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美中关系的发展脉络表明，美国对新中国的态度从敌对、遏制走向缓和、关系正常化，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始终面对台湾问题的缠绕，美台关系是牵制和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调整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地权衡和处理对台关系。冷战前半期的美台关系，表面上平平淡淡，实际上充满玄机。美台之间不断发生的折冲樽俎恰恰成为美国缓慢调整对华政策的有机部分。历史帷幕之后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其实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根本矛盾。而六十年代初期肯尼迪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就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过渡期。虽然由于冷战大格局的限制和肯尼迪本人猝然遇刺，美国政府在这个时期没有实现政策性的转变，但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些新的设想，酝酿过一些调整方案，为尔后尼克松时代的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起了探路和铺垫的作用，对其推出新的对华政策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老问题困扰新总统
对华政策之于肯尼迪，可说是老问题困扰着新总统。再沿着遏制、封锁和对抗的老路走下去，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在世界和亚太区域事务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没有中国的参与并发挥积极作用，很多国际问题包括当时令美国深感困扰的东南亚和东北亚问题就难以解决。采取“鸵鸟政策”，回避现实，实非长久之计。其次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同中国建立一种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关系，总比僵持不下的冷战关系要好。美国政治家开始认识到，长期和中国保持敌对而紧张的关系，试图使中国处于孤立的状态，对美国的利益来说，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从政治搏弈的角度看，这样僵持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相当于“双负”，至多不过是“零和”。如果能从接触和对话开始，使这两个大国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哪怕暂时只是一种“冷淡的工作关系”，应该是对双方乃至世界都有好处的“双赢”。[1]正如肯尼迪当选后审视对华政策时承认的那样：“没人能从中国目前的孤立中得到好处”。[2]
美国对华政策在肯尼迪主政时期，开始孕育着一些变化。如果同五十年代相比，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已经消退，民间研究机构的认识在变，公共舆论在变，政府官员们的倾向也在变。[3]肯尼迪政府已经设想过一些办法来逐步改变政策，并将其中一些设想付诸于试探性的行动，还曾明确地表达过想同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的意向。肯尼迪如果不是猝然被刺，他向别人透露过的将在第二届任期内做出对华政策的某些改变，也不是毫无可能的。
但是，肯尼迪在世时毕竟没有来得及把美国对华政策加以实质性的调整。这是多方面的复杂原因造成的，其中台湾当局对中美两大国的和解这一影响世界和平大局的进程，起了相当严重的干扰和阻碍作用。美台关系成为美中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障碍。
这时期的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同台湾当局发生龃龉，例如美国可否采用“两个中国”等方法接近新中国的问题，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同蒙古关系正常化问题，海外台湾独立运动领导人廖文毅的签证问题，台湾当局反攻大陆问题，沿海岛屿撤防问题，从缅泰老边境地区撤走国民党残部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涉及美国对台湾的总体政策，需要一一探讨。
毛泽东与蒋介石可否兼得？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新中国的巩固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连最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的人，也不得不正视现实了。美国国内原先反共反华一面倒的舆论，这时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变化的特点是想在不“抛弃”台湾当局的前提下，适当改变对中国大陆的政策，从只承认“中华民国”，滑向“两个中国”。毛泽东和蒋介石可否兼得？这方面的探讨逐渐升温，各种类型的方案纷纷出笼。
1959年9月，拥有众多学术人才的美国民间机构“康隆学社”受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委托，提出一份咨询报告。其亚洲政策建议主要由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斯卡拉皮诺执笔，要点有：（1）取消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禁运；（2）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3）建立“台湾共和国”；（4）提议中国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台湾为联合国普通成员国；（5）重申美国协防台湾的义务不变；（6）台湾军队撤出金门、马祖；（7）台湾国成立后，“大陆难民”如愿离台，美国可协助解决；（8）与中国订立贸易条约，予以事实上的承认，等等。报告还提出分阶段实行的步骤，建议首先同中国交流新闻记者，继之交流学者和商业代表，再通过民间杰出人士和团体同中国领导人讨论问题。这个报告没有被艾森豪威尔政府采纳，也不可能被台海两岸所接受。但在舆论界学术界甚至政界都打破了麦卡锡时代造成的中国问题禁区，为后任政府变革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路。[4]
在此前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腊斯克的主持下也网罗精英，集思广益，就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研讨。从自由派代表鲍尔斯到保守派代表《时代》周刊发行人卢斯，以至哈佛名教授基辛格等，都参与了这项讨论。他们要求注意利用已现端倪的中苏分歧,沿着“两个中国”的路子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研究报告1960年12月发表，并出版了专集。[5]腊斯克随即在肯尼迪当选后被聘为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
鲍尔斯1960年担任肯尼迪竞选班子的外交顾问时，发表了《中国问题的再思考》一文。指出中共政权已经稳固地控制中国大陆，要阻止它对东南亚的扩张，实现世界性的裁军，就要与之打交道，而美国目前这样同中国各执己见的谈判很难有成效。美国应承认中国，劝台湾撤离金马，另建一个“中台国”，文化上是中国，治理者是台湾人。他认为中苏关系不是僵硬的，不是坚如磐石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6]鲍尔斯当过参议员、州长、驻外大使，富有政治经验。为肯尼迪助选成功后，曾任主管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
长期担任民主党领袖并两度竞选总统的史蒂文森也撰文拥护台湾在联合国监督下，通过全民投票决定自己的命运。[7]他随后被肯尼迪任命为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哈佛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专
肯尼迪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对外交政策很少公开提什么批评或建议。但他在1957年10月《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个民主党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认为世界结构正从美苏两极对抗转化为多极鼎立，中国和欧洲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中心，美国的政策对这种变化中的大国关系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他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过分强硬和僵化，要求重新估价对华政策。不过，他又认为当年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9]
在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肯尼迪和尼克松这两位竞选者在著名的电视辩论中，把台湾海峡中的金门和马祖，作为一个交锋的题目。肯尼迪攻击共和党政府在此问题上，冒着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去协助蒋介石防卫两个无足轻重的小岛，政策失当。尼克松则辩解道，这两个小岛对于保卫台湾是至关重要的，并由此鼓动选民们去怀疑这位竞选对手的战略判断力。[10]
肯尼迪的上述言论立即在台湾引起震动。台湾“外交部”在愤慨情绪的推动下，对记者提问做出书面答复：“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放弃一寸领土来讨好他人，包括参议员肯尼迪在内”。这话当然在肯尼迪竞选阵营中引起了反应。蒋介石担心一旦肯尼迪当选，将影响双方的关系，便把“外交部长”沈昌焕叫去教训了一番，后来又把加写这句话的次长许绍昌外放到某国当大使。“寄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蒋氏心中的那番滋味，当是外人难以体会的。[11]
可是，在台湾当局的记忆中，四十年代后半期同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关系，确实充满着无限的伤感与痛楚：杜鲁门的“姑息政策”是大陆“失陷”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及时地爆发了一场朝鲜战争，连台湾这块地方也要被美国“抛弃”了。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虽然同台湾当局也有矛盾，但比较起来，还是更坚定地支持了台湾的防御和发展。现在民主党又要卷土重来了。肯尼迪当选后，新政府委派到亚太地区的一些外交官，公开谈论实行“两个中国”政策的可能性，新任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甚至扬言：如果继续辩论是否让中国大陆获得联合国席位而逐走台湾当局的话，美国可能袖手旁观。[12]向以亲台著称而又影响较大的《时代》周刊，在1961年的中国专号上宣称：不承认中国的政策是“六十年代的愚蠢政策”，催促政府重新估价美台关系。[13]
凡此种种，都使蒋介石集团对这位以开拓“新边疆”自诩的美国新总统，反应谨慎而冷淡，不无忧虑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担心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更。[14]
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一方面是遏制中国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表示必要时将用美国军事力量支持台湾的防御。另一方面却远未走到正式否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步，尽管其政府内有“两个中国”政策的酝酿。[15]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修改了杜鲁门时期“中立”台湾海峡的政策，自称其对台政策有三个要点：（1）保障台湾与澎湖的安全；（2）支持蒋介石，以维系海外华人的反共士气；（3）保持蒋介石军队有在大陆作战的能力，但要置于美国的完全控制之下。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要求，则采取了回避政策。[16]
美国实际上担心被卷入一场既非自己选择，也非自己挑起的台海战争中去，故想尽力防止事态发展到两岸开战的地步，并设法结束中国的内战状态。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恰恰是很容易引起战火并把美国卷入战争的敏感地域。[17]
尽管美国军方有不同意见，但艾森豪威尔本人并不认为金门、马祖有多么重要的战略价值。他几次想让蒋介石放弃这些沿海岛屿，均遭到蒋介石的抵制。其间他于1955年4月派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远东助理国务卿，联袂赴台劝说，也未成功。这桩未了的心愿就一直搁置下来。[18]
1959年6月，艾森豪威尔在第二届任期的后半期，终于到台湾造访一次，用意是在美国历届总统从未到过的这个地方，向世人显示美台关系是重要而友好的。
蒋介石所需要的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姿态，而更重要的是实质性支援。他除了提出美国应全面加强同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之外，还具体要求美国提供若干军事项目的援助，其中之一是能大量空投伞兵的C-130运输机等。
百战沙场的艾森豪威尔完全了解这种飞机的作战用途，没敢立即答应，把蒋介石这桩用意甚明的要求搁在心中掂量了一年有半。直到退出白宫前夕，他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在
这份迟到的新年贺礼，即便能引起蒋介石的兴奋，也是转瞬即逝的。
肯尼迪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对外交政策很少公开提什么批评或建议。但他在1957年10月《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个民主党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认为世界结构正从美苏两极对抗转化为多极鼎立，中国和欧洲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中心，美国的政策对这种变化中的大国关系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他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过分强硬和僵化，要求重新估价对华政策。不过，他又认为当年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21]
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麻烦是台湾问题。如果要重估和调整中美关系，美国将如何对待台湾问题呢？肯尼迪以前没有正面解释过他的想法，但是在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多次扬言当选后将放弃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22]在他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中，金门和马祖问题也成为一个交锋的题目。肯尼迪攻击共和党政府冒着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去协助蒋介石防卫两个无足轻重的小岛，政策失当。尼克松则辩称这两个小岛对于保卫台湾至关重要，并由此鼓动选民们去怀疑这位竞选对手的战略判断力。[23]
肯尼迪当选后，面临着一系列已经提上日程的紧迫问题：（1）应否继续促使蒋介石放弃容易引发战争的沿海岛屿？（2）对中国大陆遭遇的粮荒采取何种立场？（3）是否改变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策略？（4）应否同蒙古人民共和国谈判建交并任其加入联合国，从而为亚洲共产党国家树立新的关系模式？（5）是否给流亡日本的台独运动领导人廖文毅发访美签证？（6）要不要出版多年前已经编好的1943年美国对外关系系列文件集的中国卷，其中涉及到当年美国官方对国民党政权的大量批评。
怎样处理这些问题，涉及是否需要调整原有的对华政策，并关系到进一步变革的方向。
据已经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来看，肯尼迪政府上台之初对新中国的政策，大体上说，是想继续保持华沙会谈的接触渠道，并试图通过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稍微扩大一点接触，伺机把中国拉入核控制谈判。在粮食贸易、记者交流这类问题上也可以放松限制。但不打算在第一届任期内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关系正常化的重大步骤。对于台湾，则继续遵守1954年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换文的规定，大力援助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承诺武力防台的义务。同时也试图劝蒋撤出靠近大陆的沿海岛屿。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一面维持台湾当局的席位，一面探索实行“两个中国席位”的可能性，但首要目标是尽可能阻止新中国近期内进入联合国。[24]
新政府内外不乏变革对华政策的建议。参与制订政策的高级幕僚们意见不一。他们不断地检讨对华政策。对于主张变革的人来说，来自台湾的坚决反对倒还不是妨碍他们下决心同新中国接近的唯一原因，阻力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
3月初，肯尼迪还向新西兰总理霍利约克透露：他是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中国问题的，在对华关系的难题上，并不特别在意法律条文和理论。他对此问题是带着比较开放的头脑来上任的，曾准备采取可能缓和紧张气氛的步骤，使双方有探索发展关系的某种可能性。如果他发现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愿在全国范围内着手解决象“百万人委员会”这样的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上层社会团体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反对。他觉得如果能够显示新的步骤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这些步骤就最终会被大家接受，就是应取的正确步骤。[25]
国务卿腊斯克
此后的几次中美大使会谈，美国代表均奉命采取低调姿态来阐述立场，避免争论。美方企图先绕开从台湾撤军问题，提出一些解决具体问题，小步改善关系的建议。中方则坚持中美关系的根本障碍是台湾问题，应先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才好解决其他枝节问题。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会谈继续处于马拉松途中跑的状态。[27]
(责任编辑：冷战编辑)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