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经历艾森豪威尔时期太空时代带给美国的政治冲击后，即任的肯尼迪总统在冷战国际形势的制约下，重新制定了美国外层空间政策的目标与原则，并确立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阿波罗计划”。肯尼迪政府时期美苏在外层空间领域进行的一系列威信与军备竞赛，都深刻反映了这样一种冷战本质：即冷战是美苏两国在积极的军事准备的基础上，围绕国家威信度和制度号召力展开的政治和心理战争。
[关键词] 冷战；外层空间政策；肯尼迪
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东西方冷战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核与导弹技术的发展，美苏之间的军事对抗更加尖锐，出现柏林墙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一系列战争边缘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美苏双方，特别是苏联在赫鲁晓夫倡导下，积极寻求缓和双边关系，美苏在联合国，在军控领域都开始了一系列对话与谈判。这些冷战特征的新变化都毫无二致的反映在美国的外层空间决策上。
一、“威斯纳报告”与肯尼迪时期美苏空间冷战的深化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苏联卫星一号（Sputnik）的成功发射，曾引发该政府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①]；而在1960年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与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之间展开的总统争夺战中，“外层空间”再次成为竞选的焦点。肯尼迪在竞选中以外层空间为突破口，对共和党的外层空间政策大加讨伐，期间共有20多次提到“外空差距”一词，而尼克松“几无还手之力”。[1](P225)
冷战大背景下，美国举国一致对外层空间问题的关注使得肯尼迪对前任政府的外层空间政策抨击并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在肯尼迪对尼克松取得有限胜利后不久，他就任命了一个外层空间特别委员会来考察美国的国家空间项目，这个委员会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杰罗姆·威斯纳任主席，威斯纳本人后来出任肯尼迪政府负责科技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
威纳斯报告表明，美国国家外层空间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树立国家威信，“过去几年，外层空间的开发与利用已经抓住了各国人们的想象力，美国的威信在相当程度上要由是否显示出外层空间领导地位来决定”。[2](CK3100423717)报告更为重要的部分是对美苏外层空间发展的状况进行评估，以及对前任政府的外层空间政策进行考察，并提出当前政府外层空间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这方面，报告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外层空间项目及其管理程序提出批评，并特别提到国防部和国家宇航局（NASA）在外层空间项目上的严重重复问题。报告认为“苏联在推力方面占优势，因此也在载人航天飞行和其它非载人任务中占优势”，为了抵消苏联“优势”的影响，报告呼吁政府要“鼓励导向新突破的全面新思想”，并重点强调了核能火箭和载人航天开发问题。[2](CK3100423717)总之，威斯纳报告可以说是开启肯尼迪政府外层空间政策思路的第一份重要报告，由于外层空间特别委员会中相当多的成员都在肯尼迪政府担任负责科技事务的高级官员，因此威斯纳报告的思想在整个肯尼迪政府时期都得到很好的贯彻。
除威斯纳报告外，肯尼迪即任前后还有许多类似的评估报告出台，这些报告普遍认为“美国的外层空间发展滞后了许多年”。[3](Doc.359)假设美苏之间确实存在“外空差距”，这是导致肯尼迪政府加紧同苏联展开外空争夺的直接原因。
肯尼迪即任后，在国际事务中一反艾森豪威尔的稳健作风，在同苏联的冷战争夺中处处显示出绝不妥协的姿态。在他的观念中，只有“苏联或中国都无法控制欧亚两洲”，美国的安全才有保证。因此，“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的最佳促进途径，在于维持和保护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在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威胁美国的安全”。[4](P214)受威斯纳报告的影响，肯尼迪在外层空间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与艾森豪威尔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在1962年赖斯大学的讲话中清楚的表明，“空间科学，如同核科学和所有的技术，自身没有道德心可言。……只有美国抢占了有利位置，才能让我们帮助决定这一新的领域将是一片和平的海洋还是可怕的战场。”[5]可见，肯尼迪想要寻求的那个“安全的世界”必然是一个美国处处领先、处处为主导的世界，这就奠定了该政府在外层空间政策上的冷战基调。
二、冷战威信争夺与“阿波罗计划”的确立
整个太空时代最为世人瞩目也最具争议的外层空间项目莫过于美国政府的“阿波罗计划”，该计划可谓美苏冷战威信争夺的直接产物。
载人航天计划早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就曾提上议事日程。1958年7月2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将诸如月球探测和科学卫星这样的非军事计划交给新成立的国家宇航局，借此树立美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形象。在第10783号行政命令下，原属空军的载人航天项目被重新命名为“水星计划”（Mercury）交给国家宇航局管理。[6](MS00314)1959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918号文件（NSC5918）进一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肯定了载人航天项目的意义，“载人航天飞行和开发将代表对外层空间的真正征服”，并要求“尽快进行载人航天飞行与开发的可行性研究”。[6](MS00520)NASA据此提出了可以最终实现月球登陆的阿波罗计划。然而，从苏联卫星的政治冲击下逐渐解脱出来的艾森豪威尔开始担心起预算平衡问题。1960年，他任命了一个“关于载人航天的特别委员会”，11月，该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要实现绕月飞行，美国要在现有预算之外再投入80亿美元，而要实现载人月球登陆则需要260-580亿美元。[7](PP34-36)这个数字让艾森豪威尔感到震惊，促使他最终取消了除“水星计划”以外的所有载人航天项目。[8](P12)
肯尼迪上台后，“外空竞赛”这个大难题同样摆在了他的面前，因为在这一竞赛背后，实际隐藏着美苏两国技术能力和国家实力的冷战竞争，丝毫轻视不得。肯尼迪就职后，1961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在致肯尼迪总统的一份特别报告中这样提到，“月球和星际的科学开发应当明确地作为在可见的未来时段内美国外层空间发展的最终目标。”[6](MS00323)然而，由于载人航天项目耗资巨大，并且“军事和科学意义还很模糊”，[2](CK3100423717)就职初期的肯尼迪在月球开发问题上也持谨慎态度。他宁愿选择加速发展已有的军事和民用空间项目，在1961年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肯尼迪只要求为军事军间项目补充拨款1.44亿美元；在另一独立咨文中，他也仅要求为NASA的大型推进器项目增加拨款，[6](MS00323)月球登陆计划仍被搁置一旁。
然而，其后不久美国国家威信遭到了两次大的打击：一次是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用人类第一次成功的轨道飞行再次震惊了世界；二是4月15日，美国中情局策划武装入侵古巴的行动失败，成为落人笑柄的“猪湾丑闻”。抛开“猪湾丑闻”不说，加加林轨道飞行几乎重演了“苏联卫星一号”对美国造成的举国震荡。仅引美国著名作者赫尔斯特的话为例，“不论是多么令人伤心，但苏联成功地将人送上宇宙是本周内、实际上也是100年以内的最伟大的事件。现在加加林的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9](pp.48-49)
对于即任不久的肯尼迪来说，加加林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美国和美国威信被进一步削弱了。肯尼迪和大多数美国人“不仅因为担心苏联人将获得军事优势，而且因为一种感觉，即美国在这场全球‘心智’竞赛中将会屈居第二”。[10](p.20) 4月20日，他用备忘录的形式要求相关部门对国家空间项目进行整体考察，并专门致信给副总统约翰逊，向他征询打破美国尴尬处境，同苏联争夺宇宙新边疆的大计。在信中，肯尼迪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有机会通过在外层空间建立实验室、环月飞行或火箭载人登月来击败苏联？有没有其它的外空计划可以导向我们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11]这些问题无疑反映出肯尼迪内心的焦灼，美苏外层空间竞赛因加加林的轨道飞行而进一步加强了。[12](p.42)
此后几天，包括约翰逊在内的许多美国官员对肯尼迪问题的解答是推动美国登月计划出台的直接动因。4月22日，美国宇航局率先回答了肯尼迪的问题。此前，NASA已发现1959年9月苏联曾进行过月球试验，但“没有传递回任何信息”。NASA认为“苏联在建设外空实验室方面正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美国只能通过载人月球飞行来赢得同苏联的外空竞赛。[3](Doc.362)4月28日，约翰逊也回复了肯尼迪的提问。他对美国外空政策的认识亦建立在美苏冷战前提下的，“美国应当现实的认识到，世界各国，不管其赞同的意识形态价值是什么，都试图与世界领袖――结成联盟……而外层空间令人瞩目的成就越来越被视为世界领袖的主要指标。”[11]他认为“在巨大努力下，美国有可能……在载人环月飞行和月球着陆方面超过苏联”。[11]
出于冷战中美国威信的考虑，肯尼迪终于下定决心，完全抛弃了美国传统思想中关于“预算平衡”和“有限政府”的想法，全力以赴的将美国投入到月球登陆的事业中去。“诚如1957年苏联卫星和最近几周巨大的外空成就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要赢得正在世界范围展开的自由与专制的斗争，我们就必须首先赢得外层空间事业，因为正是这些冒险造成的冲击决定着人们选择何种道路”。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向国会建议美国在十年内实现人类的月球着陆，并要求国会为载人航天飞行计划补充拨款5亿美元。[13]国会几乎没有经过什么讨论就批准了肯尼迪的要求。1962年4月11日，肯尼迪以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第144号文件的形式，赋予“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的研究开发及可操作能力的获得以国家最高优先权”。[3](Doc.372)
三、冷战军备竞赛与肯尼迪政府的军事空间发展
无论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还是肯尼迪执政时期，不管美国如何强调外层空间的科学价值，甚至心理价值方面，无可否认的是，他们最为担心的还是苏联会军事利用外层空间，某一日，苏联会从高边疆对美国发动一次“珍珠港”袭击。苏联人也利用其早期的外层空间发展优势，不断向美国传递这样的威胁信号。1961年8月，赫鲁晓夫公开声称苏联已拥有了“轨道氢弹”，并威胁说，“你们没有50-100百万吨级的炸弹，我们有比100百万吨级更有力量的炸弹。我们把加加林和蒂托夫（Titov）送入太空，并且我们能用其它载重代替它们，这些载重可以指向地球的任何地方。”[14](p.101)正是在苏联军事空间威胁的背景下，副总统约翰逊的一句名言被许多美国官员推崇备至，当作支持美国外空军事化的理论指南：“罗马帝国因修筑道路而控制世界，在随即到来的海洋时代，大英帝国因军舰而雄霸全球。现在，共产主义在太空已经有了立足之地。”[15](p.160)因此，尽管“阿波罗”计划吸引了世人的关注，肯尼迪政府一直没有放松军事空间计划的发展，并且正是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的军事空间计划在管理上、制度上、以及具体研发项目上进入了成熟稳定发展时期。
美国的整个外空努力就是在军事空间项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苏联卫星的刺激下，在每一个具有潜在军事应用价值的外层空间领域都确立了相应的计划。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相当多的官员，尤其是空军，对于艾森豪威尔执政末期减少外空军事预算的做法非常不满。1960年10月，施里弗将军在空军参谋长的授意下组织了一个空军外层空间研究委员会，由加德纳任主席，目的是考察美国军事空间的发展目标，并就空军为履行其职责应发展的项目提出建议。[6](MS00529)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根据加德纳报告和空军部长朱克特（Zuckert）等人的意见，于4月21日向副总统约翰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国防部外层空间项目的发展规划。[2](CK3100206020)同加德纳报告一样，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开篇就以苏联作为参照系，“从国家威信的角度看，知道苏联做什么和可能做什么是极其重要的。外空成就构成了美苏国际竞争的重要部分”。麦克纳马拉认为，当前美苏在火箭推力和载重回收技术方面存在“差距”，[2](CK3100206020)这为美国在载人航天方面超越苏联提出了艰巨任务。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政策考察和讨论之后，1961年5月，麦克纳马拉和NASA局长韦伯联名向约翰逊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名为“关于国家空间项目的建议：改变、计划与目标”[2](CK3100164797)。这份1994年解密的30页政策报告是肯尼迪政府时期指导国家空间政策发展的指导性文件。通过这份报告，美国从未如此清晰地将美国国家空间政策与冷战联系在一起。报告认为，美国的外空计划分属四个领域：（1）获得科学知识；（2）具有未来商业和重要民用价值；（3）具有潜在军事价值；（4）为了国家威信。[2](CK3100052976)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将国家威信因素单独划分出来。这样的划分当然有其用意，正如报告所说：当前，美国在前三个领域都没有落后，然而，苏联创造的外空奇迹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威信，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步骤确保当前和未来美苏发射能力的不均衡稳步消失”。而在国防部看来，之所以如此强调威信，是因为冷战、外空计划与威信之间存在逻辑关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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