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家利益中的核心要素，如安全、经济繁荣和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发生重要的变化，与此同时，这些核心利益在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优先顺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围绕着这些问题，美国国内各派发生了激烈的论争。美国不论如何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确定国家利益的内涵或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关键词 美国国家利益 新保守主义 传统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 国际体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利益中的核心要素，如安全、经济繁荣和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发生重要的变化，与此同时，这些核心利益在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优先顺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冷战时期相比，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上升到更为突出的地位，但同时也使得安全、经济和价值观三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加表面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就是价值观方面的利益同经济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的冲突。后冷战时期上述三个核心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美国是否应当以促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的名义在海外进行干涉?这样做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对外干预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价值观利益和安全利益?在价值观利益和经济利益发生矛盾时，优先考虑哪种利益?在安全利益基本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如何处理长远的国家安全战略利益和近期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围绕着这些问题，美国国内各派发生了激烈的论争，从而对如何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并如何通过外交和安全战略实现这些国家利益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美国在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及有关国家利益的论争
对美国而言，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被福山称为“历史的终结”的时期。冷战时期，苏联是美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构成了美国国际环境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正是这个“邪恶帝国”的存在为美国国家利益的内容和国家利益要素的优先顺序的确定，以及最终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的制订都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世界上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影响力。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失去了确定国家利益的一个明确方针，这种全新的世界格局一方面使得美国感受到赢得冷战的欣喜，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感受到“范式缺失”(lostparadigm)。霍夫曼对此指出，美国“似乎被事情发展的速度惊呆了，美国外交机构中的许多成员成了遏制政策的孤儿，抓住过时的外交政策的残骸不放，不能设计出新的战略”。亨廷顿也指出，“如果作为美国人就意味着献身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那么如果没有了‘邪恶帝国’在那里威胁着这些原则，那么做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又是什么?”[1]
与此同时，冷战时期以军事对抗为主要特征的美苏争霸已经被冷战后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所代替。这种变化起因于力量本质的变化，国土、资源、人口等国家力量的传统要素不再占有过去那样显著的地位。基辛格在其新著《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一书中强调：“在当代，领土作为国家力量的一部分已经失去了许多意义，技术进步比任何可想象的领土扩张更能提高一个国家的实力。”[2]因此，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更加重视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在新的国际力量组合中更多的考虑经济利益，以便在全球化的发展中谋求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地位。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国家利益面临的威胁多元化、分散化。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在2000年8月的一份题为《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报告中，将美国面临的威胁分为：美国与世界的核发展趋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毒品；非法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电脑和信息技术；全球环境。[3]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则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划分为：跨国界威胁；危险技术的传播；失败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外国情报搜集；环境和健康威胁。从上述两份报告中可以明确看到，后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利益遭受威胁的范围和领域大大扩大了，“目无法制的国家和民族冲突威胁着世界上许多重要地区的稳定和进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恐怖活动、毒品贩运和其他国际犯罪活动，是跨越国界的全球问题。起源于海外的其他问题，如资源枯竭、人口的快速增长、新的传染性疾病、普遍的腐败以及失控的难民迁徙，这些都对美国的安全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4]“9·11”恐怖袭击事件说明，应对这些新的威胁将是美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相当紧迫的任务。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在如何看待美国国家力量和利益的变化对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影响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由于公众舆论的支持，加上美国政治文化和公共决策机制的推动，由上述分歧发展而来的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论争规模空前。这场至今依然在持续进行的论争按照不同的标准大致可以划分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论争；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论争以及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的论争。其中，新保守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论争最为激烈。
冷战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在对冷战时期美国一贯坚持的国际主义的批评中形成和发展。他们批评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上没有分清楚什么是生死攸关的利益，什么是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次要的利益。新保守主义者虽然赞成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但反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解决国际问题，主张美国不必要卷入与自己无关的海外冲突之中，因为那样会分散美国的力量。新保守主义者强调，在海外推进民主，即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利益应该优先于促进市场和私人企业的考虑。不过他们主张，对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引人注目的是，新保守主义者还强调，“霸权主义的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四大外来威胁，将来是美国的第二大外来威胁。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新保守主义强烈反对多边主义，认为实行多边主义的结果会损害美国的主权以及削弱对美国民族的认同。在他们看来，国际上的多边主义和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削弱美国“主权”的两把刀，他们担心对美国民族认同的削弱将导致美国的“巴尔干化”，从而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并瓦解美国的力量。[5]具体到决策层面，新保守主义主要包括三种反国际主义的政策偏好：对联合国的敌视、对对外援助的抵制、对日益升温的移民浪潮的谴责。
与新保守主义一样，传统现实主义对冷战时期自由国际主义的政策也持批评态度，主张根据美国国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相应调整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所不同的是，传统现实主义派在提出他们的批评时遵守“力量”和“利益”的原则。他们认为，冷战后美国应当并且有可能设计出一种真正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不再会使美国“背负自由国际主义的枷锁、乌托邦式的期待以及法理主义的阴影”，这种外交政策会让美国在确定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真正具有“就事论事”的现实态度，而不会应用那些一成不变的原则。[6]
他们强调，要确立美国在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必须按照现实主义的经典利益原则制定对外政策。这些利益原则包括：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与国际体系的利益以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区别开来；应当按照成本和收益的经济学规律分配美国有限的资源，诸如保护国家生存、领土完整以及政治独立等核心战略应当优先；不把对外政策作为扩展美国价值观的重要工具；撤出对美国利益无关紧要的第三世界等等。[7]多数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为人道和人道主义救援目的对海外进行过分的干预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应当把追求民主、人权方面的利益同追求安全、经济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考察。在国家利益三要素发生冲突的时候，传统现实主义派主张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优先于价值观利益。显而易见，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政策建议，将必然导致美国在海外存在的大幅度收缩。
新现实主义派对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看法、对美国国家力量和国家利益的界定显然不同于保守主义派和传统现实主义派。新现实主义派认为，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发展对美国社会和美国对外政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导致美国的国家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国际体系的利益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已经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进行海外干预，必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这不仅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要求，也是在美国力量的限度之内。他们批评保守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的主张是“仇外情结和狗咬狗的世界观”，强调“美国人民必须相信，美国继续参与国际事务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防止国家间的战争，倡导区域稳定、扶植贸易和经济发展有利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领导者应在其利益当中所包含的外交政策目标”。
对此，美国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小约瑟夫·奈也明确指出：“收缩也许会削弱美国的实力，取消国际义务也许会削弱美国的影响，但不一定会增强美国的经济实力。事实上，世界各国已经如此密切的相互联系，以至于任何试图鼓励自己的努力肯定是徒劳的……减少美国国境之外的混乱为什么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那里发生的事情会伤害我们，因为我们会在诸如核扩散、毒品、恐怖主义以及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上去影响远处的政府。这样做就需要榜样之外的力量。”[8]
新现实主义派强调支持价值观利益的目标，但坚持在具体操作上必须采取务实主义的态度和手段，双重标准在一定意义上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把价值观利益同外交正挂钩对未来美国国家利益造成的伤害将比现在大；同时，过激的民主、人权政策在“新兴大市场”国家尤其不能奏效；另外，当前美国多数人权组织对人权的定义过于狭窄。在新现实主义派看来，指导美国人权政策的原则应包括以下几点：人权政策必须能够确实付诸实施；将人权与贸易脱钩；美国应当与其他国家一起采取多边行动。因此，“美国永远也不应当放弃使之成为强国和人道国家的价值观，但如果美国真正关心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那么它必须制定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既反映世界变化的现实，同时又充分利用美国全部的对外政策的工具。”[9]
二、后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实现
尽管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从未对美国应采取什么外交政策达成一致意见，但美国实际的外交政策仍然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追寻仍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其继承性和创新性。现任布什政府国务卿的赖斯在2000年的《外交》上发表文章，突出体现了有关国家利益争论的政策决策意义。赖斯强调，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应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指导，要有效地推动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重振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付“无赖国家”，并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关系。
首先，国家安全继续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界定的主要取向，并成为制订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为此，采取“先发制人”安全战略，保障美国安全，就成为“9·11”事件后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首要目标。布什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布什强调指出：“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防务以冷战中的威慑和遏制理论为基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战略仍然适用。但是对付新的威胁还需要新的思维……而一旦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些失去理智的独裁者就能够用导弹来装载这些武器，或者悄悄把这些武器提供给恐怖主义盟友，遏制也就失去了作用……只靠防御不能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与敌人作战，摧毁他们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予以打击。”布什的这一思想最终体现在2002年9月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对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给予反击。威胁越大，不采取行动的威胁就越大，也就越有理由预先采取行动保护我们自己，即使仍不知道敌人将在何时何地发动攻击。为抢先阻止我们的敌人采取这种敌对行动，美国将在必要时先发制人。”为达到这一目的，报告要求美国“保持充沛的军力，作为我们履行义务和保卫自由的后盾。我们的军队将如此强大，可迫使潜在的敌人放弃扩充军备，不再妄想拥有超过美国或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实力”。[10]
其次，理想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趋于上升，维护“人权”、推广和促进民主在美国外交政策目标中的地位上升。长期以来，理想主义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之一，美国决策者也一直把推广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总是在各个时期或强或弱的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直接的安全威胁消失以及非力量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理想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有明显的增长。
美国决策层和思想界普遍赞成美国为输出价值观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以争取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进程中继续扮演“基本上无可争议的催化剂的角色”。他们认为，推广美国价值观和民主制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外交手段，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成本”。因此，拓展民主和自由，彻底铲除恐怖主义赖以滋生的土壤，成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2002年的《国家安全报告》宣称：“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着自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最好时机……美国将利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刻将自由的成果扩大到全世界。我们将积极努力，促进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遍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报告还强调：“我们的事业从来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国家的防务，正如我们一直战斗的那样，我们是为了正义的和平，一个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和平而战……我们决心通过鼓励世界上的自由开放的社会来扩大和平。”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促进中东地区的民主就成为推进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内容。2003年《华盛顿季刊》发表的题为“实现穆斯林世界的更为伟大的民主”的文章，充分说明了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上述意图。文章强调：“从根本上说，美国支持民主是个原则问题。它曾经而且依然保留在我们作为国家和作为个人的心中。美国将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生命的权利、实现自由、实现对幸福的追求。这样做并非由于美国相信这些价值是应该输出的生活方式，而是由于它们是普遍的、不言自明的和不可剥夺的。”[11]
第三，美国国家利益实现的外交战略出现了从注重“硬实力”到注重“软实力”，从注重单边行动到注重多边合作的变化。冷战结束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军事力量发挥作用国际环境，导致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诸多手段中地位的相对下降。因此，在军事力量作用下降和美国“政治力量分散化”的情况下，美国转而将“软实力”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种重要的替代手段。所谓“软实力”包括社会凝聚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及控制国际规则和机制的能力，美国正借助全球化趋势将“世界美国化”。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各国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为了共同利益的实现，国际社会各个主体之间的合作已经不可避免，而诸如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国际犯罪集团的活动等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出现和加剧则使得这种合作十分必要。从海湾战争时期美国集结多国部队打击伊拉克到北约空袭南联盟，再到最近美国在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后组织反恐联盟，尽管美国的许多次多边合作都表现出强烈的强权色彩，但依然说明美国在面临诸如国际恐怖主义这样的全球问题时感受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有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了广泛的接触和合作，美国的国家利益才能得到维护，这不仅对诸如恐怖主义、国际犯罪那样的‘硬’问题适用，而且对诸如环境、疾病、贫穷那样的‘软’问题同样适用。不能单干是保守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派、传统主义派和反传统主义派就未来几十年之内美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反复重申的主题。”
最后，美国国家利益越来越多的受到媒体、大众舆论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国内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实现手段的选择上显现出较为混乱的特点。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政治渠道相对畅通的国家来说，国家的政策常常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外交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同时，后冷战时期美国国内政治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舆论状态和公众情绪(两者一向受特殊势力影响或操纵，甚至由其塑造)在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显著增大，以至于影响了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理性考量，而新闻媒体在这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结 论
后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利益尽管在国家利益的要素的优先顺序、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等方面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即安全、繁荣和价值观始终不会变化。同时，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美国不论如何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确定国家利益的内涵或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在不同的条件下，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实现上，美国国内论争的任何一种思想和流派都会对政府决策产生直接和重要的影响。但应该注意到的是，偶发事件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实现所产生的巨大冲击，“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一个典型。“9·11”这一突发事件对美国国家利益界定的影响可能就要大于近年来任何一种国际关系事态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9·11”恐怖袭击用一种极其恐怖、极端的方式将一个非常紧迫、非常明确和相当集中的国家利益的内涵以及全新的国家利益优先顺序“强加”于美国，那就是美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将对外政策重点放在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上，预防对美国及其盟国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而不是其他。但高度重视以打击恐怖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中的安全因素，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实施这样的行动中忽视或放弃经济利益和价值观方面的利益。
国际观察 2005年第4期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200063)
注释：
[1] StanleyHoffman，“WhatShouldWeDointheWorld，”AtlanticMonthly，Vo.l77，No.4，October 1989，pp.84-85；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Affairs，Vo.l76，No.5，September/October1997，p.29.
[2]HenryKissinger，DoesAmericaNeedaForeignPolicy?：Towarda Diplomacy for 21st Century，
[3] “CommissiononAmerica’sNationalInterest，”America’sNationalInterest，July2000，p.23.[4] NationalSecurityCounci，l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Century，May1997，pp.10-11.
[5] Samuel Huntington，“RobustNationalism，”NationalInterest，Vo.l58，Winter1999/2000，p.31.
[6] IrvingKristo，l“DefiningOurNationalInterest，”NationalInterest，Vo.l78，No.21，Fall1999，pp.16-25.
[7] AlanTonelson，“WhatistheNationalInterest，”AtlanticMonthly，Vo.l268，No.1，July1991，p.31.
[8] JosephS.Nye，Jr.，“WhytheGulfWarServedtheNationalInterest，”Atlantic Monthly ， Vo.l268，no.1，July1991，pp.56-64.
[9] Jeffrey Garten，“Comment：TheNeedforPragmatism，”ForeignPolicy，Winter1996/1997，p.77.
[10] “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战略”，参见《反恐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424，第436页。
[11] Richard Hass，“Toward Greater Democracy in the Muslin World，”Washintong Quarterly ，Summer 2003，p.138.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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