在苏联制度问题上对他们的观点理解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不就苏联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发表一个明确的声明呢。
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社会制度时,他们指的:第一,居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经济关系的性质;第二,统治制度的性质,即国家政权属于哪一个或哪几个阶级,以及这个国家政权的形式。众所周知,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苏联居统治地位。苏联的国家政权属于劳动人民,亦即工人阶级和他的同盟军集体农庄农民,他们通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管理国家。苏维埃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你们认为,苏维埃制度“保证了个人崇拜的建立”。这个立论很明显是站不住脚的。个人崇拜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相违背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依靠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开展了与个人崇拜的斗争。在短期内我们在克服个人崇拜方面能够取得巨大成绩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苏维埃制度深刻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十月革命的全世界历史成果,它的伟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已受到整个历史进程的检验。四十年来它光荣地经受住了极其困难的考验。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一切正直人士,对于由于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也就是多亏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粉碎法西斯主义,使许多国家,包括南斯拉夫,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和在自己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点没有不同意见。
关于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个问题是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两种意见。
南斯拉夫对某些共产党批评的性质。铁托同志在演说中对苏共及其他共产党政策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把苏共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等,这使共产主义的敌人高兴了一阵子。
在贝尔格来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中都确认了党内友好批评的协议,我们深信,铁托同志的谈话超出了这种批评的范围。
我们希望你们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意见。我们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活动都证明,我们时刻准备着接受其他国家共产党友好的批评,并坚决地始终如一地按照列宁主义纠正自己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和缺点。
很遗憾,普拉演说很难称为同志式的批评。当对苏共和苏联的制度进行不能容许的攻击时,这算什么同志式的批评!尽管南共联盟不止一次地声明不容许干涉别的党和国家的事务,铁托同志在自己的谈话中公开试图对我党的事务施加影响,使用诸如说苏联领导中似乎存在分歧这样不光彩的手法。
当然,我们绝不会同意这种“批评”,并将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反动派试图加强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共产党人起码的任务就是对这个或那个兄弟党进行公开批评之前,首先应当努力通过各国共产党之间大家通常采用的方式把自己的观点通知该党。
政策不能脱离现实的国际环境。世界上仍然存在与社会主义敌对的帝国主义力量,它们拥有巨大的生产基地,最新式的武器,希望通过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与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对抗,在这些国家共产党队伍中散布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这些力量也竭力在解放了的国家恢复殖民主义制度,镇压全世界工人运动,进步运动。如果共产党哪怕一分钟忘记帝国主义力量存在这一事实,进行使我们敌人高兴的内部斗争或互相倾轧,那就是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当做危险的儿戏和丧失历史责任感。遗憾的是在铁托同志的谈话中我们感觉不到对现实世界环境的考虑。
可能,这同南斯拉夫同志对国际形势的特殊看法有关,因为南斯拉夫报刊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力量阴谋的报道很少并有克制,但同时却对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不断地进行批评。
未必需要证明,对苏联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客观和不友善的批评助长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声势。各国劳动人民清楚地知道,苏联是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可靠支柱,苏联的强大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的和平生活与独立的重要保证。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大家庭中不谋求任何特殊的地位,但很清楚,攻击苏联,破坏它的威信会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害。
我们深信,铁托同志的谈话使社会主义事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苏南关系受到损害。
你们在解释铁托同志的谈话时说,似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有所变化,按照你们的看法,似乎恩维尔·霍查同志从中国经过莫斯科时,有人建议并指示他反对南斯拉夫这个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证明这一点你们常常引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发给自己各级党组织的“文件”。
收到你们12月3日的来信和找到信中你们引用的阿劳动党中央的文件以后,我打算对阿尔巴尼亚同志说,我们认为分发这样的指示不利于改进阿劳动党和南共联盟、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但是当阿尔巴尼亚同志看了你们援引的文件后,他们断然声明,阿劳动党内从来没有印发过这种文件,这份文件从头到尾都是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敌人伪造的。
我们从自己方面而言,也认为有必要告知你们,当恩维尔·霍查同志从中国途经莫斯科时,苏联同志不仅没有出过足以破坏同南斯拉夫关系的任何主意或提过任何建议,而且相反,充分地强调指出说明改善南斯拉夫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性质的好处。同志们从上述事实可否得出结论,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我们在发展苏共和南共联盟、苏联和南斯拉夫友好关系中的立场表现疑神疑鬼?
并且你们自己也明白,你们推脱说“通过间谍手段”弄到阿尔巴尼亚的文件,这与你们没有进行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的侦察的论点不相符合,无助于调整与阿尔巴尼亚的良好关系。
你们另一个旨在证明普拉演说是正确的理由也经不起批驳,——似乎某些共产党,几乎是根据苏共的指示,开展了一场“诽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运动,这是1948年运动的死灰复燃。你们指责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似乎他们“……间接甚至直接对苏共二十大的某些决议进行攻击”,“今天还起着极其消极的破坏性的作用。”
首先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你们在关心自己党的独立性时,不知为什么却指责对你们持批评态度的一些共产党没有独立性。你们按照这个理由去怀疑是对兄弟党的侮辱。
你们谈到关于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分发1956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南会谈的结论的情报的问题。没有必要再重谈分送信件的情况和这封信的内容,——它们完全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之间形成的关系的性质。你们不止一次声明,不认为把南斯拉夫列入社会主义阵营是可能的。这就说明为什么苏共中央没有把关于南苏会谈结果的信寄给南共联盟中央。
既然你们对这封信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我们便于1956年12月初把信的原件寄给南共联盟中央。我们认为,信中没有像你们信中说明的可以“引起不良后果”的任何内容。在许多原则的思想问题上,我们两党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这已不是秘密。关于这些分歧我们两党代表团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会见时我们已详细而坦率地作过陈述。我们说过我们认为,我们把两党耐心地在实践活动和互相合作过程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达到观点一致作为自己的任务。
至于说到重新掀起一个类似1948年那样的运动,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深信,过去的一切已经结束,我们之间再创造疏远和敌对的环境对我们和你们都不利。为了使与南共联盟的友好关系正常化和得以巩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说掀起什么反对南斯拉夫新的运动,这再一次说明,这又是一种不应有的疑神疑鬼的表现。
你们说似乎许多兄弟党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某些决议进行抨击,我们不知道这种说法的根据何在。我们党坚定地站在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并以这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开展自己的全部工作。我们恰巧没有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怀疑外国兄弟党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肯定态度的事实。你们点名的那几个共产党坦率地表明他们不同意铁托同志谈话的许多论点这个事实——当然,每个党都有权这样做,——绝不能说明他们在修正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要知道你们说不出世界上一个同意这个演说的共产党。很显然,这里问题不在于所有共产党“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行事,而在于铁托同志演说本身的内容,其中许多基本论点,共产党和工人党都不同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你们12月3日的信中涉及到南共联盟与其他共产党的关系,我们想把我们关于妨碍在南共联盟和其他共产党之间建立正常关系的其他某些原因的看法告诉你们。
关于南斯拉夫外交人员和报刊对其他国家和党的内部事务的干涉。铁托同志的普拉演说中说,“现在只谈谈南斯拉夫开始实行的新方针在所有共产党中能否取得胜利……”,又说“南斯拉夫无权与外界隔绝。”从许多兄弟党那里我们了解到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南斯拉夫一些代表在有关国家里以这类原则得出实用的结论。
匈牙利同志告知我们,在匈南就纳吉·伊姆雷集团进行辩论时,贝尔格莱德《政治报》的工作人员尤里乌斯·朱卡在布达佩斯的钢厂公开进行宣传,攻击匈牙利政府及其所持的立场。贝尔格莱德《战斗报》驻布达佩斯记者阿尔特曼在布达佩斯一些报纸编辑部也从事过类似的活动。
在围绕所谓的布达佩斯工人中央委员会进行辩论的初期,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未经匈牙利政府机关同意就向工厂派了几个人跟工厂的工人委员会代表进行谈判。就在那里转交了20份诺维萨德《匈牙利之声》报,对匈牙利政府的立场进行攻击。这种报纸由南斯拉夫外交汽车送到贝洛亚尼斯·加姆厂、4月4日工厂、凯林费尔德纺织联合工厂和布达佩斯其他一些企业。
南斯拉夫继续固执地干涉阿尔巴尼亚的事务。在跟苏联代表会谈时阿尔巴尼亚同志说,南斯拉夫驻地那拉大使馆继续同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领导人的分子保持联系,对阿劳动党中央的路线散布怀疑,辱骂阿尔巴尼亚领导人。
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那里我们知道,在1956年12月初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一些共产党员气愤地谈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工作人员,绕开捷共中央,对某些共产党员、文化活动家、高等学校和学生团体散发铁托同志的普拉演说。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给我们说,在捷共中央全会以后南斯拉夫大使馆向捷共一些州委、地委和地方民族委员会散发铁托同志的演说。捷克斯洛伐克同志把南斯拉夫外交人员的这种行为看成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大家也知道,贝尔格莱德11月17日的《政治报》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萨波托茨基进行攻击,说他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宣布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正确的,共产党也不打算改变这条道路而采用什么新的方法。
保加利亚同志谈到南斯拉夫报刊干涉保加利亚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些事实。例如他们指出,南斯拉夫1956年10月15日的《新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反对个人迷信政治中寂静无声:从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可以得出什么结论?》的文章。文章提出要恢复根据特赖乔·科斯托夫诉讼程序已经平反的人的领导职务,断言无论是保共中央四月全会,还是九月全会都没有讨论反对个人迷信的“具体组织措施”。
在“非斯大林化”和“非多列士化”的旗帜下南斯拉夫报刊不断进行反对法共领导和反对多列士同志个人的运动。同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个运动是在帝国主义反动派力量群起反对法国共产党,反动分子袭击法共办公地,迫害法国一切进步和正直人士时刻进行的。南斯拉夫报纸对德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攻击使帝国主义分子营垒中的人高兴得手舞足蹈。顺便说一句,你们对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出席你们大使馆11月29日在巴黎举行的招待会表示不满。法国同志说你们大使馆没有向他们党的领导人发出邀请。你们应当承认这不能认为是正常的。
你们党的领导人随心所欲地把共产党和工人党分成“斯大林主义的”和其他的,给各个党都贴上标签,使一些共产党和另一些共产党,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相对立起来,这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这在实际上意味着试图给共产主义运动制造混乱,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团结制造分裂。你们的工作人员在某些人民民主国家的作为足以使这些国家国内政治斗争尖锐化,使社会主义力量疏远,这一点很快被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
不言而喻,共产党认为对任何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团结的企图给予回击,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是自己分内的义务。为此各国共产党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敌人作斗争的必要的力量和丰富的经验,有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这些经验完全证明共产党人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与“斯大林主义”作斗争的幌子下南斯拉夫一些报纸继续刊登包括抨击苏联的材料。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铁托谈话之后,南斯拉夫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涉及苏联的文章,不管是些什么奇谈怪论,都使人想起1948~1953这些年代。我们可以列举出《战斗报》、《政治报》和南斯拉夫其他机关刊物上不怀好意和别有用心地歪曲苏联国内生活和对外政策的几十个事例。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城市的一些书店又重新出售还在我们两国断交年代敌视苏联的书籍。
我们不止一次地让你们注意这些与你们宣称希望加强与苏联友谊相矛盾的不正常现象。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的其他领导人不止一次地由于在你们的报纸的“新闻记者中有许多不老实人”而感到气愤。铁托同志说过:“请相信,我们将让这些卑鄙的人去见鬼”。我们相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南斯拉夫报刊对待苏联的方针不仅没有改善,而是变得更糟。
你们在苏联任何一份报纸,任何一种杂志上都找不到敌视南斯拉夫的文章。我们的书店也没有出售敌视南斯拉夫的书籍。相反,在我们的报刊和书籍中都发表一些用与,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友好的兄弟般合作的精神教育苏联人民的文章。我们的电影院里放映南斯拉夫的影片。但南斯拉夫根本谈不上这一点,苏联影片几乎到不了那里的银幕上。
所有上述事实丝毫不能促进南共联盟与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关系的修好。
南斯拉夫同志在世界两大阵营问题上的立场也对此不利。你们经常反对军事同盟,包括反对华沙条约。宣称南斯拉夫不加入任何同盟和公约。但是不能不考虑到南斯拉夫参加了巴尔干公约,而南斯拉夫军事机关也与希腊和土耳其军界合作。从而通过巴尔干同盟的伙伴(同时也是北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实际上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南斯拉夫都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联系在一起,通过土耳其与巴格达公约联系在一起。我们曾同意你们认为不必重视巴尔干同盟,它将失去任何意义的观点。但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又采取某些措施尝试复活巴尔干同盟,当时就使我们感到莫明其妙。因此不能不看到南斯拉夫官方对于集团和公约前后不一致的立场。
我们不能不告诉你们,在南斯拉夫还驻有大量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形式上是为了观察美国军事援助执行情况,实际上无疑是对苏联进行侦察。这个事实引起我们一定的警觉。也不能不注意西方报刊关于美方继续对南斯拉夫军援的报道。
* * *
我们对你们12月3日所涉及的几个问题的观点就是这样。
我们也同样担心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我们的共同任务就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消除妨碍苏南友好关系发展的因素。
我们希望这封信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为了不使我们两党之间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们极其坦率地陈述了导致这种关系一定程度的恶化的原因。不仅如此,我们还希望出于善良的愿望和考虑到苏联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顺利清除改善和发展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以及南共联盟和其他共产党之间关系道路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按照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宣言的精神行事,今后我们两国、两党全面合作一定能得到发展,苏联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友谊得到巩固。
我们期望,你方对此能予以应有的注意,准备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促进社会力量的巩固,我们的友谊和平等的合作关系的加强。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尼·赫鲁晓夫
1957年1月10日
№05842
安德罗波夫发自布达佩斯的电传电报
(1957年1月11日)
致苏联外交部第五欧洲司司长И·К·扎姆切夫斯基同志:
裴多菲党(民族农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比博·伊斯特万(曾是纳吉·伊姆雷政府成员中最后一位国务部长)寄给大使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匈牙利国家、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发展道路宣言》。《宣言》中讲到,匈牙利各民主党派和组织经过讨论和协商,共同制定出以下政治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纲领。
1.各民主党派认为必须使国家体制、民主政体和社会主义秩序的基本原则通过立法程序由宪法加以巩固。这些原则如下:
1)国民议会是最高国家机关,其选举应在其他政党的参加下,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应当保证法院的独立性,保障充分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自由权利。
2)生产资料决定性部分的公有制是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基础。
3)应保留土地改革分给农民的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可以归私人所有的最大面积应限制在私有者家庭不用雇工即可耕种。
4)应充分保障农民、小私有者及其他所有经济性质的活动能够自愿组织合作社。
5)私人企业家的活动应是自由的。
6)保障工人和职员组织工会的自由,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组织相应联合会以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
7)给予国营企业劳动者通过工人委员会积极参与企业领导的权利,以及获得自己份额的企业经营物质成果的权利等。
《宣言》指出,这些原则五年内不应改变,在此期限之后,若三分之二的国民议会议员提出决议,并经不少三分之二有选举权的公民通过全民投票确认后,这些原则方可改变。《宣言》建议成立独立的宪法法院,其权利和义务应为废除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以及准许或禁止政党活动。
2.各民主党派和组织准备参与使国家摆脱现状的工作。所有民主党派一致认为,为此必须有匈牙利共产党的参加。因此《宣言》提出以下措施:
1)由政治活动家组成3~7人的临时人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国家权力行使权应移交该委员会。
2)由该委员会任命临时政府。其主席和成员应从各民主党派和组织候选人中任命。而各专业部的领导应不分党派任命有专业知识的专家担任。
3)各党派和组织应在近期内由自己的全国和地方代表组成革命人民会议。
4)国民议会选举应于1957年秋季举行。
随后《宣言》说,如果苏联政府信任匈牙利人民民主力量联盟及其建议的话,各民主党派和组织能够参与实现《宣言》所列的基本原则。下面《宣言》说,为使国家摆脱严重的局势,苏联政府应声明,在《宣言》所述原则基础上同意与匈牙利临时政府进行谈判,并同意修改《华沙条约》,确定苏军撤出匈牙利的期限,并遣送匈牙利被捕公民回国。有关匈苏经济关系问题应本着波苏经济关系的精神解决。
《宣言》最后指出,在匈牙利开采的铀,只能按照相应的价格转交给国际组织,必须赋予该组织监督其生产、储存和利用的权利。
在附函中比博指出,该《宣言》得到了裴多菲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书面肯定,并得到了小农经济独立党领导人科瓦奇·贝拉的预先同意。除此之外,该《宣言》还得到了农民协会、匈牙利知识分子革命委员会和匈牙利作家协会的正式同意。据比博报告,该文件的一份已送往印度驻匈牙利领事馆。我已向卡达尔同志介绍了该宣言内容。
苏联驻匈牙利大使 尤·安德罗波夫
№05130
铁托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
(1957年2月7日)
亲爱的同志们!
兹告知你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全会于1957年2月1日举行,会上介绍了苏联共产党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交换的所有信件。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一封信,随函附上。
致同志式的敬礼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
机密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收到你们1957年1月10日的来信。
我们非常遗憾,你们来信的内容并不使我们感到高兴,也没有使我们失望。通过信件交换观点,在消除影响我们进一步相互了解和阻碍正确发展相互信任和友好的消极因素方面,我们可以取得某些明显的效果。
尽管我们希望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不至于恶化,但我们应当确认,你们最近这封信并不能促使这种关系的改善,虽然你们方面在信中表示了要加强联系和加深今后合作的愿望。
鉴于已经形成的情况,南共联盟常委会认为必须向中央委员介绍通信的内容,并在中央全会上对信中所谈的一切问题,以及到目前为止苏共和南共联盟关系中造成的结果和产生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
南共联盟中央全会认为,由于双方的努力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从1955年5月起得到顺利的发展,为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巩固和平事业中做出更大的努力,实际上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端于1948年和1949年情报局的两个决议中有害的实质上反社会主义的政策和一系列与这一政策有关的问题都已成为过去。因此,在我们的党员和各界广大人民中,这种信念已逐渐深入人心。这无疑对进一步巩固整个社会主义的力量开辟了新的前景。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党员的这种信念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更加增长。我们至今仍认为二十大不仅在苏共,而且在整个革命的工人运动生活和工作中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
以铁托同志为首的我国政府和党的代表团在苏联期间,无论是同苏联国家和党的领导人,还是同苏共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亲切会见,都对进一步顺利的发展我们相互关系方面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铁托同志从苏联回国以后当着20万贝尔格莱德公民所发表的演说就是这种鼓舞的反映。
然而,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当我们代表团从苏联刚刚回国,我国和世界舆论还相信我们相互关系会很快得到全面发展时,却出现了一封密信,这就是苏共中央发给苏共党员和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的苏共中央1956年7月13日《关于1956年6月苏南谈判的总结》。你们知道,这封信落到西方某些国家情报机关的手中,并被用来大肆宣传,以反对我们发展友好关系。
我们之所以要较为详细地谈论这封信,是因为从几个观点来看它是很有代表性的。
这封信写于我们两党的宣言签字和公布之后,宣言中肯定了两党合作的原则和方法,南共联盟党员严肃对待并称赞这个宣言。但是在提到的这封信中没有通知南共联盟,却对我们做了同公开声明和签署的宣言相矛盾的评价。南共联盟和苏联共产党是执政党,他们不可能有两种政策:一个公开的和一个秘密的,——至少我们的意见是这样的。在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合作中采用这种方法,在我们看来,不会促进,而只能损害这种合作。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应当属于过去。
你们借口南斯拉夫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这一事实,不给我们送这封信。对此我们应当指出,7月13日前你们曾寄给我们某些跟我们相互关系无任何直接联系的情报,并未管我们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点。由于这封信片面地涉及到我们国家和南共联盟,苏共又与之签署了宣言,表示了与之广泛合作的愿望,不管同意或不同意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观点,也不管我们属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你们对此就是这样理解的,——真诚的、平等的和公开的合作要求我们应当了解特别涉及我们相互关系的文件。我们并不批评苏共把这封信印发给自己的党员,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信的内容。这是每个党的内部事务,但我们认为,让我们了解涉及到我们的事情,特别在签署了关于平等的和真诚的合作宣言之后,是很正常的。
另一方面,苏联境外收到这封信的党的领导人利用它作为广泛宣传反对南共联盟的材料和证据。尽管这种宣传过去、现在仍然是作为小道消息在基层组织内外传播,但这些在南斯拉夫和邻国之间边境线上传播的小道消息毕竟对良好的关系的正常化和发展带来危害。
你们1月10日的信中强调说:“既然你们对这封信感兴趣,我们便于1956年12月初把信的原件寄给南共联盟中央。我们认为,信中没有你们信中说的可以引起不良后果的任何内容”。我们感谢帕托利切夫同志根据1956年12月13日中央的指示把信转交给我们。但这里问题首先不是信的内容,虽然信的内容我们也不能同意(布尔加宁同志对铁托同志评述的指责,对我们与西方关系不准确的认识,以及苏联在“拯救”南斯拉夫中的作用)。我们曾指出,上述信件之所以会引起不良后果不仅由于内容(不了解信的内容),而且我们再一次强调说,还由于在我们相互关系中所采取的方法。我们可以断言,这封信不仅在某些共产党内,而且在整个进步社会人士中造成不良的后果。
在这封信中你们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它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这个问题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应不应该一定要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也就是属于一个军事的、经济的和其他机构的阵营。因此,又提出第二个问题,即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沿着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道路还是其他什么道路。人所共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有分歧,我们认为,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可以发展极其广泛的合作,属不属于阵营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中的障碍。
应当指出,在莫斯科会谈期间你们也同意这种独立的南斯拉夫对于巩固和平和提高社会主义和世界上其他进步力量的声望方面可能起更大有益的作用。但是,现有的事实,以及最近一封来信都使我们相信,你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持不同的观点。这个问题应当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它是实践和生活提出来的。今后实线和生活还会提出更广泛更具体的问题。
你们知道,在几次会见中我们都讨论过这些问题。你们也了解我们的立场,即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当与世隔绝,不应当固步自封,应在当今世界各种类型运动的一切领域开展活动。与世隔绝不会加强,只会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
但是你们7月13日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进一步接近应当导致我们与资本主义大国联系的削弱,你们认为,这些大国对于我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我们也是一个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并在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党,我们也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在社会主义社会取得胜利的所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党,但是我们认为,正是社会主义的利益要求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我们正是这样理解积极共存的政策,为和平而斗争的政策。我们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发展这种合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未因此而受到威胁,甚至在社会主义阵营一些国家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时,这首先是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中依靠各阶层广大人民的支持。
因此我们认为,削弱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政策会导致自我孤立,而这只能对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带来危害。显然在一封信的范围里不能说清,属于还是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它是我们关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并再一次加以强调,我们坚信,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应当借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这样的教条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关于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的关系急速恶化。这一点在你们1957年1月10日的信中有所反映,因为信的大部分都用来叙述我们对匈牙利事件的立场。由你们的信可以得出,在11月2号到3号夜间在布里俄尼岛上“就与匈牙利事件有关的所有基本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把某些事实搞确切。在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匈牙利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上取得一致意见,建立反动的霍尔蒂式的制度首先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引起严重后果,并因此会对世界和平带来很大危险,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观点也是相同的。这些都是很确定无疑的事实。在目前情况下建立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政府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一点也取得一致意见。同时,我们也得到通知,说苏联政府决定动用苏联军队解决局势。这时,从我们方面来说对解决匈牙利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我们曾指出寻求其他解决办法的可能性,比方,首先建立工农政府,然后把主张在匈牙利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所有社会力量团结在这个政府的周围。其次,建立国内武装力量以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等作斗争。为了在匈牙利和全世界造成尽可能对和平和社会主义有益的后果,我们对如何解决这种状况和这个问题的结果的重要性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们特别强调说过,必须尽可能多地依靠工人和那些日子里在匈牙利建立起来的工人委员会。在此种形势下,我们接受在匈牙利动用苏联军队害处最少的意见,在会谈过程中我们尽力指出必须执行对匈牙利国内进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对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带来尽可能少的害处的政策。我们认为,为了匈牙利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为了这个国家进一步发展,在解决形势中不从苏军武器的实力出发是很重要的。根据这个理由铁托同志一字一句地强调说:“这里最主要的就是怎样开始和怎样结束”。根据同样的理由,卡德尔同志强调新政权必需直接依靠工人委员会,这个政权是从工人委员会中产生的,而不是苏军行动的结果。当时赫鲁晓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对这样阐述没有做任何补充说明。
但是,在十一月和稍后一些时间里匈牙利事件的发展加强了我们对在实践中采用的某些方法的正确性的怀疑,例如:我们大使馆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一位同志在大使馆内丧命,后来又有纳吉集团到我们大使馆寻求避难等等。所有这些,以及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给以支持的以卡达尔同志为首的工农政府的前途,由于新政府有可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使我们感到极大的不安。
苏联的军队还驻在匈牙利,苏联面临着在有利时机撤军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你们能在最短期间撤走自己的军队,你们会得到最大的报偿。对于匈牙利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于我们这些邻邦,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军撤出后怎样办?我们认为,应当在匈牙利国内寻求发展的办法,可以于最短期间保证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建立在广大人民支持的基础上。然而,目前的发展,首先是对匈牙利工人阶级的不信任使苏联迫不得已让自己的军队长期驻扎在匈牙利。显然,当前的国际形势也会影响苏联延缓撤军,但也有人推测,说这种局势会有所改善,而匈牙利工农政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局势会复杂化。又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匈牙利会不会建设社会主义,因为这是苏联、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的愿望,还是由于匈牙利人民的愿望和决心?我们的基本分歧就在于评价为了较快和顺利的发展创造国内条件这个问题的方法和形式,没有苏联、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强加的社会主义的形式。让这些形式在匈牙利的土壤里成长壮大。
同时,对南斯拉夫的怀疑在不断增长,流传着各种责难,说匈牙利事件,以至于波兰事件的责任都要由南斯拉夫承担。这种疑神疑鬼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反南斯拉夫、反南共联盟和我们社会主义实践的运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最近一封信中作了详细的论述。
所有这一切对铁托同志,以及后来卡德尔同志那著名的讲话都有所影响。这样一来,我们不是把已经同意的问题,而是把以前对其持不同观点的有争论的问题作为有争论的问题来叙述。因此断言我们破坏了在布里俄尼岛达成的协议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公开阐述我们的观点,首先对匈牙利的立场,我们应当指出,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向全体人民公开表明我们对发生在我们边境线上这样重大事件的立场。不仅我国人民,而且南共联盟党员也不会赞成在小范围里讨论这些事件而不明确陈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观点。这是我们公开陈述我们观点的一个主要原因,全国人民也有权要求我们这样做。
你们1957年1月10日的信中严厉指责我们,也就是我们的报刊“还在匈牙利事件之前好久就对后来充当反动派向导的势力给予支持”。这些指责包括我们对纳吉和他的同志们的立场,以及我们没有给卡达尔政府给予支持等。
看来,现在我们一致认为,多年来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拉科西、法尔考什、格罗、赫格居斯领导下的人,实质上给反动派帮了大忙,是匈牙利那种形势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从1948年起南斯拉夫对这些人和这种政策没有给予任何支持。他们则恰巧相反,大部分活动都徒劳地用来破坏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弄清真相,尽管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还是不得不请你们注意:苏共领导、苏联政府和苏联报刊对这些人和这个政策曾给与极大的帮助这个事实,甚至当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全体党员,更不用说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显然已不再愿意让这些人领导自己的党和政府。还在1955年5月和6月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同志会谈时,我们就表示了对拉科西所实行的政策持否定的观点。你们不顾我们的意见,为拉科西辩护,并利用苏联的威信袒护这个人和他执行的政策,直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解除他的职务的最后一刻。
匈牙利事件发生前半年,即1956年4月6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给拉科西和赫格居斯发电报说:……“这些历史性成就是匈牙利人民在自己战斗的先锋队——一贯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这一政策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久经革命运动考验的老战士马加什·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政策以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完成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纲领。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马加什·拉科西同志和赫格居斯同志本人过去和现在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匈牙利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合作”。
我们认为,评论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是什么和他们的工作造成哪些严重后果,完全是多余的。
仅仅在1956年里《真理报》就发表了拉科西和赫格居斯两篇文章,还不算其他一系列实质上支持拉科西政策的文章和通讯。
出席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的有苏联一些高层负责同志,他们的建议和观点既影响到干部政策,又影响到在某些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这种情形在10月和11月事件最紧张时期又重演了一遍。纳吉在1953年就已是匈牙利政府的首脑,当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除有过形式上的外交关系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在10月事件中纳吉再次担任匈牙利总理,也跟南斯拉夫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你们的批评和影射南斯拉夫在人所共知的匈牙利事件中有罪,我们听起来感到奇怪,而你们却一字不谴责自己在匈牙利问题上的实践。因为我们相信,全面的分析这一实践和政策对于未来,对于消除过去曾经影响和现在仍在影响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能提供有益的结论。
你们在自己的信中谈到关于我们对纳吉集团、卡达尔政府的态度问题并侮辱性的暗示说,我们预先告知纳吉苏军在匈牙利的行动,这也使我们感到吃惊。
在布里俄尼岛会谈中,在铁托同志的公开演说中和我们报刊上对纳吉的政治错误都做了评价,当纳吉在我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时,我们也对他本人说过。问题不是我们坚持要袒护纳吉和他的同志们,并希望他们进入政府。同志们,这是匈牙利自己的事。我们坚决反对政治避难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这里直接牵扯到我们的南斯拉夫国家。我们也发表了关于在匈牙利实行广泛团结各种进步力量,首先是共产党人的政策的必要性的意见。就是现在我们仍然坚持这个意见。我们认为,支持纳吉的多数共产党员真诚地站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立场上,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毕生都在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因为这些人也犯过错误,应当对他们进行帮助并给他们今后忠诚地为本国人民的幸福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机会。给这些人扣上“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派自觉或不自觉的帮凶”的帽子是最容易不过的,但争取他们就要困难的多。这就是我们“保护纳吉及其集团”的原因所在。
我们坚决反对在通信中指责我们,似乎是我们把苏军当前的行动事先告诉纳吉。同志们,请你们回想一下,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是11月3日早晨离开布里俄尼岛,苏军是11月3日至4日夜晚开始行动,他们进驻和扎营也需要时间。请你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并没有得到苏军行动的日期,也不期望得到这个情报。
11月1日与桑托的第一次会谈和11月3日最后一次会谈(如你们信所言,不是与洛松奇会谈)特别涉及到避难的问题,因此,如果想谈苏军当前的行动,他们体力上也做不到这一点,更不用说我们在相互关系中就没有利用这些东西的实践。
至于说到就纳吉辞职对我们的批评,我们想提醒你们,当纳吉和他的同志们滞留在我们大使馆并坚决试图证明这种辞职对于调整匈牙利的形势是否有利时,我们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意见。纳吉不接受我们的劝告,这不是南共联盟的事,而是他个人的事。我们在这方面甚至想得太多,想利用纳吉在南斯拉夫大使馆之便,以缓和卡达尔政府和苏军的处境。
至于说到支持卡达尔·亚诺什政府的问题,这不能指责我们似乎没有给予这种支持。我们认为,关于这个问题卡达尔本人1956年11月21日对外交国务秘书助理维季奇同志的声明是很有代表性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给予匈牙利政府以他们认为很大的支持”。而且,当赫鲁晓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知道,我们在布里俄尼岛会晤谈到新的工农政府时,我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即最好由卡达尔同志领导新的政府。这就很难指责我们没有对卡达尔政府给予支持。
你们在最近的信中,以及苏联报刊就卡德尔同志的谈话所发表的文章中阐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工人阶级作用问题对我们立场的批评也是站不住脚的。
每个认真阅读卡德尔同志演说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卡德尔同志首先谈了十月冲突最紧张时期发生的事件,谈到改变党的名称的政策,谈到建立群众性政党以代替共产党员要为建立民主机构,首先是工人委员会而斗争的理想,考虑到布达佩斯的工人过去和现在都希望成立工人委员会,并借助于这种机构复兴社会主义力量,使之重新成为首要因素。你们信中引用的列宁的话正是谈的这个问题;“没有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不可能进行斗争,而卡德尔正是指出争取这种信赖,争取如列宁所说的“善于考虑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的必要性。按照卡德尔同志的谈话,在十月匈牙利事件的条件下共产党员的义务不是更换党名和争取建立群众性的旧式的党,而是努力建设一个人数少一点的干部党,但却与群众,与工人委员会有密切联系,并借助于这些委员会和新的民主机构,如卡德尔同志说的,使党得到“复兴并使之重新成为主要因素”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卡德尔同志关于工人委员会的陈述是清楚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它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特别是不能说成似乎是他要求把政权交给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卡德尔说过,共产党员不能为工人委员会而斗争。他的演说是在查封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之前,而他的谈话却似乎被解释为支持被查封了的工人委员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歪曲卡德尔的意思和抢先说“所有共产党员的义务就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原理”。根据这些观点,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党,不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那样群众性的,而是坚强的、在斗争中巩固起来的党,这个党受到人民的高度信赖,它考察群众的情绪并影响群众情绪,当旧的工作形式阻碍发展时,它不害怕改变工作形式和方法与联系群众的形式。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希望和建议匈牙利同志建立另外的党。我们有权担心,当前事态的发展和建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重新使用的方法与你们所引用的列宁的话,以及巩固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必要性背道而驰。
虽然,在匈牙利事件及其他一些问题上,我们的许多观点都与苏共领导所持观点不同。你们知道,这种不同以前就有,匈牙利事件只是加强了这种不同,并使之显得更加明显。
在1月10日的信中你们又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在1956年12月3日的那封信中我们已经阐明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们看出,这个答复并不能完全使你们感到满意。同志们,似乎总是我们说的是一回事,你们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十月革命对于苏联各族人民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意义。我们也知道,十月革命也为我国革命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根据这些成果在别的国家,在不同的情况下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取得政权以后,社会主义不是也不可能直线发展这个事实。在建设社会主义斗争中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势力还在起作用。这些阻碍常常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是在不断克服这些障碍中发展的。无论苏联,无论南斯拉夫,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预防这些现象。对于形成并起作用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原因、根源、条件应当进行分析。我们也知道,“个人崇拜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完全相抵触”。正因为如此,有一个问题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就是个人崇拜怎么可能违背社会主义制度而产生?这样,我们认为,“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对于“个人崇拜”也存在一些内在的条件、根源,这些条件、根源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苏共二十大十分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二十大后在消除这些障碍中取得很大成果,但是我们认为,在这条路上将既有成绩,也有失败。在争取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中这个任务是多么艰难,我们在自己国家里也感觉到这一点。在斗争过程中我们国家里站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反动势力也在不断地起作用。阶级斗争也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我们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认清这些势力,阻止这些势力的强大和试图对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表示怀疑。如果从这一方面研究“个人崇拜”和一切与这个概念有联系的现象,就将回避对这些现象的偶然性,对这些现象的次要性和无足轻重在思想意识上做出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明。
显然,我们之间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
互相批评问题
激烈的公开的互相批评可以说是当前我们关系的特征。从1955年5~6月我们第一次会见开始,我们执行了不公开讨论我们分歧的政策,期望通过相互合作、友好会谈,较深刻地分析某些问题,在实践中检验某些原理,逐渐减少我们之间有分歧的问题的数量。
但是,从7月13日开始,根据你们的倡议,情况有了变化。我们认为,你们出于我们不明白的原因得出结论说,必须降低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验在你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共产党的党员心中的威信。事情从上述那封信开始。接着就在党的会议上开始散布“流言蜚语”和严厉批评南斯拉夫运动。《真理报》发表了恩维尔·霍查的文章,又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同志们,难道你们期望“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关于我们的各种谎言的扩散,把世界上许多坏事的责任都推给我们,而我们将只能保持沉默和袖手旁观。无论我们,还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其他国家和政党都应当关心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认为,我们反对谎言和非正义正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你们反对我们把当前反对我们的运动和1948年的运动进行比较。我们知道,当前这一运动是在不同条件下开展的,但它毕竟与1948年的运动有共同之点。首先,当前的反南运动是有充分组织的。一些破坏南斯拉夫威信的问题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在这一方面只要看看最近苏联报刊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就够了。没有一个活动领域不遭到批评:经济、市场、物价、农业、工人委员会、艺术、文学、意识形态、对外政策、美援等等。我们想提醒你们,我们丝毫不反对客观的批评。将来我们也要这样做,因为对于缺点的揭露和批评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然而你们报刊上的批评同对问题的建设性态度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批评是片面的,有偏见的。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经验毫无价值,这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南共联盟不是与共产党,而是与社会民主党相似,我们这里无论经济管理,还是意识形态到处都是一团糟,据赫鲁晓夫同志说,我国工人的生活不如匈牙利工人。这个批评和这种批评的后果如何呢?它不能帮助我们,只能毒化我们的相互关系,而对你们也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经常收到各国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都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们那里是这种情况,那用什么来解释南斯拉夫内部制度的稳固性,南共联盟的统一和力量以及你们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威信?南斯拉夫的一切都不行,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都好,但尽管如此,南斯拉夫的政治形势却很稳固”。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水平比捷克斯洛伐克低。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别更大。但问题不仅仅在于生活水平。我国劳动人民能看到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在生产部门、在社会上、在国家里所处的地位能够经常不断地影响进一步发展。正是公民,首先是工人,在社会上、在生产部门、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保证了我们稳定的国内形势。这一点是苏联报刊和其他一些共产党报刊上文章的作者看不到也不想看到的。现在当人们阅读这种不客观的片面的批评时,不由自主地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些批评家怎么能够这么快地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现在进行这种批评的国家封锁了几乎六年之久,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还没有能够补偿,它仍然给我们造成困难,并决定着我们的许多措施。此外,这种片面的批评是否意味着对我们内政的粗暴干涉?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与此同时,在当前的反南运动中也采用1948年运动特有的某些方法。从断章取义直到驱逐外交人员和像在阿尔巴尼亚发生的那样,枪毙作为, “南斯拉夫间谍”的共产党员。一些不同意阿尔巴尼亚领导1948年以来所执行的对南斯拉夫政策的无辜的人也惨遭杀害。应提醒你们,虽然他们作为“南斯拉夫间谍”被枪毙了,但我们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知道,当你们决定批判南斯拉夫时,并没有想回到1948年的做法。但是当机器发动起来以后,就很难让它停下来,因为参加者有各种力量,其中也有同1948年政策相适应的力量。在这一方面我国边境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也是很典型的。当前这场不是由我们挑起的反南运动正在如火如荼,一些邻国,如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就像1948年以后那样,开始加强边境,增加边防军人数,沿边境建立所谓缓冲带等等。与1948年的手法相似之点就是企图让南共联盟一些领导人与另一些领导人相对立。历史表明,这个政策已经错过一次。现今仍在错误着,只能造成消极的后果。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埃及国内人人都知道南斯拉夫有很高的威信,为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苏联一些机关无疑认为必须开展一场反南运动,似乎这对于证明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有重要的意义。你们也反对铁托同志访美,这就间接参与了美国反动集团掀起的反对访问的运动。众所周知,铁托同志至今访问了许多国家,而且这些访问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显然,预定的访美只能有利于和平和两国人民更好的了解。因此美国最反动的势力坚决反对这次访问就不是偶然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欢迎这一访问是正常的。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对南斯拉夫的这种态度对社会主义有好处吗?我们认为没有。这样一来注意力便离开了大家关心的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离开了对生活提出的问题作原则的解释,注意力转到了错误的方向。
结果,我们的批评帮了国际反动派的忙,我们忽视了国际形势,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而对南斯拉夫的批评却有利于社会主义,考虑到国际形势,形成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团结统一等等。同志们,请允许我声明,我们不同意这种思维方法和现存的实践。
所有这些现象使我们得出结论,(你们)在实践中已经放弃了二十大的实质。二十大为同过去的消极现象决裂开辟了广泛的可能,以便在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走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现代所需的道路。然而在这方面我们不存在幻想,不认为这个在一个晚上就能实现。死灰复燃的因素依然存在,今后还将继续存在。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表示坚定的信心:生活和发展使事物各得其所,不管困难多大和死灰的复燃。
这里想提醒你们,我们认为,从1955年开始对南斯拉夫政策的改变既对苏联有利,也对南斯拉夫有利。否定国际情报局的政策加强了苏联的威信。对南斯拉夫的新政策与苏联在更广泛的活动领域的一系列行动,与二十大的决议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建立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巩固进步力量,对创造更强大的社会主义发展新的远景都有影响。
但从1956年7月起对南斯拉夫的方针开始改变,随之发生了许多事件,这些事件在我们看来,对你们也有所影响,使你们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从前的立场上来。比如,我们认为,1957年1月1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同志为周恩来的来访所致的祝酒词就不符合二十大精神。由于这一切我们便形成了一个看法,你们在实践中背弃了二十大的实质。
我们愿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们的印象是当前对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实践的批评似乎无论如何要让南斯拉夫屈服,使其威信扫地。假若这种假设是准确的,那我们认为选用的方法是错误的。在我们相互关系中问题不是谁胜谁负,我们从来不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关系。假如我们这样来看我们的关系,那1955年就庆祝胜利了,但你们知道,我们没有这样做。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谈论过去,而是未来,以便建立一种既有利于你们,也有利于我们,也有利于总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
干涉别国和别党内部事务问题
指责我们干涉别国和别党内部事务是反南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们看到,你们仔细地收集各种哪怕是可以非常勉强地解释为我们干涉的情报。为了说明这是我们对待别国和别党政策的原则,你们在信中引用铁托同志普拉演说的句子:“现在谈的只是南斯拉夫开始实行的新方针在各国共产党内是否取得胜利……”和“南斯拉夫没有权利固步自封”。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你们不能用另一个观点来解释这些话?你们知道,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在分析现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时,我们相信必须实行一些转变,它可以给劳动人民提供更多的主动精神,更多地参与管理经济和国家事务和更多地监督政权机关的可能性。这个方针发端于南斯拉夫,并在我们国家取得了胜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过程在走上分权制度和民主化道路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所发展。这种过程的形式在一些国家也是不同的,如果认为这些形式跟我们国家的一样,那我们就太无知了。已开始实行的方针还处于发展过程,还不是到处都得到公认。我们认为,在继续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关系的各个领域里自觉的积极性取决于采用这个新的方针,取决于在许多执政的共产党内意识到必须继续走这条道路。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波兹南和匈牙利发生的那类事件。既然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就担心我们也会经受新的意外和失望。今后事态如何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不能漠不关心。对社会主义的胜败我们也不能漠不关心,因为这既影响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南斯拉夫没有权利固步自封”和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所有问题隔开。我们的义务就是说出我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意见,而必要的话,就公开地讲。我们不认为这是干涉内部事务。
虽然我们不愿意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口来论述这些现成问题,但还是要引用马克思就干涉内部事务问题的意见,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说:“……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161]我们不想凭借马克思意见的力量,但我们在分析当代一些现象中努力用马克思的方法。我们认为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问题进行讨论不是干涉别党的内部事务。
至于你们的信中所引用的“我们干涉一些国家内政”的资料,那我们愿意提醒你们,你们这样专注和详细地搜集一些琐事,南斯拉夫的什么职员或记者在什么地方说了些什么和做了什么,并把这说成是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政府的官方政策,简直使我们感到吃惊。假若我们走这条路,我们也能从邻国搜集到你们的职员和记者反对南共联盟领导同志和我国政策的许多详细资料。但是我们至今对此没有予以特别的注意。
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匈牙利同志由于《政治报》和《战斗报》记者的“宣传”而抱怨你们。如果他们的抱怨是对着我们,那就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我们要求提到的记者拿出详细的资料,根据他们的声明,问题看起来跟你们信中说的不同。《政治报》记者曾两次到过切佩尔,跟工人委员会成员谈过话。在10月31日或11月1日的第一次谈话中,工人委员会成员当着他的面陈述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后来又向他提了几个关于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的问题。一部分工人对我们邀请格罗和赫格居斯访问南斯拉夫表示不满,问他对当前的罢工怎样认识。《政治报》记者指出,罢工是他们的事,但他认为罢工带给他们的害处多于好处,匈牙利的反动势力的猖獗令人担心。最后他们请求只对他们斗争的真相进行报道。
第二次谈话在11月中旬,也是与工人委员会谈的,谈话涉及到生产中的一些问题。当问到“纳吉的情况”,便把协议如何遭到破坏的真相告诉了他们。
《战斗报》记者说他根本没有访问过布达佩斯一些报纸的编辑部。他只到过匈牙利通讯社的办公地点,但从未进行过任何“带敌意的宣传”。
至于说到散发在诺维萨德出版的《匈牙利之声》报,准确地说是在你们提到的厂子里散发。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没有得到权威部门的批准。这个行为并不能证明工人们由于对卡德尔同志的谈话感兴趣而索要该报纸这个事实是正确的。我们还要提醒你们,散居在匈牙利各地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负责干部专门来到《匈牙利之声》报编辑部,并随身从诺维萨德带走了几百份发表铁托和卡德尔同志讲话的报纸。而且我们也不能同意你们说的在《匈牙利之声》报上发表了卡德尔同志的讲话,这个报纸就在进行反对匈牙利政府宣传的这种评价。况且这个讲话你们的《共产党人》杂志也发表了,但是在匈牙利散发这个杂志大概不会被禁止。
在这封信中阿尔巴尼亚也占特殊地位。这次我们希望你们注意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想弄明白的事实,正是我们的克制态度,理解阿尔巴尼亚形势的复杂化既不利于阿尔巴尼亚,也不利于南斯拉夫,才使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当局的一系列行为采取冷静的态度,无论是你们,还是其他国家对此也不会轻易置之不理。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进行反南斯拉夫的侦察活动,似乎从1948年以来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也从事侦察活动。仅仅1956年内我国安全机构就揭露出大使馆侦察中心的20个侦探。去年一年内就揭露出阿尔巴尼亚派到南斯拉夫进行侦察活动的六个小组。阿尔巴尼亚当局多年来一直试图在科索沃和梅托希阿以及马其顿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中制造反南斯拉夫情绪。这种努力徒劳无益,但我们对这种“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不能借沉默来回避,而且这一切都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外衣进行的。
至于说我们以前信中所引用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文件,我们可以预料到你们会指责我们从事侦察活动,但我们再次提醒你们,阿尔巴尼亚有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不同意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南斯拉夫的现行政策,认为把这一文件告知我们是自己的义务。不管阿尔尼亚领导人说什么,这个文件总是真实的,而不是伪造的。宣布它是伪造的是最容易的事,但是分析导致这种观点和这个文件的出现的原因,并为此而承担责任则要困难得多。鉴于你们谴责我们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侦察活动,我们可以提醒你们,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他有我们一些记者的谈话和他们针对苏联的声明文件,然而,我们却没有指责你们的侦察活动。
我们认为阿尔巴尼亚在进行反南斯拉夫的宣传中占特殊的地位。似乎它向世人展示我们争取平等关系的斗争仅仅是装饰门面,因为对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我们似乎持完全不同的态度。人们会同情弱小民族,因此会很容易形成对强国的不信任。因此我们认为《真理报》上发表恩维尔·霍查的文章不是偶然的,阿尔巴尼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反南运动中发挥如此积极的作用也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知道,我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比任何运动和无益行动都要强大和巩固。共同的利益与互相尊重和友谊定能克服暂时的和人为的方法所造成的现象。
就像一些东欧国家的大使馆在布拉格发行自己的公报一样,我国驻布拉格大使馆也发行公报,至今也不需要请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批准通过它来分送。在这个公报中发表了铁托同志的普拉谈话。这个谈话在其他许多国家党内刊物上也发表了,这并未对任何人带来危害。现在突然在大使馆的公报上发表这个谈话却成了干涉内部事务。我们自己这方面也可以列举出性质更加严重的事件。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南大使馆在1956年内首先向南国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少数民族组织寄送各种带有对共和国总统铁托同志的侮辱性词语的出版物。
在卡列尔·诺维的《花谷》一书的174页写道:“我大半生都听你们的话,而你们把我们引到慕尼黑,你们又想新的美式慕尼黑,又想把这个国家出卖给叛徒和玩火者,就像铁托把南斯拉夫出卖一样!我大半生都听你们的话,但是今天——今天我有自己的理智和自己的眼睛!”
在安东尼·萨波托茨基的《克拉德诺上空的红霞》一书的388页写道:
“我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我相信,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所谓的民主,都将被历史击溃。我们会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它在意大利叫做‘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叫做‘民族社会主义’。一个毫无原则的冒险主义者的最后肖像就是这样。它说明什么和证明什么?一些无原则的同志也可能很快就取得信任,可以进行欺骗,可以使人产生误解。现在南斯拉夫的铁托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但长期骗人是不行的。即或是最聪明的骗子,最小心和最狡猾的叛徒最终将被揭穿”。
在达鲁瓦尔和别洛瓦尔的捷克人社团在今年一月初把该书送还给驻贝尔格莱德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馆。
我们倾向于相信,不是捷克政府和捷共领导人指示在南斯拉夫扩散这种书,而是一些职员擅自,或者由于愚蠢,或者出于要毒化相互关系而干的。我们还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
至于保加利亚同志对《新闻报》上发表的言论的抱怨我们认为在交换信件之后这种情况已经消除。在我们看来保加利亚同志让我们注意这篇文章,这样做是对的。1956年11月29日我们给他们复了一封友好的信。我们认为保加利亚同志对这封回信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再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在你们1月10日的信中又提了出来。真是莫明其妙。由于这篇短文弄得如此沸沸扬扬!
11月29日写给保共中央的信的最后部分我们提出了如下意见:
“我们不同意发表对其他共产党的观点进行批评性分析的文章是干涉别国内政。这种观点会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的死板教条”。可以谈论某些文章和观点的利弊是非,而不谈干涉内政。也就是说,“论南斯拉夫对别国内政的干涉”这个口号在最近几周很乐意采用,我们总有这样一种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文章从“干涉内政”的观点来论述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在给保加利亚的信中还附有1955和1956年保加利亚在南斯拉夫侦察活动的资料。我们不引用这个材料的细节,因为我们认为交换信件后这个问题已经消除,如果还有什么意见,那是我们和保加利亚同志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至于与法共的关系,大家知道,我们对这个党内的某些现象持批判的态度。大家知道,法共积极反对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政策。但是我们出席意共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不顾这一切仍跟法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会谈的结果使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我们向法共发出邀请,希望派一个代表团于3月或4月访问南斯拉夫,通过直接接触就相互关系的一切问题进行会谈。
不过,如果我们想进行一场反对法共领导的运动,我们就会发表法共党员寄给我们的许多信件和资料。我们还收到安德烈·马蒂的一封内容详尽的信,据我们看来,该信中有许多正确的判断,但我们不想公布这封信。
由于铁托和卡德尔同志的演说,我们收到西方和东方共产党员写来的许多信。鉴于当前的运动,我们本来有理由公布这些信,但不愿给某些党造成困难,这些信我们没有公布,也没有以其他方式加以利用。但是,这些信的存在就足以驳倒斥责铁托和卡德尔同志破坏统一的概念。
你们的信中说,在我们的书店里又出现了旧的反苏文学作品,我们的报刊进行反苏宣传,我们影院几乎不放映苏联影片等等。每个读过你们信的人,如果不熟悉我国的实际情况,就会对南斯拉夫形成错误的概念。同志们,这些重新摆放在我们书店,而在1955年和1956年还没有的书是些什么书呢?难道我们报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所有文章都应当完全符合你们的观点,或者难道说苏联报刊上的所有文章都应当符合我们的观点?无论我们,还是你们都不拒绝相互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是有原则的,建设性的。我们过去和将来都反对那些无原则的和恶意的文章和资料。至于说到苏联影片,情况是这样的:根据1955年电影交流合同,我们的企业在这一年进口7部影片,而1956年进口了16部。我们这里任何人也不会阻挠购买苏联影片。不应忘记,在六年之内南斯拉夫的银幕上没有放映过苏联影片,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由于1948年开始实行的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封锁。既然你们提到影片,我们想指出苏联杂志关于苏联舰队访问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报道。杂志的做法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即苏联海员在阿尔巴尼亚受到人民和政府的欢迎,而在南斯拉夫只受到人民的欢迎。显然,想以此向苏联公民和其他国家公民表明,南斯拉夫政府不顾人民的意愿,反对与苏联合作。人所共知,苏联海员受到我们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欢迎,但是杂志上没有报道。显然,此种带倾向性的宣传无助于我们的相互理解,这种杂志在我国不会展出。
在整个批评中,你们对我们反对两大阵营的政策,关于巴尔干条约,关于美国在南斯拉夫的军事代表团的批评,一句话,关于我们对外政策的批评带有特殊的色彩。在你们的信中粗暴地要把不符合我国现实物质可能的活动强加给我们,如果我们确定了这种行动的方针,——这是决不能允许的。似乎我们在竭力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使一些国家国内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动摇社会主义国家,借助巴尔干条约我们打入北大西洋公约,经过土耳其直到巴格达,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造成的。读了这些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执行帝国主义的政策,但是我们全部外交活动和实践证明,南斯拉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奉行和平和各个民族积极共处的政策,尽管在第20次代表大会上避而不谈南斯拉夫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我们有理由认为,虽然就人口数量而言,南斯拉夫不是大国,但它在不断地为社会主义利益和巩固社会主义力量而行动。我国的对内政策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政策。我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和平政策以及同希望平等合作的各国人民合作的政策,这个政策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并保证我国公民创造性的和平劳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谴责北大西洋公约和巴格达公约。大家恰巧都知道,我们并不认为巴尔干条约有军事意义。你们也很清楚,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接受只是为了保卫民族独立的军事援助。我们请求你们发给我们生产喷气式飞机的许可证,但至今没有得到答复。大家知道,西方国家不给我们喷气式飞机许可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跟西方国家谈判了好几年。我们认为比较现实地看待我们和我们国家的时代已经来到了。我们曾经认为,经过这些接触和会谈我们得到了关于我们和我国政策的真正写照。但是根据你们最近一封来信我们得出结论,1948~1953年这一时期对我们的责难仍然存在,并且要过很长时间,实践和现实才会推翻这些错误的观念。
为了使相互关系更加密切,尽快消除不久前发生的实践,建立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后倒退的关系,我们同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相信,当前这种紧张关系是暂时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要求加强信任,而不是加深不信任。但是,这一切显然不取决于我们,至少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共同行动,一起努力防止关系进一步恶化。
要达到这一点,不是靠要求南共联盟接受苏共中央领导人的观点,而是靠双方都来关心,不让关系恶化,在改善关系方面做出共同的努力。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 约·布·铁托
№04520
拉科西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7年2月15日)
敬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我想提请您注意匈牙利局势的几个问题。
1.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局势在许多方面正在改善。这首先是经济的发展,但也包括政治生活。不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影响和力量的增长都未获得相应的改善。说明这一点的首先是数字。今年2月10日,一个资料提供的党员人数为16万,而另一个资料提供的近17万。这个数字占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人数的20%,应当注意的是,新党员的人数有可能占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老党员人数的20~30%,因此,有接近85%的老党员未加入新的党组织。在布达佩斯,这种情形更加复杂:今年2月10日,新党的党员人数是38000人,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数。这也就是说:在拥有56%产业工人的首都,只有10%的老党员加入了新党。同时要考虑到,在这个数字中包括了国家安全部门和军队以及各部和中央机关很大一部分党员。这就更加证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还未能在无产阶级中深深扎下根。
2.他们已开始承认这个事实:根据大部分匈牙利报纸就可确定这一点,他们想改善现状而采取的一些措施是不合适的,譬如:基什同志宣布:很快将停止接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老党员,那些现在还未入党的人,就让他们永远留在党外,有这样一个计划,个别号召匈劳动人民党老党员加入新党。最后,还有一种把灾难变善行的倾向,它向我们声明,一个人数不超过30万的“纯洁”的小党就够了。但这一切并未改变多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老党员被排除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之外,党内存在分裂这一事实。虽然在党组织内部,甚到报刊上经常指出这一切。但党的领导人都不想知道。在报刊上,有这样一些论断: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解散了”、“分裂了”,“必须重新恢复工人的团结”。1956年11月4日后,在现今领导的做法中可以看到“前后矛盾”。这一切都是党的领导的敷衍塞责和两面派活动造成的。这也常常是他们政治工作的特点。
尽管新党在人数上比先前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弱得多。但它的党员资格清楚地揭示了这些问题。据我们了解,党内积极分子愈来愈强烈地要求告诉他们:谁是“拉科西-格罗集团”成员,怎样解释虽然在匈牙利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党的前领导人在苏联呆了数月而不能回到祖国等等。最近两周来形势的急剧变化得到安全部门的好评。这种变化的产生是由于在社会安全部门党的会议上,人们强烈要求这种变革,也就是说是在代表团的这种变革思潮和书面声明的压力下产生的。
国家安全内务部队的人员要求能重新在军帽上佩戴红星。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要求恢复10月23日以前的军服。
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普通党员要求变革。
3.但这种变革发生得极为缓慢。因为党的现领导机构中的老共产党员还未剪断把他们与纳吉·伊姆雷及其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脐带。与三,四个星期以前的情况相比,那时,一切困境都归咎于拉科西-格罗集团,现在情况前进了一大步,因为现在达到了纳吉与拉科西负有同样的责任。
但这样提出问题也不能将富有经验的老共产党员的中坚力量团结在新党周围,而是掩盖和粉饰纳吉及其追随者的真正作用。
只要党的现领导还不公开或不敢揭露纳吉集团的全部破坏活动,不揭露这个集团长期以来是如何从政治上、思想上准备反革命活动的,如果还不停止对十二年来党和人民民主制度成绩的诋毁和否定,那么,新领导就不可能指望得到共产主义运动核心力量的全力支持。
这样一来,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了。绝大多数人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和领导持否定态度,等待观望,对他们不信任。他们在语言和行动上的动摇,以及在党的积极分子会上的讲话和报刊上发表的材料之间的矛盾表明了,人们这样怀疑是理所当然的。例如,五天前卡达尔同志提出反对迫害“斯大林分子”和拉科西分子,而最近几周内成为反对拉科西运动首领的马罗山同志却依旧张口闭口“斯大林分子”和“拉科西分子”。1月下半月,在一个党日上,向党员们介绍了“拉科西-格罗和法尔考什三人帮”的凶残暴行。而且在此以后,党员们相信了这样一个卑鄙的诽谤:拉科西分子在审讯时拔掉了卡达尔同志的所有指甲,拉伊克的妻子胸脯上满是伤痕。这种诽谤到现在还常被敌人利用,例如:丹尼在社会党佛罗伦萨代表大会上,夸耀这一诽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而易见,许多共产党员反对这种手法。重复一句,诋毁过去12年的工作,反对“拉科西分子”的宣传活动和对他们的造谣中伤毫无改变,甚至变本加厉地继续着。当然这遭到了大多数共产党员的谴责。
4.共产党员不能赞同这样的鼓动。11月4日后,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动农民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声称农民有比工人更多的理由对现实不满。然而,那些头脑清醒的农民在对待部分产业工人问题上并没有站到反革命一边。
他们不同意也不去揭露和说明知识分子在反革命活动中的作用,而是用这样一个论调来掩盖问题:“部分工人是反革命,但我们不会说整个工人阶级是反革命。对于知识分子,我们也这样说。”共产党员们同样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认为:党的机关报营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泥潭。现在它不再刊登几乎裸体的影星照片,但正在竭力模仿旧资产阶级报刊。
为此相应地现在在报上大量介绍非政治谋杀。报纸上的广告中有婚姻介绍、情书专栏、刊登填字游戏,还有一个称为“桥牌”的纸牌游戏栏目。但比较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报纸上除了刊登正确的文章外,还经常出现“铁托分子”怀疑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文章,甚至出现伪装的敌人的文章。
5.我深信,铁托分子又再次在党内泛滥。对此我只举一个例子:南斯拉夫新任驻布达佩斯大使卡比基奇(在过去几年里担任内务部副部长)的国书递交是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进行的:陪同共和国主席团主席的还有匈牙利外交部长。报刊不仅异乎寻常地详尽介绍了接见仪式,还刊登了新任大使的履历。在苏联或中国大使递交国书时,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匈牙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切比被捕过。1948年冬天,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代办采取了反对铁托的立场而出走,并转交了一个14~15名南斯拉夫间谍的名单,其中包括切比。1955年,为他恢复名誉,现在他成为匈牙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
对此,我还要补充:这在匈牙利外交部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匈牙利驻联合国代表团领导为彼德·莫德,二战期间住在巴黎,后来在匈牙利驻巴黎大使馆工作。前任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普希金同志曾通报我们说,有情报证明莫德是法国间谍。莫德曾供认其间谍身份,但在恢复名誉时,又推翻供词。现在成为了驻联大代表团的领导人。瓦伊达·伊姆雷在侨居国外期间是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回国后成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合并后,成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副部长。据查明,他通过走私转移资金到瑞士共约4万法郎。他被判刑,后来平反,而今成为匈牙利驻联合国负责经济问题的代表。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
其中如同透过一滴水可以看到整个大海一样,党内有一种从外面很难看到,但很普遍的现象:继续为那些“遭到迫害和冤枉”的人平反。而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当时被开除出党是有根据的。
中层干部中极大一部分正由他们补充。他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看待社会安全力量目前在巩固局势中发挥的作用。他们开始对政府“向左转”表示不满。他们在党内同残余右派民族主义反苏分子勾结在一起。从外表也可以认出他们来,他们示威性地在胸前配戴上科苏特双十字徽章。由于这些人的不满和动摇,党内甚至在党的中层领导干部中,一再出现这样的疑问:10月23日到11月4日发生的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呢?
我完全同意一些匈牙利共产党员的观点,他们相信,党依靠这些干部不能够完成其面临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不能在紧要关头保卫自己。
必须指出首先选拔犹太干部进入党的中央机构的问题。据我所知,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三分之一,组织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是犹太干部。其中包括党报主编、政府新闻署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明尼赫、宪兵司令、国家警察总局局长、布达佩斯警察局长。他们中许多人在对外政策部门。这首先是那些“受过委曲”的人。1953年我对他们尖锐地提出民族干部的问题,因此他们转向反对派,而现又把他们提拔起来。
6.在农民中,教堂和学校里出现的新困难是众所周知的。而对工会经常是人们愿望和要求清单的倡议者和提出者,却知之甚少。实际上新的工会纲领是共产党人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无原则的妥协的产物。而列宁赋予工会的“帮助组织国家,加强劳动纪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作用”只字未提。把它看做“不受欢迎的”“徒劳空洞”的任务,因此他们对此不予理睬。
青年组织还不能自立,其中也有下述情况的作用:作为青年的集体组织者周报《匈牙利青年报》是如此“中立”,以至于它完全可以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出版。因此它不能起到“青年集体组织者”的作用。革命工人青年团的领导人别特拉克·拉约什是10月23日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作为布达佩斯劳动青年联盟组织的书记之一,他要求允许进行游行,并保证其“和平结局”。他是那些经常出入南斯拉夫使馆,并支持裴多菲俱乐部的人之一。在其他的青年活动组织中主要是大学生中也可以见到这样的人。这是影响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青年组织的障碍之一。
撤消前参谋长赫季的职务是正确的。但是却任命了前“霍尔蒂骨干军士”乌格赖上校接替他。解放后,他成了军官,因为他在军校接受了6个月的军训。既然军队中有32名军官和将军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4名毕业于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更不用说还有数千名毕业于匈牙利军事院校的军官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要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任命一个未受过足够的军事教育的乌格赖上校呢?
7.经济状况和失业的出现证明那些不被相信的、悲观的、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望的预言。现在由于看到初步成绩而出现了毫无根据的乐观。几天前,我在报上看到《粮食供应不再会陷入困境》的文章。事实是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苏联的慷慨援助和无私的道义支持才真正防止了更加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但是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情绪,认为这种情况将持续下去。最主要的因素是——粮食供应并没有保证。粮食作物面积减少超过50万霍尔特,这意味着如果收成一般,将缺少46万吨粮食。如果我们假设今年自由购买可提供与过去几年的储备一样多的粮食(这种假设完全不能成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将缺少近50万吨原粮。只能默默地期待苏联来弥补这个缺口。人们指责储备是“拉科西”分子的一个恶习。但没有任何别的具体计划替代它。
轻率的合并和减少部和其他中央机关在各个领域引起了混乱,主要的是在领导经济方面,也在国家管理方面。下述情况加剧了这种混乱:到处频繁更换留任的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理由是: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无人了解,不像过去在旧单位里有反对他们的反对派。结果是工厂变得自行其是,没有中央的领导,地方苏维埃也无所适从。对此群众的抱怨增多了。(党内也滋生了这种抱怨。已经查明是在分裂党和取消党的活动室,这样一来,地区和工厂的党组织就没有了举行会议的场地)。现在就已经很清楚,由于轻率提高工资和发放实物补贴,目前生产成本比去年提高了20~30%。主要由工会进行的宣传鼓动其旨在降低工作强度。可以预料的是:在庄稼收获后,国际援助的速度减缓,工业部门将出现严重困难,并且将会逐月加重。在农民中会看到大量的投机倒把活动,而税收正相反,勉强能够完成。与此同时,尚未消除通货膨胀的危险。必须注意到: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下降,定额减少,不负责任的开支在继续。生产和需求失调。依靠到目前为止采取的措施也是不可能达到平衡的。党对解决企业的经济问题没有影响力。原则上,提出的根据是:党组织应当负责的是政治工作,而工人委员会则从事经济工作。这样的条件阻碍了党在企业中影响的增长,阻碍其增长的还有在南斯拉夫的影响下经济政策上出现了修正主义观点。我认为,在经济领域,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困难,要克服它们,我们在任何方面,主要在政治上缺乏准备。
8.我想谈谈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致联合国的备忘录。我怀着羞愧和愤慨的心情读了这份满是卑躬屈膝的道歉的文件。这份文件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党的内部问题提交由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联合国法庭审议。这里从该备忘录中摘取一段:“众所周知,那些对过去错误负有责任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已被撤换,并且他们如今被禁止参与匈牙利政治生活”。事情更糟糕的是,在匈牙利国内,人们确信这份重要文件同以前一样是征得苏联同意的。
归纳总结如下:需要紧急解决共产党的迫切问题——党员的团结。(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工人阶级团结”问题的决议不说明是什么样的,在什么基础上的,由谁领导下的团结,加剧了混乱并掩盖了问题的真相)。与此相关的,首先是要使一些经过考验的、令人尊重的、真诚的、可靠的同志参与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而现在他们仍常被排除在外,甚至都不让他们参加体力劳动。用党报的话说,就是在“内部流放”中消磨时光。解决党员团结这一问题的政治上的基本条件是正确评价过去12年的工作。如果不这样,就连那些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同志也不能昂首挺胸地捍卫自己和勇敢地进行宣传鼓动。因为对党的过去的诽谤妨碍着他们,使他们产生似乎自己有罪的感觉。况且目前对党和民主制度的谩骂仍在继续。
但,同样重要的是最终应当解释并在政治上揭露纳吉·伊姆雷及其集团多年来是如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准备反革命的。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只不过是重复一些一般的,没有说服力的声明。不承认党过去12年的工作成绩,不吸收经过考验的老党员参加工作,以及不在政治上揭露纳吉·伊姆雷集团,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不能成为国家的领导政党!这些就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能真正领导国家,领导人民,领导群众组织,领导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先决条件。
致共产主义敬礼!
马·拉科西
1957年2月15日于莫斯科
№05841
格罗、雷瓦伊、赫格居斯、科瓦奇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
(1957年2月22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尊敬的同志们:
去年11月18日此信署名者中的三位同志[162]曾向苏共主席团提出一系列关于匈牙利局势的问题,并提出了几个旨在帮助巩固匈牙利党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议。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可以判定,在此后的三个月里,(匈牙利)局势有了根本好转:去年11月份发生的许多错误已经得到纠正,从总体上讲,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巩固,党和政府的力量增强了,反革命势力在各个活动领域均遭失败。
但是,如果认为党已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那也是不正确的。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党能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领导工农联盟、国家的国务、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导工会、青年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显而易见,匈牙利今后发展的道路正在于此。
虽然,特别是从1956年12月起,党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是对以下问题仍不能视而不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群众中影响增长缓慢,党在大部分企业中的存在可以说还是半合法的,进入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尤其是进入其领导班子的党员为数还很少,在许多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里党的领导作用在近几周里尽管有所增强,但从整体上讲这种作用还很小。
是什么阻碍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更快地扩大和加深,阻碍了党的声誉进一步提高?怎样才能而且需要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党?
不容置疑,由于旧领导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又被反党修正主义纳吉·伊姆雷集团和阶级敌人过分夸大,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威信在1956年10月23日前受到极大损害。纳吉·伊姆雷及其党羽以及阶级敌人利用旧领导的软弱和前后矛盾,破坏党的团结,使党的活动处于瘫痪状态。纳吉·伊姆雷及其一伙企图通过这些勾当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转到自己手中;他们进行分裂活动实质上是准备反革命。当党及其领导机构遭到全面谴责,党的活动遭受辱骂的时候,1956年11月1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解散以及解散的方式严重地动摇了群众对党和党的领导的信任,甚至也动摇了许多共产党员对自己本身的信心。因此,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一开始就背着沉重的负担,难以联系广大群众。但是这些大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为此,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必须在一系列问题上改变自己的观点、政策以及改变党、报刊、电台和国家机关的日常实际工作。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1.对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近十二年的活动的评价实际上是否定的、即不正确的。
2.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活动是片面否定的、即不正确的评价,尤其是对1949年以后时期党的干部和党和领导机构的工作是片面的,即不正确的评价。
3.在诸多方面对发生在10月23日至11月4日的反革命事件以及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和10月23日举行游行的原因、对10~11月反革命活动的背景的评价是不正确的。
4.在党内、报刊、广播、高校、文化领域里、在不少部的活动中和一些部和部门(如教育部、文化部、土地部等等)领导人在政治经济中、在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中的讲话中,不正确的、修正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泛滥,而且同这些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的思想斗争几乎完全消失了。
5.干部政策在许多重要方面是不正确的:在许多情况下选拔干部任人惟亲,在极其重要的岗位上大量安排有怨气的、被镇压过的人,其中包括不少业务素质不合格的人,许多钻营家、公开的右派分子和过去的反革命分子窃据了重要岗位。与此同时,那些久经考验的党内干部却遭到蔑视甚至排挤。
关于第1点:至于说到对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近十二年活动的评价,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在某些发言中,有时笼统地承认人民民主制度对匈牙利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人民有所贡献。但是,这种对人民民主制度活动成果的承认是形式上的、空洞的、无说服力的。因为这种笼统承认人民民主制度的活动成果(这种承认也极为少见),通常都是伴随着对人民民主制度、对国家和党的领导的辱骂。报刊,包括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以及广播每天都在诽谤旧领导和人民民主制度。他们不仅对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避而不谈,不仅经常挖空心思大谈其错误和“罪行”,而且大肆指责人民民主制度什么也没有做,甚至还指责人民民主制度做得适得其反。完全可以理解,对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过去的活动的辱骂只能是加强了本来就已泛滥的资产阶级民主幻想,因此,也助长了人民政权和革命政府的敌人的气焰。
例如,最能说明反对人民民主的诽谤行动是,在《人民自由报》和《人民意志报》这两家国家主要机关报2月15日刊登的几篇纪念苏军解放布达佩斯12周年的文章里,不是揭露霍尔蒂罪恶的、反人民的法西斯制度,而是揭露“罪恶的”过去,即人民民主制(一般说,匈牙利报刊用“罪恶性的过去”不是针对霍尔蒂资本家地主制度,而是指人民民主制,指前党和国家领导,这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在今年2月17日刊登的纪念《匈苏友好条约》签订9周年的编辑部文章里,《人民自由报》声称:“匈苏友谊不是完美的;由于不加批判的过高评价和往往以损害我们自己的成就和传统的官场过分赞扬,睦邻友好关系和睦邻友好往来难以健康发展。”
能说明反对人民民主制诽谤运动的另一点就是如何解释迄今为止匈牙利人民不支持反革命?要知道虽然过去的“罪恶”制度(即人民民主制)千方百计地“折磨”农民,但是农民还是没有起来反对人民政权,因为匈牙利农民本质上是清醒的、温和的。
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直坚持到1956年11月15日。只是到1956年11月下半月反革命分子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当时政府政策上的严重错误才将它们大批驱散。但是,尽管如此,一些领导人和随之而起的报刊、电台直到现在仍坚持说,大多数农业合作社之所以瓦解,那是因为它们是被迫成立的。
事实上,农业合社社员及绝大多数个体农民,尽管他们也有些委屈,但基本上对人民民主制度还是满意的。他们之所以满意,不仅因为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制分给了广大农民阶层土地,还因为,它给农村提供了新的技术、大量的农业机械、通了电、铺设了道路、改善了交通、文化、卫生条件;还因为在人民民主制度时期,尤其是在最后三年,劳动农民的生活水准极大地提高了。这就是为什么反革命既未能使农业合作社的成员,也未能使个体农民与之同流合污的基本原因。但是,倘若在最近几周或几个月之内敌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能够利用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诽谤运动在有些地方掀起农民骚动的话,我们也不会感到惊奇。
此类诽谤运动矛头对着前领导机关,实质上也是在其他一系列方面对着人民民主制度。比如,工业部门和国营农场废除了计件工资制,借口这种工资体系是前“有罪的”领导没有人性的产物。的确,现在的新领导不得不试图重新采用计件工资制,因为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下降了,而产品的成本大大提高了。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强调,不应该恢复1956年10月以前实行的似乎是极其苛刻的生产定额。在个别生产部门,在有限的范围内的确可能有过于苛刻的生产定额。但在整体上,在1956年10月主要问题不是在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定额太苛刻,而是恰恰相反,定额太低了。比如,在金属加工业和机械制造业中完成定额平均超出了百分之五十。
诽谤运动指向劳动竞赛,尽管有个别错误,竞赛是匈牙利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觉悟的极好表现,在提高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匈牙利人民民主取得成就方面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以工会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反对社会主义竞赛的运动是右翼社会民主党分子立场的公开表现。它促成在匈牙利像南斯拉夫一样竞赛已被停止,而且暂时还看不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人委员会或是工会组织打算重新恢复它的迹象。
官方的宣传、报刊、电台等一直强调,最近几年匈牙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准降低了。为了维护这一论断他们不惜编造出一些无耻的谎言。的确,与工人、职员和劳动农民的个人消费和生活水准高于战前的1949年相比,1950年至1952年间他们的生活水准暂时有所下降。但这绝非匈牙利独有的现象。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也大致相同:军费开支过大、工业化速度过快、与工业相比农业发展滞后,尤其是1952年收成不好。但是关于以上原因,以及当时的国际局势如何大都避而不谈。首先不谈从1953年起,匈牙利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逐年大大提高,不谈1956年工人、职员和农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准比1949年大约增长了30%,也不谈每个在岗工人实际工资也大幅度提高了,比1949年大约提高了12%,比1952年大约提高了25~30%。
我们认为,不应对实际中存在的错误避而不谈,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因为这都只能帮助敌人。我们认为,不仅是笼统地,而且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提出匈牙利人民民主制的成绩,并且证明,人民民主制的突出特点不是错误,而首先是正面的成绩。只有这样,党和政府在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影响才能日益增强,广大群众才能更加支持人民民主政权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政权。
关于第2点:至于说到对国家解放以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活动以及党的领导和干部活动的评价,那么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好转:包括一些引起仇恨的粗野的修饰语已经很少听到了。叛徒纳吉·伊姆雷在反革命活动猖獗时期捏造了关于“拉科西-格罗集团”的谣言,在此后的三个月内却被当作主要的识别暗号,现在也越来越多地退出舞台。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评价腔调也有所改变,但实质上即基本上对过去和党的整个活动的否定评价仍然没有改变。对下列事实完全避而不谈:1953年6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决议之后开始纠正过去几年所犯的重大错误,而且1956年10月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社会主义法制得到保障、人民生活水准有所提高、农业有所发展等等)。仍然存在着把“拉科西-格罗领导”或者“旧领导”作“替罪羊”的倾向,存在着把所有匈牙利出现的罪恶、错误和缺点甚至很多根本不是错误的事情或者莫须有的事情都说成是这个领导机构罪恶活动的结果的倾向。一些政治家及随之而起的报刊、电台简直是在极力让共产党员们意识到自己有罪,极力让他们相信他同党一道犯下了反人民的“滔天大罪”。这样,他们就在道义上不仅破坏了一般党员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而且也破坏了现今党的领导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
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在血腥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解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取消主义。但是,尽管有这样的意见,我们也不会认为现在就应该提出关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解散及其责任的问题。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我们认为,在党解散以后迄今为止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及其领导、政策和干部的诽谤仍在蔓延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实质上是纳吉·伊姆雷破坏党的政策的继续。我们认为应当强调,“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瓦解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垮台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证明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活动”,等等说法不符合事实。
的确,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关键时刻之所以束手无策是因为在它的领导内部出现了叛徒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这些叛徒勾结反革命分子,使党领导机构的活动陷入瘫痪状态,并串通军队领导中、警察和其他部门里的同谋,阻挠了共产党员和所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武装起来,阻挠了动员他们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但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没有垮,1956年11月4日以后,在叛徒被清除出领导机构之后,可以使党重新活动。如果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真像所断言的那样,在1956年10月就已经“瓦解”,那么如何解释反革命不去触动国家安全机关,而是集中力量去摧毁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呢?所谓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垮台”的骗人的谎话不正是企图向人们证明党已解散、并掩盖纳吉·伊姆雷及其集团的叛徒行径吗?
无论一些人参加 这一反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卑鄙运动的理由是什么,这一运动只能是帮助人民民主制的敌人,阻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扩大群众影响、团结一致同反革命作斗争,阻挠所有正直的共产党的干部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获悉,匈牙利正在准备将于近期进行法尔考什·米哈伊及其一伙人的诉讼。考虑到纳吉·伊姆雷及其一伙与阶级敌人一起曾蓄意利用拉伊克的葬礼破坏党的威信,准备反革命的经验,有理由担心法尔考什诉讼在目前局势下可能会引起类似的作用,这种担心似乎更有根据,因为利用法尔考什诉讼与当前正在玩弄的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及其政策、领导和干部的诽谤伎俩并不矛盾。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停止反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诽谤运动,必须制止像毒药一样日复一日地使共产党员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很遗憾,这种行为有时也可得逞)。如果任其发展,会使许多共产党员变得消极,会动摇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破坏他们在劳动人民中的威信,削弱他们的活动能力。必须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活动做出公正的、客观的评价。必须具体地,而不是笼统地指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活动尽管有错误,但总的来说是应当得到肯定的;必须指出,匈牙利人民民主、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劳动人民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在霍尔蒂旧的资本家地主剥削制度下连匈牙利人民的优秀儿子们也只能想想而已。这是能够团结所有健康的共产主义力量,使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实际上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整个匈牙利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
关于第3点:至于说到对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间所发生的事件的评价,那么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好转。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去年12月决议中已判定:武装起义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但是,仍然流传着一种不正确有观点,认为10月23日的游行是正义的,是保卫合法要求的游行;游行具有和平性质,其目的在于纠正党和国家领导的错误,巩固人民民主,参加这次游行的除了大学生,还有大量的工人。
我们不准备详细研究问题,但认为有必要确定下列几点:无论如何不能把游行同反革命武装暴乱分开;反革命暴乱和游行在时间和空间上交织在一起。约4万~5万人参加的11月23日的游行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反共和反苏性质,旨在修正特里亚农和约。此次游行的目的在于用右派修正主义分子去鼓动群众以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而从反革命分子方面来讲,是为了搞反革命暴乱并且伪装这场暴乱。骨干工人没有参加此次游行。其参加者主要是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少数不属于工人阶级基本骨干的青年工人。此次游行是由纳吉·伊姆雷及其党羽策划的,游行前的几个月在报刊、电台、裴多菲俱乐部等方面就展开了广泛的诽谤运动。在这一运动和游行本身的策划中南斯拉夫人和与之勾结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必须揭穿纳吉·伊姆雷背叛党、背叛国家和人民的行径。必须解释清楚,纳吉·伊姆雷怎样从一个机会主义者变为修正主义者,继而又变成无产阶级事业、革命和匈牙利人民的叛徒,他又是怎样成为反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反苏旗手。尽管在个别场合曾说过,纳吉·伊姆雷是个叛徒或者他已经变成叛徒,但是那些个别的、泛论的声明对群众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之所以没有说服力,是因为揭穿得不够具体,没有解释纳吉·伊姆雷的叛变行径反映在哪些方面,又是如何实现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叛变,还因为对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期间发生的事件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不正确的;还因为我们认为1956年1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决议案对纳吉·伊姆雷的作用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但是迄今为止,该决议案仍被认为是党的行动指南并且在这一方面继续有效;还因为党的报刊仍然极力要挽回纳吉·伊姆雷的“名誉”(见《人民自由报》上刊登的有关10月23~24日在布达佩斯反革命分子突然袭击广播委员会的系列文章。)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成为真正的领导党,要从根本上扩大群众影响,必须绝对做到具体揭露纳吉·伊姆雷及其一伙的叛变行径,必须对1956年10月23~24日发生的事件进行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价。
关于第4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内同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的思想斗争很薄弱,这是当时领导的失误。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那么这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修正主义观点在1956年10月前及以后的几个月里大为流行。这些观点深深地渗入党内、群众组织、国家工作和经济生活之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烂泥潭在报刊、广播、文化领域、戏剧、电影、高等院校泛滥并且几乎占了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虽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报刊、广播对苏联的态度大有改观,但是公开的、隐蔽的反苏诽谤言论时有出现,令人遗憾的是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也不例外。报刊以及个别的领导人毫无原则地吹捧个体农户和个体农民,说什么个体农民没有必要学习如何经营好农业,因为他们最精通此道。还有人无原则地吹捧小私有工业和小有私有商业。
卡达尔·亚诺什同志在一次发言中提出了关于必须同修正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思想斗争的问题,具体反对修正党在工会的领导作用。但实际上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几乎没有进行,相反,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仍进一步扩散。当国际舞台上已经开始并且正在展开同修正主义斗争的时候,《人民自由报》不久前却直接出面保护经济杂志《商业评论》,该杂志在1956年6月号上无耻地提出一系列经济问题上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马克思主义党说,把价值和市场规律吹捧为所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调节器,有关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计划原则的作用问题上的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等等。
至于说到南斯拉夫蔓延的修正主义观点,迄今为止没有执行一条一贯的路线来对待它们。匈牙利部分报刊不刊登有关这方面的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国际讲话或加以歪曲刊登出来(比如,匈牙利报刊几乎全部删去了谢皮洛夫同志报告中有关社会主义阵营的地方和对南斯拉夫的批评意见)。
匈牙利的修正主义主要是从南斯拉夫和波兰吸取营养,当然,也离不开自己本国土壤,它几乎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我们认为,最为重要同时又最为危险的是表现在党的作用问题上的修正主义。与1956年10月及以后的几个月的情况相比,现在报刊和个别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自己的讲话中已经笼统地强调,人民民主制必须有领导党。工会和青年组织中的少数领导人至少在口头上改变了以前认为其组织应该独立于党和国家的不正确观点。这无疑是个进步。但是,尽管如此,党的报刊在一系列有关党的性质和作用的基本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是不正确的。《人民自由报》举了一个值得仿效的例子,布达佩斯一个区的党委会只给区革命青年工人组织提出建议,但是没有通过其所在区区委会来领导这一组织。党的报告在散布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党的委员会和党的组织不应该实际上领导工会、青年组织及其他群众组织的工作(通过在这些组织中和这些领导机关中的党员),而应该只是一般地从思想上影响它们,以及影响爱国阵线(顺便说一说,爱国阵线几乎毫无生气)。这样,报刊,包括党的报刊也散布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党的组织不应该具体过问生产问题,因为这是工人委员会的事情,而党组织的任务是帮助工人委员会和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谈到党组织在企业、在生产中的作用,我们想简单地提一下工人委员会的问题。一些领导同志,比如像奥普罗同志以及随之而起的党的报刊电台不正确地提出,在企业、在生产中应该像对地方委员会一样实行双重领导,认为这样才是正确的、理想的局面。换句话说,企业负责人应该一方面接受工人委员会领导,另一方面接受国家某个部或有关部门,或地方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领导。这些同志确信,匈牙利工厂只是由于建立了工人委员会才实际上转为社会所有,也就是说,曾经属于人民民主国家所有的工厂当时并不是全民所有。该观点实质上是在支持另外一种观点,即1956年10月发生的事件不是反革命,而是诞生了工人委员会的革命。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重视工人委员会的存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些同志试图为工人委员会找到原则思想基础;忽视生产中的专责制的列宁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国家所有制问题上以南斯拉夫为榜样,陷进了修正主义的泥潭。这些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与党及其性质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应该成为优秀党还是群众党的辩论。我们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是辩证的,不是从匈牙利当前的具体条件出发,而只是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太多,其中还有大量的异己分子这一问题出发,虽然这一论题本身是正确的,但它是片面的。我们认为,由此论题可得出一条不正确的结论,那就是要让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少数人的优秀党。我们不探讨问题的细节,只想简要地阐明一下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我们认为,应该努力使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优秀党,但同时又是群众党。
归根结底,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设,讨论的主题在于应该采用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还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观点。前者认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导力量,而后者认为党——不是领导力量,而是一个宣传组织。显而易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应成为南斯拉夫式的修正主义党,而应成为列宁主义革命党。这是为了达到以下各目的的基本前提,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必要的组织工作克服各领域存在的困难而不是最后只克服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建设中(在很大程度上暂时还没有表现出来)的困难以及为进一步提高匈牙利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准创造条件。
关于第5点: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干部政策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认为除了上面已经说过的只须再做几点说明。我们认为,在这一方面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政策在许多方面不是以原则为基础,而经常是建立在私人的、友好关系上。此种提拔干部的方法(比如,任命西尔迈·伊什特万为部长会议下属的情报管理局局长。此人是一个追名逐利的冒险家,依靠法尔考什·米哈伊飞黄腾达),虽然在当前可以带来一定的效果。在不少过去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分子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同时,许多右派社会民主党分子被安排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另一方面,极为危险的是伪装起来的纳吉·伊姆雷的追随者占据着许多要职(比如绍莫·米克洛什被选为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此人历史上有污点,是纳吉·伊姆雷的亲信,积极主张工会同党、人民民主国家搞对立)。纳吉·伊姆雷的追随者和形形色色的动摇分子在党的中央机关占据特别重要的岗位(比如:费赫尔·拉约什,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领导着党的一个重要部门;约瑟尔·克贝尔,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成员,在1956年10月前和反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两面派角色;奥尔班·拉斯洛,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在10月前破坏中央委员会机关中起了很大作用;纳吉·久洛现领导着中央委员会农业部,此人完全站在纳吉·伊姆雷一边,与党几乎无任何关系,等等)。这一被右派、修正主义和两面派分子玷污了的党的机关不能不在党的整个活动中犯错误。
最后,应当再次强调,在党内干部极端缺乏的同时,在匈牙利国内外久经考验的党的干部被推入消极境地,我们认为这是不能允许的,是没有政治理由的。
我们希望此信中阐述的意见和建议有助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在人民民主制度中占据自己应有的地位,有助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党。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格罗·埃诺
雷瓦伊·约瑟夫
赫格居斯·安德拉什
科瓦奇·伊斯特万
1957年2月22日[HT]
由H·维诺格拉多夫译成俄文
№01072
波诺马廖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7年3月12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呈上布加勒斯特之行的报告。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书记卡拉伊·久洛[163]抵达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工人党派出的是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同志。
在3月8日和9日进行的谈话中,卡拉伊说,他是为向在罗马尼亚的、同纳吉集团在一起的桑托·佐尔坦、瓦什·佐尔坦和卢卡奇·捷尔吉通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164]的决定而来布加勒斯特的。这个决定规定,卢卡奇·捷尔吉近期可回到匈牙利,至于桑托、佐尔坦和瓦什·佐尔坦,则决定请罗马尼亚同志允许他们居留一年,并给予来往自由。这样做是考虑到了桑托、瓦什和卢卡奇表示打算与纳吉·伊姆雷集团划清界线并谴责反革命的阴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认为桑托和瓦什现在不能返回匈牙利是因为他们可能会被敌对分子和动摇分子利用以同党和党的政策对抗。
卡拉伊同志通报说,为了侦查纳吉集团的案件,最近7~10天内将有一个由3~4名匈牙利内务部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去布加勒斯特。打算首先就该集团的三个参加者——洛松奇、法泽卡什和西拉基[165]一案进行侦查,对于他们三个人,已经收集到了能证明他们参与了反革命活动的必要的材料。今后打算根据所收集到的材料和上述人员的口供扩大对纳吉集团其他成员的侦查。
既然,——正如从卡拉伊·久洛的话语里所流露出来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班子决定把侦查分成几个阶段,那么就有个问题:这不是意味着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打算在某种程度上摆脱此前拟订的追究纳吉及其整个集团的责任的计划吗?
卡拉伊同志回答说,他们一如既往,是把筹备和组织对纳吉的审判作为一项任务提出来的,他们进行侦查的计划分几个阶段只是由于对法泽卡什、西拉基和洛松奇来说,他们掌握着最重要的罪证,因此侦查从盘诘这些人开始就更为有利。
同时,卡拉伊·久洛还说,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上讨论纳吉集团案件时,他们尚未公开提出必须对纳吉进行审判的问题。只是做出了根据这个集团的成员的揭发继续进行工作的决定。卡拉伊同志把这解释为,在中央委员中,有不少可能反对追究纳吉及其集团成员的司法责任的人。
后来搞清楚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执委会尚未决定对纳吉进行审判,尽管多数执委委员(卡达尔同志、马罗山同志、明尼赫同志和卡拉伊同志)商定要组织对纳吉及其集团的起诉。卡拉伊同志解释说,要这么做必须由执委会逐步地加以准备,然后中央委员会再做出这样的决定。
卡拉伊同志同卢卡奇、桑托和瓦什见了面。
卢卡奇,用卡拉伊同志的话说,立即请求允许他回匈牙利并答应同意写一份声明,声明中说,他承认卡达尔政府的合法性,匈牙利十月事件不具有革命的性质,说他,卢卡奇,答应一定不进行任何旨在反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活动,以及最近一年他将休创作假并从事文化-科学活动,不再发表任何公开讲演。
桑托故意令人注意地拒绝同卡拉伊同志谈话,声称他不同意在布加勒斯特发表任何声明而只有在匈牙利才会讲话。根据现有的情报,桑托情绪非常暴躁,对对他的态度表示不满并准备采取绝食一类的抗议措施。
瓦什说,他准备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尽管他并不赞成这个决定。
关于卢卡奇返回匈牙利的期限,曾经有个约定,即匈牙利政府代表团[166]去一趟莫斯科之后他将被允许返回故乡。
因为桑托几天前提出请求,要让乔治乌-德治同志收留他,罗马尼亚同志就委托莫吉奥罗希同志同他谈一下,并考虑到桑托知道许多关于纳吉集团的情况,因此应当做出一切努力,利用他揭发纳吉集团。
桑托和瓦什在罗马尼亚居留期间将处于罗马尼亚相应机关的监视之下。
匈牙利侦查小组抵达罗马尼亚之后,法泽卡什、西拉基和洛松奇应当立即逮捕,纳吉集团其他成员将转移到其他地方,离布加勒斯特远一些。
罗马尼亚同志强调,他们准备在揭发纳吉集团的问题上予以各种协助。同时他们坚持让匈牙利机关把纳吉一案的侦查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应当派一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代表来布加勒斯特,内部保护亦应由匈牙利人进行。
卡拉伊同志动身后,罗马尼亚同志在交谈中对这样一点表示担心:他们认为,匈牙利对起诉纳吉所做的政治准备是远远不够的。罗马尼亚同志们的这一见解是应予赞同的。
我也认为,在纳吉集团的问题上我们的朋友是需要帮助的,为此目的,最好把我们的顾问也派到罗马尼亚去。
在同罗马尼亚同志交谈中所触及的其他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1)提到《火花报》上有关南斯拉夫事务的文章,波德纳拉希同志指出,南斯拉夫人近来开始散布一种见解,认为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在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上采取另外一种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不同的立场。波德纳拉希同志在《火花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们要让南斯拉夫人看看我们采取的是什么立场。
(2)前不久,罗马尼亚驻希腊大使通报说,南斯拉夫人正在希腊共产党人中间开展不怀好意的工作。事实上,南斯拉夫工作人员与希腊共产党相对立,正在极力拼凑另一个党,把一些可疑的人、以前被清除出共产党的人、与警察有联系的人等吸收到该党中去。
建议
1.最好是从苏联克格勃挑选一位顾问去帮助匈牙利将要办理纳吉及其集团一案的机关。罗马尼亚同志从自己的角度认为这是非常有益而又必要的。
2.今年3月份,匈牙利代表团在苏联逗留期间最好与匈牙利的同志谈谈加强揭露匈牙利纳吉集团的问题(报刊,对其他参与反革命阴谋的人起诉,党组织,工会,等等)。
波诺马廖夫
№0453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要
(1957年4月18日)
绝密
送苏斯洛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葛罗米柯同志。
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就目前留住在苏联的拉科西同志、格罗同志和匈牙利其他一些同志一事所提出的请求以及拉科西同志1957年3月25日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167]
核准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就目前留住在苏联的拉科西同志、格罗同志和匈牙利其他一些同志一事所提出的请求”以及“关于拉科西同志1957年3月25日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附后)
交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审查给拉科西同志在苏联提供工作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1
苏共中央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就目前留住苏联的拉科西、格罗和匈牙利其他一些同志一事所提出的请求的决议
(1957年4月18日)
1.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告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于1957年4月召开全会讨论研究了关于目前留住苏联的拉科西同志、格罗同志和匈牙利党和国家其他一些原领导人的问题。由于这些同志中的大多数人目前返回匈牙利可能会引起一些麻烦,会阻碍目前在匈牙利所看到的政治、经济生活健康发展的进程,因此,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了拉科西同志和格罗同志在五年内不能回国,而赫格居斯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一年内不能回国的决定。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请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执行上述决议中给他们以帮助,并保证给患病同志必要的治疗,给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工作机会。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考虑到目前留在苏联的匈牙利同志的回国问题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事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基本上同意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目前拉科西同志、格罗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返回匈牙利是不适宜的观点,因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让他们继续留在苏联。
2.将本决议通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附件2
苏共中央关于拉科西同志1957年3月25日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的决议
(1957年4月18日)
鉴于匈牙利朋友给拉科西同志通知了匈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他不适宜返回匈牙利的决定,拉科西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同意这项决定,并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的政策进行了批评,而且坚决要求就他返回匈牙利一事给予协助。为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该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
1.据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格罗同志)的请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6年7月表示同意当时已被解除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的拉科西同志来苏联治病。
1956年9月,也就是在众所周知的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格罗的致函,言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反对拉科西同志返回匈牙利并建议他至少在苏联留住一年,认为他的回国可能引起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即复函,同意让拉科西同志继续留住在苏联并保证他必需的生活和医疗条件。
2.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匈牙利事件一开始就遵循下列原则确定自己立场:拉科西同志和格罗同志从前担任国家领导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问题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他们没有能保证党的队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战线的斗争中缺少原则性。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脱离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对待共产党员方面他们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同时也没有同反革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从而丧失了自己的威信。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削弱了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如去年的事件表明,人民民主匈牙利的敌人正是利用了拉科西、格罗领导的错误和纳吉·伊姆雷的背叛行径来达到自己卑鄙目的的。
3.拉科西同志不顾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在25日致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持要返回匈牙利,并根据有人通报给他的消息和自己与国内人员直接联系中获得的情报,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工作进行了不友好的、明显带有偏见的批评。他对匈牙利事件笼统地承认自己负有“众所周知的责任”的同时,却把主要罪责推到卡达尔同志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其他领导人的头上。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仅不能同意拉科西同志3月25日信中所陈述的以及在此之前他写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多封信中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工作和匈牙利政治生活发展的观点,而且认为他的这些观点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与国内形势南辕北辙的,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拉科西同志写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几封信的内容说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过去所犯错误和这些错误给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带来的巨大危害的实质。
拉科西同志坚持要返回匈牙利,这说明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不理解或不愿意正确理解那里势态发展进程的实质。拉科西同志把自己的威望置于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他站到了党和匈牙利国家新的领导人的对立面,妄想继续充当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而这个角色他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以卡达尔同志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革命工农政府根据国家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执行的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
4.从拉科西同志的信件和匈牙利同志们提供的情报中得知,他没有正确理解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待他所表示出的同志般的关怀,他辜负了主人给予他的优厚待遇。他在莫斯科期间积极地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建立联系,直接与匈牙利进行联系,在那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指示他们收集别有用心的传闻与材料,用来反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路线。
据匈牙利同志们通报,拉科西同志从莫斯科操纵的活动,就其实质说是要破坏党的统一,反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客观上导致国内局势更加恶化,因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认为拉科西同志回匈牙利不仅是不适宜的,而且从政治上讲对党的事业和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也是有害的这一观点。
鉴于拉科西同志利用自己居住在莫斯科之便干预匈牙利的政治生活, 同时也注意到匈牙利同志关于拉科西同志不正当行为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事业带来危害的声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责成书记处采取措施安排拉科西同志离开莫斯科到苏联其他一个城市居住。
5.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拉科西同志在3月25日的信中歪曲事实,恶意诽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言论不能熟视无睹。
例如,他在信中写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仿佛通过了一项决议,让他在苏联留住5年,而他很清楚,让他继续留住苏联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的。
拉科西同志在信中旁征博引,以证明,似乎1953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就相信了关于他与艾森豪威尔举行秘密谈判的消息。实际上,当时从美国传出的这个消息是他在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谈时有人告知他的。当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谁也不认为美国捏造的传闻有什么意义,谁也不相信它。这难道还不明白,如果当时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认为美国散布的传闻哪怕有一点真实,就不可能把它转告给拉科西本人。
因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指出,拉科西同志在信中歪曲了事实,做事不诚实,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了不怀好意的攻击。
6.本决议连同拉科西同志1957年3月25日的信一并送交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0584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7年5月31日)
绝密
送谢皮洛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
关于给驻布达佩斯苏联大使发电报的问题。
不要发电报。
委托谢皮洛夫同志就此问题同苏联驻匈牙利大使进行商谈。
中央书记
附 件
谢皮洛夫、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据获悉的消息,侨居国外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娜·克特莉通过自己的代理人谢列格·伊姆雷试探与卡达尔政府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克特莉建议签订在联合基础上的协议,按照此协议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相关的条约中向卡达尔政府和苏联做出保证,20年内不论选举结果如何,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将不反对为共产党员提供下列职位:总理、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
在该条约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承担义务以该党名义请求苏联军队继续留在匈牙利,请求巩固华沙条约。
众所周知,安娜·克特莉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中被选为重新组建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并作为国务部长进入纳吉·伊姆雷政府。暴乱平定以后,克特莉逃往奥地利,随后访问了一系列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所到之处她发表诬蔑性的反对苏联和卡达尔的政府的声明,在克特莉周围聚集着匈牙利的反动分子。今年1月初克特莉被选为所谓的匈牙利侨民“革命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的基本原则是“将匈牙利从苏联殖民主义和共产党一党制中解放出来”。现在克特莉试探和卡达尔政府签订协议的可能性,试图重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并使其合法化,而该党中右翼社会民主党分子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克特莉这些步骤是在这样的局势下采取的,即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形势得到巩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迅速在人民群众中赢得威信和影响,反动势力已丧失一切消灭匈牙利人民民主制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在当前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在匈牙利合法化不仅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是极端有害的。许多事实表明,存在着在匈牙利重建社会民主党的潜在危险性,并且这个党能够很快复兴起来。在工人阶级中,特别是在匈牙利工会运动中社会民主党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1948年大部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50万)和匈牙利共产党联合成统一的匈牙利工人阶级党。前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左翼领导人现在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马罗山·捷尔吉、罗奈伊·山多尔)。
当前的任务,是要竭尽一切可能巩固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党内工人阶级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而克特莉关于重建社会民主党并使其合法化的建议旨在瓦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分裂匈牙利工人阶级。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委托我驻匈牙利参赞别夏斯诺夫同志将有关安娜·克特莉准备和匈牙利政府开始谈判的消息通报卡达尔同志。
据今年5月24日收到的别夏斯诺夫同志的报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不打算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谈判。因为认为根本谈不上与他们签订协议。卡达尔同志还告知别夏斯诺夫同志,匈牙利同志们最近打算在报刊上公布揭露克特莉的材料。
考虑到仍有相当一部分匈牙利侨民聚集在克特莉周围,并且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对她寄予很大希望,我们认为可以同匈牙利同志交换一下意见——他们是否认为,从策略上考虑采取一些步骤来消除克特莉及其周围的人的活动危害是适宜的。
如果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同意这个建议,那么可以不急于在报刊上发表揭露克特莉的材料,而是通过一定人士同她建立联系,并谈判有关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她返回匈牙利并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可能性。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是:赞同和支持卡达尔政府的政策,停止在国外的一切反对该政府的活动,承认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匈牙利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
在克特莉拒绝接受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措施揭露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反人民的活动,包括公布上述有关克特莉的材料。
附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及苏驻布达佩斯大使的电报的草稿[168]。
谢皮洛夫
安德罗波夫(签名)
№04537
安德罗波夫关于卡达尔访苏安排的意见
(不晚于1957年6月15日)
鉴于卡达尔同志请求前来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委员会协商,我们认为较为合适的是通过驻布达佩斯苏联大使通知卡达尔同志,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同意接见,以便就他所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卡达尔同志最好不要迟于6月20~21日来莫斯科。
按照卡达尔同志的请求可以派图-104飞机去布达佩斯。
既然卡达尔同志是非正式访问莫斯科,可以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位书记在机场迎送。
卡达尔同志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应当委托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会委员会(谢罗夫同志)负责接待。
安德罗波夫(签名)
№04536
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就卡达尔来访给赫鲁晓夫的报告
(1957年6月15日)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格罗莫夫同志报告,卡达尔同志今年6月6日同他会见时表示希望在布达佩斯和一位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会晤,以便就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商讨。
按“匈牙利年历”今年6月11日,而实际上是6月13日,格罗莫夫电告,在卡达尔同志再度同他交谈时,通报了他同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会晤的问题,已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过了。执委会认为卡达尔同志和比斯库[169]同志(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执委会成员)于6月19日至22日前后动身去莫斯科较为适宜。
在同格罗莫夫同志交谈中,卡达尔说他希望在莫斯科讨论下列问题:
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和国内事件的局势;关于匈牙利的对空防御问题;关于纳吉·伊姆雷的问题;关于匈牙利、南斯拉夫关系的发展前景;关于国际政治的一些其他问题;关于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所采取的措施。
考虑到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卡达尔同志将向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与即将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相关的问题,我们认为需要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章程草案的准备情况。
据有关资料表明,章程草案在代表会议之前将不予公布。匈牙利的同志们没有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呈送章程草案。6月初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党群组织部部长山多尔同志将章程草案转交给了苏军南方集团军政治部工作人员格里戈里耶夫同志,并请他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山多尔同志说,这一章程草案是经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执委会审查过的。格里戈里耶夫将山多尔同志转交给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章程草案送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
了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章程草案之后得知,它是以1954年5月29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通过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章程作为基础的。同时在草案中作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以我们看,这些修改和补充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章程草案相比并无改进,而且更为逊色,甚至倒退了一步。(附联络部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章程草案的意见[170]。)
显然,卡达尔同志前来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委员会就章程草案进行商讨。如果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执委会会议上审查之后,章程草案中仍留有意见中指出的不正确条文,最好适当地将此意见转告卡达尔同志。
附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卡达尔同志前来莫斯科的决定草案[171]。
列·勃列日涅夫(签名)
尤·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7年6月15日
№0453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要
(1957年6月15日)
机密
关于卡达尔和比斯库二位同志前来莫斯科:
1.批准发给驻布达佩斯苏联大使的电文(附电文)
2.卡达尔和比斯库二位同志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委托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待。
3.责成苏联部长会议民航总局(日加列夫同志)派图-104飞机去布达佩斯接卡达尔和比斯库二位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发给驻布达佩斯大使的电文
布达佩斯
苏联大使
请通知卡达尔同志,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同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和比斯库同志,以便就卡达尔同志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希望卡达尔和比斯库二位同志不要迟于6月20日到达莫斯科。将派图-104飞机去布达佩斯接卡达尔和比斯库同志。
№04540
安德罗波夫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章程草案的意见
(不早于1957年6月15日)
了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章程草案之后得知,它是以1954年5月29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章程作为基础的。同时在草案中作了一系列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以我们看,这些修改和补充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章程相比并无改进,而且相反,更加逊色,倒退了一步。
章程的第一部分给党下了定义,并简述了党的宗旨和任务,基本上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章程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一致。但是这一部分的某些补充和修改,按照我们的看法,或者是错误的,或者对党章的这些修改和补充的必要性令人怀疑。
章程草案中如此写道:“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忠实地保持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传统,以及匈牙利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党是匈牙利人民光荣的解放斗争的继承者,是匈牙利历史的先进思想的继承者。”
应当承认,主张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将忠实地保持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传统以外,也同样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是错误的。这种表达的结果是,匈牙利工人运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好,匈牙利工人阶级中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潮流的传统也好,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都是继承者。可见,匈牙利的同志们想指出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融合的事实,但是这样就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任何区别都不存在了。十分清楚,匈牙利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发生在完全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及思想原则的基础之上。如果匈牙利的同志们认为有必要在章程中在某种程度上指出共产党同社会民主派融合的事实,就应当按另一种方式做,不要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同社会民主制的传统混为一谈。
同时应当承认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匈牙利人民光荣的解放斗争的继承者”这一论点不够明确,因此可能产生混乱。鉴于在匈牙利10~11月事件的进程中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大肆利用匈牙利解放运动的传统进行投机,竭力给这一反动的和民族主义的运动中的一切披上合法的外衣,因而应该使这一条文的表达更加明确,强调指出党是匈牙利解放运动的革命进步传统的继承者。
还是在这一部分中讲道:“1956年11月4日之后开始了自己活动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保卫和巩固工人阶级的统一以及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之上的工人同劳动农民的兄弟联盟。”章程中没有必要强调指出1956年11月4日之后党开始了自己的活动。“1956年11月4日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活动”的语句应该删掉。
章程草案中还有下列条文:“有10~11月事件丰富阅历的党以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同苏联各族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劳动人民的友好精神,以尊重匈牙利进步传统和运用一切手段加强保卫祖国的精神来培养工人阶级和匈牙利人民。”“有10~11月事件丰富阅历的”语句应该删掉。
关于党员、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章程草案规定,接收年满21岁的人入党。提高被接收入党人的年龄条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
章程草案中专门说明“在十月反革命事件中进行了反革命活动的人、剥削他人劳动的人不能成为党员。”章程中特别补充声明,不接收在十月反革命事件期间进行了反革命活动的人入党,是不合适的,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考虑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目前的状况。不应当把第四节“第二条”列入章程。这一条讲道:“如果党员不同意党的决议的某些条文,在无条件执行决议的同时,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并有权向党的领导机关反映自己的意见。”
接收党员和预备党员。众所周知,党的队伍过分臃肿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软弱无力的原因之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章程规定,要求成为预备党员和党员的人,应由不少于一年党龄、并了解被介绍人的情况、与其共事不少于六个月的两名正式党员介绍。基层组织关于接收入党的决议要由按照中央委员会授权的区党委、市党委或者工厂党委的批准才具有效力。预备期为六个月。
这些接收条件仍保留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章程草案中。以我们的意见,应当增加介绍人的数量,提高介绍人的党龄,延长介绍人了解被介绍的时间,同时延长预备期。
党的中央机关。章程草案只字未提中央监察委员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章程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代会听取并批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章程中曾有确定监察委员会任务的专门章节。
武装力量的党组织。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章程曾规定,在匈牙利人民军队里党的政治工作由总政治部实行领导。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章程草案则规定,“匈牙利人民军、内务部武装部队和边防军的党的组织工作,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从最低基层到最核心部门,都由经选举产生的党的机关(基层委员会和各级党委会)领导。武装力量中的党的各级委员会与党的地方委员会具有同等权力。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在党代表会上选举产生的党委会的工作。在武装力量中工作的政治部和政治副职起着国家机关的作用。他们的主要任务在于对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员进行道德、政治、爱国及战斗精神教育。”
因此,章程草案规定,军队里党组织独立于政治机关自上而下进行自己的工作。把军队里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这样分开,据我们看来,是不妥当的,甚至会引起政治机关与党组织之间工作的不协调,并导致削弱军队的政治教育工作。
加强党的队伍的组织和思想统一问题,贯彻自上而下的集体领导原则,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具有特殊意义。然而,章程甚至没有提及集体领导的问题。有关党的统一、党的纪律和反对党内分裂性活动的任何企图等问题的条文分散在章程的不同部分,且措词不够准确和鲜明突出。以我们之见,最好在一个地方,确切说在“党的组织建设”这一部分,更加适当的集中叙述所有这些问题。
章程草案需要作认真的文字上的修改,因为章程的很多条文措词不够准确。
苏共中央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
安德罗波夫(签名)
№01073
安德罗波夫、鲁坚科和伊瓦舒京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7年8月26日)
特档
绝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我们受委托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长比斯库·贝洛谈了话,他向我们通报了纳吉·伊姆雷及其追随者一案的侦查内容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就此案所做的决定。
正像比斯库所通报的,就上述案件逮捕了74名反革命叛乱参加者,从中划分出11人的阴谋家领导核心,计有:纳吉·伊姆雷,洛松奇·格佐,多纳特·费伦茨,吉梅什·米克洛什[172],马来捷尔·帕尔[173],科帕奇·山多尔[174],蒂尔迪·佐尔坦,亚诺什·费伦茨[175],瓦沙尔海·米克洛什[176],西拉基·约瑟夫[177],以及逃到西方去的、被缺席追究责任的基拉伊·贝洛[178]。
政治局做出决定,在今年9月末对这个集团进行非公开审讯。政治局给内务部下达了指示,让他们在对纳吉及其集团一案的起诉书中突出三个主要控诉之点:用暴力夺取攻权,策划旨在推翻人民民主制度阴谋和与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内务部掌握着重要的证据,根据这些证据将对纳吉及其同谋者提起上述公诉。
据比斯库同志通报,早些时候卡达尔同志寄往莫斯科的起诉书初稿曾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所赞同。政治局责成内务部准备侦查结论,将由检察机关根据侦查结论写成简短的起诉书。政治局没有做出关于对纳吉及其集团惩治措施的决定,但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曾发表了如下意见:对被告应当区别对待并根据其罪行大小,对纳吉·伊姆雷、洛松奇、多纳特、吉梅什、马来捷尔、西拉基和基拉伊·贝洛处以极刑;对其余被告则要依对他们的起诉及其在侦查和审判期间的表现考虑采用较为缓和的惩罚措施。
鉴于在侦查期间一些有损于南斯拉夫政府名誉的事实已经查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以期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不要提到这些事实。同时决定准备一份关于南斯拉夫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特别资料,这份材料将归入纳吉·伊姆雷及其集团的侦查卷宗。
政治局还通过一项决议,即:拟订一份照会草案,就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向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提供避难权、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利用这一条件实施犯罪活动一事照会南斯拉夫政府。打算用这项照会防止南斯拉夫人可能会针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起诉,指责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破坏了关于对于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刑事责任不予追究的协议。打算在审讯开始前[179]把照会送交南斯拉夫。还通过一项决议,即:根据内务部现有的有损于南斯拉夫声誉的材料准备一份政治备忘录,或许日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会用到它的。
为了在国内外对纳吉及其集团的审讯制造舆论,政治局做出决议,对与纳吉·伊姆雷有紧密联系的作家集团(代里·蒂波尔,哈伊·久洛等)进行审讯。对这个集团的审讯将是公开的[180]。根据比斯库同志的见解,这个审讯的材料将可以用来反驳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诽谤性声明。
根据比斯库同志的通报以及卡达尔同志寄给苏共中央的起诉书的介绍,我想,关于对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一案和作家集团的两个审讯的决定是适宜的。正像匈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决定的那样,在联合国讨论“匈牙利问题”[181]之后进行纳吉·伊姆雷集团的非公开的审讯似乎是正确的。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起草的对纳吉·伊姆雷及其集团一案的起诉书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需要加工,而首先是在阐述纳吉叛徒集团同帝国主义者的联系和后者在准备和进行反革命叛乱方面所起的作用那部分需要加工。
鉴于上述,请允许向比斯库同志谈谈我们的看法。鲁坚科和伊瓦舒京二同志将就一些专门问题向他提出有关建议。
尤·安德罗波夫
罗·鲁坚科[182]
彼·伊瓦舒京
№04534
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83]
(1957年8月29日)
作为先前呈送的关于对纳吉·伊姆雷及其小集团在匈牙利准备诉讼程序的情报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作以下通报:在今年8月27日举行的会谈中,比斯库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决议,要在今年9月份,即在联合国大会审查所谓“匈牙利问题”的会期之后,进行这一诉讼程序。
在上述诉讼程序之前匈牙利的同志们打算向南斯拉夫人发个照会,照会中要声明,鉴于纳吉及其同伙最近暴露出来犯罪活动的事实,匈牙利认为已解除由它早先(同南斯拉夫的协议)所负的关于不追究纳吉及其小集团责任的义务。匈牙利的朋友们想运用这种方法来预防南斯拉夫方面可能会有的声明,即匈牙利不遵守自己承担的义务,并希望避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
众所周知,不久以前在罗马尼亚会晤的时候,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反对组织对纳吉及其小集团的诉讼程序,并声明说,这必然会引起南斯拉夫同匈牙利之间关系的恶化。因而,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一诉讼程序非常重要,即应使刚刚出现的南斯拉夫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改善尽可能遭受较小的损失。因此正确选择对纳吉及其小集团进行审判的时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决定这一问题时,我们认为必要考虑到下述意见:
1.在即将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联盟)代表会议[ZW()[ZK()指拟议中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ZK]][ZW]]之前对纳吉进行审判,可能对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就参加上述会议方面的立场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不排除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参加兄弟党代表会议可能会有利于影响到由他们重新全面考虑其就匈牙利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可以认为,会议之后南斯拉夫人将会少一点过分地对审判纳吉的事实依据提出问题。
2.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今年8月初在罗马尼亚会晤之后,南斯拉夫国家机关、党的机关及新闻界出现了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谊与合作的有利趋势。正如前不久兰科维奇同我们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谈话中所声明的,南斯拉夫领导打算认真重新确定南共联盟加强同苏共的友谊与合作的方针。因而即将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1957年11月)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毫无疑问将影响到南斯拉夫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党的路线方面。但是存在着这种危险:即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之前纳吉诉讼程序的进行可能会消极影响到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立场,甚至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影响到代表大会的性质、决议和宗旨。
3.鉴于对纳吉的诉讼程序,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宣传无疑要加强反对苏联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反对整个社会主义体系,而且将企图利用这一事件达到其挑拨性的目的。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会消极影响国际社会舆论,会削弱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制定的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措施的效果。
在选择对纳吉进行诉讼程序的时候,应该顾及所有这些因素。
依我们的意见,利用卡达尔同志的愿望,讨论在高级别上进行对纳吉诉讼程序有关的问题,建议匈牙利的朋友们把对纳吉进行诉讼程序的期限改在1957年12月至1958年1月,是合适的。
我们觉得,从匈牙利内部政治局势的观点出发,把开庭的期限改为三至四月,将不可能对国内形势产生消极影响。
我们认为向匈牙利的朋友们提出看法是适宜的,关于对纳吉进行的诉讼程序最好不向南斯拉夫人发照会,而通过党内渠道向他们通报这件事,说明对纳吉进行诉讼程序的必要性的理由,声明这一诉讼程序将不带有反对南斯拉夫的性质。以我们之见,这样就会避免匈牙利同南斯拉夫之间关系的恶化——由于对南斯拉夫人非常不愉快的问题而向他们发出正式的外交照会可能造成这种关系的尖锐化。
苏共中央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
办公厅主任 尤·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7年8月29日
№05901
拜科夫同山多尔·约瑟夫同志谈话纪要
(1957年9月16日)
机密
摘自拜科夫日记
今年,9月16日去看望在匈牙利休假的苏联共产党的工作人员的途中,与山多尔同志进行了谈话。
山多尔同志说,目前匈牙利经济形势极其困难,从表面上看,商店和市场上的商品充足,看不出困难的样子。匈牙利欠的外债约50亿外汇福林,而且外债的数额还在继续增长。山多尔同志说,必须指出,目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积压着匈牙利建国12年来从未有过的大量原料。这些原料是去年冬季匈牙利各工厂停产期间积存起来的。积存的原料数量在安定时期仍继续增长,因为在这个时期我们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取得成百成百车皮的商品援助。但是应该指出,贵重原料在我国各部根本不能物尽其用。例如,我们生产了大量的根本卖不出去的老牌蒸汽机车和牵引机。而两年来就选择内燃机车型的问题却一直在无休止的争论。各部的领导在争论着,而贵重原料却照样不能物尽其用。
山多尔继续说,前不久在匈牙利曾有苏联一个经济计划专家代表团,该团来我们这里是为了协助、制订国家经济发展三年计划。以帕乌京为首的苏联专家们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能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他们给我们指出,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储备在我们国家没有被充分利用。
可以问我们的经济专家,为什么需要苏联专家来寻找我们匈牙利各地的资源?而我们国家拥有大批具有教授和院士头衔的经济专家,拥有众多从事研究国家经济的科学研究机构。显然,这里碰到的是干部问题。依我看,山多尔同志说,只要弗里什[184]同志——不管是拉科西执政时期,还是卡达尔执政时期,都善于巧妙地隐瞒自己右倾观点的人领导我们的经济工作,我国的经济就摆脱不了绝境。领导匈牙利经济命脉的一切重要机构都掌握在弗里什同志手里。他本人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经济部长,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经济研究院院长,他还是经济委员会的主席,该机构代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协调、领导着匈牙利最重要的几个部的工作。
弗里什同志也还“兼管”着匈牙利对外贸易部。以对外贸易部为例,特别明显地看出他在干部问题上是如何实行机会主义政策的。在十月事件期间,匈牙利对外贸易部清除了大多数忠诚的共产党员。现在对外贸易部基本上被小资产阶级分子控制着。这些人是所谓的“对外贸易专家”,他们有广泛的海外关系,主要是亲属关系。曾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工作过的卡利曼同志不久前被派到对外贸易部任副部长并负责清除外贸部干部中的异己分子的工作,他给中央委员会报告中说,他无法贯彻执行正确路线,因为每内定解除外贸部一名可疑人员的职务时,都要掀起一场风波。一旦问题闹到中央委员会,外贸部在那里就有“自己的人”——弗里什同志,他会拒绝接受任何治理整顿外贸部现状的措施。山多尔说,当然,我们一定要把在“动乱时期”钻到各部的各式各样的骗子赶出去,并把弗里什同志“放到他应该去的地方”。我讲述这些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明现在的阶级斗争形式是多种多样,和十月革命暴乱时期不同。目前,我们必须和在十月份公开战斗中失败后、现在企图通过“更加巧妙的手法”达到自己目的的那些反革命分子们进行斗争。而帮助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是弗里什之流的某些领导人,他们曾在拉科西身边马前鞍后工作过,他们左右摇摆,害怕追究他们过去所犯错误的责任,因此常常执行的是无原则的,多数情况下是右倾的政策。
山多尔同志继续说,目前党内许多积极分子认为,有必要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能与部长会议主席的职能分开。大部分人认为,卡达尔同志留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明尼赫同志为部长会议主席是适宜的。山多尔同志说,尽管必须证明,明尼赫是匈牙利领导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说实话,他在匈牙利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但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对他却知之甚少。除此之外,党的大部分积极分子都知道,他喜欢逛餐馆、喜欢喝酒,尽管已到暮年,仍喜欢向女人献殷勤,所有这一切就导致了人们对他这个人的严肃的行为的不信任。但是应该指出,明尼赫是个“极其受委屈的人”。公认他促使卡达尔、奥普罗、马罗山等同志脱离了纳吉政府,并于1956年11月组建新政府。山多尔同志继续说,明尼赫现在在扮演“第二个角色”,据我所知,他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不太积极、也不主动。
山多尔同志说,由于目前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级划分问题还没有解决,可以发现基什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的一些可疑的阴谋活动。要让卡达尔同志留任部长会议主席,基什同志现在的处境将会好些,那时基什同志也可能希望自己做第一书记,尽管第一书记没有任何权力。最近一段时期,基什同志展开了频繁的活动。他竭尽全力,以便自己的名字尽可能多地出现在报刊上,他到处做报告,出席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我们,共产党的老积极分子,早就认识基什同志,而且也知道他“在自己的报告文稿中连一个逗号都不用点”,因为所有报告都是他的助手绍什同志起草的。基什同志想使自己的名字家喻户晓的愿望实现了,报刊上开始登载吹捧他的文章的调头之高,甚至在拉科西同志个人崇拜时期也没有过。例如,在今年9月11日的《匈牙利周报》上整版刊登了伊斯特万·连焦尔“沿着发展的道路前进”一文,文章的作者把基什同志几乎描写成了拯救匈牙利民族于一切灾难和外乱的惟一的救世主。
苏联驻匈牙利使馆参赞 В·拜科夫
№0590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7年10月11日)
绝密
1957年9月16日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参赞拜科夫同志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党群组织部主任山多尔·约瑟夫就匈牙利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谈话记录。
交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研究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参赞拜科夫同志呈文中所反映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书记
№04550
阿斯塔菲耶夫就审判纳吉公告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
(1958年6月18日)
绝密
密电
急件
发自布达佩斯
今年6月16日当地时间晚12点的广播和 6月17日的报纸公布了对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审判公告。在同匈牙利的明尼赫同志、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党群部部长山多尔同志、一些区书记及普通劳动群众交谈后,可以得出结论,匈牙利大多数劳动群众对判决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持肯定态度。如明尼赫和山多尔同志告知的那样,大多数工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很多工人对人民法院对科帕奇和蒂尔迪的判决表示出不满。他们认为,十月事件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足以对他们判处死刑。企业党组织,绝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即合作社成员都完全拥护人民法院对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处理。
如山多尔同志所通报的那样,有些农民——个体农户对纳吉·伊姆雷被处决表示同情,因为纳吉在担任农业部长期间,曾积极参与了给农民分地的活动。
根据匈牙利同志提供的材料和我们的同志同匈牙利知识分子代表的谈话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没有公开谈论他们对审判的意见,如山多尔同志所言,匈牙利知识分子担心再次指责他们叛变行为。匈牙利同志认为,对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审判公告公布后的国内局势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这一观点在今年6月17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得到肯定。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托各级党组织在需要的地方就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审判一案进行一次“解释澄清工作”。匈牙利同志认为,对这个问题不应该给予过多的,超过应有的注意。他们认为,国内居民对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审判会注意上4~5天,但很快这个问题就会失去它的意义。
必须指出,对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审判已引起了匈牙利居民的注意。上午几个小时里在布达佩斯的报亭里根本买不到刊登有审判公告的报纸。在首都的一些地方,如公园或街心花园里有这样的场面,一些人聚在一起集体阅读这一公告。在一次“解释澄清审判公告”的会议上,个别工人和农民向党代表提出了下面一些问题:为什么执行判决要在公告见报之前进行;为什么审判是非公开进行的;为什么在公布公告之前没有通知各级党组织,审判在哪里进行并在何处执行——在匈牙利还是在罗马尼亚。对于个别人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党组织给予了详尽的回答。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主任西拉季同志,外交部代部长彼得·亚诺什和他的两位副部长舍别什同志及萨尔卡同志通报说,如果说国内有关这个问题进行得还算顺利的话,那么在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这一问题则是一个迫切的实际问题。比如,英国和瑞典两国的外交部已就此问题发表了无礼的声明。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巴黎和丹麦的匈牙利侨民在各自的匈牙利代表处楼前举行了小规模的游行。伊斯坦布尔和丹麦的匈牙利代表处发生了玻璃被砸的事件;而在巴黎,写有“匈牙利领事馆”的木牌被人从领事馆大楼上摘了下来,在斯德哥尔摩足球赛期间则有个别的侨民组织企图制造骚乱。鉴于以上种种挑衅活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下令驻西方各国代表要提高警惕,一旦收到来自官方机关的某种形式的声明,必须对此类声明表示强烈抗议。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领导人认为,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要对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审判一案提出质疑。
在谈论过程中匈牙利同志说,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的工作人员对纳吉·伊姆雷的审判表示出极大兴趣。据匈牙利的朋友们讲,南斯拉夫使馆外交人员换上便装,坐上公共汽车、电车、有轨电车在全城各处走动,以了解匈牙利人对审判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一案的看法和心态。彼得·亚诺什同志告知了他在6月17日约见南斯拉夫大使卡皮奇奇时通知对方,在对纳吉及其同伙的判决书中只陈述了需要陈述的内容,如果一旦南斯拉夫领导人开始反对匈牙利的话,那么匈方将不得不公开有关南斯拉夫在1956年十月事件中所起作用的调查和诉讼材料。卡皮奇奇粗暴地表示,他认为对纳吉·伊姆雷的审判是由莫斯科到北京的反南斯拉夫战线上新的一环。他说,对纳吉·伊姆雷的判决将会有和审判拉伊克·拉斯洛同样的遭遇。彼得同志说,他断然驳斥了南斯拉夫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法院判决的毫无根据的攻击。
阿斯塔菲耶夫
1958年6月18日
№04549
苏驻匈使馆向苏联外交部转发的南斯拉夫给匈牙利的照会
(1958年6月24日)
高频电传电报
发自布达佩斯
苏联外交部杰杜什金同志:转发南斯拉夫大使卡皮奇奇于今年6月23日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递交的照会。
译自匈牙利文
普 通 照 会
首先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向匈牙利外交部表示敬意,并根据本国政府委托荣幸地转达以下意见:
1958年6月17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布了对纳吉·伊姆雷及其拥护者一案所做判决及执行情况的公告。公告中提到“像纳吉·伊姆雷这样的个别阴谋集团,开始在他们曾经获取支持的那些地方寻找避难所”。纳吉·伊姆雷、洛松奇·格佐及其同伙“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大楼里向外发布指示:继续进行武装抵抗,组织罢工活动以破坏正常生活秩序,组织新的地下破坏活动”。他们“在南斯拉夫使馆大楼里通过吉梅什·米克洛什及其他同谋们与‘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及‘自由欧洲’电台建立联系,甚至开始出版新的地下报纸《10月23日报》。”
惊悉对纳吉·伊姆雷出乎意料的判决及执行死刑的消息后,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感到万分震惊和痛心。贵国司法部公告中所称上述人员在南斯拉夫使馆大楼里所进行的臆想的活动彻头彻尾是虚构和捏造出来的。贵国政府很清楚,这些人在南斯拉夫大使馆大楼停留期间并没有从事上述所指的任何一项活动。纳吉·伊姆雷等人把南斯拉夫使馆大楼作为他们使用避难权的正常场所,在到达那里以后即发表声明,留在避难所期间,他们将放弃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并严格遵守此声明。在纳吉·伊姆雷及其拥护者进入南斯拉夫使馆后的第三天,工农革命政府主席卡达尔·亚诺什回到布达佩斯,我们将此声明直接向他作了通报。除此之外,在此期间使馆大楼一直处于苏联军队和匈牙利安全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下。而且在1956年11月5日,南斯拉夫外交官米洛瓦诺夫在使馆大楼里被从街道方向射来的坦克弹击中身亡。
根据匈方司法部提出的对南斯拉夫的谴责和它最终做出的判决情况来看(公告中对什么时候做出的判决,何时执行没有提供任何材料),我们自然要对其他的公诉材料产生怀疑,首先是对那些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南斯拉夫方面的材料。匈牙利在公告中所使用的谴责南斯拉夫的方式,及其进行的秘密审判,都只能为再给南斯拉夫捏造出其他任何新的罪行轻而易举地提供可能。南斯拉夫政府在此要特别严厉指出,匈牙利从前就进行过类似这样的审判(比如,审判拉伊克)。在那些审判中匈方就不止一次提出过对南斯拉夫的谴责。当时匈方还断言,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南斯拉夫的罪行和干涉活动。但在此之后,在许多无辜的鲜血流过之后,匈牙利政界的重要人物却明确承认,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所有的证据都是捏造出来的。众所周知,这些诽谤在当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更主要的受害者却是组织进行审判的那些国家普通百姓。
因此,南斯拉夫政府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在此问题上是无辜的,南斯拉夫从来没有干涉过匈牙利的内政,今天也不会去干涉。南斯拉夫的这种行为的事实不仅匈牙利政府清楚,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清楚的,因为众所周知,就是在当时南斯拉夫受到各方谴责的时候,我们仍然无私地为保持匈牙利国内的局势稳定作了很多努力,就连匈牙利的领导人本人也曾为此多次表示过感激之情。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公告中的上述谴责显然是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粗暴而无理的攻击。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重新运用不久前才使用过的卑劣手段,不遗余力地进一步加强当前有组织的反南活动,同时又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企图从根本上破坏匈南关系,把匈牙利事件的责任推到南斯拉夫头上。匈牙利公报公布后,其摘要立刻就在参与反南活动国家的政府报刊上刊登出来,这更是对以上观点提供的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这些攻击虽然完全是任意捏造出来的,但它所得到惋惜和受到的谴责却远比匈南两国人民在相互利益基础及在符合真正关心这一地区和平的人的利益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关系多得多。很显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已给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两国的关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鉴于匈牙利司法部公告的发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认为有必要对以下几点事实以予注意: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政府双方已在1956年11月18日和21日通过换文形式就享有避难权的纳吉·伊姆雷及其他人员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大楼避难达成协议。根据此协议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保障这些人员在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后的人身安全,保证使他们顺利返回家中。匈牙利政府直接做出了对这些人的保证,并且声明:“无意于对以上人员过去从事的活动给予惩罚。”
由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实上并没有执行甚至违背了上述协议,南斯拉夫政府在1956年11月24日的照会中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提出了抗议。但在1956年12月1日的回复照会中,匈牙利政府对南斯拉夫政府的抗议置之不理,坚持认为,上述人员没有回到自己住所的事实是“属于技术性问题”,匈牙利政府仍然遵守双方政府达成的协议中的义务,并且表明:“无意于对他们过去的行为用任何惩罚手段予以追究”。
因而匈牙利政府在照会中还声明:“根据匈牙利目前的政治局势,纳结·伊姆雷及其追随者有被反革命分子暗杀的危险。反革命分子组织暗杀活动的目的是要把事件的责任嫁祸于工农革命政府。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政府有可能对他们施行报复手段而威胁其人身安全,根据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达成的协议,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不能保证提供相应的安全状态之前,以上人员前往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停留一段时间。”
显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两次严重违背了他们当时向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做出的保证:第一是没有让纳吉·伊姆雷及其他人员回到自己的住所,相反,却用强制手段使他们前往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第二,违背了以下保证,一方面是违背了对这些人员提供安全保障的保证;另一方面是违背了对以上人员的行为不予以惩罚的保证——而是秘密地将其中几人交给法院,判处纳吉和他的几个拥护者死刑,并且执行枪决。这样匈牙利政府就彻底撕毁了双方达成的有效协议。
鉴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粗暴地践踏了两国政府于1956年11月18日和21日通过换文形式达成的,并经同年12月1日匈牙利政府照会确认的协议;并鉴于匈牙利司法部在今年6月17日公布的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及其拥护者死刑,并予以执行的公告中,针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提出毫无根据的严厉指责,这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现在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匈牙利政府从而要在本国人民和国际舆论面前对为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此致
敬礼
翻译:卡济米罗夫 于布达佩斯
1958年6月23日
本照会刊登于1958年6月23日的南斯拉夫报纸上,匈牙利的同志们希望尽快给此照会以回复。
匈牙利外交部请求苏联政府尽快告知对此照会的有关意见。
阿斯塔菲耶夫
№0454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要
(1958年7月7日)
绝密
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就南斯拉夫照会而签发命令的草案
批准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签发命令的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葛罗米柯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命令
密件
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
随后请报告执行情况。
附 件
苏共中央就给苏驻匈牙利大使签发命令的决议
批准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提交的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命令草案(附上)。
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我们就南斯拉夫向匈牙利政府递交照会一事发表意见。根据他们的请求,您去拜会西克同志,并表明您的意见,说匈方对南斯拉夫今年6月23 日的照会做出答复是合乎情理的。请告诉西克同志,您的意见依据以下事实:匈牙利外交部于今年6月17日对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已经提出警告,如果南斯拉夫领导层开始反对匈牙利方面将不得不公开牵扯到南斯拉夫在1956年10月事件中所起作用的所有诉讼和调查材料(你们今年6月19日第183~185号档案材料)。至于说到回复照会的内容 ,匈牙利的朋友们无疑会有足够的可以在照会中使用的材料和事实。
同时请告诉西克同志,在回复照会中可以强调指出,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与当前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的集团帝国主义所进行的诽谤活动有直接联系。它们妄图以此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使国际工人运动失去活动能力,企图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对当前帝国主义在阿拉伯东部蠢蠢欲动的冒险行为中吸引过来,并试图破坏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议。
并请表明,您赞同在交付照会时,匈方有必要向南斯拉夫暗示,即匈牙利政府在回复照会中仅使用了它所掌握的南斯拉夫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破坏活动事实中的部分材料。
№05897
库兹涅佐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8年7月10日)
机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匈牙利外交部部长西克·安德烈就审判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一事向我们的大使格罗莫夫递交了对南斯拉夫照会的复照草案(草案附后)。匈牙利朋友们在自己的照会中拒不接受南斯拉夫人企图在纳吉集团问题上对匈牙利政府破坏协议的谴责。同时匈牙利朋友们在复照中还列举了证明南斯拉夫人与匈牙利阴谋分子们直接接触的许多事实,而且还记述了起诉、法庭审判纳吉集团过程的某些细节。在复照的最后匈牙利朋友认定,南斯拉夫的照会是干涉匈牙利内部事务的新的企图。
匈牙利朋友请求把我们对他们给南斯拉夫复照的事实内容告知南斯拉夫。
苏联外交部认为,应该通知匈牙利朋友,我们赞同其对南复照的草案。同时还要告诉我们就此问题早已拟定的建议中的一些观点(苏联中央委员会今年7月7日决议)。要按照我们的建议劝说匈牙利朋友要特别强调南斯拉夫政府照会与西方为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进行的诽谤之间的直接连系。
附决议草案
请审批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8年7月10日
附 件
普 通 照 会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向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处表示敬意,根据匈牙利政府的指示,谨通知以下事宜:
今年6月23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递交了(58)351号照会。在此照会中南斯拉夫政府就审判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一事表示“深切的痛心”。据南的观点,匈司法部核准的关于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在南斯拉夫大使馆居留期间活动的报道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南斯拉夫政府得出结论说:对其余的指控材料,首先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南斯拉夫的材料表示怀疑。据南斯拉夫政府在该照会中表明的观点,匈司法部的报道是在攻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其目的是为了激化目前有组织的反对南斯拉夫的活动并为这一行径进行辩解。南斯拉夫政府谴责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说匈政府似乎破坏了两国政府都承认的某项协议,并断言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将严重伤害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谈到南斯拉夫政府的行为时,照会中肯定地说:“南斯拉夫过去从未干涉过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今天同样也决不会这样做”,而且还说,“南斯拉夫还为匈牙利局势的稳定做出了重大的、无私的努力”。
鉴于以上情况,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匈牙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宣布如下意见:
首先必须指出,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作为匈牙利公民,违犯匈牙利国家的法律、犯有颠覆国家、背叛祖国、组织武装暴乱罪而被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审判,并遵照法律条文规定公正判决,这完全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任何外国机构,包括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在内都不应干涉,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不允许类似上述的公开的干涉企图。何况南斯拉夫领导们在多次谈判中也一直承认,纳吉·伊姆雷事件绝对是匈牙利国家的内部事务。
尽管南斯拉夫的照会是在公开干涉匈牙利的内部事务,可我们认为仍然有必要对照会中无中生有的、不符合实际的一些论点提出如下反驳:
1.南斯拉夫政府对匈司法部报道中涉及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那部分内容表示不满,报道中说,“一小撮阴谋分子,比如纳吉·伊姆雷,开始在从前得到过支持的地方寻找避难所。”
事实如下所述:
1)前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原一等秘书米兰·格奥尔吉耶维奇在1955年春就与瓦沙尔海·米克洛什和吉梅什·米克洛什建立了正式的官方联系,同年秋天,米兰把这种联系变为暗中的、秘密的。稍后,他又与亚诺什·费伦茨建立了同样的秘密联系。有时米兰与这三个人一起会面,有时单独会面。有时会面是在私人住宅里,有些会见则是秘密的。吉梅什·米克洛什根据贝尔格莱德的旨意从亚诺什·费伦茨那里得到纳吉·伊姆雷写的《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匈牙利社会生活中新的道德与伦理问题》[185]等,并把这两篇文章发往贝尔格莱德。在这些文章中,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政治意图暴露得淋漓尽致:用暴力推翻现行的国家体制,建立反对人民民主力量的联盟,退出华沙条约,让匈牙利做帝国主义的帮凶。
2)在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期间,大使馆通过记者埃尔代什·彼得与洛松奇·格佐建立了联系,洛松奇在此期间曾5次去大使馆,与当时的南斯拉夫大使达利博尔·索尔达季奇和南斯拉夫大使馆当时的参赞奥斯曼·季基奇进行了多次会谈。索尔达季奇大使在会谈中询问并获得了我们国家的机密情报。在研究这些情报的基础上,大使提出了旨在干涉匈牙利国家内部事务的政治性建议。
3)1956年11月1日南斯拉夫大使索尔达季奇在国会会晤了洛松奇·格佐和桑托·佐尔坦。会晤中,桑托请求南斯拉夫大使馆允许纳吉·伊姆雷全家及其集团成员们的家属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在1956年11月3日夜到11月4日拂晓,索尔达季奇大使通知桑托·佐尔坦说,他们以前提出的请求得到了满足,南斯拉夫政府决定给纳吉·伊姆雷和其他领导人以及他们认为应得到避难的人提供避难的权利。桑托·佐尔坦告知索尔达季奇大使说,他以前的请求只涉及家庭成员而他本人并不打算进入大使馆。索尔达季奇回答说,贝尔格莱德要求他使用避难权。南斯拉夫大使馆给洛松奇·格佐住宅打电话,当时维赫·西拉尔德和哈拉斯季·山多尔都在那里,使馆人员以大使的名义邀请这两个人去大使馆。与此同时,文化参赞米洛瓦诺夫邀请坦措什·加博尔与其家属到南大使馆。而使馆副武官约奥沃·武克米罗维奇给瓦沙尔海·米克洛什和埃尔代什·彼得提供了自己的住宅,因为这时他们两人已经不能接近大使馆了。南大使馆官员们的活动越来越困难,因为在11月3日白色恐怖时刻,许多忠诚的、思想进步的爱国者的生命处于危急当头,他们也力图在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找保护,而他们却遭到了使馆的拒绝。使馆的人并不想把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从白色恐怖中救走,而是想使他们逃脱法律的追究。
2.南斯拉夫政府对司法部报道中就“纳吉·伊姆雷、洛松奇·格佐等人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不断下达指示:继续进行武装抵抗、组织罢工,以使社会生活陷于瘫痪、组织新的地下破坏活动”,“他们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通过吉梅什·米克洛什和其他同伙已与‘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取得了联系,而且已开始出版新的地下报纸《10月23日》”等项活动表示怀疑。
事实如下所述:
1)为了便于大使馆对今后反革命活动的领导,逃在使馆的一伙人1956年11月5日建立了以纳吉·伊姆雷为首的“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同索尔达季奇大使和从贝尔格莱德来到布达佩斯的官员们举行系统周密的谈判。在南斯拉夫大使馆人员的协助下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从使馆给使馆外的阴谋党徒们下达指示。例如,1956年11月10日坦措什·加博尔受纳吉·伊姆雷的委托,通过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把一篇文章转给纳吉·巴拉日、吉梅什·米克洛什、阿丹·捷尔吉,正是这篇文章为建立以推翻国家制度为目的“匈牙利独立民主运动”的组织打下了基础。这篇文章也为由吉梅什·米克洛什及其同伙等办的并由纳吉集团的执行委员会领导的秘密报纸《10月23日》奠定了基础,这个报纸公开号召罢工、罢课、罢市,号召进行反对国家的行动。
2)洛松奇·格佐11月5日从大使馆打电话给原小农经济独立党右翼领导人之一的季瓦达尔·帕尔塔伊,建议他与其他右翼政治活动人士一起出国,以便今后在国外与纳吉·伊姆雷集团会晤,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工农革命政府。
3)法泽卡什·捷尔吉根据纳吉·伊姆雷的指示,11月8日通过贝尔格莱德《政治报》驻布达佩斯记者尤利乌斯·焦克和贝尔格莱德《战斗报》驻布达佩斯记者加弗罗·阿利特曼在大使馆协助下,把一封信从大使馆发给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此信被电台全文播出。
4)1956年11月14日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根据大使馆和从贝尔格莱德来匈牙利的官员们的请求,制定了他们上台掌权后的对内对外纲领草案。
5)纳吉集团在南大使馆的支持下,主要通过南斯拉夫公民、记者尤利乌斯·焦克和加弗罗·阿利特曼与各反革命工人委员会保持联系。
6)南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不仅在纳吉集团居留使馆期间而且在他们离开使馆后一直与两名记者一起,有时也单独从事反革命活动。例如,卡德尔充满恶毒攻击工农革命政府的讲演稿,以及在新萨特市出版的《匈牙利之声》报没有经过匈牙利政府机关的同意和审批就在别洛亚尼斯工厂、通用机器制造厂、4月14日工厂、克连费利德纺织联合企业、金属制品工厂和切佩尔其他许多工厂散发,而且使用的是南斯拉夫使馆挂着外交上免检车牌的汽车。
3.从被揭露的事实看,南斯拉夫照会企图制造混淆视听的阴谋自然就破灭了。照会把匈牙利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条例审理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看成似乎是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对自己曾许下的什么承诺的背弃。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来没有背弃过任何承诺。
1)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一边把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收留在大使馆供养起来,一边滥用外交特权,他们这样做似乎纳吉一伙人有享受避难的权利,而且南斯拉夫大使馆似乎也有权力提供这种权利。国际法不承认外交代表机构提供避难的权利。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别的不说,正是南斯拉夫国际法专家米兰·巴尔托什博士正好在1956年出版的书中写到:“今天我们不能谈避难权,就像不能谈国际现实的法规一样”(《公开国际法》1956年,第460页)。由此可见,外交代表机构提供臆想的避难所乃是滥用外交特权,是明目张胆地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他国的主权。
2)尽管南斯拉夫方面1956年11月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进行谈判时,已清楚地知道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活动的性质,可是南方欺骗了工农政府,闭口不谈这点,致使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被势态发展的进程推上了极其严重的犯罪道路。
3)南斯拉夫当局违法地利用形势,但又害怕追究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责任时会露出南斯拉夫与纳吉进行敌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联系活动的马脚,于是,南斯拉夫当局试图用欺骗手段得到工农革命政府在任何条件下不触动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许诺。他们为使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逃脱追究责任使尽了全力,甚至企图让工农革命政府允许纳吉等人去南斯拉夫。
4)工农革命政府能够承诺的仅仅是不追究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当时已被政府所知道的活动的责任,这个承诺不适用于那时工农革命政府还不知的他们犯罪活动。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阴谋活动是在匈牙利司法机关审理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选拔人员重新组建的司法机构只能逐步进行调查弄清其反革命活动的来龙去脉。但是在1957年1月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司法人员要开始对1956年11月4日到22日之间曾在南斯拉夫使馆呆过的人进行侦讯,其中有些人并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经过对犯罪事实多方面仔细侦讯后,1957年10月检察机关受理了此案,并于1958年1月8日对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提起公诉。在检察机关提供的诉讼证据的基础上,1958年2月6日第一次把案件转交法院审理。法院对此案进行了秘密审判,这样做符合国家利益,而且也不违背宪法。审判过程中查清并证实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在11月4日之前就是群众公开动乱活动的真正幕后指挥,查清并证实了他们从前的阴谋活动以及11月4日后他们在南斯拉夫使馆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实。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掌握了确凿的事实并经核实后,从1958年6月9日到15日最高法院召开了多次秘密会议,6月17日司法部公布了6月15日做出的著名的判决报道。
5)任何国家政权都不能自认为获得阻碍司法机关完成宪法和法律在追究确凿罪行,这里指的是反对国家的阴谋罪、叛国罪、组织武装暴乱罪方面所赋予他们的法律责任。
4.从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中清楚地看出南斯拉夫照会中论点的荒谬,照会认为似乎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一案和司法部关于该案所公布的材料与今天围绕着南斯拉夫发生的争论有关。法院的判决是始于1957年1月立案侦查工作的结束。如果案件中涉及的事实与今天的争论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可以找到证据,那就是南斯拉夫个别的领导人在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支持下,多年来一直盼望挑起今天这场争论,以达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目的。
南斯拉夫照会说匈司法部的报道是对两国关系的沉重打击。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给匈南关系带来损失的既不是高等法院的判决,也不是司法部的报道,而恰恰是那些滥用外交特权干涉别国内政的南斯拉夫政府的官员们非常严重的行径。
因此,南斯拉夫照会中声称“南斯拉夫从来没有干涉过匈牙利的内政,今天也不会去干涉”的说法与真实情况不符。被揭露出来的一些事实证实了过去一系列的干涉活动,而今年6月23日递交的照会是再一次的企图干涉活动。
从列举的事实看,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南斯拉夫在照会中声称的“南斯拉夫为稳定匈牙利局势做出了巨大的、无私的努力”。正当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面前吹嘘自己对工农革命政府是友好的同时,他们政府的官员们却在保护、支持那些危害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人。
5.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南斯拉夫照会中恬不知耻地企图利用拉伊克诉讼程序的悲剧来掩盖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罪行感到愤慨。拉伊克诉讼程序的悲剧是推断和想象造成的。对待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案必须先进行侦查,不能把推断作为先决条件,而要靠大量的真凭实据。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断然不能接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企图公开干涉内政的照会。但是匈牙利政府强调,今后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领域仍愿意与南斯拉夫保持联系,而且不因政治观点和经济政策有分歧,愿在互相尊重对方利益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南斯拉夫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个愿望,这取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今后的行动。
大使馆借此机会向外交部致敬。
№0589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
(1958年7月16日)
绝密
给库兹涅佐夫同志
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指示草案
批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修改过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 件
给苏驻匈牙利大使的指示
机密
加急
布达佩斯大使
应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邀请,去会见西克同志并告知他们对南斯拉夫政府复照的意见。还要告诉他说,莫斯科同意匈牙利同志起草的照会草案。
请电告执行情况。
[1]安德罗波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1914年6月15日~1984年2月9日)——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82年11月至1984年2月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53~1957年2月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此后又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在匈牙利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拉科西·马加什(1892~1971)——(匈牙利犹太人)1918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员。1919年担任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许多重要职务,共和国垮台后侨居国外。1920~1924年生活在苏联,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4年年底起在匈牙利从事地下工作,1925年被捕,至1940年一直受监禁,释放后去苏联,领导匈牙利共产党的侨民活动。1945年1月回国,领导匈牙利共产党,1948年6月在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1952年8月至1953年6月同时兼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七月(1956年)全会上被免去第一书记职务,之后赴莫斯科。拉科西多次吁请匈牙利领导和苏联领导为其提供回国的可能,但都遭到了坚决的拒绝,1957年8月被流放到克拉斯诺达尔,晚些时候又被流放到托克马克(吉尔吉斯),之后去阿尔扎马斯,最后去了高尔基市。1962年被开除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71年2月5日病故苏联。
[3]赫格居斯·安德拉什(1922年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领导人。1942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员。战后在匈牙利共产党,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机关工作。1949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53年起为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年春天起为部长会议主席,在1956年十月事件时被解除这一职务,同时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之后去苏联,一直逗留到1958年。回国后从事学术工作,领导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小组。60年代中期起接近匈牙利社会的改革派。1973年被开除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指控他从事反党活动。
[4]指的是1956年4月26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
[5]雷瓦伊·约瑟夫(1898~1958)——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政治家,1918年11月匈牙利共产党创立时的共产党员。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垮台后侨居维也纳。为开展党的工作回到霍尔蒂当政的匈牙利,之后被捕,在监狱里关押了好几年。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起侨居莫斯科。他是匈牙利共产党的主要思想家。1944年11月回国,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主编,到1948年任匈牙利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1949~1953年任国民教育部长,同时在党的领导中主管意识形态问题。1953年夏,因在实施文化政策中采取命令主义而受到的批判并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56年7~10月重又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匈牙利事件发生后,11月去苏联,1957年春回匈牙利,被选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6]卡达尔·亚诺什(1912~1989)——1930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是地下匈牙利共产党领袖之一,曾多次被捕入狱。大战后为匈牙利共产党、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布达佩斯市委书记、党的副总书记。1948~1950年任内务部长。1951年被捕,指控他为霍尔蒂警察1943年消灭地下共产党的同犯。1954年平反后重又从事党的工作,1955年秋天起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佩斯州委书记,1956年7月恢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职务,10月25日起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领导第一书记,10月31日党自行解散后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是新成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0月30日起为纳吉政府的国务部长。11月1日晚上与苏方秘密接触并去苏联。11月4日建立了名为工农革命政府,领导它至1958年。1956~1988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后为总书记,1988~1989年任党的荣誉主席职务。1961~1965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7]霍尔蒂·米克洛什(1868~1975)——1920~1944年匈牙利的统治者。
[8]法尔考什·米哈伊(1904~1965)——20世纪20年代为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之后生活在苏联,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45年起生活在匈牙利,为匈牙利共产党、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53年为国防部长。对40年代末~50年初的大规模的镇压行动负有很大责任,特别是,他还是1949年审判拉伊克·拉斯洛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56年4月通过决议,调查法尔考什在镇压行动中所起的作用。1956年7月被开除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与此同时党的领导阻挠追究法尔考什的刑事责任,仅仅在1956年10月13日他才被捕,1957年被判16年监禁,1960年被大赦。
[9]科瓦奇·伊斯特万(1911年生)——1945年选入匈牙利共产党,后选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最高机关。1955~1956年10月30日为党的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在十月事件时被解除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领导成员职务,之后去苏联,1958年由苏联回国。以后再没起什么积极的政治作用。
[10]格罗·埃诺(1898~1980)——1918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员。20~30年代在共产国际工作,西班牙内战的参加者,1944年11月由苏联回国。1945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1945年起先在联合政府里,后在1948年后在共产党政府里同时担任多种部长之职。1956年7月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25日被解除这一职务,之后去苏联,1960年获准回国,1962年因参与拉科西当局的非法行为而被开除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11]纳吉·伊姆雷(1896~1958)——匈牙利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沦为俄国俘虏。1917年加入俄共(布),曾在红军队伍里打过仗。1921~1929年积极参加匈牙利的工人运动,1929年侨居国外。1930~1944年生活在苏联,在国际农业研究所工作,1941~1944年领导由莫斯科向匈牙利广播的“科苏特”电台。1944年11月回国,为匈牙利共产党、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领导成员,1945~1949年、1951~1955年为政治局委员,先在联合政府里,后在1948年后的共产党政府里担任过许多部长职务,1947~1949年为国民议会主席,1953年7月至1955年4月为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4月被指控从事右倾活动而被解除职务,12月被开除出党。从1955年下半年起,开始以纳吉为中心形成党的反对派,1956年10月13日在反对派势力的压力下,他被恢复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籍,10月24日主持政府工作。在苏联干涉开始后,11月4日在南斯拉夫使馆避难,在11月22日离开南斯拉夫使馆时被苏联军事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4月被引渡到匈牙利,1958年6月被判处死刑,指控他犯有阴谋组织推翻人民民主制度和背叛祖国的罪行。
[12]电报于7月17日2时收到。
[13]苏斯洛夫于6月7~14日访问匈牙利,代表苏共领导集团解决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面临的问题。
[14]成立于1890年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因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组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而于1948年6月停止了自己的存在。
[15]原文如此,疑为笔误,这里指的应是中央委员。
[16]决议由1956年4月26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17]萨拉伊·贝洛(1922年生),1954年至1956年10月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维格·贝洛,1953年至1956年10月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
[18]米高扬,阿·伊·(1895~1978)——苏联政治家。1915年加入苏共,是高加索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支持斯大林,1923年进入党中央,1935年成为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对外贸易工作。斯大林之后积极支持赫鲁晓夫,成为赫鲁晓夫最忠实伙伴和第一副手,这次是1956年7月13~21日访问匈牙利。主要任务是调整匈牙利党的领导班子。
[19]该文件为原始档案,报告人署名字迹不清,无法辨认。据报告内容看,作者应为苏共领导人之一,而此后访问匈牙利的苏共领导人只有米高扬,故判断该报告作者为米高扬。
[20]拉伊克·拉斯洛(1909~1949)——1931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44年为地下党中央的书记之一,后被捕押送德国。1945年回国后任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曾担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长、外交部长。1949年被捕,并被处决,拉伊克事件为拉科西当政时重大案件之一。
[21]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1935~1943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44年9月,保加利亚解放后,担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病逝于莫斯科。
[22]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1896~1953)——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前主席、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53年3月14日逝世。
[23]博莱斯瓦夫·贝鲁特(1892~1956)——波兰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曾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波兰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3月12日在莫斯科病逝。
[24]格罗明显夸大了自己在平反过程中的作用,这个过程始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六月(1953年)全会的决议。
[25]指的是1956年6月28~29日的波兹南事件。波兹南市许多企业工人的罢工和游行发展成同国家政权代表武装冲突。武装冲突在军队的帮助下被平息。波兹南事件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参见本卷“苏波冲突”专题。
[26]裴多菲俱乐部——也有的地方称为裴多菲小组,原为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中央的一个讨论问题的中心,组织讨论经济、政治、历史、哲学等问题,1956年春天以后讨论范围扩大,气氛越来越激烈。6月30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谴责了这个讨论中心,并下令禁止其活动。
[27]阿奇·拉约什(1922~1968)——1953~1956年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在以后的事件中没起什么积极的政治作用。
[28]巴塔·伊斯特万(1910~1982)——1953~1956年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防部长。1956年10月28日去苏联,1958年回国。
[29]彼罗什·拉斯洛(1917年生)——1954~1956年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务部副部长、部长。1956年10月28日去苏联,1958年回国。
[30]埃格里·久洛(1923~1972)——1955~1956年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1956年11月初去苏联,1957年4月回匈牙利,任埃格尔市委书记。
[31]奥普罗·安托尔(1913年生)——1946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1956年11月4日起为卡达尔工农革命政府成员,到1971年为政府副总理,1971~1984年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
[32]瓦什·佐尔坦(1930~1983)——1919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员。他是霍尔蒂匈牙利时代的共产党地下活动的积极分子,在监狱里度过了10多个春秋。1944年参加苏联红军队伍。回国后被选入匈牙利共产党,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最高机关,担任过国家机关许多重要职务。1956年十月事件时为政府居民供应委员会主席。11月4日在南斯拉夫使馆避难,11月18日离开使馆时被苏联军事当局逮捕,同纳吉和他的其他战友一起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8年底获准回匈牙利,从事文学创作工作。
[33]希达什·伊斯特万(1918年生)——1954年至1956年10月26日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后没起什么积极的政治作用。
[34]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35]指的是俄共(布)十大(1921年3月)弗·伊·列宁建议所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禁止在党内建立各种党团和派别,授权中央委员会对“破坏党的统一”的共产党员采取直到开除出党的党纪处分。
[36]指的是1956年6月27日裴多菲俱乐部有关出版自由的讨论会。讨论会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37]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1956年6月30日通过决议,停止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6月27日讨论会的许多参加者受到了党纪处分。作家代里·蒂波尔和塔尔达什·蒂波尔被开除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
[38]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6年3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全会,是专门为讨论苏共二十大结果及其对匈劳动人民党的意义而召开的。
[39] 《自由人民报》——日报,创刊于1948年,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
[40]这几个地方曾是“匈牙利君主国”的省,1918年前划入奥匈帝国版图。在奥匈帝国解体后,根据1920年特里亚农和约交给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1938~1941年间霍尔蒂当局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把这些领土的一部分还给了匈牙利。关于这些领土的归属问题在1947年巴黎和约之前一直是悬而未决。1947年整个地区重归罗马尼亚。
[41]指的是萨拉希·费伦茨领导的双箭党分子的法西斯党。
[42]马罗山·捷尔吉(1908~1992)——左翼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1947~1948年为该党副总书记。1948年6月起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轻工业部长。1950年被关押,1956年平反,1956年7月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1月4日起为卡达尔工农革命政府成员。1957~1959年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说。1960年初因同卡达尔有政治分歧而退出党的领导机关,写有回忆录。
[43]萨卡希奇·阿尔帕德(1888~1965)——社会民党领袖之一,1945~1948年为该党总书记。在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后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荣誉主席职务。1948~1950年为匈牙利共和国总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1950年被捕,无中生有地指控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同霍尔蒂警察合作。1956年平反。
[44]瓦伊达·伊姆雷(1900~1969)——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在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后进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1947~1949年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委主席。1950年被逮捕,1956年平反。
[45]罗奈伊·山多尔(1892~1965)——社会民主党,后为匈牙利共产党领袖之一。1948年6月起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领导成员,1948~1953年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1952~1962年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
[46]托豪泽尔·帕尔、西尔马伊·伊斯特万、彼得·加博尔——1943年起为匈牙利地下共产党领导成员。
[47]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于1956年7月18~21日举行。
[48]诺格拉迪是坚持在匈牙利国内斗争的匈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49]指的是弗·伊·列宁在1923年1月4日所说的一段话。(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40页)。
[50]指的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对《新主题》杂志(1956年5~6月第20期)的记者谈话。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在这个谈话中在批判斯大林主义这个体系方面走的比尼·谢·赫鲁晓夫还要远(对记者谈话发表在1956年6月22日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上)。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就这个谈话所通过的《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说,“除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和正确的结论外”,陶里亚蒂也谈了些“不准确的情况”,特别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难道苏联社会不是在走向“某种形式的蜕化吗?”
[51]卢卡奇·捷尔吉(1885~1971)——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完成了由新康德主义到新正统的马列主义的复杂的精神进化。1918年起接近共产主义运动,1919年参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文化政策的领导工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垮台后侨居奥地利和德国,1933~1945年侨居苏联,1945年回匈牙利。因自己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而受到拉科西当局的批判。1956年10月26~31日任纳吉政府国民教育部长,11月4日在南斯拉夫使馆避难,11月8日离开使馆时被苏联军事当局逮捕,同纳吉和他的其他战友一起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春获准回国。
[52]霍尔瓦特·伊姆雷(1901~1958)——1918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员,20世纪20年代初至1933年侨居苏联。1949~1956年分别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6年7月起为外交部长。
[53]波尔多茨基·亚诺什不久被任命为匈牙利驻苏联大使。
[54]基什·卡罗伊(1903~1983)——1922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员,1945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1945~1946年、1951~1953年和1956年7~10月末为政治局委员。11月4日后参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到1961年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
[55]在米高扬的干预下,这次中央全会撤去拉科西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格罗接替,补选了几个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的成员为:格罗·埃诺、赫格居斯·安德拉什、奥普罗·安托尔、卡达尔·亚诺什、马罗山·捷尔吉、萨拉伊·贝洛、希达什·伊斯特万、阿奇·拉约什、基什·卡罗伊、科瓦奇·伊斯特万、麦基什、雷瓦伊·约瑟夫。政治局后候补委员有:巴塔·伊斯特万、彼罗什·拉斯洛、加尔帕什·山多尔、罗奈伊·山多尔。
[56]加什帕尔·山多尔(1917年生)——1955年4月~1956年10月31日为匈牙利工会理事会主席,进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1962~1988年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1988年为匈牙利全国工会理事会总书记,1978~1989年为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
[57]科苏特·拉约什(1802~1894)——19世纪中期匈牙利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被尊为匈牙利民族英雄。
[58]伊·亚·谢罗夫(1905~1990)——1939年起在苏联内务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任职,1945~1947年期间任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安部顾问,驻德苏军行政副长官,1954~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主席。1956年11月,领导国家安全机关在匈牙利的工作,为此于12月荣获库图佐夫一级勋章。
[59]道比·伊斯特万(1898~1968)——原小农党主席,1949~1951年任匈牙利总理。1952~1967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1959年加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60]在反对派的压力下,纳吉·伊姆雷在1956年10月13日被恢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籍,他始终没有做由格罗领导的党的领导班子要他做的自我批评。
[61]桑托·佐尔坦(1893~1977)——1918年匈牙利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垮台后侨居奥地利。1926年在匈牙利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被捕,到1935年受监禁,释放后去苏联,曾任匈牙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在20~30年代曾为党的领袖之一,在拉科西来到苏联后(1940年),在侨居莫斯科的共产党中还居次要地位。1945年回匈牙利,曾任驻法国、南斯拉夫、波兰大使。1954年起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领导成员。在1956年10月期间被选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为该党执委会委员。11月4日在南斯挟夫使馆避难,11月8日离开使馆时被苏联军事当局逮捕,同纳吉和他的其他战友一起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8年获准回国,以后就放弃了政治活动。
[62]蒂尔迪·佐尔坦(1889~1961)——1930年小农党创始人之一,后为该党主席。1945~1946年为内阁总理,1946~1948年为匈牙利共和国总统。1948年8月至1956年5月被软禁。10月25日以国务部长身分参加纳吉政府。1957年被捕,1958年被判6年监禁。1959年因健康状况而被释放。
[63]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的社会政治组织。因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改组而于1954年创建。参加阵线的有: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匈牙利工会理事会、劳动农民联盟、妇女民主联盟、作家、艺术家等创作联盟。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阵线的领导机关为理事会。
[64]指的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领导谴责纳吉·伊姆雷政治路线的三月(1955年)全会。接着以代里·蒂博尔为首的具有反对派情绪的文学家在匈牙利作家联盟内积极开展自己的活动。1955年秋,他们签署了由许多创作人员提出的反对一系列限制创作自由举措的致党的领导人的备忘录。在1955年11月通过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领导《关于文学生活中的右倾表现》的决议后,代里和其他一些文学家受到了党的处分。
[65] 10月初格罗在克里木会见了在此休养的尼·谢·赫鲁晓夫和约·布·铁托,接着10月6日匈牙利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同阿·伊·米高扬和米·安·苏斯洛夫举行会谈。匈牙利方面除格罗外,参加会谈的还有卡达尔、桑托、希达什。在会谈前他们曾在北京逗留。
[66]指陶里亚蒂在《新主题》杂志上发表的评论的观点。
[67]见本专题№05852文件。
[68]电报于10月13日14时收到。
[69]在克里木的会见中,在赫鲁晓夫的调解下达成协议,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以实现匈南关系正常化。以格罗·埃诺为首的代表团于1956年10月15~22日访问了贝尔格莱德。
[70]远在1948年就指控约·布·铁托打算建立巴尔干国家联邦。这就是按约·维·斯大林建议而展开的反南斯拉夫运动的主要理由之一。
[71]匈牙利代表团同阿·伊·米高扬和米·安·苏斯洛夫的会谈内容不详。
[72]指的是1956年10月6日重葬被平反的拉伊克·拉斯洛的遗骸。
[73] 1956年10月4日,纳吉·伊姆雷致信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请求恢复他的党籍。他在信中以关心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团结为由,说明自己这一举动的理由,并表示愿意公开讨论自己同党的领导的分歧。信函发表在1956年10月14日的《自由人民报》上。
[74]指纳吉·伊姆雷给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领导的一封信。
[75]尼·谢·赫鲁晓夫计划中的访问布达佩斯没有成行。
[76]电报于10月15日7时20分收到。
[77]指的是有阿·伊·米高扬参加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领导七月(1956年)全会。
[78]本克·瓦莱丽亚(1920年生)——1954~1956年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广播委员会主席。1957年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书记,1958~1961年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
[79]哈拉斯蒂·山多尔(1987~1982)、多纳特·费伦茨(1913~1986)、洛松奇·格佐(1917~1957)——曾参加地下工作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活动家。20世纪50年代初被逮捕,50年代中期被释放,聚集在纳吉周围的党内反对派的参加者。1956年10月25日洛松奇在纳吉政府里任部长之职,10月31日他和多纳特进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执委会。11月1~4日哈拉斯蒂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主编。11月4日三个人均在南斯拉夫使馆避难,11月22日在离开使馆时被苏联军事当局逮捕,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4月被引渡到匈牙利。洛松奇被羁押,死因不明。多纳特和哈拉斯蒂1958年被判期限不等的监禁,1960年被大赦。多纳特是著名的经济学家,1970~1980年曾是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领袖之一。
[80]阿尔托马雷·伊万——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至1956年7月为食品工业部长。
[81]匈牙利历史学家哈伊杜布1992年在布拉格发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于1956年10月24日同保加利亚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各党代表召开会议的记录。该文件由诺沃提尼的私人秘书亚·斯沃博达编辑。其中写道,尼·谢·赫鲁晓夫通报匈牙利事件如下:“当1956年10月23日赫鲁晓夫打电话给格罗请他参加会议时,格罗回答说,布达佩斯情况复杂,因此他现在不能去莫斯科。电话刚刚结束,朱可夫向赫鲁晓夫报告说,格罗向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武官要求援助以便平息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苏共中央主席团没有批准苏军干预事件,因为匈牙利领导人没有提出这一要求,甚至格罗同赫鲁晓夫刚刚进行的谈话中也未提及此事。在这之后不久,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打来电话说,形势异常危险,要求苏联军队进行干涉。主席团委托赫鲁晓夫同格罗在电话上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通了话。赫鲁晓夫通知格罗说,如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书面形式提出援助要求,那么可以满足这个要求。格罗回答说,他没有可能召集政府开会。当时,赫鲁晓夫建议让赫格居斯以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提出要求。虽然这种情况时至今日并未发生,而事件却发展到这种地步,即朱可夫接到了要驻匈牙利和乌日格罗德市的苏军占领布达佩斯市的命令。”这段记录说明是苏联自己做出出兵决定的。
[82]索科洛夫斯基,瓦达(1897~1968),苏联元帅,1952~1960年为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1955~1960年兼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83] 1956年10月24日,苏联立刻派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前往布达佩斯,这是他们10月24日向苏共中央发回的第一份报告。
[84]这是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匈牙利以后,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为领导班子采取的又一次改组措施。10月25日,根据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要求,格罗辞去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职务,由卡达尔担任第一书记。同时,纳吉的一些支持者也进入党中央。洛松奇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多纳特做了中央书记。卡达尔和纳吉成为匈牙利党政最高领导。
[85]明尼赫·费伦茨(1886~1967)——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在匈牙利红军中担任指挥职务,1922~1936年在苏联从事经济工作,1936~1937年在西班牙任国际旅旅长,1941~1945年在红军部队中工作,1945~1949年任布达佩斯市警察局长,1949~1956年任匈牙利驻芬兰、保加利亚、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大使,1956年10月被选进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10月27日被批准为纳吉·伊姆雷政府的内务部长,11月1日同卡达尔·亚诺什一起飞往莫斯科,11月4日任卡达尔革命工农政府副主席,国防和公安部部长,1958~1961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86]匈牙利驻中国临时代办萨尔于1956年12月17日同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克鲁季科夫进行了谈话,他谈了反犹太主义在匈牙利得以流行的原因:“反动势力总是利用反犹太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萨尔说,“战后大量犹太人入党并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占据很多领导职务。匈牙利前领导人中间有很多犹太人:拉科西、格罗、法尔考什、卢卡奇、桑托等人。很多犹太人在中央委员会、政府和地方领导机关中从事领导工作,这在匈牙利人看来是很不正常的”。用萨尔的话说,“这一现象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但党的领导却无视这个现象”。
[87]哈扎伊·埃奈(1921年生)——1950~1957任匈牙利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
[88]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于1956年10月25日公布的告匈牙利人民书中说,将无情地消灭那些“手持武器反对我们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和于10月26日晚10时不停止斗争的人。
[89]系指纳吉·伊姆雷和卡达尔·亚诺什于1956年10月25日在电台的讲话。讲话称事件为反革命分子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武装活动,这一活动受到布达佩斯部分劳动者的支持,使国家陷于绝望境地。
[90]阿·伊·米高扬在前一封致苏共中央的信中谈到,匈牙利领导人面临抉择:“拒绝各类居民代表团提出的改变政府成员的要求,依靠苏联军队,继续进行斗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丧失同和平居民(工人、大学生)的任何接触和他们的信任,出现新的牺牲,进一步加深政府和居民的分歧。如果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就要完蛋。因此,匈牙利同志认为第二条途径是可行的:这就是从前小资产阶级政党中以及知识分子、工人、大学生中吸收几个著名的民主派人士、人民民主的支持者参加政府,让他们在政府成员的20~22个席位中占5~6个席位。”
[91]纳吉在1955年以后,除了在国家机关中工作以外还在布达佩斯大学兼任农业经济教研室主任。
[92] 1954年起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长为彼罗什·拉斯洛。事件中由明尼赫接替他的这个职务。
[93]指纳吉发言中的下述一点:“我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现在声明,匈牙利政府根据匈苏友好的精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两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平等以及国家独立自主的原则提出进行关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关系的谈判,其中包括撤出驻匈牙利的苏联军队问题。我深信,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匈苏关系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真诚的友谊、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我们社会主义的未来保障着牢固的基础。苏联部队对斗争的参与是必要的。但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利益出发,随着安定和秩序的恢复,这些参与斗争的苏联部队应立即召回”。
[94]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于10月26日发表的告匈牙利人民书称:“新政府将根据独立自主原则、完全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开始同苏联政府进行调整我们两国关系的谈判。待恢复秩序以后在这一方面的第一步应是苏联部队立即返回其驻地……”告人民书中不包含要求开始同苏联领导人进行关于从匈牙利领土撤走苏联军队的问题。几天之后由于极端情绪的增长,纳吉签署了致苏联政府的下述信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阁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领土撤走苏联军队的谈判。鉴于苏联政府最近已发表声明,它准备同匈牙利政府和华沙条约其他参加国进行关于从匈牙利撤走苏联军队的谈判,匈牙利政府要求苏联政府任命代表团以便尽快开始谈判并同时要求指定谈判地点和时间。阁下,请接受我执挚的敬意。1956年10月31日,布达佩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
[95]原文如此,实际上替代巴塔国防部长的不是担任内务部长的明尼赫,而是扬查。参见本专题№01045文件。
[96] 10月23日夜决定,由纳吉·伊姆雷任总理(即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从10月24日起组织政府。苏联人进行了干预。据阿·伊·米高扬于1956年10月26日发给苏共中央的关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成员的电报中报告说,他和米·安·苏斯洛夫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提出了“老政府成员中谁将离开政府,谁将留在政府”这一问题。对此回答说,副职中留下来的只有埃尔代伊。赫格居斯被解除副总理职务是因为所有的代表团都要求这样做,人们不信任他。共产党员波格纳尔被任命为副总理。没有告诉我们其他的副职候选人。据说,所有这些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都讨论过,但什么最终结果也没有达成。比较肯定地提出了下列候选人:国防部长是明尼赫,前驻莫斯科大使;外交部长仍为霍尔瓦特;内务部长希拉吉,老共产党员,前警察上校;教育部长是高尔多什·拉斯洛,共产党员;科瓦奇·贝拉被任命为农业部长,他曾是小农党领导成员。按纳吉的话说,共和国总统道比极力推荐他。纳吉本人对他印象很好,他人诚实,信仰人民民主制度,善于在农民中间进行安抚工作。他被捕过,在苏联呆过,不久前刚回国。尽管如此,他们认为他这个候选人是可以接受的。
[97]以纳吉·伊姆雷为首的国家政府于10月28日最后建成并宣誓就职。政府的主要成员是: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部长会议副主席奥普罗·安托尔,还有埃尔代伊·费伦茨和波格拉尔,外交部长霍尔瓦特·伊姆雷,国防部长扬查·卡罗伊,内务部长明尼赫·费伦茨,文化部长卢卡奇·捷尔吉,农业部长科瓦奇·贝拉,不管部长蒂尔迪·佐尔坦,国务部长卡达尔·亚诺什等。23日降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赫格居斯·安德拉什、原国防部长巴塔、内务部长比罗什都被解职。28日以后政府还进行了改组。
[98]见本专题№05893文件。
[99]波尔迪扎尔·伊万——记者,在50年代中期曾参加民主反对派。
[100]指明尼赫·费伦茨。
[101]埃尔托维·约瑟夫——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中学教员,1956年10月26日在被叛乱分子占领的匈牙利军队总政治部印刷厂被捕。
[102]据赫格居斯在其回忆录中说,要求苏联出兵一事是格罗同安德罗波夫交涉的。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信应由总理签署,但在10月23日夜里,决定让纳吉出任总理。从10月24日由纳吉签署法令,格罗要求纳吉签署这一邀请书,纳吉回避,直到10月26日,格罗才让已不是总理的赫格居斯签署了这一文件。所以这一文件直到10月28日才由安德罗波夫转给苏联政府。
[103]纳吉·伊姆雷于1956年10月28日17时25分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名义在广播电台所作的声明。声明中说,“政府谴责那种认为现今大规模的人民运动是反革命运动的观点”。声明同时也指出,“这就像在任何广大的人民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那样,事件……被敌对分子用来实施刑事犯罪。事实是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参与了运动,他们试图利用这些事件推翻人民民主制度”。政府声明,要求在各地都要停火号召立即缴枪。声明强调,“任何人参加武装斗争都不会逃脱追究责任”。
[104]指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自由报》,最后一期于1956年11月29日出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自由报》自11月2日开始出版。
[105]科涅夫,伊·斯(1987~1973)——苏联元帅,1955~1960为华沙条约参加国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自1956年起兼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为指挥苏军行动于1956年11月2日到达匈牙利(索尔诺克市)。
[106] 1956年10月30~31日召开主席团会议,尼·谢·赫鲁晓夫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主席团委员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主席团候补委员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谢皮洛夫,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
[107]起草这个宣言大概是为了掩盖正在准备的军事行动。宣言具有宣传性质,对战后苏联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现状进行一定的自我批评。总的来说,宣言指示必须实行平等关系,对一些争论问题,其中包括苏联军队驻扎在其他国家的问题,进行讨论。宣言公布于1956年10月31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见本专题№05891文件。
[108]苏联领导人与刚刚当选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的秘密会晤于1956年11月1日在布列斯特市举行。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和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来判断,波兰领导人无条件同意了苏联必须干涉匈牙利事件。
[109]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铁托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于1956年11月2日的夜间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岛举行会晤。布里俄尼岛的会晤与赫鲁晓夫的担心相反,表现了双方在评价匈牙利局势上的一致。铁托像赫鲁晓夫一样,作为一党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不能不为在邻国匈牙利开始的由一党制向联合执政的转变感到恐慌。他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纳吉实际上已为“反革命”扫清了道路,社会主义的成就已处在威胁之中,这就使得苏联的军事干涉成为必要。
[110]尼·帕·费留宾(1908~1983)——1955~1957年苏联驻南斯拉夫夫大使。
[111]爱德华·卡德尔(1910~1979)——在1945年、1946~1963年任南斯拉夫政府副主席,1963年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
[112]兰科维奇·亚历山大(1909~1983)——1948年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1953~1963年任南斯拉夫政府副主席,1953年任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13]苏共中央的这封电报是对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对匈牙利局势发展所作的评价的答复。
[114]基里钦科,阿·伊·——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此时兼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115]文件是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1月1~2日会议第50号记录的摘录。会议主持人布尔加宁,参加人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主席团候补委员,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谢皮洛夫和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
[116]指11月1日会上指定朱可夫等制定的第二次出兵匈牙利的行动计划。
[117]这是苏联国防部第一次关于苏联军队在匈牙利于1956年11月的活动报告。11月5日、6日在9时和21时一天两次向苏共中央发送类似的报告,11月7日、8日和9日在9时向苏共中央发送报告。
[118] 1956年11月4日早晨纳吉在广播电台发表如下告匈牙利人民书:“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现在发表讲话。今天拂晓苏联军队进入我国首都,其明显的用意是推翻合法的民主的匈牙利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进行战斗。政府正在自己的岗位上。我现在把这一消息通告我国人民和世界社会舆论”。在此后,他与他的亲密战友和他们的家属一道前往南斯拉夫大使馆,在那里,他们获得政治避难。正像所看到的那样,这对苏联方面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在布里俄尼岛会晤之后,苏联把南斯拉夫看做是他实施计划中的干涉匈牙利事件的盟友。
[119] 11月4日苏军第二次进入布达佩斯,当时纳吉等已被看做敌人,而卡达尔和明尼赫尚在从苏联回国的途中。苏军就同道比、罗奈伊、克里什托夫等联系。道比·伊斯特万是匈牙利共和国主席团主席,罗奈伊·山多尔是卡达尔在莫斯科商定的政府成员之一,克里什托夫是共和国主席团秘书。至于蓬格拉茨,俄文译名可能有误。蓬格拉茨是武装暴动的头目,苏军不会同他联系,有可能是波格拉尔,他是10月30日前的副总理。
[120] 11月4日16时30分收到。抄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布尔加宁、伏洛希罗夫、卡冈诺维奇、基里钦科、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欣,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主席团候补委员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穆希金诺夫、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谢皮洛夫;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波斯佩洛夫;苏联外交部负责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佐林、帕托利切夫、;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主席团于同日批准给大使的回电。
[121]指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布里俄尼岛会谈。
[122]用“可靠的”共产党的政府来对抗纳吉政府的思想在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与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布里俄尼岛谈判中讨论过。于11月1日晚来到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卡达尔和明尼赫一同被送往莫斯科。11月3日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一起拟定了匈牙利新政府的组成,应当同卡达尔(总理)和明尼赫(副总理、武装力量和公安部部长)一起进入政府的有:奥普罗、马罗山、罗奈伊、德盖、霍尔瓦特、科沙,通过了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告匈牙利人民书的文本。次日早晨告人民书在索尔诺克市电台广播(距布达佩斯市100公里),那里是科涅夫的大本营。1956年11月4~7日,索尔诺克市是卡达尔政府的所在地。
[123] 1956年11月1日早晨,匈牙利政府获悉,相当一部分苏联军事力量越过匈苏边界进入匈牙利领土。为此向应召来到政府会议的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提出抗议。白天,政府决定立即宣布匈牙利中立并退出华沙条约。匈牙利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立即审议这份关于四大国帮助维护匈牙利中立的请求,电报文稿公布于1956年11月2日的《人民自由报》。
[124]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于1956年11月3~4日召开会认的第51号记录的摘录。主持会议的是赫鲁晓夫,出席会议的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里钦科,马林科夫、米高扬,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谢罗夫和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
[125]科瓦奇·伊斯特万(1917年生)——将军,1956年10月31日起任匈牙利人民军总参谋长。1956年11月3日作为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国务部长埃尔代伊·费伦茨、国防部长马勒特·帕尔将军、休奇·米克洛什上校)团员同苏军司令部进行了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11月3日夜间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在位于布达佩斯市郊的苏军司令部被捕,至1960年被关押。
[126]见本专题文件№05881附件。
[127]谢皮洛夫,Д·Г·(1905~ )——1956年至1957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年6月接替莫洛托夫担任苏联外交部长。1957年6月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
[128]米丘诺维奇,韦利科(1916~ )——1956~1958年任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后著有《莫斯科岁月》,书中对苏南关系、匈牙利事件多有回忆。
[129] 1956年11月7日下午6时,赫鲁晓夫接见了米丘诺维奇,在晚上的庆祝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又同马林科夫一起同米丘诺维奇进行了谈话。这天的谈话主要围绕纳吉等在南斯拉夫使馆避难一事。有关谈话内容米丘诺维奇在《莫斯科岁月》一书中有详细记述。
[130]拉先科,彼·尼(1910~1993)——中将,1955~1956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参谋部根据华沙条约驻匈牙利特别军军长。
[131]系指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达利博尔·索尔达季奇。
[132]指苏共中央于1956年11月6日对约·布罗兹·铁托、爱·卡德尔和亚·兰科维奇的信的答复,此信于1956年11月5日发出。
[133]苏联的电报实际上批驳了卡达尔前一天同安德罗波夫谈话中的观点。关于纳吉和与他一起于1956年11月4日躲避于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人的命运的谈判是在匈牙利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之间进行的,一直进行到11月21日。苏联方面积极参加了这次谈判。南斯拉夫政府坚持要求保障他们在匈牙利的个人安全或者允许他们前往到南斯拉夫。匈牙利政府一会儿提出保留意见,拒绝南斯拉夫人的条件,一会儿在基本问题上做出让步,进行妥协。11月17日,当时在布达佩斯的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向苏共中央提供一项建议供研究:在纳吉及其一伙从大使馆出来时逮捕他们并遣送罗马尼亚。据说,卡达尔同意此项计划。11月21日达成协议:匈牙利政府保障纳吉及其一伙的安全并许诺不对他们过去的活动追究任何人的责任。11月22日晚他们所有人应离开大使馆回家。
[134]这里系指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于1956年11月4日发出的告匈牙利人民书。
[135]这份电报是比利时女王伊丽莎白的母亲伊丽莎白打来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处主任谢尔巴科夫误认为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打来的。电报转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以及外交部。苏联外交部曾代伏罗希洛夫草拟了回电并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当把回电交苏联驻英国大使马立克时,才证实英女王没有发过电报。这组文件(№04516、04517、04560、04518、04519)与匈牙利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关系,这是作为附录收入,或许可以看到苏联政府各部门在匈牙利事件期间是处于如何的紧张状态。
[136]基拉伊·贝拉——将军,曾受拉科西迫害,10月23日以后,在纳吉政府任匈牙利军队司令。
[137]杜达什·约瑟夫——匈牙利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十月事件中领导武装暴动部队。1957年1月18日被苏军处决。
[138] 1956年10月末,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实际上已经解体,因此党的部分领导人做出了改组党的决定,冠之以新名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有一个印刷机关和《人民自由报》。1956年11月1日卡达尔·亚诺什在电台发表演说时宣布建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进入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有:多纳特·费伦茨、卡达尔·亚诺什、科帕奇·山多尔、洛松奇·格佐、卢卡奇·捷尔吉、纳吉·伊姆雷和桑托·佐尔坦。11月4日以后,除了卡达尔,这个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被逮捕。卡达尔建立了新的委员会,除他之外,进入该委员会的还有奥普罗·安托尔、比斯库·贝洛、卡拉伊·久洛、基什·卡罗伊、马罗山·捷尔吉、明尼赫·费伦茨、罗奈伊·山多尔、费赫尔·拉约什。1957年6月,党的代表会议确认了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临时中央委员会又选举了政治局。卡达尔·亚诺什仍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139]实际上进入卡达尔·亚诺什组建的政府的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而且其他政党的活动很快就 停止了。
[140]原文上只标11月,没有日期,可以肯定这些文件都是11月1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前写成的报告。
[141]埃马虞埃·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法国人,时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委员。
[142]伊里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1891~1967)——苏联作家、政论家,时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委员。
[143]马林科夫是11月15日到匈牙利的。
[144]有关纳吉·伊姆雷及其集团走出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的种种情况,1956年11月24日转交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使馆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事务国务秘书处的照会中是这么说的:他们是1956年11月22日下午6:30自愿坐汽车离开南斯拉夫使馆的,汽车是政府副主席兼武装力量与公安部长明尼赫·费伦茨博士提供给他们回家用的……在放上述人员上车的时候,苏联军事机关进行了干预,要求说,应当由他们用车把人拉走,而苏联军事机关的一位代表不顾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的强烈抗议坐进了汽车。于是南斯拉夫大使就派了外交工作人员米兰·格奥尔吉耶维奇和使馆武官米兰·德罗波茨陪同纳吉·伊姆雷一行,为的是让他们个人相信上述人员都将被送到各自的家中。然而,当时汽车却被弄到了布达佩斯市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大楼前,在那儿,一位苏军中校迫令德罗波茨和格奥尔吉耶维奇把车留下。武官德罗波茨提出抗议,这位苏联中校声称他是在执行自己首长的命令。此后,载着纳吉·伊姆雷一行的汽车在苏联装甲车的护送下就不知去向了。
[145]罗曼·瓦尔特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
[146]大概指的是铁托1956年11月11日在普拉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曾说纳吉政府错过了在匈牙利开辟一条反对反革命的机会。
[147]基伏·斯托伊卡——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148] 1956年11月23日电台广播、11月25日《人民自由报》发表的消息说,纳吉和他的战友们在南斯拉夫使馆时请求卡达尔政府允许他们到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根据11月23日同罗马尼亚政府协商的结果,他们获得了去罗马尼亚的机会。实际上,纳吉集团同意去的只是南斯拉夫。11月26日晚,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通报苏共中央:“正如所料,关于纳吉及其集团的消息在布达佩斯的一些企业和全国各地使人们的情绪有所激化。把纳吉·伊姆雷打发到罗马尼亚去的第二天,许多企业就往议会打了许多次电话,要弄清纳吉·伊姆雷的问题。有些企业的工人已经来上班了,又再次宣布罢工。”
[149]费赫尔·拉约什(1917~1981)——新闻工作者,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1955~1956年与党内聚集在纳吉·伊姆雷周围的反对派有内在联系。1956年11月进入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11月24日前为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自由报》的编辑。后来支持卡达尔·亚诺什政府,被选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最高机关。1962~1974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
[150] 1956年11月19日《真理报》刊登了塔斯社关于铁托在普拉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的消息,南斯拉夫领袖在讲话中把使匈牙利危机加剧的部分责任归于苏共党内的保守势力。讲话曾遭到《真理报》的猛烈批判。11月22日《人民自由报》叙述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机关报《战斗报》的一篇文章的内容,文章指责《真理报》有倾向性地解释铁托的讲话。
[151]弗里什·伊斯特万(1903~1978)——1948~1978年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在党的机关中担任过负责职务。
[152] 1956年12月3日卡达尔·亚诺什和明尼赫·费伦茨把这封信交给了在布达佩斯的马林科夫和阿里斯托夫,他们当天就把信的内容通报苏共中央,1956年12月4日苏共中央收到了信的原文。1956年12月1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就卡达尔和明尼赫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决定。
[153]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全会于1956年12月2~3日和5日举行。就全会的结果所通过的决议刊登在1956年12月8日的《人民自由报》上。公报首次把10月底至1月初的事件单纯地评价为反革命。
[154]П·В·尼基京(1909~1959)——时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155]苏共中央书记处就此问题的决定是1956年12月17日做出的。到1957年1月4日,有49位苏联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和白俄罗斯共产党的州委书记、市委书记、区委书记和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去匈牙利做军事代表工作并得到了任命。其中多数人都在匈牙利工作到1957年4月中旬。
[156]杜多罗夫(1906~1977)——1956~1960年任苏联内务部长。
[157]原文如此,应为1956年。
[158]原文如此,显系笔误,似应为1953年。
[159]指《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160]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72。
[1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72。
[162]见本专题文件№04533。
[163]卡拉伊·久洛(1910年生)——1945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1945~1951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1951年由于错判有罪而被镇压,1954年被恢复名誉。1955~1956年任人民教育部副部长。1956年7月全会上被增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从10月24日起任政治局委员。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之一,进入卡达尔政府。1965~1967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164]指的是1957年2月26日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全会。
[165]法泽卡什·捷尔吉(1913~1984)——新闻工作者,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50年代中期是党内反对派的拥护者。1956年10月末至11月初在纳吉政府机关工作。11月4日获准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政治避难,11月22日被捕并被放逐罗马尼亚。在1958年6月的诉讼案中被判10年监禁。1960年被特赦;西拉基·约瑟夫被判处死刑。
[166] 1957年3月下半月在莫斯科进行了苏联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苏匈关系问题的会谈。
[167]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拉科西3月25日的信。
[168]在收集的档案中未见附件。
[169]比斯库·贝洛(1921年生)——1957~1961年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长。
[170]见本专题№04540文件。
[171]参见本专题№04535文件。
[172]吉梅什·米克洛什(1917~1958)——新闻工作者,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曾任《自由人民报》、《匈牙利民族报》编辑。50年代中期曾加入党内反对派,1956年10月任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0月30日创立左派报纸《匈牙利自由报》,11月4日以后秘密出版《10月23日》报;12月5日被捕;1958年被判处死刑。
[173]马来捷尔·帕尔(1911~1958)——基干军人,1956年为上校,后来又晋升少将,10月间转向起义者一边。从11月1日起任纳吉政府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从11月2日起任国防部长。11月3日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同苏联军队首长谈判从匈牙利撤军问题,11月4日凌晨被捕;1958年被判处死刑。
[174]科帕奇·山多尔(1922年生)——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从1952年起任布达佩斯民警机关首长,1956年10月份曾支持起义者,10月末至11月初任国家近卫军副总指挥,11月份被捕。1958年6月通过审讯被判处终身监禁,1963年被大赦,1974年去加拿大。
[175]亚诺什·费伦茨(1916~1968)——纳吉·伊姆雷的女婿;1951~1954年任人民教育部副部长,1954~1955年领导祖国人民阵线。1956年10月末至11月初在纳吉·伊姆雷政府机关工作。11月4日获准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政治避难,11月22日被捕并被放逐去罗马尼亚。1958年6月通过审讯被判剥夺8年自由,1960年被大赦。
[176]瓦沙尔海·米克洛什(1917年生)——新闻工作者,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50年代中期是党内反对派的追随者,1955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56年10月末至11月初任纳吉政府新闻秘书。11月4日后隐藏在南斯拉夫外交官住宅;被捕并被放逐去罗马尼亚,1958年6月通过审讯被判处5年监禁,1960年被大赦。80年代是民主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现在是“自由民主派联盟”党的议会代表。
[177]西拉基·约瑟夫(1917~1958)——匈牙利共产党工作人员,后来又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工作人员,曾在内务部机关工作。从50年代中期起加入党内反对派。1956年10月28日至11月4日领导纳吉的秘书处,11月4日获准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政治避难,11月22日被捕并被放逐去罗马尼亚。1958年6月通过审讯被判处死刑。
[178]基拉伊·贝洛(1912年生)——基干军人,将军;1950~1951年任兹里尼军事学院院长。1951年由于错误的指控被关押。1956年9月被释放。是年10月末任革命国防委员会主席,国家近卫军总司令,布达佩斯卫戍司令。11月4日起领导了对苏军的抵抗。11月中旬去奥地利躲藏,后来又去美国。1958年6月通过审讯被缺席宣判死刑。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纽约大学军史教授)。1989年平反后回到匈牙利,从1990年起任议会代表。
[179]根据苏共领导的建议,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的审讯被推延了。从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57年8月29日的报告中可以知道,苏共中央对从使国际局势恶化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角度来选择进行审讯的最合适时机的问题,进行了最仔细的研究。审讯于1958年2月开始,后来中断过,于1958年6月继续进行。纳吉·伊姆雷、吉梅什·米克洛什、马来捷尔·帕尔、西拉基·约瑟夫和基拉伊·贝洛被判处死刑。
[180]对反对派作家(代里·蒂波尔,哈伊·久洛,塔尔达什,泽尔克)的非公开审讯于1957年11月举行。他们被判处了不同的监禁期;60年代初被特赦。
[181]大概指的是在1957年9月联合国非常会议上对“匈牙利问题”的讨论。
[182]罗·鲁坚科(1907~1981)从1953年起任苏联总检察长;波·伊瓦舒京(1909年生)在1954~1963年间任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克格勃的副主席、第一副主席。
[183]这是对1957年8月26日报告的补充报告。原报告说,1957年9月联合国大会后对纳吉等人进行审判,这一报告建议把审判的时间推后,要避开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以及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
[184]弗里什·伊斯特万——匈牙利经济学家,在拉科西时代和卡达尔时代都担任过党的经济部长。后来曾在经济改革委员会工作。
[185]这是纳吉在1955年下台后写的两篇文章。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
上一篇:苏加诺访问苏联
下一篇:苏联反间谍工作的有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