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这本厚厚的新书《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1]之后不久，我很快就把它读完了。这本书之所以让我感兴趣，首先是因为作者本人。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出自美国学者之手的英文著作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我以前读过的冷战史著作绝大多数就是美国人写的，其中不乏精品佳作。但这本新近出版的冷战史著作，却是由一名非美国学者撰写的。该书作者文安立原籍挪威，曾任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现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学系教授、冷战研究中心主任、《冷战史》杂志(Cold War History)主编以及多卷本《剑桥国际冷战史》(Cambridge Cold War History)两主编之一。在我看来，作者的这种身份，使得他更有可能从一个相对客观和中立的视角来审视冷战史。我以前读他的另外一部著作《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2]的时候，就曾被他那种比较独特的分析视角所吸引。
这本书的确很新，不仅是因为它新近出版，而且还由于它体现了当前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一些新特点。比如，它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从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社会变迁以及发展模式等等多个方面来描述与分析第三世界的冷战。又如，它具有跨国研究的特点，利用多国档案文献来写冷战史。作者在书中除了利用已经出版的档案文献资料之外，还使用了很多自己在俄罗斯、美国、中国、德国、塞尔维亚、意大利、南非等多个国家相关档案馆所收集的文献资料。此外，它还具有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特点，作者试图通过研究冷战时期的干涉行动，来解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比如政治伊斯兰运动、恐怖主义威胁以及美国单边主义外交。从这本书的书名以及导言和结论部分，读者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对现实的强烈关怀。
当然，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贯彻全书始终的主题。我把它理解为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冷战的全球化。
传统的关于冷战的看法是，冷战为两个超级大国关于军事实力和战略控制的较量，其主要战场在欧洲。本书作者则认为，冷战最重要方面既不是军事的，也不是战略的，还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而是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3] 虽然我尚不能认同第三世界是冷战主战场或者冷战以第三世界为中心的看法，但是的确赞同应该深入研究第三世界与冷战的关系，因为第三世界毕竟是冷战时期美苏争夺的重要地区，冷战时期的所有热战也都发生在第三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的爆发与殖民主义的瓦解是基本同步的，尽管两者的根源并不同，冷战的爆发也并非殖民主义瓦解的原因，而且在冷战的初期，非殖民化问题的重要性并不突出。[4] 然而，随着欧洲局势的稳定，美苏开始在欧洲之外的地区寻找机会，两国之间在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地区的争斗日益激烈起来。这样一来，本来没有关联的两个问题就开始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这集中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冷战向第三世界的扩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导致了冷战开始具有全球规模，或者说产生了一个冷战“全球化”的过程。
本书作者认为，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与激进化的过程本身并非冷战的产物，但是受冷战的影响很大。这样的影响，有些是偶然的，有些则是通过美苏的直接干涉而产生的。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第三世界的视角来看，冷战使殖民主义通过其他方式得以延续。作为一个冲突的过程，冷战是围绕控制和主导进行，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两个超级大国所采取的手段，与过去欧洲殖民主义者很相像，比如提出宏大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许诺给当地带来现代化等等。或者说，两个超级大国都试图把自己的现代化理念强加给第三世界的做法与欧洲殖民帝国的做法极其相似。不同的是，过去的殖民帝国殖民政策的目标表现为“剥削与屈服”，而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目标则表现为“控制和改善”。[5] 由于冷战国际体系的两极性质，第三世界国家只能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选择一个盟友和一种发展模式。于是，冷战的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的干涉，就使得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陷于几乎无休止的内战的痛苦之中。
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从两种价值理念或意识形态较量的视角来审视第三世界与冷战的。作者认为，不分析美国和苏联冷战干涉行动的意识形态根源以及第三世界政治变革如何促使超级大国的介入，就无法理解两个超级大国的决策。[6] 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美国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干涉行为，均是各自使命感的表现，是出于干涉主义思想意识（mindset），源于其根深蒂固的使命感。作者认为，美国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属于两种意识形态和现代化理念之间的竞争，华盛顿和莫斯科均认为自己是现代化的成功榜样，自己的意识形态具有普世性，可以引导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这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的发展进程。于是，作者在书中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和分析作为“自由帝国”的美国和作为“正义帝国”的苏联，其对外行为是如何受到意识形态信仰的影响和指引，以此说明意识形态是美国和苏联在第三世界干涉的基本动机。与此同时，作者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也提到，美国和苏联在第三世界干涉行动的决策，往往也是对某种突发事件的被动反应，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冷战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主流的冷战史学家大多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描述东西方冷战的，冷战结束以后，以约翰·加迪斯（John L.Gaddis）为主要代表的所谓的“冷战史新研究”学者们似乎在向冷战初期的传统学派回归，开始强调冷战中两种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之间的较量。[7] 本书作者的基本思路与此极其类似。在我看来，强调两种思想观念的竞争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主流思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引入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软权力”概念，[8]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属于“权力”的另一面，或者曰“软权力”，那么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发展模式之争，乃至整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不是也照样可以划入权力斗争的范畴之中吗？
这本书在论述美苏在第三世界干涉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叙述方式，即不只限于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外行为来思考问题，而是更多地从第三世界本身来审视冷战及其后果。我想，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对冷战性质的理解，认为冷战的中心并非欧洲，而是第三世界，另一方面是作者在年轻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非洲和亚洲生活过一段时间，目睹了当地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过程。当然，这也与近年来第三世界相关文献日益为学者们所注意和利用有关，这实际上也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新动向。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关的研究成果。[9] 第三世界是如何看待美国和苏联的干涉以及如何做出反应的呢？虽然第三世界国家数量很多，相互间差别很大，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即冷战和美苏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国际与国内框架。在冷战背景之下，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只能在两个发展模式中选择其一，并且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选择敌友。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常常是有意识地模仿冷战两个主要国家（美国与苏联）的发展模式来确定本国的政治议程，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意识形态信仰的选择，导致与某个超级大国进行密切合作以及照搬该国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往往是给本国人民带来了灾难。[10] 当然，作者在书中也指出，美苏通过干涉行动在第三世界输出发展模式的努力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无疑是过去冷战史研究中较少探讨的问题。作者在书中特别选择了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几个具体个案（古巴、越南、南部非洲、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对此加以细致与深入的考察。此外，作者还特别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遭遇政治伊斯兰挑战的两个个案，即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那么，是否可以说第三世界是冷战的受害者？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第三世界怀有同情态度。比如，该书指出，美国和苏联卷入第三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关心第三世界本身，而是出于自身的政治理念和国家利益，是为了和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争斗。这样一来，第三世界成为了他者争斗的舞台，而且自己也被卷入争斗之中，因此无疑为冷战的受害者。与此同时，我们从作者对个案的描述与分析中也可以看到第三世界冷战的另外一个方面，即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和苏联也被第三世界国家拖入当地的冲突之中。比如，有的学者就指出，安哥拉内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苏联被古巴及其盟友拖入冲突之中的。[11] 美苏两国为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干涉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特别是冷战后期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到处出击，更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浪费了很多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苏联的最后解体。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因此该书有不少涉及中国的内容。在冷战时期，特别是自从中苏分裂之后，中国把自己视为第三世界的组成部分，开展对亚非拉国家的各种援助工作，包括提供无偿援助、低息贷款、派遣专家和顾问（包括军事顾问）等等，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某些受到美苏干涉的第三世界国家（如越南、安哥拉、阿富汗等等）的事务之中。不仅如此，作者在书中特别强调，冷战末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给第三世界提供了新的现代化发展样板，促使苏东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大大下降，并导致不少第三世界国家调整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开始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选择，并且导致了冷战的结束。由于中国方面相关文献材料的缺少，总的来看，本书有关中国的内容还是比较薄弱的。实际上，冷战时期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也应该是中国冷战史学者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研究课题。我想，将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仅是提供新的材料，也要提供新的思想。
美苏在第三世界争斗的最后结果是有利于美国、不利于苏联的。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坚信美国站在历史一边，在第三世界发起了把苏联势力“推回去”的战略攻势，大力支持当地反对亲苏政权的各种势力，包括极端宗教势力。其中，美国重点在自己的后院中美洲发起了反对亲苏政权的进攻，比如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出兵格林纳达并推翻当地亲苏左翼政权。在阿富汗，美国中央情报局向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提供援助，包括提供武器与金钱，美国人还称他们为“阿富汗自由战士”。从1986年开始，美国向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提供“毒刺式”防空导弹，使得苏军面临极大的威胁，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 美国政府这一“推回去”战略无疑给苏联在第三世界因扩张过度而背的包袱变得日益沉重，在一定程度上拖垮了苏联，促进苏联的衰落和最后解体。事实上，自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联领导人开始重新审视本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并逐步实施从第三世界退却或者脱身的政策，包括逐步减少乃至最后完全停止对第三世界盟友的援助。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决定从阿富汗撤军，并且苏军于1989年初从阿富汗撤走。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美、苏、古就安哥拉和平达成协议。尼加拉瓜举行大选，桑地诺解放阵线在总统选举中失败。随之，中美洲其他左翼运动也停止了武装斗争，萨尔瓦多实现了和平。这些事态的发展，意味着苏联第三世界政策的彻底失败，也是冷战走向结束的重要表现。作者在书中指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世界本身作为一个政治或经济概念已经失去了意义。这是因为，到了冷战走向结束的时候，第三世界已经四分五裂了，或者说出现了“碎片化”状况，出现了各种信奉不同立场、不同制度和不同价值观念的国家。全球化或者“美国化”取代了“三个世界”概念。世界市场，特别是世界金融市场，与日益扩张的、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消费主义和自由民主成为正在出现的全球中产阶级的主要价值观念。对接受西方教育的改革者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至少在可见的将来是唯一的经济发展模式。[13] 相比而言，加迪斯教授说得更直白。他说，20世纪下半期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定共产主义的，并导致资本主义占上风和民主的全球化。[14] 美苏在第三世界争斗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似乎给人造成这么一种印象，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代表着不发达，而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代表着现代化，苏联是失败者，美国则是胜利者。
现在回过头去看，冷战时期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使命并没有完成，而是遭受了不少挫折。任何一种试图把自己的观念和发展模式变成普世性的、可以广为适用的想法均是错误的，难以有好的结果。今天美国在世界上面临的挑战可以说明这一点。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世界上没有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道路。我很赞赏作者在书中最后得出的结论。他说，冷战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单方面的军事干涉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而开放边界、文化交流以及公平的经济来往则对大家都有好处……在一个意识形态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中，就像交流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一样，阻止更大冲突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加强交流的同时，承认多样性，需要的时候以多边的方式来处理灾难性事件。”当然，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它要想成为世界上的主流观念，还需要克服很大的障碍。
总之，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冷战的全球化，也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当今的全球化。我认为中国读者应该好好读读
发表于《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五期，200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 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冷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7-2008）。
[1]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2] 文安立著：《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4]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
[5]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p.5.
[6]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p.1.
[7] 有两本很具有代表性的相关著作：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美] 雷迅马著：《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8]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90)；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
[9] 比如：Piero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s: Havana, Washington, and Africa, 1959-19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文安立教授所在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中心的学术期刊《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2007年5月出版的一期（Vol.7, No.2, May 2007）就专门发表了几篇有关南部非洲冷战的论文。
[10]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p.3.
[11] Piero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s:
[12]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pp.356-357.
[13]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p.387.
[14]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pp. 26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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