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入主白宫前，在国会里长期从事对外事务工作的肯尼迪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外交思想。其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反共和对苏联冷战。然而，与传统冷战斗士不同的是，肯尼迪更加重视美国在经济、技术和文化领域同苏联的竞争，更加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走向；在对待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肯尼迪也采取了更为现实和客观的立场。与艾森豪威尔相比，肯尼迪的外交思想更具主动性，更有利于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
关键词：肯尼迪；冷战；导弹差距；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共同对手的消失，美苏这对战时的伙伴和盟友围绕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导致冷战的爆发。以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的“铁幕演说”、凯南(GeorgeKennan)代号“X”的电报、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等为标志，冷战的铁幕徐徐拉开，世界被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肯尼迪(JohnF.kennedy)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登上了美国的政治舞台。1946年，他进入美国众议院，1952年又当选为参议员并在1956年成功竞选连任。作为冷战初期涉足美国政坛的政治家，肯尼迪属于“遏制的一代”，是一位冷战斗士，具有冷战斗士的一般特征，即强硬地反共反苏。但是，与传统的冷战斗士如约翰·杜勒斯(JohnDulles)等人的僵硬的观念相比，肯尼迪的冷战思维又有一些新的特点，他更强调两大阵营之间广大中间地带的重要性；对日益兴起的民族运动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在同苏联争夺中间地带的过程中，肯尼迪强调美国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优势，上述三者正是肯尼迪组建和平队的思想基础。
肯尼迪步入政坛之际，正是冷战的帷幕拉开之时。作为一名新当选的众议员，肯尼迪在国会亲耳聆听了杜鲁门(HorryS.Truman)总统阐述对苏联冷战的杜鲁门主义。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身为民主党国会议员的肯尼迪与共和党人站在一起，猛烈攻击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在雅尔塔会议上将中国出卖给俄国，攻击杜鲁门总统“丢掉”了中国，认为白宫和国务院应该为共产主义在中国获胜而受到谴责，他要求美国国会立即承担起责任，“阻止共产主义洪流吞噬整个亚洲”[1](P13)。在冷战初期的美苏对抗中，肯尼迪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冷战思维：强硬地反对共产主义事业；以实力为基础的谈判；共产主义是寄生于贫穷和经济混乱的癌症；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革命和内战一般是受到共产党的指使或利用；作为自由世界领头羊的美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世界。肯尼迪认为，作为冷战中的对手，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美苏冲突的真正根源，并不是通过谈判就能轻易解决的，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同他们民族的根本利益是相冲突的，不论在欧洲、中东还是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我们作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领袖的抱负同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最强大的领袖的抱负相冲突，任何谈判都无法解决这些分歧”[2](P11)。1960年，肯尼迪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了总统大选。在9月23日盐湖城的演说中，肯尼迪指责“敌人就是共产主义体系本身”，称冷战“并不仅仅是追求军事霸权的斗争———它也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即上帝所保佑的自由与冷酷无情的、不信神的暴政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3](P199)。肯尼迪指责艾森豪威尔(DwightD.Eisenhower)政府对苏冷战不利，第一次柏林危机、卡斯特罗(FidelCas-tro)在古巴的崛起、U-2飞机事件、苏联卫星上天等等，都预示着美国在美苏冷战中已处于下风。
肯尼迪宣称：“我认为有一种危险———历史将做出判断：这是美国潮流开始结束的日子，这是共产主义潮流汹涌而来的时代，这是人们开始不再担心须按照华盛顿的意图考虑什么，而仅仅按照莫斯科和北京的意图思考问题的时代”[4](P9)。正是由于怀着如此强烈的反共意识，肯尼迪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苏冷战中的任何劣势都无法容忍。
20世纪50年代，苏联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较高的速度，重工业的发展尤为迅猛，而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更为迅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经济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特别是艾森豪威尔第二届政府时期持续低迷，工业增长率在几个主要工业国家中是最低的，这一问题成为1960年总统竞选中肯尼迪攻击共和党的重要把柄。肯尼迪提出这一问题，一方面是出于攻击竞争对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考虑视角。肯尼迪在同尼克松(RichardM.Nixon)的第一次公开电视辩论中慷慨激昂地陈述说：“我不满意，因为我们的钢铁生产能力有50%没有利用；我不满意，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中，美国经济的增长率是最低的，因为经济增长意味着实力和活力，意味着我们能够在国外承担义务；我不满意，尽管我们有人在忍饥挨饿，有400万美国人每个月在等待政府的粮食救济，但我们拥有价值90亿美元的粮食，而其中一部分却正在腐烂；我不满意，苏联培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我们的两倍……”肯尼迪承诺将采取措施，推动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我想让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开始注意美国，而不是注意赫鲁晓夫或者中国共产党人，让他们看看我们正在如何处理问题，让他们对美国总统正在做的事情感到惊讶”[5]。在肯尼迪看来，即使是经济领域里的竞争，它所涉及的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体制哪种更具优越性的问题，是原则问题，美国必须向世界其他国家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方面比社会主义制度更具优越性。
50年代中后期美国同苏联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的变化，也促使肯尼迪反思和重新考虑美国的冷战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这种战略的核心内容是：首先，美国必须发展拥有巨大打击能力的武器，主要是包括原子弹和氢弹在内的核武器，以对苏联形成有效的遏制；其次，美国在战争中必须拥有按美国选择的地点进行报复的力量；第三，美国还必须拥有立即报复的力量。大规模报复战略以核武器为主要战争手段，强调威慑作用，企图以核战争威胁对手，以核讹诈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拥有对苏联的核优势，无论是核弹头的数量，还是核武器的运载能力。
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重点发展核武器及战略轰炸机，从1953年到1961年，美国核武器的数量从1350枚增加到23000枚，战略空军也实现了更新换代，可执行洲际轰炸任务的B52战略轰炸机逐步取代了旧式的B29和B47轰炸机。与此同时，美国常规军事力量被大幅削减，陆军人数从1953年的150万下降到1960年的不足90万；海军人员则从100万下降到不足80万。陆军费用1953年为170亿美元，1955—1960年期间平均每年不足100亿美元，海军的费用也相应地下降[6](P57~58)。
然而，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在继续保持常规力量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核武器。1953年8月，苏联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氢弹，1955年，苏联的远程轰炸机投入现役，从此，苏联具备了以核武器威胁美国本土的能力；1957年8月，苏联成功地进行了洲际火箭的试验；同年10月，苏联将一颗重
在肯尼迪看来，除了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外，美国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有利因素：一是经济上和工业上的有利条件，尽管这一因素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旦原子弹落下时便不中用了，但在目前，对于在印度和突尼斯这样的关键地区建立实力地位和友好关系却大有用处，(美国)大可不必听任这种有利条件逐渐消失而白白浪费掉”。肯尼迪特别提到当时国会提出的“开发基金”提案，认为这一提案为国会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提供了大好机会，“对那些筹划必要资金以赶上本国人口增长率的国家来说，这种基金是求之不得的”。
此外，“我们还保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有利条件，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条件对外输出独立宣言中的革命思想，因而也更有条件领导而不是打击东西方反对各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世界上有许多地区把我们看成是得人心的统治的敌人，尤其是在我们最近出兵中东以后，其实，在这方面，我们本可当之无愧地享受世界上最清白、最伟大的美名的”[2](P43~44)。至于苏联的弱点，肯尼迪认为，美国可以利用的主要就是苏联的卫星国家这一“阿契利斯”的脚后跟①。根据肯尼迪的上述分析及此前和稍后在参议院的提案与演说，我们可以大致透视肯尼迪“败狗战略”的思路。
首先，在利用苏联的弱点方面，主要是利用美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增强美国对苏联卫星国的吸引力及卫星国对苏联的离心力，力争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实现“和平改变”。为此，肯尼迪在参议院提出一项法案，以修正剩余农产品处理法和共同安全法，这个法案可以使美国向类似波兰这样的“既非完全友好又非完全被支配类型的国家”提供援助，包括出售剩余物资、开发贷款、商业贷款和技术援助，“这是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十分符合的”。此外，美国还应“增加人民和人民之间的接触，增加文化、科学和教育的交流和增加代表两国各方面生活的代表团的相互访问。除了改进我们的宣传活动外，我们也应该利用电影、唱片和西方生活的真相来打破苏联人强加于波兰人民的同西方的长期隔离。……波兰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灌输西方的思想、书籍和道德原则而形成的文化革命”[2](P93~94)。
其次，充分发挥美国在经济上的优势，调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加强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肯尼迪认为，在“导弹差距”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经济差距，“这种差距的明显和急迫程度，并不亚于‘导弹差距’”。经济差距并非指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经济差距，而是指南北经济差距，即北半球工业化国家与南半球人口过多、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在生活水平、人均收入、和对未来的希望上的差距。“正是这个差距，今天向我们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正是这个差距，比今天的任何军事挑战都更加严重地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的面貌，改变着我们的战略、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同盟”。
肯尼迪认为，就对世界所承担的义务和面对的机会而言，美国对这一经济挑战的反应是“极不坚定、极为畏缩和极不恰当的”，常常是“乱花钱和说大话”[2](P45~46)，而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在向不发达地区输出资本和提供技术援助方面“每天都有新的成就……从长远的角度看，俄国在这方面的成就，甚至比它在军事技术上所取得的胜利更加有意义”。在肯尼迪看来，“俄国走的是间接的道路，即首先赢得辽阔的边远的原料地区，然后再去赢得欧洲；这种做法又因这些地区同时发生的许多革命而更加奏效。在亚洲、中东和非洲，这些地区的民族长期以来在殖民统治之下无声无息，而现在第一次置身于新近赢得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沸腾局面之中。拉丁美洲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为各种革命的浪潮所席卷：工业化革命、人口猛烈增长的革命、消费者需求的革命、有色人种企图消除白种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劣等民族的烙印的革命。所有这一切也就促成了一个关系到人生观的空前革命”[2](P5)。肯尼迪警告说，目前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军事威胁，而是苏联对不发达地区进行的经济、技术援助和贸易渗透，如果苏联通过这一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那么，印度、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就会不知不觉地被拉进铁幕之内，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多少导弹，无论多少空间卫星，无论多少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都不能挽回美国的颓势。为此，肯尼迪提出，美国应采取如下举措：扩大农业援助的范围，并使之与其他对外援助决策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此，国会应采纳那些更富有想像力的建议，以消除那些限制美国在海外使用剩余农产品的各种障碍，减轻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类国家的粮食危机。
正式宣布1959年为国际开发年，减少贸易障碍和进出口银行的限制，拟订国际性的样品协定，扩大技术援助计划，鼓励更多的私人投资。重振开发贷款基金业务，这是使发展中国家相信美国愿意支持有效的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步骤”，也是美国给予亚洲和中东其他国家政府以新刺激和新鼓舞的“最有效的步骤”。这样，美国就可以使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认识到，“能够帮助他们获得稳定和发展的，不是俄国和中国，而是美国”[2](P53)。
再次，针对正在蓬勃兴起的亚非民族运动，美国应调整自己的传统政策，用肯尼迪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需要为伟大的目的寻找新的观念”。肯尼迪的这一思路主要是针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运动的政策提出的。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从未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力量，而是将其作为冷战的一部分来看待。在当时的决策者看来，民族主义、中立主义同共产主义并无多大区别，第三世界的许多麻烦是由莫斯科和北京煽动的。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甚至认为，中立主义只不过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骗人阶段，并宣布它是“不道德的和目光短浅的概念”。因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基本上是站在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对在美苏冷战中保持中立的亚非国家持敌视态度。苏加诺(AchmedSukarno)总统在谈到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时可谓一语中的：“不结盟很容易被美国误解。美国只是在你加入它所选择的一方时才会喜欢你，如果你不完全与其行动一致，你便会被认为是加入了苏联一方。”[8](P128)在对待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美国更多的是站在欧洲殖民国家和冷战的盟友一边。1960年底，以印度为首的43个亚非国家在联合国提出一项联合提案———《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宣布摆脱殖民主义的进程是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但美国与它的9个北约盟国一起投了弃权票。美国的行为深深地刺伤了正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人民的心，也招致了一些已经独立的亚非国家对美国的不满。
肯尼迪的新观念就是承认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支持亚洲和非洲的非殖民化运动。1957年7月，肯尼迪在参议院的演说中强调，“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独一无二的力量，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既不是氢弹，也不是导弹———乃是人类要求自由独立的永恒的愿望。这种巨大的要求自由的力量的死敌———由于缺乏更确切的名称，姑且称为帝国主义———在今天，这就是指苏联帝国主义，还有———不管我们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西方帝国主义。因而，今天美国外交政策所遇到的最最严峻的考验，就是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的挑战的问题，我们做些什么来促进人类争取自由的愿望的问题。”[2](P66)可以说，肯尼迪在美国政界崭露头角，在美国之外的世界赢得名声———获得赞誉或被指责、攻击，是与他对待亚非地区民族运动的态度密不可分的。而非殖民化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更是肯尼迪冷战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肯尼迪关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及非殖民化的观点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1年，身为众议员的肯尼迪访问了正在进行反法独立运动的越南，当时，美国官方的立场是无条件地支持法国镇压越南民族独立运动的行动。在西贡，肯尼迪不仅会见了美国公使、法国殖民军的司令官，还与当地的商人和普通老百姓进行交谈。结束在越南的访问后，他还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进行了访问，并分别会见了这两个国家的民族运动领导人苏加诺和尼赫鲁(JawahralNehru)。这次远东之行对于肯尼迪形成对民族运动和非殖民化的看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回到华盛顿后，他在给国会的报告中说：“在印度支那，我们已经把自己同死抱住法兰西帝国残余不放的法国政权的绝望挣扎绑在一起了。……阻止共产主义南进是有意义的，但决不能只靠武力。目前要做的工作是在这些地区树立坚强的非共产主义的民族情绪，并以此作为防卫的矛头……我们的做法如果背离甚至违抗这种固有的民族愿望，其结果注定是要失败的”[9](P248)。
1952年11月，肯尼迪被选入参议院后，继续关注印度支那问题。1953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已是岌岌可危，美国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的军事援助已达10亿美元以上，而艾森豪威尔政府还在继续扩大对法国的军事援助。这年7月，肯尼迪在国会提出议案，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支配外援的时候，必须根据一个原则，即用一切办法，“促进法属殖民地人民所希望的自由和独立”。他强调：“除非越南人得到保证，肯定在战争结束后能获得完全的独立，否则，要赢得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1](P15~16)。
1954年初，法国殖民军被包围在奠边府，法军指挥官请求美国提供支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提出美英对奠边府进行联合空袭，美国副总统则提出了派遣美国军队参战的可能性。
肯尼迪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使他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而使他声名鹊起的是他对待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态度。1954年秋天，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法国政府并没有吸取4个月前被赶出印度支那的教训，决心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起义，结果陷入了一场几乎耗空法兰西国力的冲突中。在对待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执行亲西方盟国的政策，认为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内部问题，反对将其提交到联合国讨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小洛奇(HenryCabotLodgeJr.)和驻法国大使狄龙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美国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处理具有坚强的信心。不仅如此，美国还向法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民族武装力量难以对付的直升飞机。肯尼迪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1957年7月2日在国会发表的长篇演说中，肯尼迪预言：“无论法国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无论法国有没有我们的支持，他们在海外的领地，迟早会一个一个地、不可避免地获得自由……如果法国和整个西方想要在北非继续保持势力，那么，第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就是，阿尔及利亚也像摩洛哥和突尼斯那样宣告独立”[2](P72~73)。
肯尼迪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演说不仅令美国朝野震惊，在国外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都公开发表谈话，抨击肯尼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民主党的一些著名政客也站在了肯尼迪的对立面上，民主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史蒂文森(WilliamStevenson)称肯尼迪的讲话是“可怕的”，前国务卿艾奇逊(DeanAcheson)则认为肯尼迪的演说用“愚蠢的言词伤害了一个垂头丧气的盟国”。法国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评论说：“这是令人羞愧的，我们的事业被错误地指引着，我们被迫忍受这样一个白痴的言行。”[1](P20)在以后的一两年中，社会名流在提到肯尼迪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演说时，都将其作为肯尼迪讲话不负责任的例子。然而，肯尼迪的演说在非洲及亚洲产生的影响却是积极的，1961年，美国新任驻毛里塔尼亚大使菲利普·凯泽在向乌尔德·达达赫总统递交国书时，这位总统谈到了他在巴黎留学期间读到肯尼迪的演说时的激动心情。这也使得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对肯尼迪在1960年总统竞选中获胜感到欢欣鼓舞。
必须指出的是，肯尼迪对待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立场并没有脱离冷战的思维范畴，他考虑的也是从另外的角度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用美国革命的精神引导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运动， 避免第三世界国家像苏联或中国一样，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肯尼迪认为，即使新独立的国家不采用西方的社会制度并拒绝在冷战中加入西方一方，但只要加强这些国家的独立地位就对美国大有好处。因为只要保证这些民族自我特性的发展，最终会使苏联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观念遭到挫折，从而加强美国的观念。如他在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指出：“从印度支那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专门问题，那就是应该如何研究那席卷亚非两洲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力量。过去已发生的事件也说明，民族独立确能进一步抵御共产主义。我曾经要求政府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民族自决。我认为，只有采取这样一个办法，我们才能希望在当地建立坚强的力量，以制止共产主义而走向民主”[2](P57)。
由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运动，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而，肯尼迪感到有必要调整美国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由过去倾向西方的盟国转为支持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这样才能以美国的革命传统去影响亚非国家的民族运动，通过对新独立国家的各种援助使之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进而遏制共产主义势力。他在同尼克松进行的第四次电视辩论中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说：我的判断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并不想放弃他们的自由变成共产主义者，他们希望保持自由，或许也要独立于我们，但是肯定要独立于共产党人。我相信，如果我们自己像过去林肯、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做的那样，认同那种力量，如果我们能够以自由之友著称，支持自由、帮助自由，帮助那些人民同贫困、无知和疾病作斗争，帮助他们建设自己的生活，我确信，我们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能够加强自由世界，并推动她前进，使共产党人处于守势”[10]。
肯尼迪之所以对西方殖民国家镇压亚非民族独立运动的政策提出批评，还因为他认为这种政策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都削弱了西方世界对付共产主义的力量，如法国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战争就“削弱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支援中东的有效力量，削弱了我们的对外援助和宣传计划。它危害了我们一些最具有战略性的空军基地的租借期限，威胁了我们在地理上胜过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优越性。它影响了我们在自由世界心目中的领导地位，影响了我们在维护那个世界的自由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影响了我们的威信和我们的安全，还影响了我们在铁幕后各国反对苏联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道义上的领导地位。这给亚洲和中东反西方的宣传家提供了有力的弹药”[2](P68)。所以，肯尼迪极力呼吁：“我们在东欧采取的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的立场不能被西方在非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所削弱。”[11](P59)
应该说，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这样的传统的“冷战斗士”相比，在对待亚非民族运动和非殖民化问题上，肯尼迪更加现实。他对亚非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没有力量可以逆转，正像他在谈到非洲的民族运动时所说的，“管它叫民族主义也好，或者叫反殖民主义也好，你愿意怎么叫它就怎么叫它，总之非洲正在经历一场革命。……不再永远贫穷，不再永远受束缚———这句话一经流传开来，几乎用一千种语言和方言像野火那样传播开来”[12](P80)。面对这一现实，肯尼迪认为，美国不仅不能站在民族运动的对立面，更应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亚非国家的非殖民化，这样才有可能对民族运动施加影响，使之沿着美国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美国，一个政治革命的产物，不仅不能将非洲的民族主义抛弃给试图夺取其领导权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鼓动家和苏联代理人，而且要加倍努力以得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尊敬和友谊”[13](P4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入主白宫前，肯尼迪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在这一点上，肯尼迪与当时的共和党政府并无二致。但是在具体政策上，两者又有所不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战略重点是欧洲，更注重同苏联在军事领域里的竞争；在对待第三世界民族运动的问题上，只要不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艾森豪威尔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与西欧盟国的立场协调一致，这使得美国政府多次站在亚非民族运动的对立面上。肯尼迪注重美国在军事领域里同苏联的竞争，他不希望美国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处于下风。但是，肯尼迪更为重视美国在经济、技术和文化领域里同苏联的竞争，在他看来，美国必须用经济上的成功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更为优越，而文化因素则是美国穿透“铁幕”最为有力的武器。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同的是，肯尼迪认为，争夺欧洲的斗争在40年代末期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第三世界已经成为冷战的主战场，正如他在1963年春天对比利时的保尔—昂利·斯巴克所说的：“目前的斗争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9](P387~388)因此他主张美国应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尽量避免这些国家将目光转向苏联及东方阵营。
在对待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肯尼迪采取了更为现实和客观的立场，他支持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和非殖民化进程，这为他在一些亚非国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但是，肯尼迪提出的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新观念，并没有摆脱冷战的思维范畴，而是将其作为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考虑。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相比，肯尼迪的新观念无疑更具主动性，更有利于同苏联争夺这些“未见分晓的地区”。对苏联冷战、争夺“未见分晓的地区”的新观念，这些正是日后肯尼迪竞选总统时提出及上台后建立和平队的思想基础。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期
作者简介：刘国柱(1965-)，男，河北辛集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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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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