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对匈牙利事件采取了“不干涉”政策，这种政策经历了从观望到最后确立的一个过程。美国政府实行严格“不干涉”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担心苏联会因其在东欧地位的严重恶化陷于绝望，进而诉诸于极端措施，从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对抗乃至于爆发世界大战，因此，美国不愿冒战争的危险去拯救一个与自己关系不大，且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中欧小国，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原则的充分体现。
关键词：美国外交政策；匈牙利事件；艾森豪威尔
匈牙利事件给美国以实现其“解放”战略的机会，但是，出于种种考虑，美国对匈牙利事件采取了“不干涉”政策。本文主要依据美国外交档案文件，分析和探究美国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及政策。
一、美国对匈牙利事件反应过程的三个阶段
美国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6年10月24日至25日为观望阶段；第二阶段：1956年10月26日至10月31日为“不干涉”政策确立阶段；第三阶段：1956年11月1至4日为政策的最后执行阶段。
匈牙利事件对美国来说确属始料不及。美国官方高层领导包括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及副国务卿默菲都否认事先料到匈牙利事件爆发。[1](P177)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1956年4月就曾对匈牙利可能引发骚乱明确提出过警告，而且当匈牙利事件爆发后，已经离任的美国驻匈牙利公使拉文德尔也承认，“匈牙利事件爆发乃意料中事，只不过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早，我们估计事发可能在年底左右”。[2]杜勒斯在10月23日晚7时闻知匈牙利事件爆发后喜上眉梢，他称美国政府多年来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美国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援助收到的效果同样将在波兰和匈牙利身上得以体现。[3](P343)和杜勒斯相比，艾森豪威尔却显得异常平静。
从近年来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看，美国驻匈公使馆在匈牙利事件爆发以后就连续不断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电报，汇报布达佩斯的最新情况。10月24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之后，公使馆立即电告美国务院强烈要求美最高层迅速发表措辞激烈的外交声明，以抗议苏军在匈牙利的行动。[9](P272)24—25日，在美国使馆前，大批匈牙利人挥舞匈牙利人旗帜大声向使馆叫喊，[9](P272)要求美使馆支援造反者，当美国驻匈公使馆人员希望得到美国国务院关于匈牙利事态的进一步声明时，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除“重申美国政府的同情之外”无进一步声明。[9](P284—286)这同样说明了在对布达佩斯局势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克制和谨慎的观望态度。10月26日上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才第一次开会详细讨论匈牙利事件后的东欧形势以及美国官方的相应对策。[9](P295—299)在听取了杜靳斯对波、匈事件的分析之后，艾森豪威尔明显地表现出了对苏联的东欧政策的担心，即苏联是否因其目前在东欧地位的严重恶化而会诉诸于战争。他说：“鉴于苏联在东欧地位的严重恶化，它会不会情不自禁地诉诸于非常极端的措施，甚至于促成一场世界大战呢?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地关注目前的形势。”[9](P299)言下之意，苏联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也会孤注一掷地发动全球战争，即使西方无意的话。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提醒军方总参谋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匈牙利危机期间要密切注视和高度戒备”[9](P299)。艾森豪威尔担心，即使美国不给苏联以任何借口，美苏战争也会因匈牙利事件本身的可能发展而爆发。
因此会议决定，美国应向苏联领导人表明美国无意于干涉波兰和匈牙利。也就是说，美国排除以武力干涉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实行所谓“不干涉”政策。从新近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看，10月26日下午，艾森豪威尔再次打电话给杜勒斯，说他反复思考了史塔生在早上会议中提出的建议，[9](P305)认为美国应向苏表明，“苏没有必要担心美国会将匈纳入北约或者成为西方的盟国，美国愿意看到匈牙利人自由选择……美国希望匈牙利保持奥地利式的中立”[9](P305)。艾森豪威尔要杜勒斯在即将发表的演说中表明美国政府的这一思想。10月27日中午，杜勒斯在达拉斯发表演讲，称美国不可能对匈牙利的造反者实施直接的援助，他用了经过精心推敲的措词说：“美国希望各卫星国获得独立，但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自己的民族生活有许多成分是从他们中间来的———应该恢复他们的主权，应当有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政府。我们不把这些国家看作是军事盟国。我们把它看作是朋友，是友好的和不再四分五裂的新欧洲的一部分。我们相信，如能让它们很快获得独立，这将大大有助于稳定整个欧洲、东方和西方的和平”[7](P45)。
杜勒斯的演讲是经艾森豪威尔的字斟句酌后才定稿的。它清楚地表明美国无意于干涉波匈事件，美国只能表示非常同情波匈人民。它还补充说东欧各国如果摆脱对苏联的绝对依赖，他们可以在“经济调整”期间“指靠我们的丰富资源”。美国并不要求他们放弃共产主义。[10](P67)10月2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也在联大重申了杜勒斯演讲中美国政府的基本立场。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觉得还是不放心。10月29日上午8时，杜勒斯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称“俄国人看上去在布达佩斯正在有所节制”[4](P369)。杜勒斯一方面为美国政府的“不干涉”声明已收到初步成效而欣慰，他说：“我们已赢得24小时”[11](P321)，另一方面，他心里仍觉得不是很踏实，担心苏联领导人是否真正领会到自己达拉斯讲话的“精神实质”，他提议应私下里转告苏共领导，让苏联领导人注意到他达拉斯讲话的每一段和每一个字，使苏联领导人更清楚美国的“不干涉”政策。艾森豪威尔同意杜勒斯的建议，杜勒斯提醒总统说：“我们必须十分谨慎，不要做出任何会使那些卫星国家认为我们好像在做出卖他们的事情”[9](P322)。当晚，杜勒斯致电美驻苏大使波伦，指示向赫鲁晓夫以及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转达他27日达拉斯讲话的主要内容，即“美国并不把匈牙利或者任何卫星国看作潜在的军事盟国”[12](P515)。波伦在当天庆祝土耳其国庆的招待会和阿富汗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将美国高层决策者的信息转达给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波伦强调杜勒斯的演讲是美国政府最高决策层深思熟虑后的官方表态。[9](P328)
此后，美国政府更积极主动地表明自己的“不干涉”立场。虽然从10月29日起，以色列与英法合谋发动了侵埃战争，美国政府高层决策者的主要注意力转向了中东战场，但是美国政府也不忘表白自己的立场。当苏联政府发表10月30日宣言，声明苏军从布达佩斯撤军以后，美国政府上下为之一振。当美驻苏大使波伦从朱可夫口中证实了苏军撤出布达佩斯的消息，并亲眼目睹了苏联声明发表后苏联领导人朱可夫、赫鲁晓夫等人的消极情绪之后(这当中一方面的确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当时的矛盾心理)，他立即电告杜勒斯说：“朱可夫的话反映了以我们这里还不知道的某些匈牙利情况为依据的一夜之间发生的态度变化”[12](P159)。10月31日美驻匈公使馆发给美国务院的电报称，苏联“一夜之间的大转变使得匈牙利革命变成布达佩斯今晨切切实实的历史事实”[9](P34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艾森豪威尔在听到苏联的声明以及苏军撤出布达佩斯的消息之后，不但没有显示出任何兴奋，反而表现得更加担心，因为他觉得这一消息“好得难以信以为真”。
杜勒斯称苏联的声明是自“二战”结束以来苏联发表的“最有意义的声明之一”，但艾森豪威尔则说：“如果它是真诚的话”。[4](P373)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10月31日晚艾森豪威尔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的措辞是何等谨慎。这篇发言稿是当天下午艾森豪威尔与休斯以及杜勒斯三人用了几乎一下午的时间仔细推敲才定稿的。艾森豪威尔首先从波兰和匈牙利问题谈起，他说：“如果苏联确实能忠实履行它宣布的意图，全世界将可目睹在我们这个世代向正义、信赖和国际间理解所出现的最大的进展”[9](P351)。他还说：“美国已经明确地表明它愿意给这些新独立的政府以经济上的援助……我们不要求这些政府选择他们具有的特定的社会形式作为我们实施经援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所关心的只有一个，即他们能够享有自由———为了他们，也为了自由。”[9](P351)他着重强调，“我们还要让苏联明确消除任何错误的顾虑，即我们将视这些东欧国家新的政府为潜在军事盟国。我们没有这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视这些人民为朋友，我们仅仅希望他们是能够享有自由的朋友”[9](P352)。艾森豪威尔是为了能让苏联政府忠实履行自己的诺言，向苏重申美国的“不干涉”立场，消除苏联的顾虑，使苏联放心。
和华盛顿相比，美国驻匈公使馆的态度除代表政府表示同情以外，更大程度上则是倾向于要求美国政府对苏采取强硬的外交压力以救助造反者。10月27日，驻匈公使馆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电报，详细报告了匈牙利造反者要求美国予以干预的请求，分析了造反者的处境及其面临的几种选择，并列出了请求美国政府积极干预以支持造反者的多种可能性选择方案，包括军事停火，与苏就苏军撤出问题进行谈判等等。[9](P310—312)10月28日，驻匈使馆再次发回电报希望能救助造反者，请求华盛顿安排一套解决方案。[9](P319—320)面对驻匈公使馆的一再请求，考虑到美国的基本立场，华盛顿高层决策者置之不理。
那样影响会更大。[13](P304)然而，美国高层决策者对美驻匈公使馆的紧急请求未予理睬，更没有对纳吉政府的中立声明通过外交努力予以承认。同一天，美驻匈使馆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称，由于纳吉的强硬态度置苏联于尴尬的境地，苏联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其在匈牙利的利益。到了第二天，美国国务院的几位高级官员认为，“匈牙利的形势正在完蛋”，除此之外，美国国务院显得束手无策。[9](P364)艾森豪威尔总统象征性地发表了一个声明，从国会拨作紧急用途的基金中分配2000万元美元用于向匈牙利人民提供粮食和其他救济。事实上，苏联再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是10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的。然而有迹象表明，1956年11月2日当天，美国国务院在通过其情报组织得知赫鲁晓夫赴南斯拉夫同铁托会晤之时，曾发电报给铁托，通过南斯拉夫又一次向苏联表明自己的“不干涉”政策。由于苏联再次出兵的决定已经作出，那么这封电报则使得苏联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兵匈牙利。[13](P306)同时，从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给其主要驻外使馆的电文看，美国政府还是沉浸在苏联30日声明的余热之中，把希望寄托在苏联政府表示将要改善其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承诺上。[9](P366—367)11月3日驻苏大使波伦和美驻匈公使馆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表明，[13](P307)美国当天不可能不知道苏联将有采取行动的可能。波伦电报称“看来苏联好像就要采取行动了”[9](P370)。
然而，就在美国政府获悉苏军将采取行动时，美国国务院又做了些什么呢?新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表明，11月3日美国国务院致电美驻匈公使馆，指示寻求与匈高层领导建立联系，暗示目前苏联的军事调动，还要向匈牙利政府首脑递交国书并声明：美国政府理解并支持匈牙利人民为自由和独立奋勇斗争的这种精神。美国政府将在联合国支持匈牙利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并尽一切力量减少匈牙利人民的痛苦。[9](P373—374)然而，美国政府的声明仍然未对纳吉政府的中立声明及请求西方保护作出任何表态。11月2日至3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两次讨论匈牙利问题的紧急会议上美国代表洛奇以对匈牙利事态最新情况不清楚为由，拒绝了英法要提出实质性议案的请求。在11月3日的当天，一场就苏军立即撤出匈牙利议案的讨论持续4小时之久[14](P14)，按联大的安排随后要讨论苏伊士危机问题，然而英法等国代表提议，鉴于匈牙利事态的严重性，安理会应继续讨论匈牙利问题，这项提议由于美国的弃权而未通过，后来澳大利亚代表又提议第二天讨论匈牙利事件，又一次被美国否决。[15](P140)最后安理会决定11月5日再讨论匈牙利问题。然而
二、美国“不干涉”政策的深层次原因
纵观美国在匈牙利事件中的反应过程，“不干涉”政策贯穿于美国政府对匈事件的始终。美国政府从10月25日第一次公开表态，到10月2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不干涉”政策的确立，再到27日杜勒斯达拉斯演讲，最后到10月3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电视演说，其目的就在于向苏联领导人表明美国官方的态度，消除苏联人认为美国会干预匈牙利事件的顾虑，使苏联人放心，即美国不会以武力干涉匈牙利事件。然而，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正是要改变东欧国家的社会制度使其成为“自由世界”的一员吗?为什么高唱“解放”口号的杜勒斯一直致力于东欧国家的“解放”事业，而当真正的机会到来的时候，美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又是如此地低调处理呢?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在冷战中奉行的根本原则，即避免美苏间直接的军事冲突，从根本上排除了美国在军事上干预苏联镇压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战后美国在冷战中奉行的根本原则，即避免美苏间直接军事冲突可以说是贯彻美苏冷战过程的始终。传统观点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了美国在匈牙利事件中的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决定了美国的选择。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是无能为力的。从大战略上来说总是一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选择。匈牙利周围是共产主义国家，加上中立的奥地利，而且与苏联有共同的边界……艾森豪威尔没有什么办法在匈牙利问题上对苏联施加压力”[4](P367)。安布罗斯的这一观点无疑也是正确的。艾森豪威尔后来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匈牙利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匈牙利不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它是在美国的权力限度之外。他说匈牙利“像西藏一样，我们到达不了的地方”，“所以……美国只能做它唯一能做的事：我们作好准备……帮助从苏联的罪恶行动中逃出来的难民，和尽一切可能谴责侵略”[4](P380)。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伊士危机的爆发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双重危机的存在使得美国无暇顾及匈牙利，美国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匈牙利骚乱被苏联镇压。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爆发影响了美国在匈牙利问题上的行动，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从美国解密的档案文件看，美国政府实行“不干涉”政策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担心苏会因其在东欧地位的严重恶化陷于绝望，诉诸于极端措施从而引发世界大战，而绝不仅仅是从以上的几个原因去考虑。在
杜勒斯的达拉斯演说就是美国“不干涉”政策的第一次表露。其演说包含以下三种暗示：第一，美国坦率地向苏联保证，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以武力改变东欧事态的发展，包括匈牙利事件。第二，匈牙利事态的发展最好能停留在铁托主义的层面上。第三，美国相信，没有西方的援助匈牙利也能赢得较大程度上的独立。杜勒斯的演说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向苏联保证，美国“不干涉”苏联的“内政”，以减少苏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向东欧国家，特别是匈牙利、波兰暗示，若能脱离莫斯科的控制，只要采用铁托模式，就能获得美国的经援。继杜勒斯的演说之后，31日艾森豪威尔的电视讲话又一次重申了美国的“不干涉”立场。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苏联在某种程度上已基本上默许一个“民族共产主义”政府的存在，正因为如此，苏联在初始阶段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匈危机，希望纳吉政府能控制局势，支持纳吉政府，但对纳吉政府的撤军要求保留一定的反对意见，答应一旦秩序恢复苏军就立即撤出布达佩斯。与苏联政府相同，美国一直担心纳吉不能控制局势，担心匈事态的发展由民族主义运动继而发展为民族造反以至于反苏反共运动，会最终导致苏军的镇压(这种担心可从美国外交文件中看出)。[9](P345，P355)正是出于此种考虑，美国一方面希望匈牙利能够采取铁托模式的政权，停留在民族共产主义的层面上。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促使苏军撤出匈牙利。[9](P284，P324)这两方面的考虑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更明确地表明美国的态度，尽可能地减少苏联再次武装干涉匈牙利和促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美国政府10月31日制定的《美国对波匈事态发展的政策》(NSC5616号文件)充分地反映美国政府的以上考虑。[9](P354—358)该文件称“鉴于目前波匈局势的严重性，美国有必要重新考虑美国对东欧的政策、目标以及行动方针”。文件规定美国的近期目标是“鼓励东欧国家朝着永久实现充分的民族独立和自由方向发展，出现‘民族共产主义政府’，这些政府仍可以继续与苏联保持亲密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但他们毕竟会比过去的行动更独立、更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内部事务。”[9](P354)因此，美国“应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以阻止苏联进一步武装入侵匈牙利”，并再次向苏保证，美国不视“匈牙利及其他卫星国为美国潜在的军事盟国”。[9](P357)
美国政府实行“不干政”政策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担心赫鲁晓夫下台。苏共党内的强硬派上台，不利于刚刚开始的美苏缓和进程。自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引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在美国政府看来，赫鲁晓夫是苏联东欧改革的主要推行者，他是能同美国协调推进“缓和”进程的苏共党内的“鸽派”领导，[13](P294)因而他们非常关注苏共党内领导成员的变化。从现有的美国外交文件看，这种担心和关注非常明显。在10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根据波伦发回“赫鲁晓夫的日子可能是屈指可数了”的电报，推测“朱可夫本人可能接替赫鲁晓夫”。[9](P297)艾森豪威尔当时也担心由于苏共党内强硬派上台会使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又回到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老路上去。[10](P67)尽管赫鲁晓夫当时在苏共中央领导层中的领导地位实际上相当稳固，但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在搞不清具体情况的形势下，这种担心就很正常了。10月30日一份美国官方的评估报告在分析波匈事态的发展对苏政策有何影响时明确地表现出对赫鲁晓夫地位是否稳固的担心：“很可能匈牙利的造反会促成苏联领导层人员构成和领导结构的变化。如果匈牙利造反能取得实质性的政治成功，那么，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将必然使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处境日益艰难。
强硬派的地位可能会得以加强。如果朱可夫领导下的军队坚持认为目前对匈政策威胁苏联的基本安全，那么苏联领导层变化的可能性将更大。”[9](P333)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10月30日声明以后，杜勒斯就致电驻苏大使波伦，急于知道由于中东形势的改变从而是否改变了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权力平衡的迫切心情。[12](P520)由此可见，美国政府高层决策者对赫鲁晓夫地位的是否巩固是非常关注的，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应出美国政府从当时避免美苏对抗的大的东西方缓和的国际形势去考虑，迫切需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主宰克里姆林宫。
三、“不干涉”政策的实践
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基于以上诸多考虑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采取了“不干涉”政策，但是其“不干涉”政策果真是“不干涉”吗?事件爆发后，美国中央情报局除了欢欣鼓舞之外，还叫嚣要向匈牙利空投救援物资，而且已做好了一切准备。[16](P92)情报局甚至要派谴其长期以来在西德训练基地受训的“红军帽”武装人员回匈以援助匈牙利造反者，并企图把匈牙利的熊熊大火引至其他东欧国家，[16](P92)美国军方的一些人甚至提出对苏联进行核打击。[16](P96)然而，这些计划和建议都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拒绝。这正是美国“不干涉”政策指导下的选择。事实表明，美国政府虽然公开表示对匈牙利采取“不干涉”政策，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远远没有严格遵守。
美国中央情报局西欧国家的一些小组以某种形式对匈牙利的造反者进行了间接援助。他们赶到匈牙利边境与匈牙利国内的一些人建立了联系，而且通过这些人向造反者提供一些武器。[17](P124—129)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不断的官方声明以及匈牙利事件期间“自由欧洲电台”的宣传广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继27日杜勒斯的达拉斯演说之后，艾森豪威尔31日又发表了旨在向苏重申其“不干涉”政策的保证。基辛格在其巨著《大外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两次讲话的实质性作用：“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匈牙利革命时所发表的这两项正式声明，值得讽刺的是两次都在无意中煽风点火。美国担保不在东欧寻求军事同盟，却使克里姆林宫震骇，因为它听来仿佛东欧有选择可以换阵营改投美国；美国放弃用武也助长危机，是因为它使得苏联不再担心一旦红军镇压，美方会有何激烈反应”。[18](P510)“自由欧洲电台”在匈牙利事件期间，以诠释美国政府的态度自居，呼吁匈牙利人拒绝任何妥协加速革命步伐。尽管美国政府的一些高层官员早在10月26日就开会规定“自由欧洲电台”的报道“不能看上去似乎美国在从外部鼓动造反”，[9](P302)但是实际中的“自由欧洲电台”报道内容则远远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意愿。其煽风点火的作用不言自明。基辛格再次一语道破其中奥妙：“自由欧洲电台的手法一点也不婉转含蓄。理论上，它的论调并不是官方立场，它支持的‘解放’只是字义上那么具有好战味道。不幸的是，美国政府财务支持的机构发出的论调是‘个人观点’或‘官方立场’，其间区别何在，东欧自由斗士极难理解。”[18](P505)
美国“不干涉”政策的实践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匈事件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私下意欲尽可能援助造反者，另一方面又害怕苏联找到借口再次出兵匈牙利。但是美国高层决策者的最后决定以及在实际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表明，美国不愿冒战争危险去拯救一个与自己关系不大而且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中欧小国。正如基辛格所说：“美国既然声言在全世界有反共的大任务，无可避免就会在其原则和国家利益之间遇上鸿沟。苏伊士、匈牙利就是这种理想与现实有差距的场合。美国一直有个伟大的梦想：外交政策必须符合其箴言的原则……在苏伊士事件上，美国可以坚持适用其箴言的原则，不会有即刻的风险。在匈牙利事件上，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却默许现实政治，因为此时坚持原则说不定会有战争，甚至是核战争之虞。一旦人命攸关，政治人物就必须对人民及本人澄清，说明风险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论他们要如何广泛地从宽界定。苏联很明显愿冒较大风险，去极力维持它的东欧的地位，相形之下美国为解放匈牙利而强出头的意愿就没那么高。我们无法逃出这个方程式。”[18](P515—516)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作者简介：胡舶(1967—)，男，陕西洛南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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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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