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han）的会谈中，周恩来在表示欢迎尼克松
派派特使访问北京的同时，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12]]在美方看来，周恩来的答复似乎意味着中美会谈的前提是美国要有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因此，
12月16日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向中国转达的回复中，表示希望会谈不应局限于台湾问题。
[[13]] 1971年1月11日，美方又收到了周恩来通过罗马尼亚渠道转达的同样的口信。第二天，尼克松在基辛格就此提交的汇报上写下了如下批注：“我想我们好像显得太迫切了。先让这件事冷却一下，等他们重新接我们的球。”[[14]] 1月29日，在与即将回国参加会议的罗马尼亚大使的谈话中，基辛格表示，按他的理解好像中方对中美会谈所设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同意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而美方则希望与中方探讨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中美间的所有问题。[[15]]从1970年10月下旬到1971年1月中旬，通过双渠道的信息传递，周恩来向美方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容妥协的立场。
1971年1月5日，中方收到了美方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转来的口信。由于1971年2、3月间，美国在老挝展开的军事行动使印支形式恶化，中方一直到4月21日才向美方发出回应。[16] 同时，对中方展开的乒乓外交及邀请美国记者访问等行动，美国内部的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的目标之一是在国际社会中塑造理性形象，为加入联合国打宣传战。[[17]] 总之，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方面从周恩来的口信中感受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另一方面也确实拿不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实际态度。为了不影响对华缓和的战略目的，在涉及台湾地位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战术层次上，他们采取了拖延的策略，即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具体应对方案迟迟不作决定。[9](pp.719、773) 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通过挪威渠道了解到中方无意终止与美国寻求缓和双方关系的进程，但3个多月没有收到周恩来的回话，他们的焦虑可想而知。[18] 在收到中方回信前不久，他们曾经派遣特使赴台会见蒋介石，既为了尽早决定代表权问题的应对方案，也为了一旦台北被驱逐出联合国时减轻国内外对尼克松的指责。但中方展开的乒乓外交和姗姗来迟的回话使他们的注意力马上转移到与北京的秘密沟通上。在4月21日的口信中（美方4月27日收到），周恩来没有提及台湾问题，只是表示欢迎美方派高级代表或尼克松本人公开访问北京。[[19]] 4月28日，美方在简单的回复中充分肯定了周恩来的口信。而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一无所知的美国国务院，却给他们制造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同日，国务院发言人宣称台湾“地位未定”。第二天，罗杰斯在伦敦公开抨击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当天晚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拒绝评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否定国务院主张的台湾“地位未定”论。[[20]]尼克松的这种“灭火”行动也反映出他重视对华缓和的战略取向。在 5月10日的正式回复中，尼克松向中方建议，基辛格可在6月15日以后的适当日期秘密访问北京。[[21]]
三、
3月25日国安会会议后，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应采取何种应对方案，尼克松迟迟不作决定。以罗杰斯为首的国务院官员们认为应尽早向各国拉票，因此对尼克松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1971年5月27日下午，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三人一起探讨代表权问题。尼克松强调过早宣布“两个中国”政策会招致国内右翼的反对，6周后甚至2个月之后宣布也不迟。而罗杰斯则认为，美国表明立场的时间越晚，对代表权投票越不利。罗杰斯离开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坦率地表明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尼克松表示“我们最终很可能得选择两个中国提案，但我也很想继续坚持原则，输掉，然后他们（指台北）就会被驱逐出联合国”。基辛格则表示：“有另一种输掉的方式，就是尽量拖延，不表明我们的立场。然后，拖到一定时候再提出两个中国提案，也一定会输的。这样就万事大吉了。”而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考虑，尼克松认为“逆重要问题提案”是个不错的选择。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等待北京的回信，以确定基辛格何时可以访问北京。他们推测10天、最多两周内就会收到北京的回音。此外，两人还认为台湾只涉及美国的感情因素。尼克松表示，“我很不愿意这么做（指在台湾问题上向北京让步）”，因为“他们（指台北政府）是我的老朋友”。[5]（pp.691~700）很明显，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国际政治天平上，与中国缓和的分量远远超过维持台北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分量，这是他们的战略方向。而在尼克松的国内政治天平上，在不影响对华缓和的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不激怒国内亲台势力是他考虑的重点，这也是他在代表权问题上战术选择的出发点。所谓感情因素，指的只是保守势力亲台北的感情因素。所谓“两个中国提案”会招致亲台北势力的反对，只是他们敷衍罗杰斯的托辞而已。
出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意料，2天后（5月29日）周恩来以亲笔信的方式答复了尼克松。后来，双方又经过一轮沟通后确定基辛格将于7月9~11日访问北京。[[22]]在基本敲定基辛格访华的日期之后，尼克松于6月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将在6周后宣布代表权问题的应对方案。即至少要拖到基辛格从北京返回之后再宣布代表权问题的应对方案。
尼克松和基辛格虽然表示最后可能会采用某种“两个中国”的方案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但他们毕竟不了解北京的真实立场，不清楚“两个中国”的方案是不是会使北京不满而影响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在基辛格踏上亚洲旅途之前，尼克松特意要求基辛格一定要探询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23]]
7月10日下午，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基辛格主动提及中国代表权问题，表示美国放弃“重要问题提案”，主张北京应加入联合国并获得安理会席位，但将以“逆重要问题提案”努力维持台北的席位。基辛格还表示：“只要你们在驱逐一个会员国问题上获得2/3的多数赞成，你们就会成为联合国中唯一的中国代表。”他虽没有向周恩来和盘托出他的想法，但实际上暗示美国将顺其自然，看着台北被逐出联合国。周恩来则表示不把重返联合国视为迫切的问题。[[24]]中方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不为难美方的态度，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更重视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思维，也反映了他们从国际现实出发，对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加入联合国充满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3月25日国安会会议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曾一度试图为代表权问题确定应对方案。4月9日，在致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基辛格指出唯一有可能尽量维持台北代表权的方案是 “会籍普遍制”、“双重代表权提案”和“逆重要问题提案”相配合的组合提案，而坚持既有方案肯定会导致台北被驱逐出联合国。他还建议尼克松派遣墨菲（Robert Murphy）[25]为特使，向蒋介石阐明美国立场，请蒋在原有政策和新政策间作出选择。此外，基辛格还建议尼克松在获知蒋介石和其他相关国家意见的基础上，决定代表权问题的应对方案。尼克松批准了基辛格的建议。[26] 实际上，尼克松和基辛格更为关心的是避免台北干扰他们对北京的缓和计划。虽然他们与北京的秘密联系不为外人所知，但尼克松批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和4月14日白宫宣布进一步放松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和旅行限制等公开行动，引起了台北的不满。为了避免台北制造麻烦，4月12日，尼克松在会见即将离任返台就任“外交部长”的周书楷时，既向他说明了派遣墨菲赴台的目的，也强调“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就等于你们在白宫里有个朋友，你们不要难为他（指墨菲）……你们帮我们的忙，我们也会帮你们。”[[27]]
墨菲在台期间广泛会晤了包括蒋氏父子在内的蒋介石政权的高层人物。在4月23日举行的会谈中，蒋介石将他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概括为以下五点：“一、从中华民国的立场出发，我们希望今年继续采用‘重要问题提案’；二、如果美国认为有困难，中华民国不会阻止美国提出新方案，当然前提是新方案不会对中华民国造成任何严重伤害；三、任何赞成联大接纳北平政权的新方案都会对中华民国造成很大伤害，即使北平拒绝加入；四、为了维护中华民国的国本与联合国宪章的尊严，新方案必须确保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席位；五、如果任何其他国家试图修正新方案，改变安理会席位的归属，美国须尽最大努力阻止之。”墨菲表示新提案将包含“重要问题提案”的核心内容，不会涉及安理会席位的归属，并保证美国在递交新提案时会提出拒绝任何修正案的要求。可以说，墨菲几乎全盘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但墨菲在致基辛格的信中，则称“总体上蒋遵从了尼克松总统的意见。”[[28]] 对于墨菲向蒋介石所作的承诺，国安会的官员们极度不满。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Alexander Haig）认为这些许诺都是根本不可能兑现的。[[29]]在提交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国安会官员们指出墨菲在会谈中对安理会席位的承诺是美国所无法做到的。如果推动保证安理会席位归属台北的“两个中国”提案，会被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视为拖延战术，不可能成功；而如果继续执行现有政策，则必然失败。[[30]] 后来墨菲访台的失败不了了之。
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角度讲，提出派遣墨菲访台时中方尚未回复3个多月前美方的秘密口信，而开始酝酿墨菲访台时北京已经展开了乒乓外交，墨菲赴台与蒋介石会谈之后数日（4月27日，当时墨菲尚在日本）美方就收到了周恩来举行高级会谈的回复。此时，在代表权问题上选定方案就变成了次要问题。在与北京秘密接触的主要问题没有解决前，代表权问题只能让路。这也是5月27日尼克松、基辛格谈话的核心内容。
四、
7月15日下午，在尼克松公开宣布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前，罗杰斯受命电话通知台北新任驻美“大使”沈剑虹。在事先拟定的谈话内容中，罗杰斯应向沈剑虹表示美国继续支持台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31]]虽然在此之前存在各种尼克松政府改善对华政策的征兆，但突然得到这样的消息，台北当局上下还是震惊不已。[[32]] 7月19日，罗杰斯向沈剑虹表示，如果台北同意在“双重代表权提案”中规定安理会席位属于北京，则美国会努力拉票，以争取该案通过，否则爱莫能助。钱复称此举为尼克松宣布访问北京之后的第二次冲击。[[33]]
实际上，罗杰斯与尼克松、基辛格之间关于应采取何种方案处理代表权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尼克松和基辛格瞒着国务院与北京秘密联系，让罗杰斯很不满，一有机会他就会对尼克松和基辛格说几句风凉话。7月17日，在电话交谈中，罗杰斯和基辛格都倾向于采用模糊主权归属的“双重代表权提案”和“逆重要问题提案”。罗杰斯最后指出：“真正的问题是让人看起来我们是在努力帮台湾。这挺难的。在我们还没到位的时候球赛就输了，会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出卖他们。”[[34]]7月22日上午，在电话交谈中，罗杰斯提出美国是否应该赞成北京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基辛格表示应当对此不置可否。[[35]]当天下午，尼克松、基辛格、罗杰斯三人一起探讨了代表权问题的应对方案。罗杰斯表示如果美国一方面与北京改善关系，一方面又投票反对北京加入联合国就显得太伪善了。尼克松表示，尽管美国还有一大批人反对缓和与“红色中国”的关系，反对北京加入联合国，但美国不得不投票支持北京加入联合国。关于代表权问题的美国政府声明，基辛格指示，其中应包含赞成北京加入联合国、同时反对驱逐联合国的任何合格会员的字句，但不要在“两个中国”的法律根据上做文章。[5]（pp.732~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