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核时代来临的现实迫使美国政府关注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杜鲁门总统最终采取的方案拒绝了以玻尔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史汀生等政治家“分享原子秘密”的建议，加剧了苏联在原子能问题上对美国动机的怀疑，而巴鲁克计划对否决权的规定，有利于维护美国的核优势地位，更使美苏调和成为不可能。美国原子能政策的制订过程与美苏关系走向冷战是同步进行的，这项政策既是冷战的诱因，又是冷战的结果。
关键词：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巴鲁克计划；冷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外交面临着相互关联的两大考验：一是战时美苏同盟关系的瓦解，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开始增加；二是原子弹实战使用所带来的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对杜鲁门政府来说，战后美国能否长久垄断原子弹和原子能秘密?原子弹对美苏关系及战后世界和平将发生何种影响?这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迫于核时代来临的现实，杜鲁门政府不得不酝酿和制订原子能国际控制的政策。对此，本文拟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事实上，要求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的政策主张最早来自于从事核物理研究的科学家。在原子弹还没有出世时，他们就敏锐地预见到原子弹对未来世界的不利影响，对原子能所蕴藏的巨大毁灭性力量深感忧虑，开始思考如何使原子核裂变造福于人类，而不是使之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恐怖武器。其中，被英国政府派到美国参与原子弹研制事业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在与英美两国领导人数次会晤和通信中，最为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使原子能研究和应用纳入国际控制轨道的思想。
1944年初，在和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斯福的老朋友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会晤中，玻尔分析了原子弹的政治影响。他指出，美国在战后面临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核军备竞赛，要么是实现某种形式的国际控制。法兰克福特随即向罗斯福总统转告了玻尔对原子能问题的关切。同年4月，玻尔回到英国，分别向丘吉尔首相和上议院议长、英国核计划协调人安德森爵士陈述了自己对原子能国际控制的意见。6月，玻尔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谈到原子弹研制将会对世界造成的重大冲击。他指出：“以后几年的研究结果将会提供一种巨大的能源，它会引起工业和运输业的革命，这些都超过任何人的想象。而且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巨大威力武器的出现，它会改变未来的战争”，“除了能在最近的时间内确实达成控制这种材料使用的协议外，任何暂时的技术性进展都会对人类安全造成永久性的威胁”[1](P29)。
玻尔的呼吁得到了其他科学家的响应。1944年夏天，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了原子科学家委员会，它就原子能这种划时代的新发明对人类的危害问题组织了多次研讨，表达了科学家们对原子能和平利用和建立国际监督机制的关切。原子武器的创始人之一利奥·西拉德曾写道：“1943年到1944年初，我们主要担心的是德国可能在我们打入欧洲之前就制成原子弹，到了1945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用原子弹轰炸我们了，而我们最担心的却是美国可能动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了。”西拉德还在一份通过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呈递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原子弹给美国带来的战时某种军事优势，将由于在政治和战略上的严重失误而化为乌有。原子武器的威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任何两个大国同时拥有它就不会有和平，除非这两个大国结成解散不了的同盟”[2](P121)。
概括地说，以玻尔为代表的科学家力主实现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原子弹具有重大破坏力，它一旦研制成功，将对世界承受战争的能力，整个战争和世界形势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由于原子核裂变理论已为世界各国科学家广为知晓，原子弹技术势必要扩散开来，美国不可能长久保持对其垄断；第三，原子武器对美苏关系和战后世界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一方面，随着核技术的扩散，苏联迟早会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另一方面，战时美苏之间的业已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分歧，在战后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很可能成为主要矛盾，从而危及世界和平。为避免核军备竞赛，美国应将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主动告知苏联。培养美苏之间的良好信任关系，会促使苏联同意战后核军备控制谈判，使核技术朝有利于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而试图用美英核垄断来对付苏联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注定要失败的。
然而，玻尔等科学家关于原子能国际控制的前瞻性建议，并没有受到罗斯福政府应有的重视。主要原因是美国在核研制领域奉行的英美秘密合作、排斥苏联的政策。1943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秘密签署的《魁北克协定》中强调：美英两国将来“永远不会针对另一方使用原子弹；没有两国的一致同意，不会用原子弹反对第三方；除非得到双方的同意，不和第三方交流任何(关于原子能的)情报”[3](P1117-1178)。这一协定促使美英在原子能问题上的合作更为密切，并排除了苏联对这一事业的参与。
1944年9月，在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罗斯福和丘吉尔通过《海德公园备忘录》，拒绝了科学家“向世界通告……有关原子弹计划、达成关于控制和利用原子能的国际协议”的建议，再度将苏联排挤出去[4](P44-47)，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在原子弹研制领域不与苏联合作的立场。罗斯福总统之所以在原子弹研制领域奉行英美合作、排斥苏联的政策，根本目的在于防止苏联势力的过度膨胀。美国在战时和苏联结成“伟大的同盟”，是基于大敌当前形势下战胜法西斯这一共同敌人的需要，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并不信任这位苏联盟友。在罗斯福看来，俄国人不会心甘情愿地认可美国基于民族自决和门户开放经济政策所设计的和平繁荣的世界蓝图，因而战后和平不会轻而易举地实现[5](P204-218)。在缔造和平的过程中，原子弹有可能是一种决定性的武器。出于这种考虑，“曼哈顿工程”启动后，罗斯福几次做出批示，要求对美国原子弹研制计划严格保密。按照“曼哈顿工程”的军事负责人格罗夫斯的说法，“俄国是我们的敌人，曼哈顿工程就是以此基础展开的”[6]。丘吉尔首相竭力向美国决策者进言，“威胁来自东方”，他认为“除非美国人和英国人团结一致，否则德国人或俄国人可能会在研制用来进行国际讹诈的武器的竞赛方面赢得胜利”[7](P146)。尽管在美国政府内部，在英美核合作问题上，决策者们中间存在意见分歧，如总统的科学顾问范尼瓦尔·布什和詹姆斯·科南特等人就持反对态度，他们无疑受到玻尔等科学家的影响，要求美国自由地决定她自己将来的原子能政策，担心与英国的这种“原子同盟”会伤害将来的美苏关系，从而使国际控制问题变得不可能，但是罗斯福总统显然更赞同丘吉尔的看法，因此，当科学家玻尔提出“一个安全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主张在核研究领域美苏接近时，美英首脑便通过了上述海德公园会谈备忘录，而且基于丘吉尔的要求，罗斯福甚至决定，对向他们呼吁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玻尔教授进行监视，以“保证”他不向苏联泄漏原子秘密[8](P44-47)。诚如历史学家B·J·伯恩斯坦所言，不管美国战时原子能政策如何错综复杂，却始终表现出对苏联防范和忧虑的特点。当罗斯福在1945年4月份突然去世时，美国的原子能政策并没有超越在上一年11月定下的基调[1](P31)。
二
科学家们首先提出的美苏接近、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的主张尽管没有为决策者所采纳，但是在美国政府内部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45年4月，当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刚刚就任总统职务的哈里·杜鲁门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进展情况时，他严肃地评论道，对美国和世界而言，原子弹的研制既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也提供了伟大的机遇。
史汀生警告说，在战争结束后，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使原子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国际机制，一场“文明的灾难”将不期而至；另一方面，史汀生声称，如果能够成功地解决原子能控制这一前所未有的难题，就有望创造出使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得以拯救的机遇[9](P99-100)。数月之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就在广岛和长崎这两座城市的上空爆炸。这对于迅速结束太平洋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与此同时，这一新式武器所显示的毁灭性力量也使全世界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恐惧。面对二战结束后核时代来临的现实，杜鲁门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实现原子能国际控制的问题。
作为罗斯福总统任命的制造原子弹最高政策小组成员之一，史汀生曾在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策中起了重大作用。此时他凭着自己多年政治活动的经验和对国家利益的关切，开始积极鼓吹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的思想。他认为，美国垄断原子秘密的做法势必加深苏联的疑虑，会促使苏联抓紧研制自己的核武器，继而引发新的军备竞赛，这对世界和平而言决非福音。因此，史汀生希望美国应主动和苏联接近，通过谈判，将其原子能计划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控制轨道上来。
在1945年9月21日的内阁特别会议上，史汀生就原子能问题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指出，如果美国按照目前这种方针去和俄国解决原子弹问题，事情只会变得更糟，“因为假使我们现在不能同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仅仅继续不断地和他们谈判，夸示我们有了这种武器，则他们对于我们的目的和动机将会增加猜疑和不信任”。史汀生强调：“应由美国提出建议对俄国采取这个行动，这或许比其他一切考虑都更为重要……由任何国家集团，包括许多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显示自己潜力和责任的小国家采取行动，将不会受到苏联人的认真对待。”[10](P40-44)这份备忘录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对与苏联“分享原子秘密”的建议表示强烈反对，他把原子秘密看作“美国人民的私有财产”，认为“基本上属于东方国家的”苏联和日本同样不可信任。格罗夫斯对史汀生的建议也提出异议，他说美国应“严格控制原子秘密，直到所有其他国家表现出他们对和平的渴望时为止”。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康纳利更为明确地表示，美国“应该保守涉及原子弹的全部秘密”[7](P191)。另一方面，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和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以及范尼瓦尔·布什等人则对史汀生表示支持。华莱士主张美国应该全面地“促进在联合国内自由地和不断地交换科学情报”，布什尤其强调进行科学交流能够减少危险性以及科学交流可能产生的价值，但是他同时也指出，美国“要使俄国不致走上与我们竞争之路，就不能失去更多的时间”[7](P193-194)。杜鲁门认为这场争论激烈但没有结果的讨论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要求艾奇逊等人写出进一步的书面报告。
广岛事件之前，艾奇逊对美国原子弹计划一无所知。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后果使艾奇逊很快意识到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的迫切和必要。在他看来，原子能控制的关键集中在少数大国的态度和政策上，而不是“在道义和技术的协调上”。1945年9月25日，艾奇逊就国际控制问题向杜鲁门呈递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深受史汀生观点的影响。它得出的结论是：“对科学采取保密政策是无效而又危险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交换科学知识的方式和条件实行管理和国际控制，以避免走向一场导致互相毁灭的竞赛。”艾奇逊建议：“在与英国协商后，美国与苏联接触，试图制订一个规划，以互相交换科学情报和在发展原子能方面进行协作，此项规划必须逐步实施并在有充分监督的情况下放弃这类武器的研制，以及到适当时刻把这个计划向其他各国公布。”[11](P4)
艾奇逊和史汀生关于原子能国际控制的主张给杜鲁门总统留下深刻的印象。10月3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的咨文就部分地吸取了艾奇逊备忘录的观点。总统在陈述了备忘录提出的需要国际协作的理由后，建议“首先同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伙伴，即大不列颠和加拿大讨论，然后与其他国家会谈，以便达成一项在原子能领域内用合作代替对抗的协议”[12](P366)。这份咨文为美国政府制订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提供了行动指针。然而，杜鲁门在私下里对史汀生和艾奇逊原子能国际控制的观点还是有保留的。在9月21日内阁会议之后的第二天，杜鲁门写信给他妻子，表示自己并不赞同史汀生及其支持者“自由交换科学知识”的主张。在9月18日他又对约瑟夫·戴维斯表示了自己的疑虑，认为美国不应该放弃“对保护我们的房子免受可能的非法入侵而很有必要的锁和门闩(即原子弹)”[13](P273)。事实上，史汀生等人所提倡的“尽可能早地、不受回报地”向苏联揭示核技术的主张，杜鲁门从来就没有接受。美国历史学家格雷格·赫肯分析指出，在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上，杜鲁门同参议员比同科学家意见更接近，同格罗夫斯比同史汀生、布什以及艾奇逊意见更接近[14](P39-40)。他一方面要求实行国际控制，一方面又要竭力保守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秘密，这种两难困境在其后杜鲁门政府与苏联就有关问题的谈判中一再体现出来，并最终导致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失败。
三
按照杜鲁门总统10月3日咨文的提议，美、英、加三国首脑应首先就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进行磋商，先在西方盟国中形成充分的国际合作，然后再同苏联等国谈判，以达成更为广泛的国际协议。1945年11月15日，在与英国首相艾德礼、加拿大总理麦肯·金的会谈结束之际，杜鲁门公开表示，美国要致力于通过新成立的联合国，而不是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的方式实现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目标。
经三国首脑签署的联合公报提议，在联合国下设一个委员会，由它提出建议，防止原子能的毁灭性用途并推动其“完全用于工业的目的和造福于人类的目的”[15](P474-475)。该委员会应就科学交流情报、充分控制原子能以保证其只用于和平目的，以及就消除原子武器和建立防止侵略者冒险行为的有效防护系统提出建议。公报强调指出，新的危险已使“消除战争根源”变得绝对必要，而且只有“给予联合国组织全心全意的支持”，“消除战争根源”才能够实现。
在三国首脑举行华盛顿会晤的同时，国务卿贝尔纳斯正着手欧洲和平条约的谈判事宜。此前，美、英、苏三国外长已于5月份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相互磋商，并在9月份的伦敦外长会议上继续讨论，但仍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由美国提议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定于1945年12月中旬举行。在贝尔纳斯的议事日程上，原子能问题占有首要的位置，因此，他莫斯科之行的目的就是要确保苏联同意成立联合国属下的委员会。
但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大多数时间里，三国外长主要讨论了他们世界范围的各种分歧。只是在会议最后几天，才讨论了建立原子能委员会的问题。“无论是莫洛托夫还是贝尔纳斯在公开场合谈论原子弹问题，都要比他们相互间在莫斯科谈论得要多”[7](P217)。在苏联政府的坚持下，各方原则上同意拟议中的原子能委员会由联合国大会建立。另外，莫洛托夫深知，在安理会中，苏联的利益受到她享有的大国否决权的保护，如果没有苏联的同意，就不会有包括苏联在内的“联合国决议”。故而，他一再强调涉及到“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该委员会应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并对安理会负责。在否决权问题上，美英与苏联并未达成充分谅解。这便为以后双方在联合国内的纷争埋下了种子。
“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的发表，受到了美国公众的普遍好评。他们感觉到科学家们的积极影响和广岛事件的发生，使他们焦虑的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当然，这还需要跨越最重要的阶段，即获得苏联对它的同意和支持。为了应对这场谈判，杜鲁门总统任命资深政治家巴纳德·巴鲁克为美国驻新成立的联合国原子能发展署代表。1870年出生的巴鲁克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好几位总统的密友、华尔街富有的银行家，是对国会有重要影响的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感慨说，巴鲁克实际上“拥有”大约60个国会议员[17](P212)。杜鲁门选择巴鲁克主要就是因为相信他的个人声望有助于使政府的原子能政策得到国会的批准[18](P10)。
5天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葛罗米柯提出了一份永久的、对所有国家都公开的国际公约，呼吁召开一次宣布“使用原子武器”为非法的联合国大会，“对任何违反公约的行动，都要视为对人类的犯罪行动，应给以严厉的惩罚”[20](P117)。它要求在批准原子能条约3个月后销毁现有的原子武器储备。葛罗米柯声称苏联决不接受对否决权问题的任何变动，实际上彻底拒绝了巴鲁克计划。由于美苏双方立场相去甚远，谈判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争执。这年12月，巴鲁克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要求对美国的建议强行投票表决，结果以10：0的票数获得通过，并送交安理会进一步辩论，苏联和波兰则对此投了弃权票。由于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苏联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否决权”，阻止巴鲁克计划在安理会的通过和实施[19](P74)。所以，正如麦乔治·邦迪所说，“这个结果也就断绝了使这项计划真正有希望被采纳的道路”[7](P229)。1947年1月，巴鲁克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辞呈。尽管在联合国的谈判仍在继续，但一直没有达成协议。一年之后，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宣布谈判陷入僵局，并终止了活动。美国战后初期原子能国际控制的尝试就此失败了。
四
1946-1948年，联合国有关原子能国际控制谈判的破裂只是美苏之间深刻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发展的一个方面。从中不难看出战后初期美国原子能政策的酝酿和制订与美苏冷战起源之间的关系。概而言之，自二战后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原子弹问题上的种种决策和行动就已经逐步破坏了战后在这类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美国没有在二战中告知苏联其研制核武器的情况；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隐含着对苏联的威胁；战后在国际控制方面美国行动缓慢，使苏联对美国的意图有所警觉；再加上战后美苏在其他问题上的矛盾和敌意加深，结果正如历史学家里伯曼所说，早在巴鲁克计划产生之前，美国要“建立一套成功的国际控制机制的机会就已经无可挽回地失掉了”[21](P126)。
格雷格·赫肯认为，集中体现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巴鲁克计划是一种“虚幻的信念的产物”———原子弹既可以用于外交，也可以在军事上作为和苏联斗争的“克敌制胜的武器”，从罗斯福总统到杜鲁门、贝尔纳斯以及巴鲁克等人，对于这种虚幻信念始终信奉不移[14](P5)。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伯恩斯坦则强调指出，巴鲁克计划谈判的失败，必须被理解为“美苏关系中彼此不信任的一种象征”，它“既是冷战的诱因又是冷战的结果”。在伯恩斯坦看来，杜鲁门政府最后出台的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即所谓巴鲁克计划，由于它保护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利益和工业发展，遭到了后者的坚决反对。反之，苏联的原子能控制计划也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它要求销毁原子弹和分享原子能情报，同时推迟对原子能的国际监督。根深蒂固的猜疑导致了分裂，使两国之间未能达成一种必要的妥协[22](P1044)。应当说，这些见解都是非常深刻和客观的。
《齐鲁学刊》2004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胜凯(1962—)，男，山东临沂人，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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