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苏共领导人的一些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1957年1月24日)
关于苏共领导，对他们的成绩已经公开的演说中做足够的估计，现再将他们错误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据我看来，苏共党内领导同志的错误基本上是恩想问题。他们常常把苏共党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这样就使得他们常常主观地、片面地、冲动地设想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冷静地把上述两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他们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也不能保证不犯另一个错误。他们有时承认这是自己的错误，也只是为着应付一时，而并非彻底的觉悟。……譬如兵临华沙实行威胁，这显然是武力干涉兄弟国家兄弟党内部事务，而并非镇压反革命。这种严重错误他们曾经承认过，甚至就在这一次谈话中他们也承认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是不许可的。但是他们却又狡辩这不是错误。”“当我们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分析，提到思想根源社会根源等问题，他们屡次却不愿接触。至于提到对斯大林功过评价的分量时，似乎他们的看法较过去有些改变。但是我看这只是为了一时的需要，并非出自深刻周恩来的的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一到莫斯科就感觉到了。17日晚刘晓宴会上，赫鲁晓夫又提到斯大林问题，……有很多不恰当的话，也并无自我批评。当我们逼问他们20年来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难道同斯大林共事的同志，特别是苏共政治局的同志不负有一定责任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承认斯大林的错误是逐渐增长的，如果不杀头的话，他们至少也可以少作些助长斯大林错误的发展的事，而多作些约束斯大林的事。在会谈时候，他们不肯公开承认。”“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说，他们都是第三代的人，根本说不进去，似乎对约束斯大林的错误无能为力。我当时还是强调斯大林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指出他们这些当时的领导人在助长斯大林错误的逐渐增长这一问题上总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同时我还提到中国党认为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只能给党带来好处，提高党的威信。赫鲁晓夫在已到机场临下汽车的时候告诉我说，他们不能象我们那样作自我批评，如果那样作，他们现在的领导就成问题了。”“关于波兰问题，波兰事件明明是由于历史上俄、波之间民族隔阂很深，战后多年来工作又未作好，最近兵临华沙一举更是影响很坏，所以目前波兰不便提出‘以苏为首’的说法。波兰同志也承认同苏联同志间互相信任不够，而哥穆尔卡正羽尽力挽回这些不利的情况，尽力调整波苏关系，表示坚决镇压反苏的挑衅行动。但是苏联同志……不愿意接受大国主义的批评，持这种态度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说服波兰同志。”“因此，关于改善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问题在10月30日宣言发表后，虽然在历次同兄弟国家的公开声明中都一再提到它，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仍然表示畏缩，而且常常喜欢和习惯于指导和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内部事务。”
“(二)中苏关系问题。现在正是大敌当前，所以苏联同志对于中苏团结态度甚殷。但是，我看苏联领导者并非心悦诚服和赤退恳无间。譬如对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许多苏共领导同志公开举杯庆贺，但是他们最负责的三位同志(指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引者)对此文却只字不提。并且当我们同他们争论该文中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一段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使他们不愉快的(或者是使他们感到为难的，我记不清楚了)。……因此，我认为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苏共某些领导同志表现功利主义思想，所以我在会谈的最后一天中关于撤销五年计划长期供货合同问题、关于顾问专家问题、关于原子能导弹事业合作和援助问题，都根本未提。不仅是因为时间不够，主要的为了不使他们感到我们是在乘人之危同他们讨价还价。这些事可以留在以后再提或者不提。”
“(三)在国际局势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另一方面，在策略问题上，由于原则性不够明确，故有时灵活无边，常常不能通过具体策略的正大确运用去圆满地实现总的战略方针。……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也常有发生使人担心的事件的可能。譬如，他们这次一般地承认我们关于目前世界上存在两个阵营和三种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帝国主义力量、民族主义力量)的提法，同意我们的这种分析，但是他们在起草的公报中又有苏、中、印三国团结的笼统的说法。我们认为这是虚张声势，不好，后来都取消了。苏方起草的公报稿未用，签字的公报稿是在我们起草稿件的基础上的。”
“(四)虽然如此，中苏关系较斯大林在世时毕竟是不同了。第一，现在是大敌当前，极需加强中苏的团结互助，这个最高原则双方认识到的，也都承认了的。第二，中苏两国可以平等地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了，即使苏联同志对某些重大问题持不同意见，但不能不同我们讨论。中国党的文章正在影响着苏联的干部和人民，乃至某些领导人员。第三，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也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一搪死水不能争论了，现在不同的意见可以讲了，这有助于推进团结和进步。第四，苏联广大人民是热爱中国的，对中国人民的成就和力量的壮大感到高兴的，对中国人民的友爱是与日俱增的，但是人民的骄傲自大并未全去，而且又增长了自由主义气氛。这次对我们的接待是十分隆重的，这也表示苏共领导同志是想在人民面前和全世界面前搞好。第五，一方面他们领导人中有些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一年来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是受益还不大。另一方面，他们却也有时表现信心不足，内心有些恐惧，所以在对外事务中和兄弟党的关系中常常采取一些吓人的手段。他们同我们谈话中有时也谈些真心话，但是就是不肯放下架子。总结一句，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因此，恐非有计划有步骤长期而耐心地进行这个工作不可。”
摘自《周恩来的卓越奉献》第302—304页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1957年1月27日)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 ，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的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它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它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根据讲话记录稿刊印。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0—283页。
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节选)
(1957年4月8日)
邓小平这是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我们要在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内学会建设，而且在这中间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可能不可能呢?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搞建设的条件是好的，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困难要少一些。首先，国际形势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环境。其次，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苏联的经验，有苏联的帮助。当然不是说苏联在帮助我们的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没有缺点。但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成绩。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但首先是学习苏联，因为现在只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我们，美国对我们搞禁运嘛!
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建设的经验。我们搞建设已有七年多一点时间，有的地方如东北还搞得更早。这几年的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小看。这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真正总结起来，对我们来说，益处更大。这几年的建设，大量的是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的错误。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
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
一、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什么叫教条主义呢?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现实。经验本来是好东西，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变成坏东西。苏联的许多经验是好的，但是如果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就坏了。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不是讲增产节约吗?就是因为我们穷。我们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在建设当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五三年就讲过。有些同志讲美，美当然是好的，大家都是愿意美的，但是应该在经济实用的条件下，在可能的情况下照顾美观，实在不大美也就算了，等到将来富裕了再来讲美，今天主要讲经济讲实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10第174—181页。
毛泽东关于向苏联派遣留学生问题的批语
(1957年4月27日)
陈云同志：
这个问题，请你与有关人员研究一下，严格控制，统一解决，并指〔定〕一个机关统一管理。以后应当少派，派去的要精。已去而品格恶劣或程度太低的，可否考虑调回。
毛泽东
四月廿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49—450页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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