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研究“核威慑”这一军事理念正式形成的50年代美国核战略的决策史，有助于认识今天再度得到强化的美国核战略态势。有关档案文献显示，在军事战略领域首次正式将威慑理论付诸实践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新面貌”战略特别是其中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具体实施问题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并为此展开了持久的争论。这既是出于对美苏核军备竞赛所加剧的全面战争危险和美苏可能最终形成战略均势的深切担忧，也是因为该战略在扼阻地区冲突方面的明显局限性。但由于对外部威胁的基本判断没有改变，加上现行战略的内在矛盾，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无法彻底改弦更张，只能作一些局部的修补，因而未能摆脱战略上的困境。
[关键词]核威慑；“新面貌”；大规模报复；杜勒斯；艾森豪威尔
一
1953年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批准题为《国家安全基本政策》的NSC162/2号文件，[1](p577~597)标志着战后美国军事外交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已经完成。文件所确立的国家安全战略通常被称为“新面貌”战略，其核心内容有两点：其一，提出了“大平衡”的目标：“应付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同时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或损害美国的基本价值和制度”，即新战略必须兼顾外部“安全”与内部“繁荣”两大目标；其二，决定在军事上奉行以“核威慑”为理论基础、以原子武器为主要手段的“大规模报复”战略。
艾森豪威尔政府修订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是搞“大平衡”。NSC162/2号文件试图通过倚重美国的战略优势尤其是核优势来平衡外部“安全”与内部“繁荣”这一对矛盾，但文件对核武器的使用、威慑的对象和范围、关键地区与“灰色地区”的关系、全面战争与局部战争的关系等问题的界定相当模糊。例如，在核武器使用问题上，文件既宣称“在敌对状态下，美国将把核武器看做是像其他军火一样能够使用的武器”，同时又承认，核武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苏联核力量的增长可能消除美国原子力量“对苏联在边缘地区进行侵略的威慑效应”，“把诉诸全面战争作为对地区性侵略的制裁也越来越不可能”。[1](p582，588~589，593)NSC162/2号文件实际上是两种意见———不妨称之为“预算平衡派”和“防务优先派”———妥协的产物。一方主要考虑省钱，另一方则更多地考虑防务。前者以财政部长汉弗莱和预算总署署长道奇等人为代表，艾森豪威尔倾向于这一派；后者以国防部长威尔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等军方领导人为代表，国务卿杜勒斯则倾向于他们的立场。由于出发点有所不同，加上核武器本身的性质，结果内部争论不断。
“大规模报复”论的心理根源是朝鲜战争的教训，思想基础则是共和党内盛行的保守主义财政经济哲学。它最初由共和党保守分子塔夫托、胡佛等人在1952年大选期间公开提出，而以杜勒斯的有关言论影响最大。从现有材料看，杜勒斯并未直接参与设计“新面貌”战略的细节，但一般认为他为其中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提供了主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说明，因而被认为是该战略的“设计师”和权威阐述者。①
按照杜勒斯的说法，为了遏制冷战对手的挑战，美国必须明确表示实施“大规模报复”的决心，使潜在的对手不至于误判美国的“实力及其确定性”。所谓“确定性”，②有两层涵义：“不仅要使人确信在何种情形下肯定会使用惩罚性力量来制止侵略，还要使人确信在这种情形之外将肯定不会使用这一力量。”[2](p29~30)此外，他还认为，过去的遏制战略忽视了对战略意义不那么明确的“灰色地区”的威慑，因此他主张将威慑战略延伸到并非利益攸关的中间地带。
可见，杜勒斯的报复战略的实质是威慑，防止全面战争是其首要目的，为此它要求美国明确宣布将以全面战略来反击苏联挑起的全面战争———即对关键地区的进攻。但将这一战略完全运用到地区性冲突上则有困难，因为要使人相信任何局部进攻都将遭到包括核打击在内的大规模报复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口头上明确作这样的表态，在政治上也将十分被动。但是“大平衡”的指导思想和既定的军事战略使美国不可能明确选择在非关键地区主要依靠常规手段，更不可能宣布大规模报复战略对于局部冲突不适用，结果只能在具体的报复手段和打击范围上含糊其辞，这显然带有讹诈的成分。杜勒斯原来所强调的两个“确定性”，新战略并未完全做到。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虽然吸收了杜勒斯的“报复—威慑”思想，但它明显过分倚重于美国的核优势，很大程度上却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而在财政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艾森豪威尔，其次是财政部长汉弗莱。[3](p67)艾森豪威尔等人认为，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不可能在军事力量的各个方面均衡发展。杜勒斯虽不赞成“将饼分成相等的三块”，但也反对“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主张首先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平衡的军事力量，包括陆、海、空力量，以便必要时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扩展”。在一个“基本平衡的力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优先考虑核打击力量。[4](p3~5)这说明杜勒斯一开始就反对片面强调核武器的作用。
实际上，“预算平衡派”的着眼点主要在国内，只是因为一心想平衡预算，才特别强调美国的核优势；而包括杜勒斯在内的“防务优先派”的着眼点主要在国外，他们后来反而最先提出修改“新面貌”及其大规模报复战略，要求强调战术核武器的作用并辅之以常规武器。
二
1954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起草一份具体实施“新面貌”战略的指导性文件(草案编号为NSC5422)，但在讨论过程中却引起了对“新面貌”战略本身的争论。此时政府内部已经开始注意到苏联核力量的继续发展可能给美国带来的问题，但未能就如何应付这种情况达成共识，因为这又涉及到经济代价问题。“防务优先派”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美国反击“任何可以预见的苏联进攻”的报复力量，而为此所需的费用不过是“美国生存的一个先决条件”。“预算平衡派”则认为，为了维持美国的核武库，只能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这一分歧又使得核武器的实际作用问题被再次提出来。对美国可能最终落入苏联攻击范围这一前景的预测，尽管目前主要还是逻辑上的推断，但它却使大规模报复论的前提开始动摇。早已牢骚满腹的陆军将领们此时乘机要求增强进行有限战争的能力，重视常规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作用。国防部也乐于迎合这种意见。国防部在文件草案中这样写道：“面对1956~1959年这段时间可能出现的核均势，美国在保持最大限度的战略核力量的同时，能否继续主要依赖这种力量，将其作为进行全面战争的手段，很成问题。一个必然的结论是，美国应着手增强它与盟国在不使用战略核武器的情况下用来有效地进行战争的那些潜在的武力和机动性。”“预算平衡派”则在其草案中针锋相对地写道：“即便核均势行将到来，美国仍然必须承担依靠战略核力量作为进行全面战争的手段所包含的风险，同时必须利用其科技和工业优势来保持对苏联的质的优势。”
然而，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随着苏联军事技术和战略力量的发展而势必加剧的美国的“易受伤害性”。于是，要不要设法缓和美苏军备竞赛也成为争论的内容。杜勒斯和国务院建议着手考虑与苏联达成某种军备限制协议的可能性，并认为这是“更为可靠、更为经济的办法”，但国防部又坚决反对裁军，理由是与苏联达成军备限制协议的可能性极小。[1](p647~667)苏联战略力量的发展对北约成员国的凝聚力也是一个考验。1954年3月，美国在太平洋的一次核试验使一艘日本渔船的船员受到辐射，引起盟国舆论的恐慌。[1](p458~459，1379~1380)在5月16日的安委会会议上，杜勒斯主张暂停核试验。他指出，盟国对美国的核政策非常担忧，甚至认为美国有“军国主义”倾向，“从长远看，不可能单靠炸弹来赢得战争，还必须有公众舆论的支持”。[1](p1424~1428)但这个建议没有引起艾森豪威尔的重视。
这场争论在1954年6月24日的安委会会议上达到高潮。艾森豪威尔强调，“企图四平八稳地应付一切可能的战争形式”是根本不可能的。汉弗莱也要求再次确认NSC162/2号文件的有关规定。雷德福虽然支持陆军关于加强常规力量的要求，却不希望核武器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也附和艾森豪威尔的意见。杜勒斯则指出：“潮流显然与我们的强硬政策背道而驰。如果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将失去很多盟友。”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卡特勒和政策设计部也认为，未来的核僵局有可能使苏联在避免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将西方“蚕食致死”。但这个观点遭到艾森豪威尔的强烈反驳，他甚至断言：“每一方掌握的原子武器越多，就越是急于使用这些武器。”他还表示，当危机发生时美国的反应将视具体情况而定。艾森豪威尔希望维持既定方针，因此竭力回避“新面貌”战略的可操作性问题，将问题推向未来，但显然不能自圆其说。[1](p686~698)
由于美苏战略态势尚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战略力量的增长问题还不能构成美国对苏战略的前提。因此最后形成的文件(NSC5422/2)又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但主要反映了艾森豪威尔的立场。关于核武器的使用问题，文件回避了苏联可能很快就能够运用自己的核力量来对抗美国的核威胁这个问题，宣称如果全面战争爆发，美国将运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武器”来进行战争；关于维持威慑力量的代价问题，文件规定只能采取“实际可行的措施”；关于盟国的地位和军备控制问题，文件采取摸棱两可的办法：尽量维持盟国的凝聚力，但如果单边行动利大于弊，则将“不受主要盟国的约束单独行事”，同时继续重审政府的裁军立场，看能否找到一种“比不限制军备风险更小的安全保障机制”。[1](p715~731)在8月5日的安委会会议上，杜勒斯对文件草案中“一切可以得到的武器”的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表述很不明智，等于“炫耀我们的核力量”，可能使盟国的绥靖情绪高涨，而苏联人就比较精明，“他们从不谈论使用核武器”。[1](p706~704)在8月12日的会议上，他又补充说，由于成天谈论核打击，美国已被舆论说成是“战争贩子”[1](p1485)。但杜勒斯的意见此时已是曲高和寡。有关部门争论了几个月，结果NSC5422/2号文件只是对NSC162/2号文件的主要内容重新表述一番，实质并未改变。问题没有解决，争论也就无法平息。
杜勒斯在同年11月7日提出一份重要文件，对美国的安全政策作了全面评估。其中指出：“国家目标不可能通过全面战争来实现，即使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对全面战争的相互威慑局面将出现。”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遏止共产党人的武装侵略并避免这类侵略发展为全面核大战的危险”，为此西方应该“保持足够灵活的军事力量”。杜勒斯的这一主张实际上已近似于后来的“灵活反应”战略。[1](p772~776)在12月21日的安委会会议上，鉴于军方要求对中苏采取“更为有力”的政策，①杜勒斯指出，采取过分强硬的措施可能使美国卷入全面战争，即使美国能够破坏苏联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但这“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即苏联核力量的充足趋势”；即使有可能使苏联集团瓦解，“但几乎肯定也会导致西方集团的瓦解”。[1](p833~836)
根据上述理由，杜勒斯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面对苏联核力量的增长，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即消除核武器。他承认，消除核武器等于是放弃了美国的优势，让苏联得以发挥其常规武器优势，但原子武器是惟一可以使美国在一次突袭中遭到摧毁的武器，“消除核武器将有助于完好无损地保持自己的工业实力，而这种实力一直是制止总体战爆发的一种威慑力量，也是赢得战争的主要手段”[1](p1585~1586)。
如果不考虑杜勒斯早些时候的思想背景，仅仅注意到他是“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术的主要鼓吹者这个事实，对杜勒斯的上述观点，就不免感到意外。有的研究者就据此认为杜勒斯的思想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5](p47~78)[6](p963~989)实际上，杜勒斯虽然重视核威慑，但并不排斥常规力量。他代表政府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也并不完全反映他个人的看法。政府内部在1954年已经开始议论美苏战略均势的可能性，本来就对“新面貌”战略有所保留、不主张过分倚重核武器的杜勒斯，此时旧话重提，实属情理之中。更重要的是，这实际上也是美国战略逐渐陷入困境的反映。
很明显，这段时间在对苏战略上真正“顽固”、“僵硬”的，是艾森豪威尔和汉弗莱等人，主张继续走强硬路线的是雷德福和威尔逊等军方领导人，而不是杜勒斯。在有关“新面貌”战略的争论中，杜勒斯本来倾向于“防务优先派”的立场，他此时的态度被军方视为“软化”。国防部虽然要求加强常规力量和战术核力量，但坚决反对对战略武器的建设和使用作任何限制。对于战略武器的巨大毁灭性已使这种武器归于无用的观点，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威尔逊都不能接受。相反地，他们认为，如果爆发核大战，美国不仅可以劫后余生，而且“毫无疑问”能够赢得这样一场战争。
三
军方的强硬态度还有一个特殊背景，这就是1954年9月份开始的第一次台海危机。继12月2日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之后，1955年1月艾森豪威尔获得参议院授权，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保卫台湾地区。但是，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是否应包括在美国防卫范围之内，艾森豪威尔政府进退两难：明确宣布放弃，不仅有损美国的威望，而且蒋介石和美国亲台势力也不答应；而要有效地保卫沿海岛屿，则很可能使冲突扩大和升级。这使得“新面貌”战略尤其是核报复战略的可行性问题从3月份开始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台海危机期间，杜勒斯的立场再度发生转变。他在访台回来后给艾森豪威尔和安委会的报告中称，政府必须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在安委会讨论时，他同意国防部的估计，即战争一旦爆发将很快导致使用核武器。[7](p345~350)杜勒斯在3月12日的公开演说和15日发表的声明中都宣称，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8](p243)
杜勒斯的立场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解释是，杜勒斯想借机推行分裂中苏的“压力—楔子战略”。[9](p715~731)美国亲台势力的压力自然也是原因之一，但从根本上讲，杜勒斯此时奉行有恃无恐的高压政策，是因为这次对手是中国而不是苏联。在杜勒斯等人看来，其风险与事关苏联核心利益的欧洲问题不可同日而语，何况杜勒斯还认为中方很可能在美国武力威胁下知难而退。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术”说到底主要是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10](p214~230)一旦直接涉及到美苏对抗的关键地区时，他很快又会回到原来的立场。
虽然在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发出了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内部的战略论争已有明确结论。艾森豪威尔仍然认为不必事先决定。在金、马问题上，他也认为不必对台湾作什么具体保证，要保留相机行事的决定权。[8](p238~239)此即所谓艾森豪威尔在台海危机期间的“模糊”战术。尽管这次涉及具体问题，此事仍旧不了了之。一个宣称以核力量为重心的军事战略，却自始至终未能对这种力量的实际使用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足以说明该战略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总之，在1954~1956年这段时间，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苏联核力量的增长有可能使美苏战略格局发生变化，也注意到这可能对盟国产生心理上的影响，但它并未对军事外交战略作明显的调整，对美国的战略优势及其威慑作用仍然寄予很大期望。此间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反映了这一点。
1954年12月28日出台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NSC5440/1)指出：“苏联共产主义的挑战———包括苏联日益接近于拥有充足核力量———使美国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危险。”艾森豪威尔在与国会领导人谈话时也承认，军事格局的一个“基本变化”是美国首次开始担心自己不再处于免受攻击的地位。[1](p808，825~826)但这并未促使他去寻找新的出路。1955年1月7日批准的NSC5501号文件也指出：“对美国安全的基本威胁，是苏联共产主义集团的敌对政策和敌对力量，包括正在增长的核力量。”但美国的军事战略应继续强调威慑的作用，“美国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扼阻共产党人使用其军事力量”。为此，“必须保持和发展有效的核-空中报复力量”，同时“继续坚定不移地努力保持收支平衡”。[11](p25~38)
1955年6月14日有关部门提出的一份联合评估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几乎可以肯定，美国的核力量是对苏联公开军事侵略的主要威慑。”“尽管其核力量有所增长，苏联仍将力图避免全面战争的实质性危险。”但报告也流露出某种担忧：“这种力量的增长也可能使苏联领导人做出这样的估计：美国在主动发起全面战争方面也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威慑，地区性战争也将比现在更不可能发展为全面战争。”[11](p85~86)1956年3月15日批准的NSC5602/1号文件，与上述文件的内容大体一致。
这些文件有一个共同点：虽然承认苏联战略力量的增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也隐约地意识到这将使苏联在地区性冲突方面获得更多主动权，但仍将希望完全寄于仍占优势的战略威慑力量，试图以不变应万变。实际上，即使在1957年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新面貌”战略也只是作了一些局部的修订和补充，并未完全改弦更张。在美苏战略均势的前景明朗之前，当然就更缺乏深入检讨和修订其安全战略的动力了。
四
1957以后的形势与1953~1956年这个阶段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尽管美国仍然拥有战略优势，但正在迅速、明显地丧失过去那种不受攻击的地位。这就给美国当局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双向的易受伤害性必然导致相互威慑的局面，即使美国仍然可以依靠其战略核力量的优势来防止全面战争，它还能同样有效地“在自己选择的地点和时间”对局部进攻或较小规模的冲突做出反应吗?
1957年8~11月间苏联“多级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和两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在美国朝野引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战略争论，对美苏力量对比的悲观情绪使许多部门纷纷建议大量增加军费。①虽然艾森豪威尔在11月7日向全国作的讲话中强调，美国目前的核力量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远远超过苏联，[12](p249~253)但苏联战略力量的增长对美国及其盟国所造成的心理震荡却不可忽视。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对未来苏联的战略意图和能力进行全面的重新估价。
实际上，进入1956年以后决策当局的分歧就已相当严重，并开始又一轮争论。国防部在争取加强常规力量的同时，还要求将核报复战略具体化，并公开指责政府的财政政策。雷德福声称政府的节支计划已经走进死胡同，要求大量增加防务预算，并指责当局“思想混乱，优柔寡断”。威尔逊则指出，国防部已出现消极怠工现象，陆军方面甚至利用媒体公开反对“新面貌”战略。汉弗莱却抱怨该战略关于节省防务开支的规定“从未真正落实过”。杜勒斯则又回到原来的立场，反对过分依赖核报复力量。[6](p963~989)艾森豪威尔此时相当被动，其权威和领导能力在政府内部甚至一度受到质疑。[13](p185~200)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虽然仍强调要考虑经济压力，但对“大平衡”原则能否真正落实也深感困惑。在1956年8月的一次安委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不无疑惑地提到，250万人的人力限额或许是太低了。[14]同年11月的一份特别研究报告指出，对美国的第一次核打击就可能直接导致5000万人员伤亡并严重削弱美国的战斗力。
对此，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2月的安委会会议上表示，这是迄今为止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美国“肯定应该修改军事计划”[15]。在3月份的另一次会议上，艾林豪威尔甚至承认他对实现“大平衡”感到力不从心，有一种“失败感”。[16]但军事战略实质上并未修改。艾森豪威尔在5月份又批准了一份安委会文件，文件仍然宣称，美国应该主要依赖核武器，而且“从军事观点来看应将它们视为常规武器”[17]。不仅如此，艾森威尔还同意继续加强战略力量建设。根据国防部的建议，他决定加速发展并尽早部署中程导弹，不久他又决定将洲际导弹的发展计划置于“最优先地位”予以考虑。[18~19]但洲际导弹时代的到来和美苏战略力量的均衡化趋势毕竟给美国决策当局造成了很大压力，使其不得不对现行政策作一些有限的调整。
1957年6月3日艾森豪威尔批准的NSC5707/8号文件认为，对美国安全的“基本威胁”是苏联和中国的继续敌对及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核武器的无限制发展、受到洲际共产主义威胁的关键地区的虚弱和不稳定。文件承认，除非与苏联达成协议或通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西方根本无法阻止苏联核力量的增长，因此美国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以促进美国安全利益的方式(包括可靠的裁军)”来影响共产党政权的行为和政策。关于美国的军事战略，该文件的表述与过去也有重要区别。它将“主要依靠核武器”一语修改为“主要但并不仅仅依靠核武器”。另外，鉴于完全依靠战略威慑的局限性，为了遏制地区性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酝酿向盟国提供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的计划。[11](p509~512)1957年8月艾森豪威尔还首次改变态度，同意向苏联提议签订一个停止核试验两年的协定。[12](p535~537)
1957年12月，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提出了一份联合评估报告。报告认为：苏联领导人将继续重视美国的核力量，在未来五年内不大可能主动发起全面战争，但是，“苏联核力量的增长，加上其强大的常规力量，可能使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威慑能力正在提高，因而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行动自由”[11](p665)。这就是说，美国必须注意加强进行有限战争的能力。1958年4月，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指出，美国的战略观念“过分乞灵于大规模的核打击力量”，试图以此应付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如果在战略观念上抱有这种企图，我们的核武库就不得不主要顺应这一目的，而如果我们的核武库仅仅适应于这种反应方式，我们将被迫依赖这种反应方式”，这就陷入了恶性循环。艾森豪威尔此时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战略观念“未能对有限战争的可能性予以充分的考虑”。[20]
但是，艾森豪威尔反对增加军事预算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他虽然对过分依赖核武器开始产生顾虑，但远不像杜勒斯那样忧心忡忡。这就决定了战略的基本原则和重心不可能真正改变。杜勒斯虽然一再呼吁要保持军事战略的“灵活性”，但他能够提出的办法也只限于强调战术核武器和盟国常规力量的“盾牌”作用，并未明确提出加强美国自身的常规力量建设，因为这必然导致大幅度增加预算。杜勒斯并不主张全面扩军。艾森豪威尔政府此后几年能够找到的出路，是加强西欧防务，更多地依靠盟国提供的常规力量，用战术核武器装备其北约组织的伙伴部队，并在欧洲盟国领土上建立中程弹道导弹基地。[10](p329~350，369~370，376~378)
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也作了相应的修改。1958年5月5日出台的NSC5810/1号文件，将“基本威胁”表述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政权有效地将其支配下的、迅速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用来实现其统治世界的目标之决心和能力”。而美国依靠大规模的核力量来保卫西方利益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因此美国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相对核均势”的时代“保持足以威慑全面战争和有限侵略的军事力量”，并维持美国的经济增长。为此美国还应致力于“通过其他手段(例如与苏联达成军备限制协议)来减少苏联或中国的军事威胁，并更多地强调非军事手段”。
文件强调，除了“发展和保持有效的核报复力量”，美国及其盟国还必须拥有“足够分量的、足够灵活机动的军事力量”。与前一个文件一样，该文件称核武器是“主要但不是惟一的依靠”，并且补充道：“美国的核储备应包括多种规格、适用于多种作战区域的武器，既有标准武器，又有清洁武器(cleanweapons)①，从而具备灵活的、有选择余地的全面战争或有限战争能力”。此外，在向盟国提供武器方面也比1957年的文件进了一步。1959年8月5日批准的NSC5906/1号文件，基本内容不变，但对形势的估计更为严重，认为苏中军事力量的增长“正在改变力量均势”[13](p100~104，292~298)。由此可见，美国的战略调整虽然非常有限，也极为勉强，但从“战略一元论”走向“战略多元论”的调整方向是很明显的。
结束语
大量档案文献清楚地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围绕“新面貌”战略及其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种种争论，从表面上看主要是因为无法在不放弃“大平衡”原则的前提下解决有效扼阻有限战争这个问题，但政策调整之所以如此艰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苏联“威胁”的基本判断和对抗苏联(以及在地区层次上对抗中国)的基本目标没有改变。历年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都首先申明此点，并将这一判断作为美国战略的基本前提。这样一来，尽管“新面貌”战略的双重目标难以兼顾，核报复战略已不敷使用，政策调整的空间却十分有限。
由于战略指导思想和多种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加上现行政策日益累积起来的惰性和惯性、政府各部门的相互纠缠以及国内政治压力等多种原因，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未能摆脱顾此失彼的困境。虽然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都不同意杜鲁门时期那种通过全面扩军来确保西方安全的防务观念，也力图避免全面战争，其军事战略基本上属于防御性质，表现了较为理智的一面(杜勒斯在内部指爆炸时放射性尘埃较少的核武器。讨论中的审慎立场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但由于过分依赖美国的核优势和技术优势，空前强化了美国核战略的地位，使对手不得不奋力赶超，从而加剧了美苏军备竞赛，使整个世界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实践中虽然主要是“威慑”战略，但由于公开倚仗和炫耀美国核打击能力，本身就具有强硬的外壳，这固然可能取得一定的威慑效果，但也难免被对手视为原子讹诈或战争威胁，客观上不利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一些“修正派”学者强调的所谓艾森豪威尔的“缓和倾向”或“和平意愿”，也因此显得很可疑。保守主义回潮背景下的美国“修正派”外交史学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积极评价，在许多方面是经不起推敲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据称能够扼阻各类挑战的核报复战略在实践中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艾森威尔本人在1960年就不得不当众承认：“对核武器的依赖越多，扼阻有限战争或防止它发展为全面战争的希望就越渺茫。”[22](p174)共和党一下台，国家安全战略的“一元论”立即让位于“多元论”。共和党政府的初衷是“以更少的代价获得更多的安全”，然而在杜勒斯离任或艾森豪威尔下台时，美苏僵硬对抗的局面依然如故，甚至比他们上台时更紧张、更危险，柏林危机就是明证。[23]美国最终仍不得不准备承担有限战争的高昂代价。
美国战略史上的这一深刻教训对于认识今天的美国核战略态势不无启示。出于对外部威胁的过分担忧和追求绝对安全的习惯性战略思维，50年后的今天，共和党新政府在执意构筑战略防御盾牌的同时，又旧调重弹，针对它自我认定的一些潜在威胁，公开炫耀其核打击能力，这实际上是核报复战略在新形势下的某种翻版。这一回能否奏效，同样大有疑问，因为这背后隐含的是同一个错误的逻辑：即通过增加其他国家(而且这次是更多的国家)的不安全感来获得自己的绝对安全。
《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石斌(1965—)，男，重庆秀山人，南京大学历
史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
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
参考文献：
[1]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2~1954：Vol.2[Z].Washington D.C.，1984.
[2]J.F.Dulles.Draftof“APolicyofBoldness”，March8，1952[A].J.F.DullesPapers[Z].MuddManuscriptLibrary，PrincetonUniversity，U.S.A..
[3]CoralBell.NegotiatingfromStrength：AStudyinthePolitics ofPower[M].London，1962.
[4]J.F.Dulles.MemoforConversationwithHansonBaldwin，June 23，1952[A].J.F.DullesPapers[Z].
[5]RichardImmerman.JohnFosterDullesandtheDiplomacyofthe Cold War[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
[6]H.W.Brands.TheAgeofVulnerability[J].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94(Oct.1989).
[7]FRUS，1955~1957：Vol.2[Z].WashingtonD.C.，1986.
[8]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9]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A].袁明等.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0]杜勒斯言论选辑[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11]FRUS，1955~1957：Vol.19[Z].WashingtonD.C.，1990.
[12]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缔造和平[M].北京：三联书店，1977.
[13]H.W.Brands.Cold Warriors：Eisenhower’s Generation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NewYork，1988.
[14]Memoof293dNSCmeeting，August16，1956[A].Eisenhower Papers[Z].EisenhowerLibrary，Abilene.Kansas，U.S.A..
[15]Memoof312dNSCmeeting，Feb.7，1957[A].EisenhowerPa-pers[Z].
[16]Memoof317thNSCmeeting，March28，1957[A].Eisenhower Papers[Z].
[17]AmendmenttoNSC5707/7inmemoof325thNSCmeeting，May27，1957[A].EisenhowerPapers[Z].
[18]Memoof293dand294thNSCmeetings，August16and17，1956，NSCseries[A].EisenhowerPapers[Z].
[19]Recordofactionsat317thNSCmeeting，March28，1957，Staff Secretary Records[A].EisenhowerPapers[Z].
[20]MemoofconversationwithEisenhower，April1，1958.Dulles Papers[Z].EisenhowerLibrary，Abilene，Kansas，USA.
[21]FRUS，1958~1960：Vol.3[Z].WashingtonD.C.，1991.
[22]JohnL.Gaddis.StrategiesofContainment[M].Oxford，1982.
[23]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1958~1959年柏林危机的反应[J].国际论坛，2000，(6).
[14]FRUS，1958~1960：Vol.19[Z].WashingtonD.C.,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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