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国际上一直有“两个中国”的主张。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Menzies, Robert G.）1961年2月同美国会谈时，出于国内外的压力，提议让中共进入联大和安理会，而只保留国民党政权在联大的席位。[6]
肯尼迪本人觉得：“虽然事实也许是台湾是个单独的国家，但是中华民国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他本人倾向于在联合国有两个中国席位，但从国内政治考虑，又不能承受一上任就让“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指责。所以他最初的想法是，今年力保台湾当局的席位，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明年再试图以某种方式推行“两个中国”。[7]
由于这年能否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声誉有重大利害关系，所以肯尼迪政府在同所有外国政要会见时，都把此事作为一个主要议题，阐明美国立场，谋取国际支持。正如腊斯克在说服蒋介石转变策略的最后关头，因失去耐心而向蒋抱怨的那样：“美国政府在与其他政府领导人进行的最高级会谈中，花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时间远比其他任何问题都要多得多。”[8]
确实，当年美国政界反华反共的气氛如此浓厚，即使是涉及策略转变和“两个中国”的动议，也会引起对“红色中国”可能最终加入联合国的恐惧。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警告肯尼迪：如果新政府企图承认北京或接纳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他就要站出来强烈反对。这股阴霾沉重地压在肯尼迪的心头。他在解释美国不能抛弃“中华民国”，将强硬反对“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原因时，常常闪烁其辞，自相矛盾。时而表示担心若提出允许中共入会的问题，美国政界就会发生分歧和对抗；若中共果真入会，联合国就会失去美国的支持。时而又抱怨中共所表现的对美国和他本人根深蒂固的敌意，是难以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时而他又承认，尽管中共的敌视是一个障碍，可如果不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相对说来是不重要的。[9]
在与新西兰总理的一次谈话中，肯尼迪强调，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要看结果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对台湾和亚洲的影响。如果值得做，他愿应付国内的麻烦，主要是国会议员的强烈情绪。这么说来，国内的障碍似乎又是可以克服的。可是，既然台湾和亚洲的反共“盟友”们都显然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肯尼迪也就觉得没必要去费劲克服那些国内的反对势力了。[10]
美国决策集团经反复讨论，大体上同意把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目标限定于保留台湾席位，不公开宣扬以排斥中共政权于联合国外为目标。美国领导人心里明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是大势所趋，终将实现。因此，美国向亲密的“盟邦”交底时，往往说明自己的目标不能锁定于阻止中国入会，而保住台湾当局的会员资格才是根本问题。只是面对台湾当局时，才大讲阻止中共入会是美国的政策目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Stevenson, Adlai E.）曾向肯尼迪坦率承认，虽然自己的真实意图是不让中共入会，“但这不应该是一个由美国来承受的重大损失，不应是一个我们要押上全部声誉和领导地位的问题”。肯尼迪也认为，要（至少在第一届任期内）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最好的办法就是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从而使“红色中国”自动地不想加入。他希望不要由美国挑头提“两个中国”的议案，以免激起国内亲蒋势力的政治争议。[11] 腊斯克3月14日向英国大使说明：美国政策目标不在于是否让北京加入联合国，而是要把自己放在“合理的”角度和立场上，把北京的问题留给别人。“对美国而言，根本问题是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如果北京不接受这一点，那就是它的错了。”[12]
可以看出，肯尼迪政府在战略上为将来实行“两个中国”留有余地，在策略上则暂时顺应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用保持台湾当局的席位来排斥新中国。实际上，肯尼迪、腊斯克不想把宝押在新中国永远进不了联合国上，而想刻意营造由新中国自行拒绝入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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