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辛格和尼克松从现实主义的思想出发，结合美国的实力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提出了美国的外交战略的“宏大构想”。体现这种“宏大构想”的尼克松主义强调通过缓和来重新建立世界政治的均势。结束越南战争、中美关系的改善、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谈判、美国同盟国关系的发展等，都是实施缓和战略的重点。而缓和战略的实施对冷战的转型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基辛格；尼克松；尼克松主义；缓和；冷战的转型
到1960年代末期，战后指导美国外交的所谓“国内一致”已经不复存在，被越南战争搞得灰心丧气的许多美国人渴望回到孤立主义；因此，尼克松政府不仅面对着“战争带来的混乱”，而且还“需要为一个新的时代系统地制定一项新的外交政策”。［1］(p. 65)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是现实主义政治家，对世界范围内的权力斗争有着共同和相近的看法。基辛格所信奉的源于欧洲的“均势”理论以及他的“多极”世界的主张，为尼克松政府外交战略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依据。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依靠与基辛格的合作，提出尼克松主义，实施缓和战略，实现了美国对外政策“走向世界外交的的重大变化”，从而也对冷战的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和尼克松的外交
基辛格的外交“植根于他作为哈佛大学年轻的博士生时的洞察力……实际上，那是从思想的世界向权力的世界进行了一场实质性的移植”［2］(p. 7)。 基辛格的外交思想首先建立在对遏制政策的批判上。基辛格强调，遏制政策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军事力量的均衡概念，决不可能是对“现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冲击力的”充分回答。同时，遏制政策使美国领导人“在两个错误前提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他们面临的挑战会继续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样明确清晰；如遏制政策所言，共产主义会消极等待它们的统治分崩离析，他们没有考虑到以下的可能性，即共产主义会寻求在一些点上的突破，选择对美国来说具有最大政治和战略复杂性的地区作为目标［3］(pp. 473-474)。
为此基辛格要求变革美国的对外政策，而最为迫切的则是必须加深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哲学思想，形成对世界秩序的明确认识［4］(pp. 277-280)。 基辛格强调，只有“形成一套有关世界秩序的概念，我们才有可能对建立一个稳定和富有创造力的世界秩序有所贡献”。而在基辛格看来，要加深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哲学思想，首先要做得就是必须承认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本质。基辛格认为，到1970年代，权力的本质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今天力量一词更为复杂。军事力量并不能保证政治影响，经济巨人可能在军事上是弱小的，军事实力不能掩盖经济上的衰弱。一些既无军事实力也无经济实力的国家也能产生政治影响。……在军事领域有两个超级大国，但是按经济标准至少有五个主要的集团。政治上许多有影响的中心已经出现”。其次，要消除美国外交政策中有关国际秩序的某些幻想。基辛格认为，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实际需要主要表现在其合法性和均势的存在。 “当代国际体系最迫切的需要是一个普遍接受的秩序概念。没有这样的概念就没有基于一致同意之上的合法性来抑制所能使用的可怕的权力。”反之，“如果一个国际秩序体现了安全和均势的需要，那它就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了”［3］(p. 145)。 同时，“如果一个国家（大国）认为国际秩序或合法性的方式是压迫性的，那么它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就是革命性的。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不是在既有的体制内调整分歧，而是机制的本身……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限制权力使用之艺术的外交就不能发挥作用……战争或军备竞赛就会取代外交。”［5］(pp. 2-3) 由此，均势就成为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与保持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基辛格毫无疑问地主张通过大国之间的协调来实现均势，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缺乏对整个世界均势的责任感”，为了在竞争中取得胜利，他们就会恫吓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甚至威胁世界和平。在基辛格看来，世界和平的真正敌人就来自北越、古巴、非洲的“革命主义者”，它们试图摧毁美国1945年以来建立并从中获益的国际秩序［2］(pp. 12-14)。
同上述思想相适应，基辛格强调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时要承认自身力量的限度。基辛格指出，正在出现的从两极向多极的转变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两极世界缺乏对细微差别的认识，一方的获益显然是另一方的绝对损失。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涉及到生存问题，较小的国家在渴望获得保护和期望摆脱大国控制之间遭受折磨。每个超级大国也都为以下愿望所困扰：即保持其在盟国中之控制地位的愿望、增加在那些没有承担义务的国家中之影响的愿望，以及提升比其对手更高的安全感的愿望”。在基辛格看来，“一个更为多元化的世界，无疑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1］(pp. 68-69)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使美国外交回到现实主义，现实地人士苏联的威胁，并确立与苏联交往的战略。基辛格在1969年12月说，“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包括共产党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评价是根据它们的行为，而不是依据它们国内意识形态的基础。”［3］(p. 192) 因此，基辛格对威胁的认识是根据多极世界秩序的观念来界定威胁。如果共产主义不再是美国安全的威胁，那么威胁又是什么？虽然基辛格也认识到苏联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但在他看来，美国面临的威胁在于苏联外交政策中的敌意和能力这两者的结合［4］(p. 285)。 基辛格相信，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苏联持续不断地追求在世界各地扩展其势力，俄罗斯的安全通常便意味着其邻国的不安全，而列宁主义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扩张主义的本能提供理论上系统而确切的论证，这一论证已广泛运用于世界各地。它奴役了俄罗斯人的意识，并给世界上的其他人民制造了一个难解之题”。同时由于苏联1960年代在工业、科技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苏联的野心是“植根于真实的实力之中，而非在言辞上表明一种既无效力又无吸引力的全球主义”。因此基辛格认为，阻止苏联扩张的机会，就成为“西方责任的核心。必须由我们来界定苏联目标的限度”［1］(pp. 116-119)。 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基辛格通过对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和苏共文件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苏联对外战略的思想基础；基辛格指出，“在共产主义制度取得全世界的胜利以前，只要阶级斗争一天不停止，苏维埃和非苏维埃世界之间的冲突就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它的形式可能会随着形势和策略需要而变化。同时苏联的学说也不会赞同在一场全面摊牌中孤注一掷，除非不可否认地知道它们的优势已经很显然了”［6］(p. 331)。 基辛格虽然认为“苏联外交政策最独特的特征当然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并不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左右了苏联外交，相反，苏联的战略从本质上讲是“残酷的机会主义的战略”。因此基辛格相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缓和紧张关系方面，极有可能存在一种“暂时的利益汇合”；这种利益汇合的出现使得美苏两国从对抗走向缓和成为可能，外交重新成为美苏寻求其利益的主要手段。基辛格试图以梅特涅对待战败的法国的方式对待苏联，即如果要赢得战后法国的合作就必须首先给予其平等的大国合法地位，因此“基辛格的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顺应苏联领导人长久以来的愿望，即他们的国家被作为同美国平等的合法国家来对待，而非仅仅是军事上的平等［7］(p. 576) 。
基辛格还一再强调：“六十年代幼稚的威尔逊主义诱使我们超出自己的能力进行冒险，而且使我们丧失了界定国家目标之基本因素的标准……威尔逊主义摈弃以均势求得和平，而赞同通过道德的共识获取和平。它将外交政策视为善与恶的斗争，美国的使命就是在每一个阶段击败挑战和平秩序的邪恶势力……这样的对外政策倾向于把外交割裂为一系列的阶段，而非将之看作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和调节的连续的进程；这样的对外政策倾向于绝对化的诉求，而不是通过掌握外交的微妙之处来塑造现实。尼克松政府致力于一种有显著区别的范式……我们将外交政策视为一个没有终点的连续过程。”因此，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对我们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的现实评估的基础上……我们的利益形成我们的义务，而非其他情况”［8］(pp. 97-98)。 在基辛格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尼克松接受了自己的外交思想，并没有接受“威尔逊的人性本善以及可以由集体安全维持国家间基本和谐的观点……尼克松依靠均势实现稳定，并认为强大的美国是全球均势的关键”［3］(pp. 704-705)。
而尼克松的外交思想则是“一种令人难以认同的冷战思维和对国际力量结构的清醒认识之间的混合”［9］(p. 9)。 尼克松一生都没有放弃他的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他坚持认为：对民主时代精神的最卑劣的歪曲就是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些政府是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公式建立起来的，它们同西方真正的民主制度毫无相似之处……共产党政权的根源在于它们的哲学。尼克松认为这种哲学“不仅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而且是“建立在邪恶的前提的基础上”。尼克松强调：“读遍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都永远不会看到对真正的、富有人情味的民主秩序来说极为重要的两种思想，即作为社会和政府基础的所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由此产生的限制多数派和国家权力的必要性。此外，共产党的学说毫不含糊的赞同甚至赞扬党使用高压手段和暴力来实现它自己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使命。”因此在尼克松看来，“反共是在道义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业”，“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是人的经验的对立的两极之间的斗争，是光明和黑暗、希望和恐惧之间的斗争”。更为重要的是，美苏冲突“不是集中于有关利益和权力的争吵，而是涉及人类命运的竞争”，是人类发展方向的两条道路的竞争，“一条是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指明的前途，另一条是洛克、孟德斯鸠、杰斐逊和汉密尔顿指明的前途”。因此，反共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对自由的信念”［10］(pp. 341-351)。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尼克松看来，美国外交思想中的理想主义“产生了一种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对外政策。一方面，我们基本上是孤立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们在卷入了国际争端之后，又往往成为理想主义的十字军”。尼克松指出，“这种前后不一致的态度损害了我们在世界上促进我们的利益的能力。这种非此即彼的理想主义如果不放弃，我们在地缘政治上永远不会成功”。因此，美国需要培养一种地缘政治传统，“我们应当接受作为一个大国的任务，学会使用我们的力量，不仅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也为了促进自由事业。如果我们躬身退出世界事务----那就会让战争的门户大开，由那些居心远不如我们善良的人乘虚而入。如果我们抛开现实主义----如果我们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或者沉溺于理想主义的圣战----我们就会很快因幻想破灭而失望，就会损害我们如此珍视的理想”［10］(p. 376)。
1969年1月，基辛格担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由此开始他作为外交决策人的8年的政治生涯。基辛格后来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勇敢地冲进小镇中的“孤独的牛仔”，同邪恶的国际势力进行搏斗。在1969年6月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一次谈话中，基辛格夸口说，在华盛顿只有两个人才有外交上的决策权，那就是尼克松和他基辛格自己［11］(pp. 634-635)。基辛格和尼克松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出发，设计了美国面对新的国际格局的“宏大构想”(grand designs)，试图“在一个军事上是两极，政治上是多极的世界中探索出世界秩序”［12］(p.79)。
“宏大构想”、尼克松主义与缓和战略的实施
基辛格相信，“美国撤出越南的痛苦过程最终是关于维持美国在世界的地位问题……因为美国几乎完全主宰世界舞台的时代已接近尾声。美国的核优势正在消失，经济霸权正受到欧洲和日本充满活力的增长的挑战……另一方面，冷战以来被认为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阵营出现了严重的裂痕，美国外交的新机遇出现了……”［3］(pp. 703-704)。 这样，原有的战略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并服务于美国的政策目标，基辛格将这一时期美国战略界定为六个方面：以体面的条件撤出越南；限制对印度支那不同政见的抗议活动；向美国公众显示，即使冷战继续，美国仍会尽最大努力控制危险并逐渐战胜之；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以扩宽美国的外交结构；加强美国的联盟关系；继续美国的外交攻势，特别是中东地区。［8］(pp. 98-99)。 前两项是美国的麻烦，是不得不首先解决的；最后一项的外交攻势是任何有所作为的政府都希望实现的；而中间三项是美国从统治权向领导权转变的关键，而加强联盟是美国战后历届政府的战略目标。因此，尼克松政府关键的、或者说具有创造性的战略就是与苏联的缓和与地缘政治的三角关系。
就中国而言，基辛格认为，中国“由于她取得的成就她的传统他的意识形态以及她的力量”，有权在“影响亚洲和平以及世界和平的一切问题上”发挥同样的作用。因此，尽管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近乎狂热地执著于他们的信仰，但“继续孤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最优秀的人民，以及继续孤立在历史上有着辉煌成就并在未来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这是不能接受的。基辛格明确表示，中美和解的这一进程 “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这一进程，我们将掀起一场革命”［13］(pp. 453-455)。
然而，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大战略中，核心则是缓和战略［4］(pp. 289-305)。在基辛格看来，实施缓和战略首先需要苏联在实际问题上同西方进行认真的谈判。基辛格认识到苏联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缺陷，因此他坚持认为，“我们要在准备理解共产党国家对世界认知的基础上，以及在对它们和对我们自己的合理的期望的基础上，同它们打交道。因此，细心和深思熟虑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经过足够的审慎考虑，以承认稳定的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最富建设性的国际关系就是双方都认识到获益的要素”［14］(p. 145)。
实施缓和战略的第二个要素是“联系”(linkage)的概念。基辛格对“联系”的概念的界定是：“指我们应当在清晰理解国际体系中一个方面的变化如何影响其他方面的基础上，设计和执行我们的政策。”［15］(p. 88) 他在1969年2月为尼克松准备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解释说：“应该让苏联领导人明白的是，他们不要期望可以在一个领域内获得合作的好处，而同时又可以寻求利用其他领域的紧张局势或冲突。”基辛格同时也看到，苏联领导人注意到了美国政策中所存在的“不确定的趋向”；他们对是“理性”的力量还是“冒险”的势力将在新政府内占优势这一点还拿不定主意，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谈判来鼓励前者。美国要做的事情就是“利用苏联的这个兴趣，说服他们逐步认识到紧张局势的真正根源，特别是在中东和越南”。基辛格指出，基本问题就是“是我们利用他们，还是他们利用我们”［1］(pp. 143-144)。
在基辛格的思想中，“联系”更多的是一种谈判的手段和工具；同时“联系”还代表着另外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就是“新政府将我们的外交政策从过度扩张和孤立状态中解脱出来，并使之植根于国家利益的健全的思想之中”。因此基辛格把“联系”政策分为两种形式：当决策者在谈判中将两个分离的目标结合起来，一个将作为向另一个施加压力的手段；由于现实的原因，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大国的行动必然相互关联，而且其结果也会超出与之紧密相联的问题和地区。“在联系概念的这两个层面，后者更为重要”。基辛格强调，“‘联系’是总体战略观念的同义词……如果我们要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一个永久的概念，那就必须认识到，一项单独行动的价值只能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评价”。按照基辛格的政策设想，“联系”可以作为危机处理的工具，可以在同苏联直接的谈判中制造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用来说服第三方参加谈判，甚至可以使苏联的经济依赖西方。同时，“联系”还是美国同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主要对手发展关系的一种努力，以此作为向莫斯科施加进一步压力的手段。正如基辛格自己所说，美国要“富有创意地同共产党势力中的几个富有竞争性的中心打交道”。但基辛格也意识到：“美国政治思想的实用主义传统非常强大，因此联系政策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似乎它反映的是一群特定的决策人的特殊偏好的政策，是他们随心所欲所选择的政策。”［15］(pp. 88-89)
缓和战略的另一个核心，就是逐步减少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义务。196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结构的变迁使得北约内部原有的关系模式无法适应变化的形势，“北约组织处于混乱之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国际环境的转变，特别是超级大国首要地位的下降以及政治多极化的出现”。尼克松政府的“宏大构想”就是要顺应这一趋势，将美国从无限制的全球干预，转向权衡轻重缓急、有选择的确立重点地区。对此基辛格指出：“要持续不断地在海外行动，我们必须建立有共同目标的联盟。由美国支持的各地区性的集团必须担负起它们所在地区的主要责任，美国主要关注总体的秩序框架，而不是每个地区事务的管理。”［14］(p. 97) 因此在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战略中，西方联盟的稳定是对苏外交取得突破的基础。这一目标的实现通过三项原则来确立一种新型的大西洋联盟的关系：“伙伴关系、发展力量以在受到挑战时保卫我们的共同利益以及愿意同对手谈判解决分歧”。在基辛格和尼克松的构想中，真正的伙伴关系的特征体现在，“当这些国家在制订计划时感觉到更多的责任，它们就愿意提供实施计划的财富”。而“力量”原则是指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要保持北约威慑的可信性，以阻止任何可能对西欧的侵略。谈判的原则是指在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谈判过程中，美欧之间加强协调，在各自与对手的谈判中维护彼此的利益［16］(pp. 11, 24)。
缓和战略的本质，是通过遏制苏联和共产党集团并抑制激进的革命而形成地缘政治方面的均势。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世界在1970年代大致划分为五大力量中心：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共同市场国家。在缓和的制约下，每个权力中心有责任在其区域内的小国和保护国中间维持秩序，并制止对另一个势力范围的干涉。尼克松进一步指出：因为“五个经济超级大国将决定未来的经济，而且因为经济力量是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因此它们将在本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以别的方式决定着世界的前途”［17］(p. 806)。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要从通过对抗的遏制走向谈判的遏制。
在尼克松的“宏大构想”中，结束越南战争对缓和战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尼克松在1969年5月15日内阁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明确指出，“什么比南越更为关键，这就是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平衡将发生变化。假如我们不能成功地以我们的想法结束战争，不能以我们的想法阻止侵略者实现它的目的，那么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鹰派势力就将更进一步地推动领土扩张……通往和平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18］(p. 81)。 尼克松决定从越南撤军，但要以他的条件逐步撤军。尼克松为此实行“越南化”并推行了“尼克松主义”。尼克松计划逐步从越南撤出美军，代之以装备精良的越南人。尼克松还打算同北越进行谈判，已达成停火以及美国和北越共同从南越、柬埔寨和老挝撤军。为达到上述目的，尼克松计划对北越实施大规模的轰炸，直至北越同意撤出军队。这一思想最早以“关岛主义”公诸于众，实际上成为尼克松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尼克松在1971年2月的外交政策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尼克松主义“是为了反映以下现实：美国的重大作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其他国家能够而且应当为他们自己，同时也为我们而承担更多的责任……”［16］(p. 2)。
到1972年年底，尼克松撤出了大部分在越南的美军，仅仅留下了3000名士兵；但撤军并不是尼克松政府解决越南问题的唯一方法，尼克松政府把撤军和对越南的轰炸结合在一起。从1969年到1973年，美国平均每天扔在越南土地上的炸弹多达一吨。通过谈判寻求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尼克松政府用来同上述施加军事压力的做法相配合，以求实现“越南化”计划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为了平息国内的舆论。尼克松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和谈的努力。1970年2月21日，基辛格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在巴黎举行秘密会谈；至4月4日，会谈进行了三次，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越南化并没有收到效果，尼克松感到愤怒的是，北越通过柬埔寨和老挝的边境小道向南越的北越部队提供军事援助。尼克松加大了对柬埔寨实施轰炸的规模，而朗诺在1970年3月推翻了西哈努克的政权，并积极同美国进行合作。尼克松抓住这个机会，在1970年4月30日入侵柬埔寨。这是一次极富冒险性的扩大战争的行动，甚至连支持政府政策的艾奇逊都表示怀疑的说，尼克松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匹向着火的马厩跑回去的马［11］(p. 641)。与此同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在美国撤军和越南问题政治解决之间获得一个“体面的间隔期”，并在同中苏领导人会晤时明确表达了这一设想。基辛格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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