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识形态在“一边倒”对外决策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可以表述为意识形态的“镜像化”。在这种“镜像化”中，“一边倒”是一种基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外决策行为。它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其一，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为最高目标的革命性特征；其二，在冷战险象环生的大环境中，以保障国家安全，巩固新生革命政权为目标的现实性特征。尽管“一边倒”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的正确战略选择，但意识形态“镜像化”中“非红即白”两分法认知框架亦制约了毛泽东对外部世界和国际形势的全面性认知和判断，使得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交“左倾化”进一步加深，强调以输出革命方式推动世界革命，使得中国的国际声誉下降，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这一点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和平外交需要认真思考和审慎反思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冷战 中国 “一边倒” 意识形态 “镜像化”
一、“镜像化”：意识形态对“一边倒”对外决策形成动因的基本表述
冷战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不仅仅表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国际权势分配主导权而展开的政治、军事、经济对抗，而且从一开始便体现为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世界秩序观之间为争夺排他性主导作用的交锋和争斗。就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进程来看，“冷战以两大竞争性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抗为始，两大对抗阵营也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来划定，并相互冲突对抗。而意识形态对抗的核心，不仅是通过竞争来决定哪一方更强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竞争来显示谁更优越。”[2](6)从根本上看，“冷战所需要解决的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与制度层面的问题。”[3](282)正因为如此，由于意识形态交锋深深地渗入冷战对抗中，使得冷战国际史与其它时段的国际关系史有着本质的区别。
意识形态是一个被人们广泛运用但又多义和模糊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意识形态的内涵有着显著的不同与差异。就政治学领域而言，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参数。“意识形态很重要，因为他们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问题。”[4](18)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意识形态被定义为“一种具有某种符号意义的信仰观念的表述形态，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5](435)故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为世人确定意义”的信念和行为指针，“是带有价值评判内涵的认识工具，它帮助人们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梳理组合，奠定世界和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基础。” [6](5)
从上述定义来看，在特定历史、政治条件下的政治行为无不带有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具体到冷战时期，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政治氛围中，诸多政治决策行为受到意识形态价值评判的驱动。“一边倒”作为一种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向的对外决策行为尤具有典型意义。
对于诞生在冷战对抗中的新中国而言，领导人之所以做出“一边倒”的重要对外决策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革命目标是分不开的。早在1925年，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一面是白色反革命的大旗······，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7](4)毛泽东这种“非红即白”——非革命即为反革命，严格两分的阶级分析和激进的革命思维是毛泽东对20世纪20年代国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的评判，并伴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不断深化和推进。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进一步将这种斗争哲学的逻辑系统化，他指出“（中国）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8](666,690)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和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尽管“一边倒”折射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观念世界中以“非红即白”的严格两分法为看待世界，认知世界的具体标尺。但是它并非凭空臆造，与现实相剥离，而是根植于冷战之于世界的分裂、对抗和中国革命的双重逻辑中，与二战后出现的两极力量格局的相互对峙、较量相适应。在利益之争的基础上进行着“好”于“坏”、“正义”与“邪恶”、“民主”与“反民主”的自我归属和相互攻伐。这一切都是意识形态之于冷战两极格局“镜像化”的结果。这种“镜像化”可被理解为：冷战中不同国家的领导人以他们所信仰、深信不疑的某一特定意识形态为认知现实世界的一面有色镜，以这面镜子中所反映的“镜像”来选择自我认为最优化的决策方式和行为决策。其目的在于为现存社会辩护，或者批判、颠覆现存社会，另建一个替代性的社会。而“镜像”成为护持、改造或摧毁现存社会的政治行为的重要依据。对以奉行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只要它坚持马列主义这面镜子认识世界、看待世界，认定苏联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灯塔”，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不管中苏关系出现何种不和谐的因素，不管中国对美政策有多大的弹性和灵活性，在冷战初期的世界中，“一边倒”的潜台词只能是“亲苏 ”必然“反美”。
因此，在冷战非此及彼的这样一种严格两分法的认知框架中，“一边倒”并非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盲动。而是基于马列主义革命信仰，同时根植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的屈辱和沧桑的重要决断。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家、战略家对美苏冷战，世界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的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对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坚持扶蒋反共和敌视中国革命的对华政策的能动反映。更是对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出路何在？”的历史性回答。
二、“一边倒”对外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镜像化”的基本特征
在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长期被忽视。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冷战史“新研究”的兴起，研究者们也在重新审视意识形态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意识形态的“镜像化”作用强有力地影响着冷战的历史进程和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制订。现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以“一边倒”为案例，作为一种基于马列主义政治信仰与理想的“一边倒”对外决策行为是如何与当时新中国成立前夕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相适应与有效整合呢？笔者认为，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作为信奉者的政治领导人、决策者的思考会在冷战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通过意识形态的“镜像化”，针对意识形态如何作为一种“为世人确定意义”的信念和价值信条的护持与发展而顺应时代的变化。也就是说，“政治决策者的意识形态思考并非静态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因而，握有权力的意识形态信奉者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10](193)从这个意义上说，约翰·普拉门纳兹(John Plamentz)将意识形态视为“最终产品”的意识形态概念（total ideology）与“生产工具”的意识形态概念(partial ideology)的二元集合便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11](15)故而，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行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基本的，合乎规范的，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最终目标为指向的道义层面的特征（fundamental, normative, ends—oriented moral prescriptions）;二、现实操作中的，基于经验的，有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为指向的策略层面的特征（operative, empricial, means—oriented , technical prescriptions）[12](193)简言之，一个追求长时段的，由意识形态的信念和先定价值信条规定的终极目标；另一个则追求短时段的，以现实世界中如何有效保障国家生存，安全为目的的阶段性目标。与之相呼应的，从特定意识形态的信奉者的认知层面上看，信奉者也是两重属性的政治行为主体：“一、为实现终极目标而不断奋斗的探索者（a long—term consistency seeker）; 二、在现实不确定的环境中解决现实问题的行为者（a short—term problem solver）.”[13](193-194)依上可见，通过意识形态的“镜像化”的反射作用，某一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的特定意识形态，能够为国家决策行为者提供战略思维支持的前提是：在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决策行为的长时段目标与短时段目标之间进行综合、均衡的政治考量。如若以追求长时段或短时段目标的“单骑突进”将会导致决策的失误。
如果将“一边倒”置于意识形态的“镜像化”的分析框架中，我们会发现，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所做出的重要战略抉择，“一边倒”——一种基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外决策行为同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为目标的革命性特征；二、在冷战险象环生的大背景中，以保障国家安全，巩固新生革命政权为目标的现实性特征。
从革命性特征来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同时，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契机，以“不断革命”的理念和实践去变革、推翻资本主义主宰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并最终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状态和秩序。近代以来中国的动荡与沉沦说明，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基础，是因为马列主义能够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并理直气壮地回答“中国，出路何在？”这一世纪性的难题。这种双向选择的过程也符合马列主义本身的逻辑“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4](10)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平等地位的实现最终只能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完成。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赋予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一种强烈的反叛意识。“反映在新中国外交思想上就是在道德上同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国际理论”和国际体系彻底决裂。”[15](73)所以，“反帝”一直都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的头号原则。
在“反帝”的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本质认识：现有国际秩序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合理、不平等的秩序。帝国主义及其扩张政策和行径是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国际新秩序的实现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通过长期的国际阶级斗争最终消灭产生剥削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16](10)那么，崇高的革命理想如何去与百废待兴、极其落后的中国社会状况相适应呢？向苏联的“一边倒”被新中国的领导人视为是实现革命理想，变革旧的国际秩序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最符合当时中国国家利益，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信仰相一致的战略选择。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将中国革命视为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17](661)在东西方激烈的冷战对抗中，承认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向苏联靠拢，强调为实现革命的终极目标而保持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是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重要动因。
从现实性特征来看，表现为新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客观国家利益的认知。即体现为客观国家利益经过意识形态的“镜像化”成为主观国家利益的过程。[18](29-31)就国家利益的基本构成而言，它是客观国家利益与主观国家利益的统一。“客观国家利益设定了一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框架，主观国家利益是在客观国家利益的框架中国家对其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19](73)建立在客观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主观国家利益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建构而成的，这种建构过程即体现为意识形态的“镜像化”。
对于“一边倒”对外决策中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的“镜像化”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新中国领导人对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主观性的认知。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石，只有安全得到相当程度的保障，其它的国家利益组成才有实现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前夕，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新中国的安全威胁来自何方？面对威胁，应有何种对策反应？从当时的国际政治态势上看，冷战在欧洲已经拉开幕布，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泾渭分明。而且，对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的中国革命持有不同的看法、态度。其中，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对“一边倒”决策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影响美国冷战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美国把反苏、反共作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和手段。诚如富布赖特所言：“杜鲁门主义的反共思想，自从二战以来，已经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形成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20](764)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反帝、反殖、反霸，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进中国革命被美国认为是威胁和攻击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安定因素之一。自认为是自由民主世界领袖的美国有所谓拯救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天定使命”。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一个重要对象。在这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镜像化”与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镜像化”相碰撞的结果只能是中美之间是“敌人”而非“朋友”的关系。另一方面，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坚持扶蒋反共政策使得中共领导人对新中国的安全威胁来自何方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威胁来自美国。自1946年起，美军用军舰、飞机大规模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华北，华东，东北，至解放战争爆发前美军共帮助国民党政府运送军队50多万人到达解放区前线；到1946年底，美国政府共为国民党军队装备了45个美械师。[21](384)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1946年4月25日杜鲁门发布命令授权海军部长，根据1946年通过的“第512号公法”将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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