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弗·罗扎耶夫斯基
(1945年8月)
罗扎耶夫斯基，康斯坦丁·弗拉基米洛维奇(1907～1946)，俄国法西斯党领袖。1925年，因不满苏维埃政权离开苏联前往中国东北，定居在哈尔滨，并开始在俄国侨民中从事反苏活动。1931年，《工团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俄国法西斯党》，罗扎耶夫斯基当选为总书记。1943年，该党被禁止活动。1945年，他在长春被捕。随后他被送回苏联，关押在卢比扬卡监狱。1946年9月，他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罗扎耶夫斯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解释了他领导的法西斯党的活动理由，讲述了他对苏维埃祖国的新认识，并对该党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表示忏悔。
(文件由张盛发编辑和校注,王英杰翻译)
№01555
康·弗·罗扎耶夫斯基致斯大林的信
(
各族人民的领袖、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红军大元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
每一个工人，每一个集体农庄庄员都可以给俄罗斯人民的领袖——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写信。我作为一名俄罗斯侨民，20年来一直在为我们祖国俄罗斯的解放和复兴而斗争(我和跟随我的人都这么认为)，大概也允许这样做吧。
我想解释一下所谓俄罗斯法西斯联盟存在和活动的理由，以求得对所谓俄罗斯侨民悲剧的理解。因此，这封信与其说有什么个人目的，还不如说是试图为众多有志于报国的俄罗斯人寻找出路。
20年前，在苏联中学毕业后我离开了苏联，为的是继续求学，因为我第一次遇到了苏联现实生活的挑战：尽管学校推荐我进高等学校，可家里硬夺我志。我带着模糊的概念，要寻找什么正义，寻找什么我们人民的民族生活离开了家，结果落到了充满矛盾的哈尔滨侨民的漩涡之中(这些俄国侨民，以前被称之为“白色的”，今天被称之为“红色的”)，在那里我找到了当时我那一代人向往的青年组织。在哈尔滨法律系(我于1925年考入)大学生之中，我找到了俄罗斯法西斯组织积极分子小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同住在苏联彼岸的家庭决裂，加入了这一组织，为的是要同共产主义作斗争，为俄罗斯的伟大未来和光荣而斗争！
对于共产主义，我们当时不能接受的是国际主义，认为它是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轻视，对俄罗斯民族的否定；此外还有自然科学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它把宗教说成是人民的鸦片。
我们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榜样迷住了心窍，似乎它建立了新的生活制度，把民族主义和社会公正结合在一起。墨索里尼运动似乎依靠的是广大劳动群众，因此我们以伟大的其实是空想的任务而自负——建立俄罗斯人民的民族劳动运动。
我们选择的口号是“上帝、民族、劳动”，以此确立的自己的思想是把宗教同民族主义和承认脑力和体力劳动的首要价值结合起来。后来在这一思想的发展中，我们坚信，我们俄罗斯人民永远向往宗教自由、民族精神饱满和社会公正，其实，我们向往的正是我们民族努力追求的东西，本不需要任何外国包装，我们太放肆，枉费心机地贴上了意大利标签。
那一年是1925年，当时我18岁。1935年，我被选为《全俄法西斯党》(这时我们所谓组织的名称)的首脑。由于哈尔滨中心的积极宣传和不停的组织工作，我们几乎在世界所有国家建立了分部——青年运动实际上成了世界各个国家里所有俄侨积极分子的运动。
我们所想象的未来的新俄罗斯是：没有人剥削人和国家剥削人的现象：既没有资本家，也没有共产党人——“不向资本主义后退，而向法西斯主义前进”，——我们常这样喊叫，我们对“法西斯主义”一词作了完全歪曲的解释，它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纲领的基础是自由选举苏维埃的思想——把全体居民统一成职业的和生产的民族联盟。
我在1941年出版的《俄罗斯民族国家》一书里试图描绘这一空想的新俄罗斯的具体计划，就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民族苏维埃和起主导作用的民族党。当时我们没有发现，现在在成为苏联的俄罗斯，联共(布)正在发挥着民族党的作用，苏联的苏维埃随着新的年轻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成长正越来越变成民族性的，于是，那个杜撰出来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实质上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由于没有准确的消息以及从各方面得到的是虚假的情报，所以我们没能发现，在苏联发生的不是进化，不是改良，而是深刻的本质的过程——革命深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了人类天性所有美好的愿望。我们没能发现，这一有机的自然过程同斯大林的指导天才，同斯大林党的组织作用，同俄国红军日益增强的作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以往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宗教，在这些阶级被消灭之后，获得了它原始基督的基本思想，成了劳动人民的宗教。东正教会自然应该同成为劳动的和信教的俄罗斯人民有组织的生活的支柱苏维埃国家言归于好，并且签订教会和国家的巩固联盟。而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恰恰不是为了让天主教管理国家，而是为了类似的自由联盟，为了让共同选举的总主教领导我们的教会，这在斯大林时期的1945年就已经实现了。
斯大林主义在使共产主义同宗教和谐的时候，也使共产主义同民族和谐。早在1940年，我们就读了有名的关于民族的定义，它不是任何别人提出的，而正是由斯大林同志提出的！我在《俄罗斯民族国家》一书里冒昧地引用过这一定义(从《国际主义的灯塔》杂志上引的)。十分清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往曾是统治阶级的武器，现在成了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的莫大力量。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曾被犹太问题所困惑。在哈尔滨，犹太资本家极奸商之能事，残酷剥削劳动者。所有国籍的犹太人，苏联的也好，资本主义国家的也好，组成了一个犹太集团，它为了自己的阶级和自己的民族——国际和国内的犹太民族而工作。我们对待犹太人没有种族主义的态度，然而我们研究一下犹太人的历史便会得出结论：犹太教给每一个犹太人灌输他们是被上帝赋予特殊命运的人的思想，即只有犹太人才是人，其余的只是“徒具人形的生物”，这一野蛮的犹太圣法经传使每一个犹太人变成了每一个独立发展民族的反社会的敌人。
我们曾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世界犹太资本夺取世界控制权的一种武器，故而带有偏见的我们曾在苏联政权机关的名单中寻找犹太人的名字，以此证明我们的国家已被世界犹太人所占据。仅在不久前我们才得出结论，正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犹太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和工具、财政资本以及其他的一切，只有这一革命才能本着共同的利益根本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严重的旧世界的矛盾。同时我们还发现，犹太人在苏联的影响早已减弱。此外，我们还得出结论，苏联的教育使犹太人从封闭的特殊命运论的氛围里解脱出来，变成了苏维埃各族人民大家庭的和平成员；犹太无产阶级对于全世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远比犹太银行家的利益亲切一致，犹如我们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俄罗斯人对于我们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其他什么俄罗斯人或外国资本家的利益一样，我们对前者的利益要比对后者的利益亲近得多、一致得多(我们属于前者)。
我们没能立即得出上述的结论，因为在我们的道路上充满了怀疑、欺骗、诱惑和动摇。说出了字母“А”，就不得不说“Б”和侨民字母表(破碎的反革命和反动派字母表)后边的所有字母。把自己的民族劳动运动误称为“法西斯运动”，我们被迫把许多俄罗斯概念同外国法西斯运动的概念混杂在一起。由于客居外国，同外国力量牵扯在一起，我们成了俄罗斯国外敌人的俘虏和奴隶。年复一年，尽管我们是热爱自己的人民和我们祖国的民族主义者，但终究因脱离祖国而实际上变成了我们所憎恨的那种资本的国际打手。而这时，国际主义者变成了民族主义者，把国际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俄罗斯列宁主义和全人类的斯大林主义，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永远协调在一起。
岁月流逝，艰难可怕的暗无天日的流亡岁月过去了。我们曾遭受各个方面的打击。我们被称作“苏联的”、“美国的”、“日本的”或“德国的”间谍。我们因对君主制思想持审慎态度而受到侨民反动分子的迫害。外国侦察机关使劲利用我们。逮捕、毒打和杀害我们的，是我们被迫同他们一起工作的那些人。这是命运对我们这些没有觉悟离开祖国逐渐变为脱离和背叛祖国的人的报复。
我们不得不违心地说和做。我们不得不赞美德国人和日本人。但是，在反对共产主义和联共(布)时，我们尽量不反对苏维埃国家，尽管我们这样劝慰自己：苏联不是俄罗斯，而是“俄罗斯监狱”。我们不管一切禁令，时时处处怀着敬爱之心谈论祖国，谈论俄罗斯，谈论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在从事反对共产主义活动时我们根据的是虚假的原则：“为了解放俄罗斯所有手段都是必要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推翻苏维埃准政权，把祖国从犹太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一可怕的精神战术原则预先决定了俄罗斯法西斯联盟实际活动的一切错误和罪行。严重的误入歧途！从爱国之心出发干着反对祖国的事！
“不惜任何代价把祖国从犹太共产主义手里解放出来”这一伪善的原则注定了我的致命错误——制定了苏德战争时期俄罗斯法西斯联盟的不正确的总路线。
我们欢迎德苏条约，认为德苏互相影响可以削弱犹太人在俄罗斯和世界的影响，可以削弱我国的历史敌人——英国。我不顾这些言论在满洲有很大危险，在《民族》杂志[1]上发表了И·Т·晓洛科夫的文章《阿道夫·希特勒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但我们也欢迎德国进攻苏联，我认为，不惜任何代价解放祖国比她继续“做俘虏”和“在犹太人的桎梏下”要好。
我不顾党的最高委员会和俄罗斯法西斯联盟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把这一总路线强加给了俄罗斯法西斯联盟，并一直坚持到底。
所以，我请求对于所有的组织成员(这一组织是建立在专制原则上的)，不要因为他们赞成德国的政策而责怪他们，因为对此理应由我一人负责。我认为需要声明(这不是为了自我表白而是为了解释清楚)，我的亲德宣传凭借的全是虚假情报。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消息，包括从苏联来的难民和日本人那里知道的，都使我们相信：“俄国人民只有等待外来推动，受犹太人压制的状况是不堪忍受的”。同时，德国的代表也强调希特勒没有任何占领俄罗斯的计划，战争很快就会以建立俄罗斯民族政府和同德国签订体面的和平条约而结束……我发表了《致未知名领袖的呼吁书》，号召苏联国内各种力量为拯救国家和几百万会在战争中丧命的俄罗斯人，推举出一位能够推翻“犹太政权”和建立新俄罗斯的某位司令员、“不知名的领袖”。当时我未能发现，这位命中注定的未知名领袖、天才和千百万劳动者的领袖就是人民领袖斯大林同志。
后来，德国代表向我们虚拟情报，似乎德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错误是由希特勒周围各种势力的斗争造成的，如，说戈林代表的那一派主张，为了共同反对英国应同俄国或苏联媾和与结盟……根据我的坚决要求，我们继续奉行亲德政策到底。但是，实际上，早在1937年，我们就停止了所有系统的俄罗斯工作和独立的侦察和反侦察。当时，当局很随便地就从我们这里搜罗我们最好的工作人员，把他们作为下属职员使用。1938年，日本和满洲国当局封闭了我们的报纸《我们的道路》[2]。1940年又封闭了我们在满洲国的中心和组织。只允许我们在狭小的范围里开展不合法的工作，而且受到严格的监督。1943年，迫使我们停止所有工作。从1943年起，《俄罗斯法西斯联盟》在灭亡前得以更名为《俄罗斯民族劳动联盟》，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在一些国家只剩下几个战友小组，它们是被共同的思想、热爱先前的组织和坚信自己的领导思想不可调和而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组织灭亡之前，不顾检查之严，在对德国的赞扬声中，我们于1941年仍在《民族》杂志上提出强烈抗议，抗议把敖德萨和所谓“德涅斯特河以西地区”并入罗马尼亚。1943年我们在上海发表了М·М·斯帕索夫斯基[3]的文章《德国和俄罗斯》，文章预言了德国因其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错误必将灭亡。
我们当时称之为错误，因为不知道是罪行，日本和满洲国当局这时剥夺了我们接触苏联难民和苏联报刊的机会，而在满洲国的苏联代表没作任何努力让我们得知消息和正确的方向。从1943年起，我们开始动摇了，在寻找新的道路。因为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我们只好恭维日本人。但在这种悲惨的状况下，我们仍利用每一种可能保卫俄国人的利益、俄国人的名声、俄国人的人格以及作为整体的和个别的俄国侨民。有许多事实和文件可证明这一点。由于我们早在1935年就掌握了对满洲侨民的影响，日本和满洲国当局信任我们，在这一年他们成立了《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局》，我和其他领导人也被列入该局成员，由异己分子——所谓的“谢苗诺夫分子”管辖(这些人是谢苗诺夫[4]统领的亲信和走狗，非常反动和自私)。
该局实际上成了日本军事机关的俄国分部，既不受侨民社会又不受当局的各种监督，在其10年龌龊的工作中，它主要从事的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工作，从伤害行为的角度看，当然也可认为它有一定功劳，如果除此斗争之外，事务局不从事压迫和伤害俄罗斯侨民的勾当的话。事务局本应保护俄罗斯人的利益，但它却干当走狗、拍马屁、献殷勤的事情。只是到了1942年，我才得以离开事务局。此后，由于该局东方区机关主任Б·Н·舍普诺夫的奸细行为，几十名正直的俄罗斯人、苏联公民和侨民，其中有我们组织在中东铁路东线的年轻领导人，在经拷打被迫承认为苏联工作之后，在牡丹江被日本人枪杀了。我们最高委员会书记К·В·阿尔谢尼耶夫幸免遇难，我们动用了所有关系，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保释出来。顺便说一句，他被恫吓后承认，似乎我的老婆也被牵扯进去为苏联工作。但是，1942年脱离事务局之后，我被迫去为日本军事使团工作，我工作很消极以致很快就被允许不去上班，随我自由了。1943年在又一次被捕(这是我一生中的第5次被捕)之后，我又回到侨民局“重新组织”的领导班子中，而且经过这次“改组”，侨民局的工作很快就垮下来了。
在侨民局里，我们通过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我方人员努力保护俄罗斯人免遭没完没了的怀疑和非礼。我们反对把俄国侨民转为满洲国国籍，反对荒唐的小学改革，让俄罗斯人的学校满洲化。我们为在侨民学校里保留宗教课、为俄语、为客观研究苏联、为学校由俄国人领导进行了斗争。我们为在满洲保存和发展俄国文化、为俄罗斯艺术进行了斗争，发挥了不明显的但有时是实质性的东正教影响。我们借口反映民情有时直接给当局写了不少报告，反映在“满洲国”里俄国人不堪忍受的法律、经济和文化状况，粮食和日用品不足，各种官员(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滥用职权和施暴行为，日本和伪满机关的恣意妄为。如，今年年初，我向日本军事使团递交了侨民局缺点评述和述说俄国侨民亟待解决问题的报告，在“满洲国各民族和平合作协会”[5]代表大会前的会议上(7月份)，我宣布，“在满洲国的俄国侨民正被灭绝，因为他们处于不堪忍受的法律和经济状况中”。大部分侨民不知道这一工作，但其文件和证人都在。他们会说出真实情况。在我从事政治活动的20年里，没有一个俄国人因国籍问题而被捕，尽管我同我们所在国的警察和宪兵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有着友好的关系。相反，许多人获救了。这些年，我没受雇于任何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我们进行政治工作的经费，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反共斗争基金会和商业企业在整个俄国侨民当中募集的。有时我们也从德国人和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些钱，但绝对不够我们自立使用。我个人在3年时间里领过日本人的薪水，但少得可怜，还不如作记者(青年时我做过)挣得钱多。为了自己的理想，我同留在苏联的父母闹翻了(父亲和弟弟后来跑了，母亲和妹妹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我的大儿子后来饿死了。我第一个妻子因不堪忍受艰难的生活条件，离开了我。现在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想离开哈尔滨，但我让他们留下了，因为她盼望苏联军队的到来。我理解她，赞成她的决定。我相信，布尔什维克不会因丈夫和父亲而报复一个年轻的非常热爱祖国的劳动妇女和小孩子。
为什么在苏联对日开战的第三天我离开了哈尔滨来到英美势力区?因为我不想参加反对我们国家的战争，我若不走，看来是不可避免……
在德苏战争中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在苏日战争中——苏联显然是为了俄罗斯的民族利益而同日本交战——我们不能再重犯这一错误。这一结论不是立即得出的，而是渐渐地得出的。但终于得出了结论而且决定：斯大林主义这正是被我们误称为俄罗斯法西斯主义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法西斯主义”，不带任何极端性、幻想和迷惑。
有几次我们试图寻找途径接近我们人民的代表以讨论脱离日本的计划，但从苏联代表那里感觉不到任何信任，甚至对这种尝试一点兴趣都没有。并且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拷打和丧生，不仅是我们，几千个忠实地追随我们的人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为了说明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仅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一天我的副官В·Н·米古诺夫——他深受当局信任——拆开我们的一部电话时，立即触电身亡。
这是一个彷徨之夜——离去或立即同苏联领事馆或红军取得联系?因为没有找到联系的机会，我和几个积极分子决定离去，以期冲出日本政权管辖的地区，一有可能便同苏联代表谈判，声明自己无条件转入苏联一边。
离开之前，我给总局局长Л·Ф·弗拉西耶夫斯基(他不准备离去)寄去了一份转交苏联当局的声明，声明对于以前俄罗斯法西斯联盟不正确的总路线由我承担责任。
我把我惟一的财产——收集的留声机唱片(其中有不少稀有的珍品,也许任何地方都没有)——留下了，并且附上了转交苏联代表送给莫斯科某俱乐部的字条。
我怀着沉重绝望的几乎要自杀的心情，坐上了火车，离别亲友奔向陌生的远方。我们时刻等待着死亡，在火车上可能就要毙命。Н·П·基普卡耶夫[6]恳求我留下，他也坚信有类似的下场。但我决定要走，以便在外边作为一个自由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偶然被抓住的俘虏再自愿地无条件地向苏维埃政权投诚，以便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以便有可能拼命为祖国工作将功补过，如果有可能的话。
来到天津，我同我的战友一起立即实现了这一决定。现在这封信，不仅是政治忏悔，而且是坚定的决心声明：从今日起，要沿着真正的俄国之路、沿着斯大林、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党带领人民群众所走的苏维埃道路前进，——无论这条路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死亡，集中营或新的工作的可能。
犹如迷路的孩子在死亡之前找到了失去了的祖国母亲一样，我们真诚坦率地想同祖国言归与好，希望亲人们、我们的俄罗斯人及其领袖们理解我们，我们绝不是受自私的或阶级的动机所躯使，而是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爱心、民族感情、陷入矛盾环境之中的民族意识使我们经历了紧张的劳动、沉重的牺牲、暗无天日的痛苦和走进了严酷的死胡同。请求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和苏联代表给我们指明一条摆脱绝境的道路。
由于我们组织的领导结构，所有原俄国法西斯成员，不排除领导机关的成员，他们不应为其被迫所做的事情负责。是我把自己的术语、用语、策略和总路线强加给了其余所有的人，是我，还有逼迫我们和捆住我们手脚的外部力量。
我准备为俄罗斯法西斯联盟的全部工作承担责任，准备上任何法庭，准备死，如果需要的话。如果苏联政府需要这样做，可以枪毙我——经过法庭或不经法庭。然而，在全民欢腾的高兴之日，当伟大的恢复工作需要每一个人手，作为一个毕竟有思想、正直、坦率而热情、有一定知识、政治经验和演讲、报刊、写作和组织才能的人，他的全部工作也为需要之时，啊，我多么欢欣鼓舞，多么想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祖国、党和领袖呀!
5天难耐的铁路旅程重新教育了我和我的同伴们——我国热爱生活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和有经验的政治斗士，使其从准“法西斯分子”和反共产主义分子变成了民族共产主义者、无党籍的布尔什维克和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我已38岁，一半多的时间是在国外渡过的，我想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希望把我们组织在世界各地(亚洲、欧洲、南北美洲、澳洲)的余下人员聚集到斯大林的旗帜——昨天我们所憎恨明天我们所喜爱的红色旗帜即新祖国和革命的旗帜——之下，希望原俄罗斯法西斯联盟走上归顺祖国和祖国政府的道路(流亡在外的俄罗斯人还有数百万)。
我们还能为祖国效什么劳?首先我们可以进行宣传，动员侨民归顺今日的社会主义俄国，组织大批俄侨转到苏联一边，在全世界宣传关于俄国、它的领袖、政府、领导政党的真实情况，组织同外国侦察机关的严峻斗争，帮助祖国侦察机关的工作，在各国建立靠近苏联的小组和协会，吸引(继侨民之后的)各个国家的民族劳动“法西斯分子”转到苏联一边。
这是对外工作。但是，今天许多侨民和包括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故乡(在陌生的然而是亲爱的祖国的城市和农村)或许都是可用之材。
许多人可以为苏联开发满洲和其他地方助一臂之力。
原满洲国的俄罗斯“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国家的原俄罗斯“法西斯分子”一样，知道和记得许多东西，认识许多人，对许多事情很在行。很难列举他们能对祖国事业和革命事业干些什么有益的事情。必须尽可能多地使正直的俄罗斯人脱离外国人并返回祖国效力，即为带领俄国更上一层楼的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服务。我们就是这样计划我们未来任务的，如果我们能生存下来的话。为了祖国和革命的利益，我请求伟大的斯大林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赦免令，赦免所有俄罗斯侨民，给每一个落入外国魔窟的俄罗斯人提供以诚实的劳动来赎罪的机会。
至于我自己，什么要求也没有，我建议从合适的观点出发来决定我的命运。
我不否定我的思想，何况这些思想有些地方是和苏维埃国家的主导思想合拍的，但我坚决否定我20年来的反苏生涯，我把我自己、我的亲友和战友以及我的组织托付给我国人民在这火热的年代里将自己的历史命运所托付给那些人的手里。没为祖国而死，没为祖国而生或干反对祖国的事——这是罪过。我们情愿或依祖国命令而死或为祖国在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我们的人民，通过光辉的斯大林思想的胜利献给神圣的和平与全世界的事业。
请允许我在信的结尾引用我们客居国外的诗人写给祖国母亲的两句诗：
我们把你的名字写在了旗帜上，我们没在你跟前诞生，——但我们长成了你的儿子。
今天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响彻的口号续写着这些诗句，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心中迸发出希望和喜悦：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万岁！各族人民的解放者战无不胜的俄罗斯红军万岁！各族人民的支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苏联民族-俄罗斯民族万岁！光荣属于伟大的俄罗斯人民！
光荣属于俄国！
康·弗·罗扎耶夫斯基
另及：这封信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和敌对的变幻不定的环境中写的，稍有不慎，就有死亡危险。因此没有时间思忖琢磨，是一写而就的。请原谅其中不可避免的错误，用的纸不好，没有遵守应有的格式。信一式三份分三个渠道寄出。
[1] 《民族》杂志系俄国侨民的法西斯组织在中国出版的刊物，先后出过月刊、旬利、周刊、半月刊。1943年停刊。
[2] 《我们的道路》——日报，俄国侨民的法西斯组织在中国出版的机关刊物，主编为В·В·科罗勃夫。1938年停刊。
[3]斯帕索夫斯基-格罗特，В·В·，俄国侨民，俄罗斯法西斯联盟上海分部领导人，1940～1943年任上海俄罗斯法西斯联盟中央局领导人。
[4]谢苗诺夫，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1890～1946)，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1917年在外贝加尔发动反苏叛乱，1919年自称外贝加尔哥萨克军队统领。1921年起领导白俄侨民反对苏维埃政权。1945年在中国被捕获，次年处死。
[5]这是日本人于1933年建立和操纵的组织。
[6]基普卡耶夫为俄罗斯法西斯联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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