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冷战史研究近况
2008年4月29日下午，越南战争史领域著名学者、美国奥本大学翟强教授在华东师大历史系206会议室作了第二场讲座，题目为《西方冷战史研究近况》。
翟强教授指出，西方冷战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划分。冷战结束之前的研究可以称作是旧冷战史的研究，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研究可以叫作新冷战史研究。翟强教授在简要回顾了旧冷战史研究的特点以后，着重介绍和分析了新冷战史研究出现的社会背景、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主要观点。
冷战史研究主要指1950年代的传统学派，1960年代的修正学派以及1970－1980年代的后修正学派。传统学派比较认同美国官方的说法，认为苏联应该对冷战的起源负责，而美国则是被动介入冷战，目的是为了维护正义，为了保卫自由民主制度，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修正学派受越战失败的影响，他们修正了传统学派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受到更多的批评，他们对美国政策深感失望，认为冷战不是起源于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美国式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修正学派学者倾向于接受经济决定论，认为美国外交决策受垄断资本集团的操纵和控制，其目的是为了在全球建立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后修正派一方面继承了修正学派的论点，另一方面吸收了传统学派的说法，认为美苏双方都应对冷战的起源负责，只是苏联的责任更大些。后修正派学者承认“帝国论”，只是认为美国的帝国是被邀请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西欧和日本之所以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是被邀请去的；而苏联的帝国是强加于人的帝国（Empire by imposition），苏联在东欧强制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
新冷战史研究，就其“新意”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视野、新角度。由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导致的冷战结束，使学者们能够将冷战作为一个有头有尾、完整的事件来重新看待，重新解释。二是新材料，新证据。冷战结束前，西方冷战史研究所利用的主要是西方档案，尤其是英美的档案，因此冷战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美国外交史、英国外交史的研究，而不是真正的冷战全球史的研究。冷战结束后，随着前共产主义国家档案的大量公布，使得冷战研究可以建立在多边的、多国档案的基础上。当然前共产主义国家新材料的出现也有其政治背景，比如冷战结束后的波兰政府，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权力，希望通过公布前共产党政权档案，来揭露共产党当政时的罪恶，以期进一步贬低和削弱共产党在波兰政界的影响。但对于学者们来说，前共产党政府档案的解密，给了他们一个可以重新探讨冷战的机会，尤其是从共产主义阵营的角度研究冷战的机会。
“西方胜利论”和“民主优越论”也影响了很多冷战史学者的看法，他们当中不少人回到了传统学派的观点上，开始批评斯大林，赞扬西方领导人，为美国的政策辩护。在这方面，代表人物是耶
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他的观点与盖迪斯的立场接近，他批评斯大林对周围的人充满了不信任，认为斯大林总是希望建立新的缓冲地带，以控制周围的地区，见缝就钻。马斯特尼对于北约和华约，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做了平行比较研究，建立了“平行研究项目”。他认为西方阵营，由于其民主决策机制和妥协机制的存在，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这种机制能够调整盟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而东方阵营缺少这种民主妥协传统，每当阵营出现重大危机，苏联红军总是通过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学者赞扬西方的决策，对斯大林、毛泽东的政策则提出了批评。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出现于2000年以后，出现在恐怖主义袭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新背景下。由于伊斯兰极端主义重新挑战基督教文明，西方的价值观再次受到威胁，先前因冷战结束而产生西方的优越感顿时消失殆尽，西方的信心受到挫折，“历史终结论”很快被人遗忘，人们突然发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在世界上横行无阻。于是学者们更加关注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希望通过追溯冷战时期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来找到理解当前第三世界动荡的答案。他们认为，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为当今世界的反西方骚乱埋下了种子。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的一个代表人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休∙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他于2002年出版《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后冷战时代的起源》（A Diplomatic Revolution:
通过考察阿尔及利亚反法斗争，康纳利指出，仅用冷战的眼光来看待1945年后的历史是不够的，不全面的。在1945-1991这段历史中，除了东西方的对抗之外，还有南北矛盾，阿尔及利亚冲突就是这方面的缩影。阿尔及利亚既寻求共产主义的支持，称自己持反帝的立场，又呼吁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反对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南北矛盾的体现。冷战结束后，亨庭顿（Samuel Huntingdon）提出“文明冲突论”，一时名声大噪，吸引了很多眼球。这是因为很多人在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历史时，只是把这段历史简单地看成是一场自由民主制度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东西方冲突，而忽视了这段历史中所包括的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南北矛盾。在1945-1991年这段历史中，东西方冲突常常“劫持”和掩盖南北纠纷，而实际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南北冲突要比冷战时的东西方冲突，历史更悠远，持续时间更长。实际上，亨庭顿所描述的那些“文明的冲突”，在冷战时期就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是人们没有注意罢了。人们如果意识到冷战时期存在的南北矛盾，就不会对亨庭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大惊小怪了。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
文安立提醒读者，在冷战期间，如果欧洲那么重要，为什么美苏领导人要在第三世界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他指出，实际上，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才代表了冷战的最主要的方面、最核心的问题。在欧洲由于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峙，冷战冲突陷入僵局，取得新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很少，而第三世界却是一个充满机会的竞争场所，是美苏两家推广和验证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场所。美苏在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不仅是为了获取军事优势（盟友、基地等），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干涉第三世界的内部事务、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来显示各自代表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合法性，来证明自己所信仰的价值观念所具有全球适用性，来打击、诋毁对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因此，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代表了冷战冲突的核心和实质，即，证明和显示谁代表的制度最好，谁代表的制度能更好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社会和经济问题。
文安立指出，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介入往往和当地的政治斗争缠绕、交织在一起，产生很多与美苏的初衷相矛盾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精英有他们自己的算盘，有他们自己的要求，他们并不是超级大国的驯服工具和应声虫。在美苏试图利用和摆布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竭力利用超级大国，试图从美苏手中得到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实现现代化，来对付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敌，镇压民众反抗，维持他们的权力和统治地位。结果，常常出现“小国操纵大国”(the tail wags the dog)的现象。冷战发展的时期正是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高涨的时候，冷战使非殖民化进程变得更复杂、更艰巨、更充满暴力，使得第三世界的动乱、危机和革命，此起彼伏，一波又一波。大国的干涉使得当地的社会更加复杂，结局更加扑朔迷离。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冷战争夺，实际上代表了西方在后殖民时代对非西方的第三世界的继续干涉。
在文安立的笔下，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已经超出人们习惯认为的东西方冲突。从第三世界领导人的角度看，美苏都代表发达的西方国家，都希望将西方模式强加给落后的非西方国家，换句话说，在第三世界领导人眼里，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实际代表了南北冲突，即，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冲突。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代表人物就是莱夫勒（Melvyn Leffler）。他在2007年出版的新作《为了人类的灵魂：美国、苏联和冷战》(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莱夫勒赞扬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两人表现了渴望和平的决心和勇气，能够超越他们各自前任的局限性，克服身边一些持强硬观点的顾问的反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核武器问题、常规武器问题、德国问题、东欧问题）达成一致，结束冷战。戈尔巴乔夫做的让步多，但里根也作出一定回应。
在新冷战史的研究中，除了以上从传统政治史和外交史的角度开展讨论外，还有不少学者将目光转向了社会和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可以叫作“文化冷战史研究”（Study of Cultural Cold War）的热点。这些学者关注冷战时期美国是如何宣传和利用自己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他们着重探讨知识和权力（(knowledge and power)之间的关系，研究知识在国外和国内的走向和流动 (movement of knowledge) 。在对知识走向的考察中，一些学者追踪冷战中美国是如何向国外传播美国文化和知识的，另一些学者则探讨知识是如何在美国国内流动的，即学者如何为政府服务，学者如何与权力互动。
在研究美国文化的国外传播（export of American culture overseas）方面，有几本书值得一提：沃尔特∙希克森(Walter L. Hixson)于1997年出版《分开帷幕：宣传、文化和冷战，1945-1961年》（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他在书中讨论了1953年美国新闻署的建立，描述了该机构是如何通过介绍美国书籍、杂志、电影和商品，来向国外传播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希克森指出，美国新闻署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开展文化冷战的主要工具。他提醒读者，美国新闻署常常是有选择地向国外介绍美国文化，比如不在国外的展览会上展出反映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现象的内容。
杰希卡∙基诺-赫希特 （Jessica C.E. Gienow-Hecht）在她的《传播不可能：在战后德国作为文化外交的美国记者，1945-1955年》（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1955）(1999年版)一书中，通过对一份在二战后德国出版的报纸《Neue Zeitung》的个案分析，来考察美国文化是通过什么途径在战后德国传播的。《Neue Zeitung》是由一批二战时在美国流亡、二战结束后返回德国的德国知识分子和记者创办的。这些人在流亡美国时，受到美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他们在编辑和发行《Neue Zeitung》时，在欧洲传播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
2001年布朗大学教授沃克∙伯格翰（Volker Berghahn）出版《美国和欧洲的学术冷战：处于慈善、学术，和外交中的谢珀德∙斯通》（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 Cold Wars in Europe: Shepard Stone between Philanthropy, Academy, and Diplomacy）一书。伯格翰通过研究斯通的个案，来考察冷战中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是如何在欧洲传播美国文化的。斯通是记者出身，50年代初担任美国驻西德占领当局的公共事务部主任，后来又长期担任福特基金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为了抗衡苏联文化的影响，与苏联争夺欧洲的民心，同时为了改变西欧知识界的反美主义倾向，斯通用福特基金会的钱，帮助欧洲图书馆购买美国书籍、报刊等出版物；自主欧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资助美国学者去欧洲讲学；资助东欧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西方出书。
约翰∙特伦波尔（John Trumpbour）于2002年出版《向世界推销好莱坞：美国和欧洲争夺全球电影工业的霸权，1920-1950年》（Selling Hollywood to the World: The U.S. and European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the Global Film Industry, 1920-1950）。该书的后半部分评价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主要是国务院和商务部）是如何协助好莱坞向国外推销美国电影的。
在讨论知识是如何在美国国内流动的，即学者如何为政府服务，学者如何与权力互动方面，布卢斯∙卡克利克（Bruce Kuklick）的《不清楚的文字：知识分子和战争，从凯南到基辛格》（Blind Oracles: Intellectuals and War from Kennan to Kissinger）(2006年版)是一个代表。该书研究了冷战头三十年中，美国知识分子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所起的作用。他特别分析了三组知识分子：第一组是为美国空军的思想库兰德公司工作的一些核科学家和和战略学家，比如Albert Wohlstetter, Bernard Brodie, 和Thomas Schelling。这些人为美国政府提出核战略理论和核威慑理论；第二组是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书的一些政治学和
（此稿根据
樊百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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