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
(1947年5～7月)
从1946年年底开始，苏联掀起了一场“树立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反对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者进行“再教育”的大规模运动，直接领导这一运动的是日丹诺夫。在此过程中，日丹诺夫亲自策划炮制了所谓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微生物学家克柳耶娃和莫斯科大学教授、细胞学和组织学教研室主任罗斯金多年从事肿瘤生物疗法的研究，1946年3月宣布发现了用于治疗某些癌症的物质。这一成果在医学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关注，美国大使和美国学者在征得苏联官方同意后与苏联医学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以及两位学者讨论了开展合作的问题。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孙凌齐、李永全翻译)
№06450
苏联卫生部党组织给斯米尔诺夫[1]的呼吁书
（不晚于
苏联卫生部党组织掌握的材料证明，卫生部工作人员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干了大量有损苏联学者和公民的荣誉及尊严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勾当。
众所周知，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在15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从事抗癌疫苗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初步的、卓有成效的成果。他们研制出了“克—罗”制剂，用该制剂对某些癌症进行治疗取得的初步经验表明，这是一项能够在癌症——一种世界科学迄今为止尚未提出一项有效治疗方法的病症——的治疗方面产生一场革命的极其重大的科学发现。
大家还知道，由于原卫生部领导人(米捷列夫)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行为以及原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2]的公开犯罪行为(他成了美国间谍)，“克—罗”制剂连同制剂的生产工艺资料于1946年底被送给美国人，这对苏联在这项发现中的优势(优先权)是一个打击，给我们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有哪些不光彩的行为呢?
这些行为就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用自己的行动导致“克—罗”制剂的秘密公之于世，导致把该制剂送给美国人。
1.还在1945年和1946年初，当“克—罗”制剂在治疗癌症病人方面获得初步疗效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没有为自己的成果保密(因为这项发现还处在萌芽阶段，尚未经过全面的临床检验)，相反却为了个人的荣誉开始炫耀自己的成果并把有关发现的消息传扬到国外。因此，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试验和他们的实验室的工作引起外国情报机关、首先是美国情报机关的极大关注。
2.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追求的是个人的知名度，因此当后来美国情报机关对他们和他们的实验室发起真正进攻时，他们根本经不住考验。从1946年6月起，在短时间内先后拜访过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有：美国驻苏大使斯密特、美国科学院院士瓦克斯曼[3]、美国教授梅特和累斯利。他们这些人来到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实验室，一再要求详细了解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工作的情况，并公开表示愿意提供任何范围的“帮助”。美国人这种实质上无异于收买的“帮助”的要价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同美国抗癌科学界进行“合作”，把“克—罗”制剂送给美国人，还要把制剂研制及今后任何改进的秘密告诉他们。
同美国人的这些会见和会谈的结果是，经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同意，原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他是美国间谍——在赴美之前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那里得到了要送给美国人的《癌症的生物疗法》一书手稿、“克—罗”制剂生产工艺介绍材料和10支制剂。
党组织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这种行为是不光彩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使用苏联的经费在苏联实验室里工作，15年来一直受到苏联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他们本应该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交给苏维埃国家，而不是送给外国人。但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却把秘密从自己的苏维埃国家泄露出去。他们竟欣然让美国人参观自己的实验室。他们竟然进行有损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会谈。最后，他们竟然干出有损于苏联公民的荣誉和尊严的可耻而卑鄙的勾当——托帕林把手稿、工艺资料和制剂送给美国人，这是危害苏维埃国家和苏联科学的利益的行为，因为交出“克—罗”制剂的研制秘密就意味着苏联失去了优势。
3.党委会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迷惑政府、欺骗政府的做法也是很不光彩的。
我们知道，当政府开始调查这一案件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大概预感到他们的行为可能会被定为反国家的行为，因此在申诉材料中千方百计地向政府隐瞒事情真相，淡化送给美国人的手稿的重要性，谎称手稿中没有“克—罗”制剂生产工艺的关键部分，认为既然帕林没有把生产工艺资料送给美国人，那么转交手稿这件事似乎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党委会掌握的材料证明，手稿中包括了进行必要试验所需的全部资料，因而等于泄露了工艺秘密。所以，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特别是克柳耶娃的申辩是错误的，是想欺骗苏联政府。
还应该指出，党委会掌握的材料证明，作为向美国人泄露“克—罗”制剂的秘密的酬谢，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从美国间谍累斯利那儿得到两包贿赂礼品，而且，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对这件事至今仍守口如瓶。
鉴于上述事实，苏联卫生部党委会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行为有损于苏联公民的身分，败坏了苏维埃国家和苏联科学的荣誉和尊严，是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把同美国人的联系看得比同苏联政府的联系还重要，瞒着政府把自己的发现送到国外去，试图欺骗政府并掩饰这一不光彩事件的所有严重后果。
把发现送给美国人是以假人道主义为幌子进行的，关于医学科学应该遵循人道主义原则的说法并不能证明上述行为是正确的。众所周知，美国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把自己的医学发现和制剂送给其他国家，他们根本不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原则，就连那些早已广泛使用并随便卖给其他国家的制剂也常常拒绝向俄国人出售。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不可能不知道所有这些情况，但这并未妨碍他们把自己多年研制的属于苏联人民和苏维埃国家财产的成果送给美国人。
苏联卫生部党委会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行为应受到荣誉法庭的审判。因此，党委会认为，必须把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送上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
党委会书记 马伊斯基
党委会委员 沙巴诺夫
瑟切夫
伊林娜
福京娜
马西耶维奇
涅乌波科耶娃
格列宾尼科娃[4]
№06451
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第一次开庭速记记录
(
荣誉法庭成员：
А·Н·沙巴诺夫(主席)
尼·亚·谢马什柯
И·Π·拉津科夫
С·А·萨尔基索夫
М·Д·科弗里金娜
И·Н·马伊斯基
布占金娜
公诉人——彼·安·库普里亚诺夫教授
主席：同志们，请就座。
我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卫生部荣誉法庭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行为的案件的公开审理现在开始。
同一天，苏联卫生部部长斯米尔诺夫同志还交给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主席一封信：“现将苏联卫生部党委会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行为应受到荣誉法庭制裁的建议书交给您。我同意党委会所作的结论。斯米尔诺夫”。
由苏联卫生部部务委员沙巴诺夫副教授任主席，成员包括医学科学院院士谢马什柯教授、拉津科夫教授、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萨尔基索夫教授、苏联卫生部副部长科弗里金娜同志、苏联卫生部党委会书记马伊斯基同志、劳动医疗保健中心联合会中央责任书记布占金娜同志的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于今年5月14～29日进行调查时研究了这份呼吁书，阅读了关于这个案件的所有材料，讯问了被告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以及下列几位证人：中央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扬克列维奇同志、医学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基马科夫教授、原苏联卫生部部长米捷列夫、梅契尼科夫研究所所长维伯尔同志、副教授米洛诺夫。
通过调查确认：
1.克柳耶娃教授和罗斯金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抗癌疫苗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初步的、卓有成效的成果。他们研制出了“克—罗”制剂，用该制剂对某些癌症进行治疗取得的初步经验表明，这是一项极其重大的科学发现。
2.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克柳耶娃教授和罗斯金教授确实通过原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把《癌症的生物疗法》一书手稿和“克—罗”制剂以及制剂的生产工艺资料送给了美国人。
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把手稿和“克—罗”制剂生产工艺资料送给美国人使苏联在这一重大科学发现中的优势(优先权)受到威胁，并给我们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
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手稿和“克—罗”制剂生产工艺资料是在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积极参与和完全赞同的情况下送给美国人的。罗斯金教授在今年5月15日荣誉法庭讯问时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他不同意把手稿送给美国人，他就不会拿出来。他声称：“我内心是赞成把手稿交给帕林的。”
3.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克柳耶娃教授和罗斯金教授用自己的行动导致治疗癌症病人的“克—罗”制剂的秘密公之于世。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没有为自己的成果保密(因为这项发现还处在萌芽阶段，尚未经过全面的临床检验)，相反却为了个人的荣誉开始炫耀自己的成果并把有关发现的消息传扬到国外。
比如，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早在1945年初，罗斯金教授就把《试验性的癌症毒性疗法》一文寄往美国。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试图说明他们炫耀自己的成果事出有因，即我们国内有人要剽窃他们发现的优先权，荣誉法庭认为这种解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早在1946年3月，克柳耶娃教授就在医学科学院主席团作报告，介绍自己在癌症治疗方面的成果，当时这些成果得到了肯定的评价。
4.荣誉法庭根据这些材料及其他材料确认，如此炫耀癌症生物治疗方面的科学成果，势必引起外国情报机关，首先是美国情报机关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工作的强烈关注。由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追求的是个人的知名度，因此当美国情报机关对他们的实验室发起真正进攻时，他们根本经不住考验。
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从1946年6月起。在短时间内先后访问过他们实验室的有：美国驻苏大使斯密特、美国教授梅特和累斯利。调查证明，这些美国人在参观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实验室时，一再要求详细了解他们工作的情况，并公开表示愿意提供任何范围的“帮助”。
这种表示是对他们这些学者进行收买的一种尝试。
比如，罗斯金在今年5月15日的供词中说，在梅特和累斯利参观实验室时，累斯利举杯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说：“为幸福家庭干杯!你们将成为百万富翁。”(会场出现骚动)
美国大使斯密特也提过类似的建议。罗斯金教授说：“下楼梯时，大使比同行的人慢了几步，悄悄通过翻译对我说：如果需要把什么东西寄到美国，他随时愿意效劳，并把他的私人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5.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美国人所有这些许诺的结果是，经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同意，被美国人收买的原医学科学院院士、学术秘书帕林在美国把《癌症的生物疗法》一书手稿和“克—罗”制剂及其生产工艺资料交给了累斯利。
6.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当政府开始调查原医学科学院院士、学术秘书帕林的犯罪行为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预感到他们的行为将会被定为反国家的行为，因此在申诉材料中千方百计地向政府隐瞒事情真相；他们极力淡化送给美国人的手稿的意义，企图证明手稿中没有“克—罗”制剂生产工艺的关键部分。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言行以及向政府所作的保证都是向政府提供假情况，目的是欺骗苏联政府。他们对政府说，《癌症的生物疗法》一书手稿中不包含能泄露“克—罗”制剂生产工艺秘密的材料，交出手稿不会给苏联医学科学的优先权造成任何损失。
罗斯金教授在今年5月15日和26日荣誉法庭庭审时供认，依据书和文章可以研制出“克—罗”制剂，但需要时间。克柳耶娃教授在今年5月27日接受讯问时企图迷惑荣誉法庭，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克—罗”制剂工艺。对荣誉法庭提出的通过帕林送给美国人什么工艺资料的问题，克柳耶娃继续采取不真诚和不老实的态度。她在荣誉法庭上说，她通过帕林送给美国人的是科学，而工艺则是技术。
根据上述材料和帕夫洛夫副教授的结论及对担任研究所所长的几位证人扬克列维奇、基马科夫、维伯尔等人的讯问，荣誉法庭确认，手稿中包括了“克—罗”制剂生产工艺的全部必需材料。
7.根据对原医学科学院院士、学术秘书帕林的讯问材料，荣誉法庭确认，作为向美国人泄露“克—罗”制剂秘密的酬谢，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从累斯利那儿得到两包东西。但是，不论是在荣誉法庭上，还是在调查过程中，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都说，他们从美国方面得到的只是铅笔和钢笔(会场出现骚动)。
8.荣誉法庭通过调查还确认，克柳耶娃教授和罗斯金教授在法庭调查期间极力狡辩，说什么将他们的发现公之于世并送给美国人不是他们的本意，是迫于原苏联卫生部部长米捷列夫和原医学科学院院士、学术秘书帕林的行政压力，在履行米捷列夫的决定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曾采取过一些阻止转交的措施。
荣誉法庭确认，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说法同事实不符。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不仅没有坚持为自己的成果保密，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必须将这些成果公之于世。
荣誉法庭确认，1946年7月初苏联卫生部会议讨论关于将“克—罗”制剂送给美国人的条件的协议草案时，全体与会者，其中包括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都同意把这项发现送给美国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反对的不是原则，而是交易条件。
9.罗斯金教授和克柳耶娃教授看到已无法否认自己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行为，于是在调查期间竭力用“人道主义”情感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当询问罗斯金教授为什么要把手稿送到国外去时，他回答说，是遵循人道主义原则这样做的。在荣誉法庭向克柳耶娃提出书面询问时，她不正面回答向她提出的问题，却用所谓的人道主义思想含糊其辞地应付。
10.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歪曲了他们向联共(布)中央、党和政府领导人反映情况的事实。
为了证明这一点，请允许我读一下安·亚·日丹诺夫今年5月30日给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的声明：
“致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主席沙巴诺夫同志
声 明
看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因把‘克—罗’抗癌制剂的发现成果送给美国人这种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行为而被送上卫生部荣誉法庭的案件材料后，我认为有责任向荣誉法庭声明，在罗斯金和克柳耶娃教授的供词中(见
为了恢复真相，我应作如下声明：
1.罗斯金教授在
作为这次政府会议的主席，我有责任声明，罗斯金的这个供词同他们向政府讲的完全相反。克柳耶娃在政府会议上欺骗政府，十分肯定地说，手稿中没有‘克—罗’制剂工艺的关键部分。罗斯金的态度实际上也同克柳耶娃一样，只不过罗斯金被迫在会上含糊地承认，他推测美国人利用手稿可以在6～8个月中研制出‘克—罗’制剂，但这不会给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工作以及苏联的优先权造成任何损失。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特别是克柳耶娃，欺骗政府，说手稿中没有关键的工艺部分。现在他们又企图欺骗法庭，伪造自己在政府会议上的回答。
2.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在自己的供词中说，把他们的发现成果公之于世并送给美国人并非他们的本意，完全是迫于原卫生部部长米捷列夫和帕林的行政压力。他们在履行米捷列夫和帕林的决定时坚信，米捷列夫和帕林是按照政府的指示行事的，而且他们——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最后还采取了一些阻止转交的措施。
我应该向荣誉法庭声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这些供词完全不符合事实，是捏造出来的。既然我受政府委托调查‘克—罗’制剂送给美国人这一案件的情节，我就应该在此恢复事情的真相。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并没有为自己的‘克—罗’成果保密。相反，他们认为必须将这些成果公之于世。他们不注意保密，多年来到处宣传自己的成果，从而引起了美国情报机关的注意。在政府调查向美国人赠送手稿和‘克—罗’制剂的情况时，他们仍认为送给美国人是合理和正确的。罗斯金甚至还用虚伪的‘人道主义’说法来证明这一行为的正确性。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参加了1946年7月初召开的卫生部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米捷列夫和斯密特将要签署的关于向美国人赠送‘克—罗’制剂的条件的协议草案，正如调查所确认的那样，在这次会议上，全体与会者，其中包括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都同意把这项发现送给美国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反对的不是原则，而是交易的条件。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在帕林赴美之前将‘克—罗’制剂、手稿和工艺材料交给帕林并不是奉命行事，而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这是罗斯金本人在今年5月15日自己的供词中讲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对米捷列夫不满，不是因为他同意把‘克—罗’制剂送给美国人，而只是因为米捷列夫对他们的实验室不够重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在帕林把他们多年的研究成果送给美国人之后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相反还千方百计地为帕林辩护。所以，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关于他们同卫生部领导在把‘克—罗’制剂送给美国人的问题上有过一番斗争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米捷列夫、帕林、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从来没有向政府表示他们反对把成果送给美国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向政府隐瞒事情的真相和自己的意图。政府是在没有得到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任何协助的情况下揭示出事件的实质并对这起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案件做出适当结论的。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抱怨说，政府不关心苏联学者或把他们的成果当作同某个大国进行政治游戏的砝码，对这些卑鄙的说法无需反驳，这只能证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是不可信赖的苏联公民。
3.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歪曲了他们向联共(布)中央，特别是向我反映情况的事实。第一次，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于1946年3月向中央申述说卫生部对他们帮助不够。中央于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说，美国大使斯密特1946年6月参观实验室后不久我就召见了他们，这是不符合实事的。关于
我第一次见到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是在
只是当手稿和‘克—罗’制剂通过帕林落到美国人手里、特别是当政府得知‘克—罗’制剂被送给美国人这一事实并开始对这一不光彩事件进行调查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才被动地、在政府的要求下，面对事实不得不讲出一些实情。他们根本不想揭出全部事实。不仅如此，他们还走上了向荣誉法庭作假供的危险道路。
安·日丹诺夫
荣誉法庭根据上述材料做出结论，苏联卫生部党委会在给卫生部部长的信中提供的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行为的事实充分证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确实犯了对苏联公民来说是不光彩的反爱国主义的错误。这一案件将由荣誉法庭依据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
签名：荣誉法庭主席：沙巴诺夫
荣誉法庭成员：谢马什柯
拉津科夫
萨尔基索夫
布占金娜
马伊斯基
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于
主席：克柳耶娃教授，荣誉法庭向您提个问题：您是否认为自己犯有从事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活动罪?
克柳耶娃：我认为，我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案件中，包括把书交给帕林这件事。但是，我不能承认自己犯有故意从事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活动罪。
№06452
公诉人库普里亚诺夫在荣誉法庭上的发言摘录
(
……现在我们在荣誉法庭上审理的事实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还因为，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和我们的政府为在苏联卓有成效和顺利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包括医学领域的工作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斯大林同志向苏联学者提出了一项伟大的任务——赶上和超过外国学者的成就。
为什么在我们的队伍中能够出现苏联学者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反爱国主义的行为呢?
为什么这两位科学家没有全身心地接受我们苏维埃的理想呢？应该说，这里谈的不仅仅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没有充分理解苏联学者的爱国主义义务。在此应该非常明确地指出，被告这种人的意识里充满腐朽的资本主义残余。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无论沙皇俄国反动统治阶级，还是国外反动力量都在向知识分子和人民灌输有辱人格的各种反爱国主义观点和情感，灌输依赖外国人、奴颜婢膝和崇洋媚外的感情，而让居住在俄罗斯的各族人民保持这种崇洋媚外的奴隶感情对统治阶级和反动力量都是十分有利的。地主、资本家、沙皇官吏从来没有重视过俄国人民的历史利益，他们始终与俄国人民格格不入并采取敌视态度，千方百计淡化和贬低俄国人民的成就，在所有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众所周知，在18～19世纪，俄国贵族极力贬低俄罗斯文化，使其庸俗化，丧失和抛弃民族传统，甚至到了几乎忘记自己的语言、开始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广泛使用法语的地步。后来，俄国剥削阶级反动阶层又像18世纪贵族对法国人那样对德国的东西都起劲地顶礼膜拜。沙皇俄国反动统治阶级这种卑鄙的反人民政策使我们的人民遭受了无尽的屈辱!由于对外国人卑躬屈膝，致使多少伟大的文化成就、多少重大的科学发现卖给和转让给外国或被外国人用欺诈的手段据为己有!因此，在俄国科学史上常常出现俄国科学界优秀代表的伟大发现的优先权后来落到外国学者手中的事件，就毫不奇怪了。比如，有人试图把俄国科学的奠基人罗蒙诺索夫在化学领域的伟大发现的优先权安到拉瓦锡头上；无线电通讯的发明者是伟大的俄国学者波波夫，后来有人企图篡改成是意大利人马可尼在无线电通讯发明中占有优先权。还有亚布洛奇科夫、门捷列夫等很多人的发现，都是如此。俄国科学史令人信服地证明，所有靠剥削其他民族的劳动而获利和发财的反动派都对俄国学者的发现垂涎三尺，并在沙皇俄国反动阶级的协助下试图截获、剽窃和占有伟大的俄国人民的科学和文化成果。
所有这一切说明，俄国地主和资本家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的直接目的是使俄国永远落后，使人民在精神上永远受奴役并绝对依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这是一条将俄国变为西欧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显然，俄国统治阶级的这个政策对帝国主义国家、外国帝国主义者非常有利，因为这个政策使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俄国和俄国人民的财富为自己自私的目的和利益服务，阻碍俄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发展。显然，复活崇洋媚外的感情，复活这种实质上是奴隶的意识、自惭形秽的意识和在精神上依附资本主义外国的意识，对当代帝国主义者也是有利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不明白为什么“最次的一个苏联公民，只要他摆脱了资本的桎梏，也比任何一个套着资本主义桎梏的外国高官高出一头”。
因此，同志们，从这里可以看清楚，只要我国某些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头脑中还保留着崇尚资产阶级文化、崇洋媚外、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奴颜婢膝的奴隶精神，苏联人民就不能认为已经彻底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对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和在我国实现文化革命的任务。
正因为如此，同志们，我们科学界、苏维埃国家的医学工作者以及我国所有知识分子绝不能容忍罗斯金和克柳耶娃的反爱国主义行为。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之流为替自己危害苏联科学和苏维埃国家的行为辩护，提出了独出心裁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医学科学发现是不能保密的，应该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和关心所有人健康的原则尽快公之于世和向国外传播。没有比这个观点更错误和更虚伪的了!苏联学者罗斯金和克柳耶娃自愿把自己的发现送给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让这些国家利用科学成果为极其自私自利、惟利是图的目的服务，为少数金融寡头、大工业家和大商人获取暴利的目的服务，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人道主义?现在美帝国主义者正利用科学成果来建立美国人优越于所有其他民族的“理论”，即说明美国人可以像希特勒那样实现对世界的统治的理论，这还谈得上什么人道主义?现在还有人相信帝国主义国家的人道主义，相信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和走狗——他们在剌探、剽窃和用欺骗手段获取其他国家的科学发现——的人道主义，这些人是何等的头脑简单，何等的天真啊!在此请问罗斯金和克柳耶娃教授：美国学者、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向世界提供过重要的科学发现吗?美国学者给苏联科学以及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提供过自己的发明和发现吗?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根本就没有把科学用于人道主义目的，从来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科学秘密。罗斯金和克柳耶娃对此应该是清楚的。至少罗斯金和克柳耶娃应该知道，当他们实验室一位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受到感染时，他们虽然从国外得到了治疗制剂，但却没有得到该制剂的制造工艺。美国人不仅没有向我们透露他们的秘密，而且还拒绝寄来和卖给我们现成的药品、制剂和仪器。用不着去谈论“美国的人道主义”，只要想一想黑人在美国的状况就足够了……
在此应该回忆一下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的话，他说：“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曾同奴隶占有制、贩卖奴隶、‘初夜权’、教会的宗教法庭、对图卢兹‘亚尔毕派’的普遍灭绝、对向往圣经和福音书中保留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布鲁诺、胡斯、无数不知名的‘理论家’、‘女妖’、手工业者、农民处以火刑……等等现象同床共枕。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要求永远憎恨市侩作风、工人阶级的叛徒，憎恨所有使人民受难的人，憎恨所有靠千百万人的痛苦而生活的人。”大家都记得高尔基在著名的《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它》一文中所说的这些名言。
同志们，很难相信，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学者中还有人不知道苏联爱国主义者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就是忘我地、忠实地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就是不断地增强祖国的实力和威力。苏联学者尤其清楚，只有在我们苏维埃国家中科学才能真正完全地为人民利益服务。苏联学者应该全心全意地、彻底地忠于自己的祖国，应该像苏联英雄加斯捷洛、马特洛索夫、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奥列格·科舍沃伊那样，在为苏维埃祖国建功立业中表现出忘我的和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年来，苏联知识分子、苏联学者始终同我国人民一道并肩前进。这是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英明政策和结果。
苏维埃国家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真正的大学者始终真心实意和诚实地把自己的工作同自己的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学者知道，所有进行科学创造的设备和条件都是人民给的。正是苏联人民以其英勇的劳动为我国科学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科学也应该造福人民。
但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显然不这样理解学者的任务。罗斯金教授对苏联学者的义务的理解是独出心裁的。比如，他认为，德国学者不是为自己的主人——克虏伯家族、蒂森家族、戈林家族服务，而是为自己干。他说：“要是在德国的话，那么学者的工作成果是属于自己的。”但他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您以为在德国这是属于学者本人的吗?难道您不知道德国学者的发现是针对我们的吗?”(
罗斯金和克柳耶娃不认为瞒着苏维埃国家把属于我国人民的成果送给外国人是一种罪过，这并不奇怪。他们不理解我国伟大的生理学家和爱国主义者巴甫洛夫的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无论做什么事，我都在想，首先我要全力以赴地为我的祖国服务。”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不妨经常想想这位爱国主义学者这些精彩的话；当他们把自己的手稿交给间谍和祖国的叛徒帕林时，更应该想想这些话。他们还应该经常想想，他们在科学上的发展、他们的整个威望、他们的全部生活都离不开苏联的高等教育，离不开苏联的科学机构，离不开自己的祖国。但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显然已经丧失了最后一点苏联学者的尊严、爱国主义的责任以及苏联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否则的话，就无法理解如下事实：帕林从美国带回来累斯利“答谢”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两个小包，用罗斯金和克柳耶娃的话说，是并不值钱的礼品——自来水笔”。罗斯金和克柳耶娃都不明白，这个“不值钱的”礼品包含着美国人对苏联人的全部鄙视，就像他们给黑人一串项链或希望通过交换小首饰来获得真正有价值的能够发财的东西一样。罗斯金和克柳耶娃不明白，自来水笔中的墨水玷污了苏联学者和苏联公民的尊严和荣誉。
对罗斯金下面的奇谈怪论也只能作这种评价。他认为自己决意把作品在国外、而不是在苏联发表，是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他说：“我的导师这样做，我的前辈这样做，我也这样做。”(
罗斯金就是这样说的。看来，罗斯金不想明白，真正的俄国学者更愿意在家里、在祖国发表自己的作品，然后，这些作品才作为杰出的发现和世界科学成就在国外报刊上转载。众所周知，“非欧几何学”的创始人罗巴切夫斯基——高斯、黎曼、爱因斯坦的前辈——
罗斯金教授应该知道，俄语是世界上最丰富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早已成为国际语言。俄语是最早摆脱地主和资本家压迫的伟大人民的语言，是为全世界指明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的语言。正如现在没有苏联的参与就不能解决国际事务一样，目前没有俄语就没有真正的文化和文明。
我们感到愤怒的是，罗斯金忘记了他是伟大的苏维埃国家的学者，整个进步人类都团结在苏维埃国家周围，而他却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的成果发表在外国的杂志上，根本不管该杂志是庸俗的还是反动的。
由此可见，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把苏联科学的利益放在次要地位，他们身上缺乏苏联民族的自豪感。然而，只有苏联人民、只有我国学者才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因为正是我们，苏联人，我们的人民在人类社会史上第一个建成了社会主义这个人类最伟大和完善的制度，永远消灭了压迫和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
苏联人民自豪的是，在人民中推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革命和先进科学的天才、社会主义生活的领导者和建设者、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斯大林。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创始人和领袖把我们的人民培养成先进的、有文化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建设者。他们使每个苏联人具有社会主义革新者和建设者的伟大创造力。他们教育苏联人民不怕困难，不断前进，在建设新世界的事业中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他们教育苏联人民对胜利充满信心，对自己伟大的、崇高的、正义的事业充满信心，勇敢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无限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和苏维埃祖国，对所有压迫和背叛行为持毫不妥协的、强烈的憎恨态度，对腐朽的仇视人类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腐败的资本主义文化持憎恨态度……
罗斯金和克柳耶娃这种反爱国主义行为在我们这里是没有滋生的土壤的，但遗憾的是，它作为野蛮的返祖现象、作为可怕的过去的残余仍然存在。少数至今大概仍没有意识到科学中的非政治倾向会导致什么结果的人应该好好想一想。他们应该明白，没有无党性的科学，我们苏维埃科学是为我们苏联人民服务的，是为真正先进的民主制度服务的。苏维埃国家的不合格的公民不可能是优秀的学者。我们，苏联学者是非常光荣的。我们要用苏联学者和公民的荣誉和尊严、用民族自豪感和苏维埃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的青年人。
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培养起来的、忠于我们伟大祖国的苏联医务工作者大家庭今后不应该允许也没有权利允许任何人用我们刚刚审理过的这类行为来败坏它的荣誉。
根据荣誉法庭掌握的所有材料，根据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供词以及在公开庭审时对这一案件的审理，可以做出结论，他们反国家、反社会和反爱国主义的错误行为是证据确凿的。
我作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得到你们选出的荣誉法庭的信任，担任公诉人。我认为，罗斯金和克柳耶娃教授把苏联在癌症生物治疗领域的重要发现送给美国人、使苏联科学的威信受到损失并使我们祖国在解决具有重要国家意义的重大科学问题中的优先权受到威胁，从而犯下了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错误，应该对罗斯金教授和克柳耶娃教授提出公开警告。[6]
№06453
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判决书
(
由苏联卫生部副部长А·Н·沙巴诺夫副教授任主席，成员包括医学科学院院士尼·亚·谢马什柯教授、И·П·拉津科夫教授，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С·А·萨尔基索夫教授、苏联卫生部副部长М·Д·科弗里金娜同志、劳动医疗保健中心联合会中央责任书记布占金娜同志、苏联卫生部党委会书记И·Н·马伊斯基同志的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在该法庭公审会上对指控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犯有反爱国主义、反社会和反国家的错误的案件进行了审理，现确认：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从事了大量有损于苏联学者和苏联公民的荣誉及尊严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勾当。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在15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从事抗癌疫苗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初步的、卓有成效的成果。他们研制出了“克—罗”制剂，用该制剂对某些癌症进行治疗取得的初步经验表明，这是一项能够在癌症——一种世界科学迄今为止尚未提出一项有效治疗方法的病症——的治疗方面产生一场革命的极其重大的科学发现。
由于原卫生部领导人(米捷列夫)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行为以及原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的公开犯罪行为(他成了美国间谍)，“克—罗”制剂连同制剂的生产工艺资料于1946年底被送给美国人，这对苏联的优势(优先权)是一个打击，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失。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不光彩的行为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用自己的行动导致“克—罗”制剂的秘密公之于世，导致该制剂落入美国人手中。
还在1945年和1946年初，当“克—罗”制剂在治疗癌症病人方面获得初步疗效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没有为自己的成果保密(因为这项发现还处在萌芽阶段，尚未经过全面的临床检验)，相反却为了个人的荣誉开始炫耀自己的成果并把有关发现的消息传扬到国外。因此，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试验和他们实验室的工作引起外国情报机关，首先是美国情报机关的极大关注。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追求的是个人的知名度，因此当后来美国情报机关对他们和他们的实验室发起真正进攻时，他们根本经不住考验。从1946年6月起，在短时间内先后拜访过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有美国驻苏大使斯密特、美国科学院院士瓦克斯曼、美国教授梅特和累斯利。他们这些人来到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实验室，一再要求详细了解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工作的情况，并公开表示愿意提供任何范围的“帮助”。美国人这种实质上无异于收买的“帮助”的要价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同美国抗癌科学界进行“合作”，把“克—罗”制剂、制剂研制及今后任何改进的秘密都送给美国人。
同美国人的这些会见和会谈的结果是，经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同意，原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他是美国间谍——在赴美之前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那里得到了要送给美国人的《癌症的生物疗法》一书手稿、“克—罗”制剂生产工艺介绍材料和10支制剂。
荣誉法庭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这种行为是不光彩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使用苏联的经费在苏联实验室里工作，15年来一直受到苏联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他们本应该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交给苏维埃国家，而不是送给美国人。但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却把秘密从自己的苏维埃国家泄露出去。他们竟欣然让美国人参观自己的实验室。他们竟然进行有损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会谈。最后，他们竟然干出有损于苏联公民的荣誉和尊严的可耻而卑鄙的勾当——让帕林把手稿、工艺资料和制剂送给美国人，这是危害苏维埃国家和苏联科学的利益的行为，因为交出“克—罗”制剂的研制秘密就意味着苏联失去了优势。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把同美国人的联系看得比同苏联政府的联系还重要，瞒着政府把自己的发现送到国外去，试图欺骗政府并掩饰这一不光彩案件的所有严重后果。
荣誉法庭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迷惑政府、欺骗政府的做法也是很不光彩的。
现已查明，当政府开始调查把手稿送给美国人一事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大概预感到他们的行为可能会被定为反国家的行为，因此在申诉材料中千方百计地向政府隐瞒事情真相，淡化送给美国人的手稿的意义，谎说手稿中没有“克—罗”制剂生产工艺的关键部分，认为既然帕林没有把生产工艺资料送给美国人，那么送手稿这件事就是无关紧要的。
荣誉法庭经过权威鉴定后确认，手稿中包括了进行必要试验所必需的全部资料，因而等于把工艺秘密泄露出去。所以，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声明，特别是克柳耶娃的声明是想欺骗苏联政府。
荣誉法庭还查明了一个可耻的事实，即作为向美国人泄露“克—罗”制剂的秘密的酬谢，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从美国间谍累斯利那儿得到两包贿赂礼品。
把发现送给美国人是以假人道主义为幌子进行的，关于医学科学应该遵循人道主义原则的说法并不能证明这些行为是正确的。众所周知，美国人过去和现在从未把自己的医学发现和制剂送给其他国家，他们根本不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原则，就连那些早已广泛使用并随便卖给其他国家的制剂也常常拒绝向俄国人出售。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不可能不知道所有这些情况，但这并未妨碍他们把自己多年研制的属于苏联人民和苏维埃国家财产的成果送给美国人。
荣誉法庭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在荣誉法庭面前没有做出苏联公民应有的表现，而且依然执迷不悟。在荣誉法庭公审会上，当证人和一些学者发言指控他们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行为之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在作最后陈述时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诚实和诚恳态度来承认对他们的指控。
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确认，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行为是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
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提出公开警告。
荣誉法庭的判决是最后判决。
荣誉法庭的本判决书副本将放进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个人档案。
荣誉法庭主席 А·沙巴诺夫
荣誉法庭成员 尼·谢马什柯
И·拉津科夫
С·萨尔基索夫
М·科弗里金娜
布占金娜
И·马伊斯基
№06449
联共(布)中央致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的非公开信
(
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党的边疆区委委员、州委委员、
市委委员和区委委员、苏联各部部长、
中央主管部门负责人和领导人、
苏联各部及中央主管部门党组织书记、
各军区和集团军司令
最近一个时期，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揭露出一些事实，证明在苏联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外国的东西和资产阶级西方现代反动文化卑躬屈膝、有损于我国人民形象的行为。其中最典型的是联共(布)中央揭露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反爱国主义和有损国家的不法行为的案件。今年6月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判。
鉴于这一事件的重大政治意义，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各级党组织及各部部长和各部党组织送发这封信，阐明案件的真相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和教训。
联共(布)中央把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全部材料发给你们，这些材料包括：部党组织给卫生部部长的呼吁书，荣誉法庭第一次会议速记记录，公诉人在法庭上的发言和荣誉法庭的判决。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在原卫生部部长米捷列夫的纵容下，在美国间谍——原苏联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的积极帮助下，把苏联科学的重要成果——抗癌制剂送给了美国人。他们是苏联的不可信赖的公民，为了追求在国外的声誉和廉价的知名度，经不住美国情报人员的利诱，把属于苏联国家和人民的科学发现送给美国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无视国家和人民的迫切利益，忘记了自己对关心和重视他们工作的祖国的义务，使苏联科学丧失了在这项发现中的优先权(优势)，给苏联的国家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失。
从这些材料中你们可以看出，为了取悦于外国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用尽了各种办法。在案件的审理中，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表现得不真诚、不体面，极力掩盖事实，公然说谎，迷惑法庭。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们试图以人道的、“纯洁的”动机来解释自己的肮脏行为。有部里1000多名工作人员参加的法庭审判向广大的社会舆论界揭露了这些人：他们道德政治水准低下，行为动机无聊而又卑鄙，连苏联公民起码的荣誉和义务感都没有。
联共(布)中央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大概不是惟一的偶然事件，它说明我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领域的某些阶层在道德政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这些事实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早在去年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以及关于话剧院剧目的两个著名决议中，联共(布)中央就要求特别重视我国某些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的危害性。但是，在联共(布)中央发出这些严肃警告之后，崇洋媚外现象还在蔓延，甚至涉及到像克柳耶娃这样一些应该把自己获得的知识、工作条件、社会地位归功于苏维埃国家的学者。这更加说明，如果不根除崇洋媚外这种危险的不良社会现象，它就会腐蚀我国知识分子中那些不坚定分子。
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我们苏维埃社会中会有人不顾民族尊严、丧失自尊心，对外国资本家最卑微的出卖灵魂的走卒卑躬屈膝呢?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人民从外国资本的经济和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苏维埃政权使我国第一次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先进的集体化农业，实现了经济独立。我国人民完成了文化革命，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国家，打碎了资产阶级西方国家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桎梏。苏联成了世界文明和进步的堡垒。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社会主义体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苏联发挥世界历史作用的情况下，怎么还会卑躬屈膝和不相信自己人民力量的可耻现象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会有崇洋媚外的情绪呢?
这种反爱国主义的情绪和行为的根源在于，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仍然是万恶的沙皇俄国的残余的俘虏。沙皇俄国统治阶级依靠外国，长期以来将俄国置于落后和被支配的状态，因此，他们给知识分子灌输的是我国人民落后的思想并使知识分子相信俄国人永远是西欧“老师”的“学生”。同时对居住在沙皇俄国的其他民族也采取这种态度，无视他们的科学和文化，沙皇俄国统治阶级脱离人民，与人民格格不入，不相信俄国人民的创造力，认为俄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落后状况。从18世纪起外国人纷纷涌进俄国，他们把自己看做是高贵种族和高级文化的代表。所以，18～19世纪俄国贵族阶层逐渐失去自己的民族特征和传统，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语言，盲目地摹仿法国的一切。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后来，俄国贵族对法国习俗和法国文化推崇的现象又被俄国统治阶级对德国人卑躬屈膝的态度所取代。
俄国科学始终因崇洋媚外现象而受到损失。由于不相信俄国科学的实力，所以俄国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得不到重视，致使俄国科学家的重大发现纷纷转给外国人或被外国人剽窃。罗蒙诺索夫在化学领域的伟大发现被说成是拉瓦锡的，伟大的俄国科学家波波夫发明的无线电通讯被意大利的马可尼剽窃，俄国科学家亚布洛奇科夫发明的电灯也被外国人据为己有，等等。
所有这些都对外国资本家有利，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把我国人民的财富用来为他们的自私的目的和利益服务。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在俄国支持和培植俄国人民文化上和精神上的低劣思想。俄国的科学和文化同沙皇俄国其他民族的科学和文化一样，始终是在同使它丧失独立性、遭到西欧文化轻视的种种尝试进行无情斗争中发展和锻炼起来的。
卑躬屈膝的第二个根源是周围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知识分子最不坚定阶层的影响。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不惜代价要在苏联内部建立情报和反苏宣传据点。外国情报人员为了在我国内部建立一些施加影响的阵地所作的努力是众所周知。他们知道，我国工人、农民和士兵能够坚定地捍卫苏维埃国家的利益，绝不会干出有损于我国荣誉和尊严的事情，于是他们便积极寻找不坚定和易攻破的环节，并且在沾染了卑躬屈膝和丧失自信等病征的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中找到了突破口。因此十分清楚，帝国主义走狗试图千方百计地支持和助长某些人意识中极其有害的资本主义残余，以便削弱苏维埃国家，在思想政治方面瓦解最不坚定的苏联公民。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清楚地表明，正是那些沾染了对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的奴才思想的人容易成为外国情报人员的猎物。
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应该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1.由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的现象已造成一定影响，党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用苏联爱国主义和忠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精神教育苏联知识分子，培养他们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性格，使他们能够抵制外国情报人员的任何狡诈的手段，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任何代价捍卫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和荣誉。各级党组织应该孜孜不倦地向我国人民宣讲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他说，即使是“最次的一个苏联公民，只要他摆脱了资本的桎梏，也比任何一个套着资本主义桎梏的外国高官高出一头”。
2.经验证明，荣誉法庭在培养苏联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出很大作用。由于法庭在审判过程中把对一些人的具体行为的调查同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来，由于荣誉法庭具有广泛的公开性，从而使诉讼程序产生巨大的道德威力，使荣誉法庭成为我们政治教育工作的强大杠杆，这是一般抽象的政治宣传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这说明，荣誉法庭是教育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形式，必须加以鼓励和发展。
3.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还表明，在我们国家机构一些工作人员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放松警惕、宽容和不负责任的现象。面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包围，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不像是国家政治工作者，而像是一些无原则的、不问政治的、失去布尔什维克本色的、甘愿上钩的人，听了几句奉承和好听的话就为外国情报人员提供一切服务。如果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重视我们，我们就应该首先尊重自己。任务在于要使我们的人民学会保持苏联人应有的尊严。
4.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还暴露出各部党的政治工作薄弱。这个工作不是经常地开展，往往只是在纪念日和运动时才搞一搞，而且与各部最重要的现实事件相脱节，没有把真正用布尔什维克精神教育部里工作人员作为中心工作。各部党组织的工作应最坚决地克服这一严重缺点。
中央委员会建议党的州委委员、边疆区委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市委委员和区委委员认真阅读这封信及所附材料，还要在苏联各部、中央主管部门、高等院校、科学院和科研所党组织中进行宣传和讨论[8]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1]斯米尔诺夫，叶菲姆·伊万诺维奇（1904～？），上将军医，曾任军事卫生总局局长、军医总局局长，1947～1953年间任苏联卫生部长。
[2]帕林，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1903～1971），生理学家，时为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学术秘书。因“克—罗”案件被诬为美国间谍，受到迫害。斯大林逝世后马上获得释放，恢复了名誉。创建了医学生物研究所，是宇宙医学生物学实验的组织者和参加者，196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3]瓦克斯曼，塞尔曼（1888～1973），出生于乌克兰的美国微生物学家，最早分离出许多抗菌素，1944年发现链霉素，1952年获得诺贝尔奖金。当时苏联关于“克—罗”案件的材料中说，瓦克斯曼访问苏联期间同学者会谈时始终拒绝透露链霉素的生产秘密。但是在
[4]这份以苏联卫生部党组织的名义要求把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送上荣誉法庭的呼吁书是由日丹诺夫亲自起草的，他在
[5]为了证明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迷惑政府、欺骗法庭的指控，日丹诺夫竟然不惜撒谎、否认事实。实际情况是，舒宾科夫是国家安全部的负责工作人员，这份便函与“克—罗”案件的准备材料一起保存在日丹诺夫的个人档案中。
[6]荣誉法庭公诉人库普里亚诺夫的发言稿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卫生部新部长斯米尔诺夫和总检察长戈尔舍宁起草，日丹诺夫参与定稿。
[7]原文如此。
[8]联共（布）中央书记处随后责成各党组织把讨论情况和相关决议报送中央。联共（布）组织局曾于
[9]非公开信是由日丹诺夫亲自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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