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约翰逊政府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事实上已完成了对华政策转变的准备工作，并进入到试探性的具体实施阶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和极左思潮的影响，美国曾一度害怕中国内部的动乱会“影响”亚洲邻国。但从总体上看，约翰逊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试探性举措并没有大的改变。“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对美国表现出的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也曾做出过积极表示。但由于两国长期彼此敌视，缺乏信任，加之两国国内政治、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最终使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关系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文化大革命”约翰逊政府
1966~1969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内政局最动荡的时期。约翰逊政府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特殊情况和发展趋势的观察、评估和预测，使其陷入到一次对华政策的再思考乃至新抉择之中。本文主要利用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文献，试图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思考和变化特点进行初步的分析，以期引起国内学人的关注和研一“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美国的对华政策约翰逊是在1963年11月肯尼迪被暗杀后接任总统的。就任总统后，由于肯尼迪政府的外交决策班子仍然留任，而约翰逊本人又对外交政策了解不多，因此他基本上继承了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此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已有别于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的强硬反华立场。从个人角度上看，50年代后期，作为民主党参议员的约翰逊受到美国外交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响，赞同早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西奥多·格林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后来任约翰逊政府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都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由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拨款资助的《康伦报告》就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
一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美国的对华政策
在1960年协助肯尼迪总统竞选时，约翰逊就对共和党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过于僵化，并提出美国在1960年或1961年就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表态在美国引起巨大震动，支持台湾的保守派势力群起而攻之。1961年1月，在肯尼迪宣誓就职的当天，艾森豪威尔在与肯尼迪的会见中曾表示：他保证不会去批评肯尼迪的外交政策；但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如果肯尼迪政府准备承认共产党中国，他就要重返政坛，在公共场合反对这一政策。①
《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等众多美国有影响的报刊都发表了系列论坛，对希尔斯曼的报告进行了全面评述。美国政界，特别是台湾的院外集团大肆活动，动员众多国会议员向政府施压，要求约翰逊政府对希尔斯曼的讲话做出公开而明确的表态。为了平息来自国会和台湾院外集团的压力，约翰逊于1964年4月发表一篇公开讲话，承认美国对华政策有变化的可能，但其前提是共产党中国的对美敌视政策要先发生转变。由于约翰逊的这次讲话是公开发表的，其后许多评论家和历史学家都认定这并不是约翰逊的真实想法，而是在想方设法平息国会议员和公众的压力。
为了能够全面地了解美国民众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想法，约翰逊在1964年5月委托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McGeorgeBundy)组织了一个题为《美国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项目，邦迪则把这一项目交给了美国外交学会。经过近10个月的研究，美国外交学会和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行政办公室成员汤姆森(JamesC.ThomsonJr.)在提交给邦迪的备忘录中总结道：“媒体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价是：(1)是否应有某个人最终同共产党中国对话；(2)毕竟中国是存在的；(3)正如希尔斯曼所说，美国必须坚定地阻止中国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4)然而，我们必须灵活，因为我们必须学会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①
汤姆森还建议邦迪，应该进行缓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尝试，但是美国国内目前的政治气氛还不适合政府采取过分明显的行动。希尔斯曼的讲话、汤姆森的备忘录，以及美国外交学会归纳总结的公众和媒体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实质上已经包含了“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要点，后来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等人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只是进一步归纳和深化了上述政策要点而已。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这在美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尽管早在1963年美国就预测中国能够制造原子弹，并曾计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这颗原子弹使用的是铀235而不是美国情报机构所预测的较低级的钚，还是大出美国人的意料。约翰逊政府更加明确了美国必须面对的简单事实，即，美国必须与共产党中国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而且这个共产党中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1965年，中国经济明显好转，国内政治形势比较稳定。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仍很活跃。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5年的几份有关中国的国家情报评估中②对中国的政局和外交战略进行了一些带有僵化反华思维模式的分析，也没有提出要改进美中关系的建议，而是坚持认为：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生前，中国是无法发生变化了，应该寄希望于“毛泽东之后中国会发生变化。”③但约翰逊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主动步骤，向中国表达了要改善关系的意向。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邦迪(WilliamP.Bundy)向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W.Ball)提交了一份重要的行动备忘录，提出一方面要向共产党中国表明美国坚持要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立场，另一方面则要在以下几方面对华做出让步姿态：(1)允许中国新闻记者访问美国，无需中国方面做出同样承诺；(2)允许中国医生和在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内工作的科学家访问美国；(3)建议中美双方组成联合调查组，共同调查中方指控的侵犯中国领空和领海的事件，以及在公海上中国船只遭受袭击的事件。④
1966年初，尽管台湾当局在美国活动频繁，但约翰逊政府还是继续进行修改美国对华政策的各项准备。1966年2月初，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瓦伦蒂(JackValenti)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汤姆森整理并提出一些对华战略的见解。约翰逊本人也指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执行特别助理科默(RobertW.Komer)研究对红色中国打开大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负责国会事务的副总统汉弗莱(HubertH.Humphrey)也建议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组织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问题。国内许多研究者认为“富布赖特听证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提出了重要建议，并引起了美国政界的积极反响，①但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遏制而不孤立”政策的提出，事实上都是以美国政府的政策意向为基础的。如果从希尔斯曼的讲话开始，到后来美国政府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以及1965年末1966年初美国政府的一系列试探行动来看，约翰逊政府从第一任期开始到第二任期中期，一直都在试图寻找改变对华政策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汤姆森在备忘录中承认，美国国内反对对华实施灵活政策的势力和呼声已经明显减少了。首先，由所谓的“中国院外集团”领导的亲台势力已被大的政治气候压倒了。民意测验显示，有相当多的美国民众认同美国与共产党中国和平共处的政策。最近几年有和解趋势的行动，如希尔斯曼对中国“敞开门户”的讲话和国务院关于放宽公共医疗领域旅行的政策被新闻媒体广泛的转引并得到它们的支持；其次，政府释放的缓和关系的信号并没有受到来自国会的批评，媒体注意到了扎布洛茨基的分委员会在1965年5月建议与中国大陆增加非外交接触，以及宋美龄最近到美国公关旅行的失败。
备忘录承认，中国领导人可能不会对美国的单边行动做出积极反应，但汤姆森认为，这种对华灵活战略并不是基于中国人的积极回应，而是基于美国的一些短期和长期的对华战略目标。短期目标是：(1)向中国人表明：美国并不是永恒不变地对中国有敌意或者与中国难以和解；(2)驳斥在美国盟国及中立国中广泛流传的看法，即，美国是极度地和无理性地反对共产党中国；(3)将北京好战与被孤立的责任转嫁给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目标是：向中国的领导人及其继承人主动表示，美国将改善美中关系，从而改变中国政界精英内心的疑虑；最终目标是逐步消除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外部世界总是要包围和毁灭中国。
为了更好地实施美国对华多重战略的第三条，备忘录建议实施以下几项措施：1.单方面终止限制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禁令；2.继续向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学者和艺术家发出邀请，邀请他们访问美国；3.向医药和食品类商品的对华贸易发放许可证；4.最终改变目前的对华贸易禁运，允许对华进行非战略性物资的贸易；5.邀请中国加入国际裁军谈判；6.改变美国在联合国排斥北京接纳台北的政策；7.通过改变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地点(如在欧洲大国的首都(巴黎)或亚洲国家的首都)来使先前无结果的会谈变得有活力。①
尽管备忘录最后仍重申，上述单方面的措施会马上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拒绝，而且只会在最低限度内和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影响中国人的看法和行为习惯，但这些建议还是对约翰逊的对华政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份备忘录的原件上，还附上了一份1966年7月25日汤姆森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艾尔弗雷德·詹金斯的备忘录，上面写道：“自3月初以来，我们已朝这一方向做出了一些转变，一个新的政策将命名为‘遏制而不孤立’或‘和解’，或者用总统喜欢用的词组‘强硬而灵活’。”②科默在提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中也提出了美国是否应该用改变对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的态度和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和平姿态，作为中国改变对美态度的前提条件。③
除了在这些当时仍处于绝密和机密状态下的美国政府文件中如此表述，约翰逊政府还在一些公开场合表达上述思想。例如，国务卿腊斯克
从上述情况来看，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改变对华政策，并频繁地向中国政府表示友好的姿态。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注意到了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
综上所述，约翰逊政府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事实上已完成了对华政策转变的准备工作，并进入到试探性的具体实施阶段，只是由于中国政府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才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
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
1966年上半年，尽管美国政府已感觉到中国政局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例如，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中央情报局设在香港的情报研究机构“友联研究所”②就对当时中国主要官方媒体不断刊登针对文化领域的批判文章③感到情况反常，并预言中国可能在文化领域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美国著名学者白鲁恂也有类似推断，④但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突然性、广泛性和深刻性仍然让约翰逊政府感到震惊和困惑。
“文化大革命”发动伊始，“红卫兵”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十分响亮，情绪激昂。最初美国政府摸不清底细，很怕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运动冲出国界，波及邻国。令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支持是否会再次演变成一次朝鲜式的战争。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卡纳马拉以及赖斯等人都曾表示过这种担心。他们担心如果美国的军事行动超越了一定的界限，比如说，加紧对北越的轰炸就很可能导致中国卷入这场战争。这种局面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①约翰逊总统本人更是明确表示：“至于我本人，我必须非常地小心谨慎，投射炸弹致使美国士兵在亚洲卷入与7亿中国人的战争是我最不愿意采取的行动。”②1966年9月，美国政府各级官员曾多次分析中国的混乱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影响，以及美国如何从这场混乱中得到好处。中央情报局在主题为“中国的混乱”的备忘录中曾做出如下分析：中国的内乱会使中国自顾不暇，从而不再去管越南的“闲事”。至少中国会因越来越暴露出的不安定而失去其对河内的影响。③1966年9月20日罗斯托在致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说：“我禁不住相信，中国的这场狂乱可能使河内更容易摆脱战争。”④所以一些美国官员甚至“希望中国大陆再乱上一段时间。”⑤
1966年6月下旬，经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组历时15个月之久的调研而撰写的研究报告《共产党中国：长期研究》出笼。这份报告反映了明显的僵化的反华思维模式。报告称：“共产党中国给美国造成的问题的实质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中共政权力争地区霸权主义和提倡世界性革命的目标，与我们力图防止任何一个强国独霸亚洲的根本利益，以及努力建设一个由自由国家组成的和平而开放的新世界的根本利益相冲突。”⑥报告提出三种对华战略可供选择的方案：脱离、遏制和决战。报告建议继续采取遏制战略，并设计了在未来的10年里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的3种方案。
另一方面，报告在强调对华以遏制战略为主时，也建议采用一些灵活政策。例如，努力促使当前的或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重新评估美国的意图，重新向北京政权保证我们并没有打算推翻他们；不断提议文化、教育和展览的交流，以开展非官方的接触；扩大“美国之音”的汉语广播，使中国知识精英得到更广泛的信息等等。
报告中的僵化思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实力的错误判断。该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的实力和几十年之后的潜能远远比不上它目前的领导人所期望的国际角色。在当前的这个世纪里，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中国超过美国、苏联和西欧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①
约翰逊总统及其外交决策班子并没有受上述报告的影响。
1967年初，约翰逊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明白无误地向中国表达了和解的愿望。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国”(China)一词来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使用大陆中国(MainlandChina)或共产党中国(CommunistChina)。他指出：“如果中国决定尊重邻国的权力，美国将第一个表示欢迎。如果中国能把她巨大的精力和智慧用于改善本国人民的福利上，美国将第一个表示欢迎。美国无意否认中国有与其邻国维护安全和友好关系的合理需要。”①
综上所述，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和极左思潮的影响，美国方面曾一度害怕中国国内的动乱会影响亚洲邻国，但从总体上来看，约翰逊政府对华的试探性举措却没有大的改变，只是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地寻求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中国方面也做出了有限的回应。“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的局势，包括对外关系，陷入了严重的混乱之中。1967年夏季，外交工作几乎失控。但1967年8月后，由于周恩来努力制止极“左”行动，中国外交又开始恢复正常。事实上，在1968年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美国感觉到了中国对美态度的转变。美国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在写给国务卿腊斯克的信中曾提到，“
三 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因素
约翰逊政府执政后期，即1966年到1968年，也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和出现全国性混乱的时期，美国官方及民间组织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局势十分关注，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及预测。应该承认，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中国各类情报广泛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的。这些情报不仅包括中国出版的书刊报纸，而且还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小字报、宣传传单和批判文集，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广播电台和通讯的监听及情报人员的秘密情报也成为美国研究中国局势的重要材料来源。但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局势的分析及对华政策的调整仍有偏差和失误之处，约翰逊政府也没有迈出改善对华关系的实质性步骤。
首先，意识形态的冲突，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决策者带上了一副有色眼镜。美国意识形态中反共主义的情结在冷战时代达到顶峰。美国决策层始终认为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根本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一直采取不承认和遏制封锁政策。到60年代，美国决策层已经得出结论，中国的存在并非“暂时现象”，美国无法忽视中国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但美国对华政策始终不能跳出相互矛盾的两个考虑。一方面，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极为反感甚至仇视。“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开始发生动乱时，美国官员最初认为，这场动乱使中国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和更加危险。”②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确信在全球范围内苏联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与此相比，60年代，中苏分裂后的中国似乎又是可以拉拢的。1967至1968年间，美国决策层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有了更为冷静的认识，认为中国无意侵犯邻国，并推断中美关系有可能缓和。
其次，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长期对立和相互隔离致使两国间缺乏应有的了解，彼此猜疑，互不信任，也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中央情报局的国家情报评估和国防部对华战略特别研究小组对华研究的冷战思维模式与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者的判断。从1966年8月起，以对华强硬著称的国务卿腊斯克就多次否决了属下拟定的准备放松美国对华贸易禁运和开展文化教育交流的提案。詹金斯在1968年甚至还武断地拒绝了从中国方面传来的“和解”信息。①实际上，约翰逊政府也在有意回避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如台湾问题、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这就断送了在1968年改善中美关系的实际可能性。
第三，复杂的中国政治局势也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1965年1月，约翰逊以当选总统身份再次入主白宫后，对华采取灵活与和解政策的想法业已成熟。在他的授意下，政府相关部门和智囊团体进行了一系列先期研究和准备，到1965年下半年，已经开始进入试探性实施阶段。那么中国政府方面是否清楚约翰逊政府的试探性举动?从中国主要报刊当时的反应②来看，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美国人的试探行动。但是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局正在酝酿着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高度警惕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中国领导层必然把约翰逊政府关于加强中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提议，当作“和平演变”的阴谋而拒绝接受。
第四，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与变化，也是影响美中关系未能改善的重要因素之一。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开始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绝好机会，大力发展海军和战略核武器，到1968年，苏联已形成了对美国全球战略优势的挑战。约翰逊政府自1966年以来对中国所表示出的某些“和解”姿态，正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与苏联竞争不利的一种必然结果。1968年8月，苏联大举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了美国政府中那些主张“联苏抑华”人士的梦想。“苏联威胁”成了美中两国积极改善关系的主要推动力，也为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铺平了通往北京的道路。
《美国研究》2006年第4期
王朝晖：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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