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主义所体现的美国外交的巨大转变之一就是与中国关系的和解与改善。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戏剧性地宣布，他将前往中国谋求“关系正常化”。虽然尼克松夸大了中美和解的作用，但这一转变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美国“从中获取的最大好处就是对苏联产生的有利作用”，是“遏制莫斯科的有效方法”［19］(pp. 300, 304)。同时，中美和解也促进了前景广阔的贸易伙伴关系。1973年，波音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和孟山都化学公司等都同中国签订了合同。从1971年至1973年，中美之间贸易迅速上升，从每年500万美元增加到9亿美元；除去一些特殊的粮食贸易，中美贸易额已经超过了美苏贸易额。“总统要做给俄国人看的是，这才是他中国之行的最大目的，而且非常成功”［11］(p. 649)。
美国外交的全面调整还突出体现在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尼克松重视美欧关系，他把强调美欧伙伴关系当作推行“尼克松主义”的基础，一再表明“美国对外政策没有哪一方面像我们同西欧的关系那样受到关注”；但尼克松还看到，“美国同新欧洲的关系非改不可”，以适应新的现实。尼克松在第一任内两度出访欧洲，为了协调美苏缓和后的美欧关系，尼克松决定把1973年定为“欧洲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加强与西欧盟国的协商和对话，支持欧洲的统一，重申美国对北约盟国承担义务。在调整同西欧的关系的同时，尼克松政府还解决了同日本的主要矛盾和分歧。美日关系在尼克松任内曾经因为归还冲绳和纺织品摩擦一度出现紧张，1969年11月美日有关归还冲绳的协议以及1971年的纺织品协议，成为尼克松任内在处理对日关系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缓和在美苏关系上的表现不仅仅是实现了首脑会晤，更为重要的体现在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于1969年11月开始，1972年5月26日，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以在莫斯科首脑会议签订了两项协定而结束。第一项是一个条约，规定每个国家只限于部署两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另一项是关于战略进攻武器的临时协定，冻结已经部署以及正在建造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当时苏联以1607比1054处于领先地位；临时协定还冻结了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数目，苏美分别为740枚和656枚。不过允许两国将此数量分别提高到950枚和710枚，但条件是每增加一枚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必须撤出一枚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没有限制装载多头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数目，这使得美国在可发射的弹头方面享有5700枚比2500枚的优势。协定也没有限制远程轰炸机的数目，在这方面，美国居于第一位，大约有450架，而苏联只有大约200架。最后，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没有禁止发展新武器，例如，美国研制三叉戟潜艇、B-1轰炸机和巡航导弹［20］(pp. 226-227)。
这样，军备控制谈判正在迅速成为军备竞赛升级而不是减缓的借口。尽管如此，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标志着在推动坦率的战略武器会谈以及在限制具体列出的核武器方面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它是一项政治成就，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和增进战略稳定；更为重要的是，美苏两国领导人都承认无限制的军备竞赛是徒劳的，会谈虽然没有建立战略均势，但确实反映了这一均势的存在。
缓和战略对冷战转型的历史影响
毫无疑问，缓和战略对冷战的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苏联利用缓和为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奠定了基础，缓和使苏联领导人更加相信，美国正在走下坡路，也许用不了多久，苏联领导人就能期待着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21］(pp. 135-137)。因此，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在国内 “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而且从1970年代下半期开始，“对一系列国家的事务实行军事干涉和‘半干涉’的政策，我们国家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促使大量国家起来反对我们自己，并且给缓和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其结果是苏联“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施许多军事计划。在这些年内我们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很少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22］(pp. 213, 273)。从1972年开始，苏联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在1970年代累计军费开支超出美国的20%-30%，1979年甚至超过美国的50%。这样，苏联经济年复一年地衰落下去了，“没有任何敌人像军国主义化那样吞没一切，给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23］(p. 169)。因此，当“为了赢得新一轮的冷战，美国人民准备将下一代的前途抵押上去”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却没有什么可以典当的了”［24］(p. 217-218)。
缓和战略及其实施在美国国内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25］(p. 1069-1074)。自由主义者批评基辛格－尼克松那种超级大国的专横跋扈，以及他们支持那些践踏人权的独裁政府。强硬的反共派把基辛格－尼克松成为绥靖分子，说他们对共产党人让步太多，放弃了美国作为头号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在美国的衰退，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美国越来越担心在战略武器竞赛中，苏联正在赢，美国正在输，这时才意识到战略均势已经取代了美国在核时代所拥有的优势。军备控制可以稳定平衡的观点越来越没有市场。公众的看法是，有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有一个“脆弱的窗口”，而苏联却有一个“机遇的窗口”，在政治上乃至军事上加以利用就会使得美国陷入危险的境地。有些政治人士认为，“在政治上支持美国加强防御能力”的进攻路线，是“把尼克松、福特和基辛格以及后来的卡特和万斯这些缓和的支持者赶下台的最好方法”。批评者们更为强调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整个战略是回归到“非对称反应”(asymmetrical response)的思想，尼克松政府强调把谈判作为重构受苏联军事力量威胁的权力均势的手段，其本身就是一种非对称的形式；因为美国这样做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加强自身的军力［4］(p. 304)。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在政治和道德领域开始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尼克松的下台从某种意义上讲标志着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死亡”。右翼势力推出全国知名人士向公众宣传保守主义思想。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是右翼势力的重大胜利，但其基础却是在1970年代奠定的。
缓和战略使东西方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突出表现在东欧，缓和削弱了苏东集团对其人民的控制。欧洲的缓和，特别是赫尔辛基协议有关人权问题的条款，为东方集团内部持不同政见的组织和个人提供了斗争的手段。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的赫尔辛基协议监督执行小组尽管饱受搔扰并遭到残酷镇压，但由于它们与苏联签署的国际条约有联系，因而拥有道义上的合法地位。这种地位在时机成熟时就会发挥巨大的政治威力。
作为缓和战略的重要内容，中美和解对冷战转型的影响尤其明显。中国和苏联当时在意识形态、军事和战略领域内所存在的巨大敌对，进一步削弱了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进行争夺的能力，而中美和解则极大地加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向美国的开放，开始了全面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国际环境。如果没有缓和战略带来的中美和解，“北京在70年代和80年代登上国际舞台将是很困难的，成功的可能性很小”［26］(pp. 276, 421, 49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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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南开学报》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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