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保罗·尼采在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参与从NSC68号文件到NSC141号文件的起草，其全面遏制战略思想对杜鲁门政府乃至以后四十多年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 保罗·尼采 国家安全政策 遏制战略
2004年10月19日保罗·尼采（Paul H. Nitze）去世，享年97岁，有评论家称他的去世才应被视为冷战的彻底结束。[1]尼采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也是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美方首席代表。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他先后为六位总统效力。早在二战初期他就进入了罗斯福政府，后成为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设计室主任，他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供职，是尼克松政府第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美方主要成员，最后作为里根政府的首席代表参加削减欧洲中程导弹谈判。如果以他众多职务作个排序的话，那么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杜鲁门政府时期的政策设计室主任一职。从1950年接替乔治·凯南到1953年离职，他参与起草了从NSC68到NSC141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处理过苏联原子弹爆炸和朝鲜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其理论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尽管尼采能言善辩，却不喜抛头露面，为人颇为低调，有关他的战略思想更是鲜为人知。[2]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尼采外交活动及其思想的探讨，评析他在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保罗·尼采及其战略思想
在尼采的一生中，他倾向于把世界上的邪恶等同于威胁世界的极权和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3]无论是对于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还是冷战时期的苏联，他主张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增加国防开支，提高美国的军事能力。
尼采1907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一样，哈佛大学毕业后，投身商界是他的首要选择。1929年他在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任职并得到了一定的声誉。在其早期政治思想中，他的主要观点倾向于孤立主义，也代表着当时许多美国人的看法。然而随着纳粹德国在1939年侵略波兰，局势日趋紧张，他渐渐感到美国卷入战争不可避免。[4]1940年他应海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福罗斯特尔之邀，作为其助手来到华盛顿，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先后在美洲大陆事务办公室、战争经济局和对外经济部中任职。
1944年大战临近尾声，美国政府成立战略轰炸调查团，对敌国被炸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尼采作为成员之一来到德国。德国战败投降后，他转而来到日本，继续讨论对日本轰炸问题，他是最早近距离观察原子弹巨大威力的美国人之一，不久时任战略轰炸调查团副主席的尼采撰写了一份报告。文件最后强调美国需要有效的民防手段、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的不断更新、提高情报能力以避免珍珠港灾难的重演、军队的统一指挥和控制、维持足够的和平时期防御数量和对任何有可能的侵略进行准备等等。这份评估报告是尼采一生的转折点，他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现代战争所面临的问题和看到现代军事技术，特别是核武器这种破坏力的影响，同时这份文件也被视为NSC68号文件的前身和尼采国家安全哲学的早期蓝图。[5]
以参加战略轰炸评估团为契机，国务院的一些官员认为尼采不仅是华尔街的行家里手，也对军事问题颇有研究。从1946年到1949年，他一边在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部门任职，一边密切关注战后动荡的世界。不久他参与欧洲经济的战后重建，很快成为国务院欧洲经济政策的专家之一，与此同时，国务卿马歇尔请乔治·凯南找一位既懂得经济又有战略眼光的助手参加刚刚组建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凯南想到了尼采。但遭到当时的副国务卿艾奇逊的反对，他认为尼采并不是凯南想要找的那种战略家，而仅仅是一个实际的执行者。1949年艾奇逊任国务卿，在多次与尼采接触后转变了过去的看法，同意尼采作为凯南的副手加入政策设计委员会，从此开始了他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6]
三、四十年代动荡不安世界奠定了尼采的战略思想。首先，他对于动荡不安的社会具有强烈的恐慌感。当一战爆发的时候，作为少年的他曾与父母去欧洲旅游，在那里目睹了动荡的欧洲；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作为华尔街工作人员，见证了人们的无助；二战的爆发又使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性。因此从战后苏联在东欧的表现来看，他认定斯大林必将发动战争，这种恐惧主导了尼采大部分战略思维。其次，二战得来的教训是美国必须坚定地反对外来独裁者，如果必要应该不惜使用军事手段。他认为绥靖政策是没有希望的，作为超级大国，美国不应该忽视它的军事力量，防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为下一场做准备。所以美国必须拥有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抵御未来有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力量。再次，作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副主席，他亲眼目睹了广岛和长崎的惨状，他认为广岛和长崎都是未经警告而进行突袭的，未来美国要吸取教训。如果美国忽视的话，很可能导致“第二次珍珠港事件”，到那时核偷袭所带来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他认为美国应该加强军备建设，为未来的威胁进行准备。最后，虽然他主张大力研发核武器，但他并不是一个唯核武器论者。尽管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世界，但是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全部作废，常规军备在核时代的军事战略发展中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7]
因此在尼采出任政策设计室主任之前，他已经从一个只懂经济的普通官员变成为能够思考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设计师。如果说是凯南提出遏制战略的话，那么尼采是决定未来遏制战略走向的重要官员。
二、保罗·尼采与全面遏制战略的形成
实际上从1949年下半年始，尼采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上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1949年8月29日，苏联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为避免公众的恐慌，9月23日，杜鲁门发表公开声明：“我们所获得的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进行了一次原子爆炸……自从人类首次解放原子能以来，其他国家在这种新力量上的发展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们过去一直就估计到这个可能性。”[8]然而核垄断地位的丧失确实加剧了美国的不安全感，杜鲁门政府开始寻求对政策进行调整，以改变当前不利的局面。一方面在核技术领域，试图发展研制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热核武器——氢弹，以威慑苏联；另一方面调整当前国家安全政策，从整体上加强对苏联的遏制。尼采大力支持氢弹的研发，但他认为氢弹只不过是又一种武器，也许具有更大的破坏力，但与其他炸弹并无本质的区别。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经验中，他认为美国应从苏联原子弹的爆炸中吸取教训的是不应单靠氢弹，还应加强常规部队的建设，核武器已不足以遏制苏联。尼采的观点得到艾奇逊的赞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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