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始于近代的所谓“西藏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1949年后，美国是以该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最为积极的西方国家。本文讨论了肯尼迪政府玩弄“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手段，重点分析由中情局负责组织实施的一系列旨在破坏西藏稳定、分裂西藏的活动，认为其实质是借此对新中国实施遏制孤立政策。针对肯尼迪等人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中国采取了必要的坚定立场，中美紧张关系在当时不可能得到根本缓解，更难以有所突破。
关键词：“西藏问题” 肯尼迪政府 中情局 对华遏制孤立政策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僧俗贵族中的一小撮亲帝分子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一直鼓吹“西藏独立”，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反华反共、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所谓西藏独立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①1961年上台的肯尼迪(JohnF·Kennedy)尽管希望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但他基本上仍沿用了前任对华遏制孤立的政策，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借“西藏问题”之名，行鼓吹“西藏独立”之实。本文立足于美国政府刚解密的外交档案，就此做一粗浅分析，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近代以来，西藏一直是英、俄等大国觊觎的对象。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图谋分裂西藏是因为西藏在冷战当中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1959年的西藏叛乱正值艾森豪威尔(DwightD·Eisenhower)当政末期，美国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曾不止一次地讨论了西藏的法律地位问题。他们在查阅近几个世纪有关西藏并没有“独立”和“自治”条约后，不得不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历代都保留其对西藏的宗主权”。②但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国际组织事务局、法律顾问委员会等机构仍决定帮助达赖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以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使达赖集团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①在美国怂恿下，印度和英国不顾中国的反对，最终承认达赖喇嘛所谓的“流亡政府”有权向联合国提交呼吁书，并接受达赖集团去印度“避难”。
在1959年召开的第14届联大会议上，美国驻印度使馆授意达赖向联合国提出谴责中国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提案。美国务院官员还在该年年底接见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土登诺布，向他转告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最新立场，即承认“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并鼓动达赖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先行实现西藏地区人民“自决权”，进而脱离中国。②美国的这一做法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
肯尼迪政府大体上仍旧沿用前届政府旨在建立一条包围中国的长链阵线做法，只是手法稍有不同而已，它特别利用边疆地区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这实际上是美国对华遏制孤立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具体表现。1961年10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赖斯(Ed-wardRice)等人起草的对华政策报告提出了“保护”中国周边国家并且敌视中国的建议：“1·美国应该采取预先设计好的步骤，防止像泰国等受到威胁的亚洲国家遭受共产主义的渗透和颠覆。2·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力，如果出现紧急情况，美国与东南亚、南亚大陆国家的关系应做何种调整，尤其是在它们的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应该及早决定与它们的关系如何发展变化。3·美国应该把对台援助和对台影响作为一种手段，这不仅保卫了台湾，而且也能使台湾在公众中的支持率出现繁荣上升局面。”③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肯尼迪政府一直“关注”中国边疆地区，并想方设法在这些地方制造混乱，主要从东南(台湾)、西南(西藏)两个方向来遏制中国。限于篇幅，本文将只谈论后者。
其实在肯尼迪担任参议员期间，就拼命鼓噪美国应该帮助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以“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使达赖集团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他所主张的具体步骤是，承认“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促使所谓的“西藏问题”国际化，以实现西藏地区先以“自决”方式弱化中国对该地的主权，进而脱离中国。④为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图谋得逞，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腊斯克(DeanRusk)还亲自给达赖喇嘛写信说：“联合国大会采纳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决议，这向世人提供了新的令人振奋的证据，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加入了对中共强加于西藏人民的残酷剥削进行谴责的行列，并相信应该提供给西藏人民以民族自决的权利。中国当局拒绝了联大的决议，认为任何国家、国际组织均无权对西藏局势指手画脚，其指责的矛头已经指向了它过去曾经描述为友邦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阻止中共针对西藏人民的行动并施加效果显著的影响力很明显决非易事。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决心继续美国寻求西藏问题正义、和平解决的努力。”①可见，试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是肯尼迪政府遏制中国的重要一环。
“西藏问题”国际化是肯尼迪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的第一步，希望此举能够在中国国内引发无休止的动荡。为赢得对中苏的冷战优势，肯尼迪在达到上述目标的基础上也不排除让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并在该地构筑对付苏联的空军基地，其具体表现就是怂恿达赖集团的“独立”倾向。美国驻印度使馆认为，中国控制西藏后已经对区域力量平衡构成严重威胁，共产主义会以此为基地向南亚尤其是印度渗透、扩张；甚至还可能利用达赖喇嘛的宗教领袖地位向中亚扩展影响力。如果失去了南亚和中亚，那将非常不利于对抗共产主义、遏制中国的冷战需要。以腊斯克为首的国务院尤其担心如果美国不采取有效措施，苏联将会有意染指西藏。一时间，西藏似乎已经成为东西方对抗的锋线。②所以肯尼迪上台后，将唆使西藏“独立”作为实施对华遏制孤立政策的主要手段，并将该地作为将来对付苏联的军事跳板。
由于中国政府和蒋介石集团均对美国分裂西藏的阴谋持坚决反对态度，肯尼迪政府也觉察到在此问题上美国成功的把握并不大。1961年8月5日，肯尼迪政府专门举行内部会议讨论对西藏的政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AdlaiE·Stevenson)对“西藏问题”国际化表达了他的悲观看法，他认为美国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仅就法律基础而言就是相当脆弱的。③11月30日，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JohnK·Galbraith)在给国务院发的电报中讲道：“在我看来，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理由一直就不充分，现在西藏反抗行动的价值也已经下降。眼下，它与美国在古巴的行动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也就是说藏人已经接受了训练，他们的行动必须继续下去，其实这从另一角度讲是情报部门施加压力的结果。与过高预计的目标相反，美国从藏人行动中的所获将微不足道。我们曾希望这种行动会弱化中国政府巩固对西藏的统治，但仅仅就此目的而言，我们绝没有机会。”④在要不要分裂西藏，采取什么手段分裂问题上，肯尼迪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当然坚持分裂的意见仍占主流。
肯尼迪政府分析：尚无令人信服的足够证据可以表明中国有征服以前藩属国的意图。即便中国要“进攻”这些国家，也会像苏联在东欧所做的那样，驱逐外国军队并创建当地的共产主义政权。肯尼迪政府同时也倾向于认为：中国肯定会意识到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大战造成的，而在中国周边国家当中，这种情况却不大可能出现。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是按照上述出发点揣测中国对其邻国的战略意图，以及对西藏等边疆地区政策的。
“当一个地缘大国对周边地区居于支配地位时期，它首先寻求的是界定和保卫它自己的边界；其次，获取某种类型能给自身带来安全纵深的缓冲国体系；最后获取整个地区某种程度的霸权。”②“为了与其典型的共产主义野心相适应，获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中国采取了模糊边界线的手法，这可以称之为半武力政策。该政策包括边界争端(比如与印度和苏联)、颠覆、威胁采取武力，派出志愿军乃至正规部队；或是军事示威(比如1962年在台湾海峡)；或是向共产主义盟友提供军备和顾问援助，以及在对外交往中的一系列‘左’倾行为。”③由此可见，肯尼迪等人在考虑“西藏问题”时充满了对华冷战思维。查阅美国当时的外交档案可以发现，肯尼迪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底线是：只要中国不改变其外交本质，美国可以继续通过在中国边境地区对其遏制，来维护美国的对华施压政策。④正是从这时起，“西藏问题”在中美关系里由枝节性问题跃升为主干性问题，成为两国关系当中一个长期挥之不去的阴影。肯尼迪政府的做法，给日后美国处理该问题开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恶劣先例。
二
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是肯尼迪政府以“西藏问题”为由，实施对华遏制孤立政策最为卖力的政府机构。早在肯尼迪担任参议员期间，中情局就一直积极配合肯尼迪鼓吹西藏脱离中国的观点，并于1958年为西藏分裂势力提供了大批武器。⑤中情局的活动直接促成并引发了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以及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在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于3月17日夜出逃。“一路上，曾在中情局受训的报务员紧紧相随，把达赖的行程随时报告给华盛顿”。中情局设在达卡的基地与达赖一行保持密切联系，并准备好一种适合在西藏稀薄空气中航行的C—130型运输机，随时向其空投所需物资。⑥在接受过中情局训练的西藏叛乱分子帮助下，达赖集团经过两周时间终于逃到印度。
中情局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权力巨大，可是自从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失败后，它就失去了肯尼迪的部分信任。为在对华政策讨论阶段更好地达到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肯尼迪决心削弱中情局一手遮天的影响力。①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国内外舆论支持其对华政策，把中美仍旧敌视的责任转嫁给中国政府，同时尽可能减少双方关系中不必要的紧张气氛，肯尼迪也有意对前任政府的对华绝对僵化做法进行微调。他认为对中情局在南亚地区的存在以及它针对西藏的秘密活动不应进行宣扬。②麦科恩(JohnA·McCone)在猪湾事件后就任中情局局长，外界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好战，并且强烈反共。在外交政策上，麦科恩是顽固的强硬路线捍卫者。当时主张对华采取微调举措的官员相信，麦科恩向肯尼迪汇报的有关“西藏问题”情报，很有可能已被他染上了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③为平息政敌对自己的指责，麦科恩不得不重视对西藏信息的分析评估，进一步改进了准备评估报告的程序，同时也强调对秘密行动的监督控制。④需要指出的是，中情局在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中权力的削弱，并不意味着它丧失了肯尼迪政府在分裂西藏行动里的主导地位。
为决定下一步行动计划，中情局花了大量精力来评估中国对西藏的统治能力，同时也试图弄清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反应。⑤基于中情局搜集的情报，肯尼迪政府分析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具有三重动机：一是出于地理上便于控制西藏、方便交通的考虑；二是源于中苏争论，苏联认为中国不值得为一些不毛之地而引发不利的世界舆论，而中国却认为国家领土完整高于一切；三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动机使然，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大国，中国巩固对西藏的控制，有利于打消印度的领土扩张念头。⑥肯尼迪明知由中情局策划的秘密行动在西藏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他一直没有终止这方面的投入，其中除去给中国制造混乱的打算外，自然还有以“西藏问题”为诱饵，进一步激化中印、中苏矛盾的更深考虑。
美国学者承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发动了一场反对中国的有限秘密战，这种行动大部分受到中情局官员的控制。他们训练在山区作战的西藏叛军，后来把这些人空投到西藏。他们主观认为，这些人会领导“起义”，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⑦1992年，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佩里(MarkPerry)采访中情局的高层知情人士和阅读一批绝密文件后，写成《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黯然失色》一书。其中关于中情局如何插手中国事务，有详尽的叙述。作者说，在“文革”结束前的20年左右时间里，中情局几乎谈不上对中国大陆有了解。在新中国政府内部，它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个人情报来源，唯一依靠的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和由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工。它在中国的活动与其在苏联的活动相比，尽管种类大致相似，但成效却少得多。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情局打算在中国驻非洲、亚洲、南美洲的使馆招募中国官员为其工作，但收效甚微。①尽管成效并不显著，但肯尼迪丝毫没有放松针对中国的秘密战。他刚一入主白宫，就授意加强对西藏叛乱分子的资助。中情局1961年给康巴地区叛乱藏人的津贴平均每人每月5000卢比，到肯尼迪遇刺前后增加到22500卢比。②
肯尼迪政府针对西藏局势的情报评估报告指出：“中共在占领西藏后，中国领导人有意识地削弱藏传佛教的影响，重组西藏社会；另外还开始在当地修筑道路交通网，以此来巩固对西藏的统治”。③因此如何在西藏地区阻碍正常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美国对华秘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尼迪对中情局负责组织实施的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早期小规模空投人员计划非常感兴趣，并一直密切关注在西藏等地空投区域的最终选择。④他入主白宫后不久，西藏叛乱分子最终在尼泊尔的木斯塘定居下来。为组织对他们的训练并将其送回西藏，中情局专门在那里成立了名叫“尼泊尔航空”的空运公司。中情局官员在该地区训练了2000多名西藏分裂分子，这些人经常潜回西藏进行破坏，主要袭击目标是从新疆到拉萨的公路。1961年底，他们伏击中国一支小型车队后，意外获得了大量解放军的机密文件。这批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情局获得的数量最大、价值最高的文件。⑤1962年5月29日，肯尼迪在他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暗示，为确保能够得到更多有关中国大陆的情报，他不排除时机成熟时让中情局采取系列特殊行动的可能性。⑥但是，美国所希望的藏族地区整体性反对中央政府的局面却一直没有出现，其所谓“解放”西藏的政策目标越来越陷入困境。其实从更深层次看，这也是肯尼迪政府内部对“西藏问题”所持不同政策主张的必然反映。中印边界冲突后，美国对华遏制重心往东南方向转移，其在西藏的秘密战相应有所削弱。
在1963年9月19日美国对华政策特别小组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情局官员威廉·科尔比(WilliamColby)对中情局准备在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边境地区采取行动的几个区域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分析说明。他认为，这些行动在引发大陆人民反叛中央政府统治方面并非特别有效。科尔比说：“除非修改行动方案，否则将会进一步限制美国的行动目标。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应该仅仅集中在那些效果真正明显，并且能够带动起当地武装力量完成任务的地区，美国同时也必须预见到行动遭受重大失败的可能性”。②由此可见，到肯尼迪当政后期，包括中情局在内的政府部门已日益对“西藏问题”国际化以及在西藏的策反行动失去了耐心和信心。
三
为了粉碎美国唆使西藏“独立”的图谋，打破朝鲜战争后美国实施的对华遏制孤立政策，中国政府一方面向世人澄清“西藏问题”的真相，另一方面在西藏地区执行了灵活的民族政策，这使得肯尼迪政府借“西藏问题”封锁包围中国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早在平定叛乱过程中，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就发布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当局，由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解放军驻藏部队遵照毛泽东关于“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的暂时缓改”的指示，开始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③平定西藏叛乱的伟大胜利、西藏民主改革的进行、中央对西藏管理的加强，沉重地打击了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击碎了他们企图建立“西藏独立国”的罪恶计划，从而翻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
尽管肯尼迪政府没能达到分裂西藏的企图，但“西藏问题”却一直是它遏制中国、给中国制造内部动乱，以及毁损中国国际形象的主要手段。在肯尼迪任内召开的第16届联大上，由美国幕后鼓动和操纵，联大第二次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与1959年第14届联大通过的决议如出一辙，上述两次决议都把西藏列入自决权范围，其实它们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冷战政策的产物。蒋介石当局当时在联合国占据中国席位，虽然蒋介石也反对西藏“独立”，但因其支持流亡藏人的反共活动，所以在联合国没有开展坚定有效的反对“藏独”斗争。
上述决议对后来“西藏问题”的发展产生了恶劣影响，西藏分裂势力与国际反华势力经常援引它们来攻击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鼓噪西藏“民族自决”，图谋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针对肯尼迪借口“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国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举措，把中情局针对西藏的秘密战看作是侵犯大陆的证据。①当时研究中印1962年边界冲突的学者也指出：“中国在喜马拉雅边界地区的行动与其简单地说成是侵略，还不如说它是被迫做出的一种反应。”②这说明敌视中国以及借“西藏问题”遏制孤立中国，是导致中美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初恶性循环的原因之一。
中美关系解冻前，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对华实施遏制孤立政策。“西藏问题”只不过是肯尼迪政府推行上述政策的遮羞布而已。此外，美国人使用一套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看待西藏，这也是该问题至今仍旧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根源之一。美国人解读“西藏问题”时喜欢使用片面的自决、人权、文化与少数族群保护等词语，后冷战时代，这些词语在美国社会更是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志。
人所共知，在特定条件下，统一与自决、安定与人权、发展与保护是不易兼容的。强调后者有时不可避免地要贬抑前者。不管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美国新闻媒体上共产党政府常常和压制人权、破坏传统联系在一起，基本见不到正面的报道，除非它暗示这个政权在脱离共产主义轨道。传统西藏社会在美国媒体上被描写为独特的世外桃源(Shangri-La)，西藏的贫困落后以及过去的专制统治少见踪影。其实，这些都是固定在人们头脑中的“神话”(myth)。这些神话是美国的电影、书籍、报纸等广义的媒介共同塑造的，而美国的主流媒体现在一边受到这些神话的影响，一边仍然延续着这些神话。在《虚拟的西藏———从喜玛拉雅到好莱坞寻觅香格里拉》一书中，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谢尔(OrvilleSchell)指出这个“世外桃源”其实是不真实的、不存在的，如果它不是由于西方的误解和想当然，就是神话制造者希望以此羞辱中国。③
应该承认，尽管美国在历史上出于自身利益，将西藏视为中国领土主权一部分的立场，客观上曾经对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在西藏搞分裂活动起到过牵制作用；但出于对华遏制政策的需要，美国在冷战时期敌视中国，阴谋策划西藏叛乱，进而唆使西藏“独立”也是不争的事实。
即使在冷战早已结束的今天，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对西藏的认识仍旧不乏传统冷战思维。美国一方面不得不接受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现实，另一方面又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这种做法违反了公认的国际交往准则，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它无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回首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以“西藏问题”为由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剖析这一政策的实质，将有助于世人清醒地认识所谓“西藏问题”的历史背景。美国只有在西藏、台湾等问题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做法，才能使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6月
作者温强，1973年生，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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