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美国在亚洲的几次冲突中都曾考虑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或进行过核威慑。在这种压力之下，新中国迅速走上发展核武器的道路。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原子弹试爆。其间经历了中苏分裂、苏联单方面撕毁核合作协议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因此，核武器发展过程中的艰辛与困难可想而知。然而，除了上述这些内在的困难之外，中国的核计划还面临着外在的威胁。从美国最近解密的并不完整的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始终“格外关注”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各种试图阻挠、破坏和武力打击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建议相继出台并提上决策日程。在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核爆炸后，美国政府仍未完全放弃武力摧毁中国核设施的想法。
一、中国核计划的缘起和发展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旋即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参战，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畔。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很快把美国军队赶回“三八”线，联合国军总司令道哥拉斯·麦克阿瑟和美国政府被志愿军的攻势吓乱了阵脚。
面对美国的多次核威胁，新中国决心着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解放初期成立的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195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开始发展中国的核事业。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研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之后，国务院也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并于7月设立了负责核科研基地建设的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技术局，负责研究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核科研基地的建设工作。同时还成立了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业的三人领导小组，并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下设专门办事机构。12月，国务院批准了薄一波起草的《关于1956—1967年发展原子能事业计划大纲(草案)》。
1956年上半年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把原子能列为第一发展对象，同年“八大”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将原子能事业列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同年底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批准成立了专门负责原子能事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
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良好的中苏关系，苏联允诺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从1955~1958年，苏联在铀矿普查勘探与核物理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以及核武器研制三个方面给予中国一定的援助，双方共同签署了中苏合营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普查勘探的协定、给予中国在铀矿普查勘探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援助中国发展原子核物理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议、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和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协定的补充协定六个文件。在苏联的帮助下，新中国开始了核武器的研制和开发工作。先后在长沙、乌鲁木齐、太原、重庆、沈阳、南昌等地成立铀矿地质勘察队，1958年底初步探测出了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1959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铀矿地质研究所，到1960年，已有38个铀矿开采基地。与此同时，铀矿的研究与加工机构亦开始上马，到1958年底，在内蒙古、甘肃等地初步建成铀矿及核燃料工厂和基地。
1960~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的各方面工作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然而中央却始终关注和重视这项工作。从1960年起，北京核武器研究所开始了原子弹的攻关。1961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加强了保密工作，并且将核工业系统的一切物资运输都列入军运。1962年底，科研人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基本掌握了有关技术。
二、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格外关注”
作为核武器的最早拥有者，美国始终关注并力图阻挠别国核武器的研制与开发，对中国更是不例外。早在1959年底，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就预计到中国将在1963年拥有核武器①。1961年1月，美国驻太平洋军队总司令电告华盛顿，称中国将于1962年底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1965年会拥有核武器库。肯尼迪总统十分震惊，认为“60年代最大的事件就是中国核爆炸”②。因此，从1961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了对中国境内进行系统侦察。由国民党飞行员驾驶的美国U—2飞机开始深入中国内陆，对兰州、包头等地进行侦察，利用先进的卫星拍摄技术，美国已经拍摄到了清晰的地面照片。同年底，便得到了中国罗布泊基地的照片。
从1960年12月到1964年8月，美对中国上空进行了35次侦察，特别是在1963年7月一种分辨率极高的GAMBIT卫星拍摄技术投入使用后，更是获取了大量的侦察照片。1964年春，罗布泊被正式增列为U—2飞机的侦察对象①。通过对大量侦察资料和照片的分析，1964年上半年美国当局已经确信中国正在积极研制核武器，并将很快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美国防部、国务院和空军等部门都在积极筹划对策。
但是在具体的试爆时间判断上仍未达成一致。负责人委员会在8月14日的报告中推测大约在1964年底或1965年初，中央情报局认为在1964年以后，而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惠庭根据搜集的有关情报判断是在1964年10月1日②。
美国方面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实际上，到1964年下半年，他们的主要精力已经集中在谋划对策而不是对判断的争论方面。可是，从另一方面讲，由于中国方面成功的保密工作和美国对华情报工作的局限，从一开始，各情报部门就强调了搜集中方核情报的限制和巨大困难。在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之前，美国情报部门始终没有明确中国的核试验基地的具体位置和数量。实际上，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手段，美国在许多判断上仍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例如美国根据1963年3~6月所拍摄的兰州照片认为兰州只可能在1966年之前生产出铀235，而实际上兰州在1964年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原子弹足够的铀。再如，1963年7月24日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
就在中国核试爆的前一周，美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办公室起草的《核大国的中国(中国核试爆前的一些想法)》，严重地高估了中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所带来的挑战和损害，文件预测中国将很快在1968年进行首次热核试验，1970年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将对准亚洲各大城市，到1975年，中国的洲际导弹就可以随时摧毁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并对整个欧洲的安全构成威胁。文中写道：“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会和美国共同分享世界，而下届总统被迫面对一个这样的中国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必需认识到自己影响亚洲和世界事务的能力会持续下降”，“总之，尽管在中国获取核能力后整个均势还没有戏剧性的转变，但其后果将是非常重要和极其危险的”①。
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的另一个担忧是正在进行中的苏、美、英三国关于禁止核试验谈判，美坚持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会对正在谈判中的禁试条约产生不利的影响。同一时期的法国明确拒绝签署禁试条约，但却未能使美国政府像对中国这般地忧心忡忡。美国的偏见受到了苏联方面的质疑，苏方认为，拥有核武器后的中国只可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②。尽管当时中苏已经严重分裂，但是根据当时和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判断仍不失客观。然而，美国政府并未接受劝告，仍然积极地筹划各种对策，对付即将到来的首次中国核爆炸。
三、美国的反应与对策
在美方刚刚获取中国发展核武器情报的同时，有关部门的各种对策就竞相出台，且随着情报的增加不断地调整。1961年2月，空军参谋部在《共产党中国的远期威胁》中谈到了中国可能拥有核武器的问题，建议通过出售或者转让的方式武装其亚太地区的盟友来抗衡中国的核发展。同年底，麦科恩给国务卿的特别函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对策，建议美国设法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甚至可以允许印度抢在中国之前试爆原子弹以威慑和限制中国。这项建议得到了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的首肯，计划由白宫科技顾问杰罗姆·韦斯纳在访问南亚时与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共同探讨中国发展核武器对印度核计划的不利影响与后果，以诱导印度向美求援③。这项冒险的计划最终被国务卿腊斯克否决，但是腊斯克批准了麦吉1962年9月24日《影响中国核爆炸后世界舆论的计划》，在该计划中，麦吉建议美国应着手进行公开和隐秘的国际舆论工作，大力宣扬美国的绝对核优势与万无一失的核能力，增强盟国对美国的信心，同时贬低、讥讽中国核发展的迟缓与不足，以打击中国的自信心。实际上，舆论宣传工作一直是美国在此期间对付中国核试爆的重要政策之一。在中国核试爆的前几周，美国政府煞费苦心地通过官方和非官方透露了这一消息，1964年9月29日，国务卿腊斯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中国将于近期爆炸第一颗核弹，之后，有关媒体亦开始报道这一消息。这一举动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引导舆论，安定国内公众与国外盟友，减少事后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又起到了牵制中国的作用。
在利用舆论宣传减弱和抵消中国核武器影响的同时，有关部门也在积极谋划采取武力行动阻止即将发生的中国核试爆。196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有关人员都提出了中国发展核武器会对禁试条约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鉴于中苏已经严重分裂，它们建议争取与苏联方面合作，求得由苏联单方面、美苏联合或者至少由美国单方面行动而得到苏联默认等几种方案。1964年7月15日至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谈判签署禁试条约，肯尼迪总统一再指示美方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或明或暗地打听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的态度，并呼吁苏联与美国协同行动，制止中国的核努力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4年4月，美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专家罗伯特·约翰逊起草了《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这一备忘录②，明确提出由美国单方面实施空中打击、与苏联合作共同行动和委托第三方进行武力攻击等多项选择方案。1964年9月15日，约翰逊总统、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科纳玛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等最高决策者在白宫开会时同样也提到了和苏联协同行动的可能性③。美国诱使苏联反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并极力希望得到苏联的配合，但是，这些想法遭到了苏联的婉言拒绝，苏方表示进一步扩大禁试条约才是较为现实的政策选择。
然而，政策设计者们并没有完全停留在承认中国拥有核武器的现状而只设法防止核扩散的对策上。甚至在遭到苏联拒绝后，有关部门仍然在考虑武力摧毁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最能代表这一点的便是由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官员拉斯詹斯为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起草的《摧毁中国核武器设施》的全面评估，很显然，此时此刻，文件仍然鼓励进一步考虑对中国核设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可行性。而后来的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任何对这种建议的否定结论。
四、结 论
美国的武力行动没有实施，目前解密的文件还不足以解释这种建议的来龙去脉和最高决策层的决策细节。但是现有的文档和有关研究已经呈现出的一个大致清晰的脉络：美国单方面严重高估了中国拥有核武器后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所带来的影响和危害。其原因不外乎美国决策者僵硬的冷战思维、反共意识形态和核霸权思想。正是基于这种不正确的判断所产生的恐惧，才促使美国政府格外关注中国的核研制与开发，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阻碍和摧毁中国核设施。其中许多想法极其危险和缺乏理性，这些设想对当时的国际安全构成了极大的潜在威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冷战期间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及美国敌视新中国的状况。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作者张振江、王琛，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
(责任编辑：王延庆)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