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艘海军舰支和相适应的船坞以及其他物资移让给国民党政府。[22](994-995)到1948年，当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尽显颓势之际，美国国会于1948年4月2日通过《援华法案》，作为《1948年援外法》的一部分，为该法的第四章。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为期12个月，总数为4.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关于所谓“特别赠款”的用意，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有关报告中明确指出：“假设国民政府愿意用时，可以用于采购军需用品和装备。”[23](388)以上事实说明，尽管国民党政府行将就木，但美国仍要以军事、经济援助来尽可能地延长国民党政府的寿命，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设置更多的障碍，制造更多的麻烦。美国的这种扶蒋反共政策说到底是一种逆潮流而动的错误决策，进一步强化了我党领导人对美国对华政策敌视，打压本质的认识：中国和美国的敌对在冷战初期是历史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安全威胁必然来自美国。因此，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明确指出：“只有彻底地消灭中国的反动派，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有民主，有和平。” [24](1374)

       其次，新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利益主观性的认知。

       争取国际援助以便恢复国家经济，巩固新生政权，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较好的基础是新中国领导人必须直面的又一个重要课题。在美苏对抗的世界中，对于站在自己对立面直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又企图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离间中苏关系的美国，中国是不会企求，更不会奢望美国给予援助的。那么中国只能将目光投向社会主义的苏联。与美国僵硬死板的扶蒋反共政策相反，随着解放战争战局的不断明朗，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已由原先的冷淡消极逐渐变为明确支持中共和中国革命。[25](311)1949年1月30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1949年5月30日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大使罗申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苏联对华观望、徘徊政策的终结，即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向使中共领导人倍感鼓舞，同时也使毛泽东感觉到，只有在两大阵营之间向苏联“一边倒”，才能更好地维护新中国的主权独立，有效地抵御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同时，避免新中国在外交上陷入孤立，争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和经济援助，为新生的革命政权打好基础。在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同时，1949年6月——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对苏联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26](307)在6月27日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中，就中方提出的给予贷款和派遣专家的问题，斯大林表示明确支持，不仅慷慨地向中共表示提供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而且，双方协定苏联将分期分批地向中国派遣各类专家200余名。刘少奇访问结束时，有80余名苏联高级专家与他同机抵达中国。[27](425)从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的效果上看，中国无疑是收获颇丰。而毛泽东适时地公开申明：“我们在国际上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和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28](1475)使得苏联对中国的“一边倒”的核心：“亲苏”必然“反美”有了进一步的认可与信任。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中苏军事政治同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意识形态的“镜像化”在中美成为“敌人”的同时，也使中苏确立了“亲密战友”的身份认同。

三、对意识形态的“镜像化”作用的反思

       通过以“一边倒”对外决策为个案的考查，可见意识形态的“镜像化”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于冷战的对外战略制定和实施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两大社会制度，两大意识形态间的斗争使意识形态这一有着特殊而敏感政治含义的“政治有色镜”成为东西方政治家看待外部世界与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尺，“非红即白”是这种有色镜看待敌手最直接的反映。尽管，“一边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项正确的战略选择，但随着冷战进程的延伸，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在“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上做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进而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29]因此，在激进的意识形态的指引下，中国的国家利益被“镜像化”为向亚非拉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输出革命，以推动世界革命的方式来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于是，中国在国际上奉行激进的“革命外交”，不惜牺牲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定亲疏，全力推进革命输出。其结果不仅不顾及国内的经济压力将巨额的对外军事，经济援助放在极不恰当的比重上，而且也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恶化。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我们发现意识形态的“镜像化”在冷战时代的存在缺乏一个有效地自我控制机制，即如何在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行为的终极目标与阶段性的目标进行有效整合？如何在革命的理想和信仰追求与现实的国家发展进行有效的转换和衔接？是否意识形态的对立必然导致国家关系的对立？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必须认真地审慎思考的问题，尽管，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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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ouglas J. Macdonald .Formal Ideology in the Cold War :Toward a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Analysis   in Odd Arne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M]. London : Frank Cass,1996.

[11] John Plamenatz 将广义上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两种不同形态。一种被称为“total ideology”,意指明确的世界观，完整的价值，思想体系，即为“最终产品”的意识形态概念；另一种则被称为“partial ideology” , 意指存在于社会个体中的，界定较为宽松的信念，观念，即为“生产工具”的意识形态概念。参见John Plamenatz :Ideology ,London, 1970.笔者认为，从意识形态对某一社会群体的适用性上看，它应当是核心概念，即“最终产品”与泛化概念，即“生产工具”的二元统一体。就“生产工具”概念层面的意识形态而言，它更多得表现为某一社会阶级或集团为自身的利益诉求，自我社会地位的认知提供自我解释的一种理论体系和信念支撑。John Plamenatz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主要从国内政治层次表述，笔者则将他的理论适用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关系。

[12] Douglas J. Macdonald .Formal Ideology in the Cold War : Toward a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Analysis  in Odd Arne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M]. London : Frank Cass,1996. .

[13] Douglas J. Macdonald .Formal Ideology in the Cold War : Toward a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Analysis  in Odd Arne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M]. London : Frank Cass,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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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毛泽东外交文选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7]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冷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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