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将韩国作为在亚洲的“反共堡垒”，竭力影响韩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政治上，极力促使“反共主义”成为韩国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扶植右翼势力，打击左翼和民族主义力量，并向当地民众灌输西方民主思想；经济上，尽可能地通过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韩国实现自立并走向“起飞”。渐渐地，这一切与韩国人的反美情绪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美国，韩国，政治，经济，反美主义
1945年9月，美国军队占领了朝鲜半岛南部。在“反共主义”的指引下，美国开始竭力影响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政治目标为推动反共、维持稳定和促进民主；经济目标为救济、重建和“起飞”。美国对韩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成为韩国反美主义的根源之一。这是美国始料未及而又不愿看到的。
一、韩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美国
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把朝鲜半岛看作是美苏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决心要以西方民主制击败日益强大的共产主义制度[1](pp.706~707,713) 。为此，一方面，美国军政府在当地建立起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式的统治机构，极力“扶右抑左”，镇压工农大众的反抗活动；另一方面，1947年以后，美国军政府在南部朝鲜发起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宣传运动，千方百计地鼓吹美式民主的优越性，并尽可能地迫使李承晚等极右势力接受西方民主制。对美国来说，以上措施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一个由非共产党力量主导的“民主国家”，阻止共产主义思想在当地的传播。这一目的使杜鲁门政府无法看到或不愿承认上述两大举措间的自相矛盾。
1948年，在美国的扶持下，李承晚登上大韩民国总统的宝座。为了维护自身的独裁统治，李氏全力推行极端反共政策。在他看来，“反共主义”是两用的“护身符”：其一，诱使美国不断向韩国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二，以“反共”为借口，“名正言顺”地压制反对党和人民的民主要求。在大多数时候，美国决策层和驻韩外交官员并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李承晚肆意践踏人权，试图通过暗中规劝和外交抗议等方式阻止李氏的独裁脚步。面对外部压力，李承晚时常以“反共”、“保卫国家安全”和“反对其他国家干涉韩国内政”为由拒绝接受美国的民主化建议。由于美国政要们认为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可以替代李承晚的既坚决反共又“崇尚民主”、既能维持政局稳定又具有较高威望的政治领导人，因此多数情况下他们只能以维持美李关系和反对共产主义为重，无奈地接受韩国自由党不断加强独裁统治的政治现实。久而久之，美国渐渐地把加速韩国民主化进程的目标放在一边，认为当务之急是保持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与此同时，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着手帮助韩国发展教育事业。1947年至1956年，韩国初中学生总数由227,400人上升到733,185人，高中学生总数由10,300人上升到90,104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韩国政治家、商人、记者和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政府保证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扩大政治参与并促进经济发展[2](p.105) [3](p.237)。在这两种趋势的共同作用下，50年代后半期韩国的政局呈现出如下特点：人民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在野的民主党日益壮大，自由党强硬派更加丧心病狂地压制公众和反对派的民主诉求。为了保持韩国的国际形象，防止贻人（共产党）口实，在李承晚政府制造“进步党事件”、修改《国家安全法》和查封《京乡新闻》的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曾私下或公开规劝其保持克制。然而，此时李氏依旧一意孤行地加强自由党的独裁统治。
李承晚政权倒台后，韩国依照西欧议会制修改了宪法，建立了责任内阁制，取消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1960年8月，张勉民主党政府上台。虽然该政府努力维护人民民主权利，但它既不能保持执政党的党内团结，又无力满足或拒绝某些社会阶层提出的过激要求。这样，刚刚走出“4.19运动”漩涡的韩国社会又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泥潭。一开始，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只有韩国民主党才可能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因而决定在选举中秘密支持该党[4](pp.665~667) 。事实证明，美国过高地估计了韩国民主党的能力，更没有充分考虑上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留下的“后遗症”给韩国民主化进程带来的影响。不过，艾氏政府很快对此有所察觉。
战后二十余年里，美国对韩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向韩国民众灌输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传授参与选举活动的基本知识，支持韩国建立“三权分立”制度并在某些情况下逼迫韩国政府依照民主原则行事；其二，扶植当地的极右势力，维护独裁政权的统治；其三，反对共产主义，排斥民族主义，促使反共主义成为韩国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简言之，美国既促进了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又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韩国威权（半威权）政权保护人的角色。这种双重作用与美国在韩国的政治目标有关。按照优先性降次排列，美国在韩国的政治目标依次为推动反共、维持稳定和促进民主。抑或是说，虽然美国希望促进韩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但前提必须是不损害“自由世界的亚洲反共大业”和韩国的社会稳定。
二、韩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美国
二战结束之初，美苏军队分区占领朝鲜。美国决策者的头脑中很快形成了如下观念：朝鲜半岛是美苏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场所之一，这里的斗争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其中，经济领域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绩效和经济组织形式的竞争。在以上观念的指导下，美国开始制定对韩国的经济政策。
1945年至1948年，朝鲜半岛的命运始终徘徊于国际托管与彻底分裂之间，因此美国对南部朝鲜的经济政策主要关注救济。大韩民国成立以后，杜鲁门政府开始考虑促使韩国经济走向自立的问题。为此，1949年美国经济合作署制定了一个总额为4.1亿美元的三年对韩援助计划。由于杜鲁门政府内部对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认识不一以及国会的竭力阻挠，该计划基本上仍停留在救济水平。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正在逐步恢复的韩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基本生活必需品再次成为当地人民的首要需求，美国对韩经济政策的目标继续指向救济。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那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依旧认为，共产党仍企图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为了保卫韩国的安全，美国一方面应该大力加强韩国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则必须立即着手帮助韩国开展经济重建工作。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后者是吸引朝鲜人民、瓦解共产党集团的最好办法[6](pp.1464~1465) 。于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在三四年内向韩国提供10亿美元的重建援助资金。1956年，美国完成了这一计划，当年韩国的生产和消费总体上均已达到或超过1949年至1950年的水平。尽管如此，对韩经援计划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挫折却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半岛对苏联发动经济攻势的热情消退了许多。1957年以后，美国国会开始大幅削减整体对外经援，同时增加对印度等中立国家和拉美地区的经济援助，因此美国对韩经援数量不断下降。结果，1958年至1960年韩国经济增长率迅速下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鲜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便完成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取得了远远高于韩国的经济成就。面对以上形势，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估计越来越悲观，甚至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其不可能实现经济自立[4](pp.697~698) 。
1961年，肯尼迪政府上台。在它看来，与韩国再次被“侵略”的可能性相比，因为其内部弱点而被颠覆的可能性更大。或者说，韩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内部政治纷争、经济停滞和社会不安，这使其难以挫败共产党的颠覆阴谋[7](pp.474,553) 。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创始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沃尔特·罗斯托提出，韩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悲观，只要朴正熙军政府制定出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改善同日本的关系，那么韩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走向“起飞”。无疑，他的权威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肯尼迪政府促进韩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7](p.481) 。于是，美国决心在削减对韩资金援助的同时增加贸易援助并加大干预韩国经济决策的力度，进而帮助韩国实现经济自立。1965年以后，韩国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
除了促进韩国经济发展之外，美国还十分关心韩国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冷战之初，杜鲁门政府认为，经济发展计划、国家干预经济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为此，在战后的十年里，美国在对韩经济政策中坚决要求无条件支持私营企业、反对国家干预并排斥详细的经济发展计划[5]( p.230) 。50年代中期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渐感觉到韩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因此开始尝试着放弃以上经济教条，考虑借助长期经济发展计划促使韩国取得经济进步。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甚至极力推动朴正熙政权制定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支持至少是容忍韩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广泛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摆脱了“经济冷战”的惯性思维。1965年，美国再次决定要“以韩国为例在亚洲证明非共产党民族国家建构方式使人受益匪浅”[5]( p.31) 。1983年，里根总统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说时指出，韩国经济快速增长与朝鲜经济长期停滞之间的鲜明对比是自由经济制度优越性的最好明证[8]( p.83) 。
1945年至1965年间，美国对韩国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大体经历了一个“U”字形的演变过程。期间，对韩国经济自立可能性的悲观估计逐渐使美国决策者在对韩国的经济政策中舍弃了自由企业经济增长模式，转而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本身，或者说由手段和目标并重转向目标第一主义。当经济发展目标实现时，出于美苏意识形态斗争的考虑，美国又将其归功于曾经放弃了的手段。
三、韩国反美主义的历史根源
事实上，韩国反美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直接引发韩国反美主义的主要是“光州屠杀”事件与韩美之间愈演愈烈的贸易争端。1979年10月，朴正熙总统遇刺身亡。不久，时任陆军保安司令的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掌握了国家政权。面对新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危险，各地群众纷纷举行抗议活动。1980年5月，政变集团颁布军管法，封锁大学校园，实施出版政审并关押主要政治领导人。当月，全罗南道出现了以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规模空前的反独裁示威。在美韩联军总司令约翰·威克姆（John Wickham）的准许下，全斗焕从三八线附近调回国防军第20师前往光州镇压群众抗议活动。在此次镇压活动中，至少有200名无辜者遇害。美国官员多次公开承认支持全斗焕的镇压行为。得知此消息后，韩国人民的反美情绪急剧上升。他们的观点是：虽然美国一直宣称致力于促进韩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但实际上却一直努力维护韩国独裁政权的统治；美国可能曾经默许甚至支持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且应该对“光州屠杀”事件负直接责任；全斗焕之所以能够实行新军部独裁统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美国在背后为他撑腰[11](pp.10~11) [12](pp.77~78) [13](pp.340~346) 。
20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开始在韩美双边贸易中获得盈余。80年代，该盈余的数额飞速上升：1982年1.62亿美元，1986年74亿美元，1987年97亿美元。迫于国内商界的压力，80年代美国政府逐渐加强了针对韩国商品的贸易保护措施，为此双方多次发生贸易争端。1961年至1981年，韩美贸易争端仅发生在进口限制领域，共13起。而后，争端的范围扩大到韩国进口市场和服务业的开放、韩国的贸易特惠待遇以及韩币升值等问题。仅1982年至1986年双方就发生了87起贸易争端 [14](pp.49~62) 。随着美国对韩国贸易自由化压力的加大，韩国不得不相应地做出一些较大的让步。这引起了韩国公众的诸多怨言。他们认为，美国对韩国的贸易政策不公平。本来是美国自身经济出现了相对下滑的现象，却把责任归咎于韩国，让处于弱势地位的韩国人代为承担经济损失。实质上，美韩贸易争端完全是由于美国的自私自利造成的。
以上美韩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态势使韩国人民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根据美国新闻署的民意调查，1985年韩国有56%的公众和78%的年轻人对韩美两国过从甚密的关系表示不满。80年代末，韩国人对美国的厌恶程度又有所上升。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1989年对美国抱有好感的韩国人已经由1984年的69.9%降至30.1%；同期，讨厌美国的韩国人却由3.3%升至12.3%[12](p.70)。这种情绪直接引发了激烈的反美运动。1980年12月9日夜，韩国天主教农民会全南联合会光州分会会长丁顺哲同4名会员一起放火焚烧了美国文化院。此后，韩国的反美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韩国学者文正垠在最近的一篇专论中指出，二战以后美国一度成为韩国人心目中的解放者和拯救者，因此50年代至70年代是韩国人亲美的时期[16](pp.47~48)。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该观点或多或少地有武断之嫌：一是二战结束至70年代，韩国人间歇性地表现出反美情绪；二是80年代韩国反美主义高涨的根源之一在于战后美国对韩国的政治经济政策。
战后初期，南部朝鲜多次出现以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和暴力反抗为主要形式的反美浪潮，其主题涉及反对美国军政府继续雇佣日本人和曾为殖民者效力的朝鲜人、拒绝接受四国对朝鲜实行托管的计划、抵制美国军政府“扶右抑左”的政策以及批评美国军政府剥夺当地人民的基本权利等等[1](pp.614, 649, 658, 663, 705, 728, 750, 753~756, 766~767) [16](pp.644~645, 661~662, 697, 749~751, 801~802, 871) [17](pp.1097~1098)。这时，南部朝鲜反美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参加者的范围非常广，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左右翼政治力量均在不同时间由于不同原因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 1951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从那以后，在李承晚的煽动下，韩国人民不断发起反美反停战运动。1953年3月末，朝鲜停战谈判取得新的进展，韩国各界随之掀起了抵制停战运动的高潮。一时间，“不统一，毋宁死”和“挺进鸭绿江”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韩国[2](pp.42~43) [3](pp.81~82) [6](pp.902~903, 912)。最后，为了安抚韩国，美国被迫妥协，同意签署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
80年代韩国反美情绪的高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往美国对韩国政治经济政策的产物。1948年，美国扶植以李承晚为首的极右势力掌握了韩国的国家政权。然而，李氏并未按照1948年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行事，而是千方百计地削弱国会、司法部门和反对党的权力，维持并加强自身的独裁统治。为了保持韩国“反共先锋”的战略地位，“4.19运动”以前美国始终容忍甚至支持李承晚的独裁行为。李承晚政权倒台后，美国将以张勉为首的韩国民主党作为新的利益代言人。由于民主党内部严重分裂，加之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猛烈冲击，张勉政府根本无力恢复和维持社会秩序，朴正熙趁机发动军事政变。此次，美国依旧没有站在民主力量的一边，很快承认朴正熙军政府的合法性。1963年，肯尼迪政府迫使朴正熙“归还民政”，建立了具有“半威权”性质的第三共和国。1972年，为了永久执政，朴正熙颁布了“维新宪法”，开始实施个人独裁统治。这时，一些美国人主张采取包括削减对韩军援在内的有力措施，迫使朴正熙放弃成为终生总统的野心。但尼克松政府认为，美国不宜介入韩国内政，这样做只能引起当地更大的政治骚乱。据此，尼克松向朴正熙保证不会干预韩国内政，并承诺为韩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援助资金[21](p.35)。结果，直至1979年朴正熙遇刺，韩国的“维新统治”才宣告结束。当然，这并不是说战后美国始终对韩国政府的独裁统治无动于衷。期间，美国也曾多次秘密劝说韩国执政者遵守民主原则，甚至一再对朴正熙施加压力，要求他“归还民政”。可是，这些情形并不完全为韩国人民所熟知。况且，与美国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力支持韩国独裁政权的行为相比，以上促进民主的举动也确实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根本无法改变韩国人心目中对美国无意信守民主承诺的不良印象。正是这种印象促使韩国民众习惯性地将全斗焕军事政变和“光州屠杀”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继而发起反美运动。
1961年以后，美国开始极力促使韩国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行出口导向战略。为此，它一方面坚决要求韩元贬值，另一方面努力向韩国提供贸易援助，即几乎毫无保留地允许韩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容忍韩国对美国资本和商品流入的限制[22](pp.180~181) [23](pp.114~115)。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不断上升：1960年仅为510万美元，1970年升至3.7亿美元，1974年超过10亿美元，1980年进一步突破40亿美元大关。在此期间，美国逐渐感觉到了韩国商品对当地市场的冲击。于是，60、70年代美国多次迫使朴正熙政府接受针对韩国纺织品对美出口的数额限制[24](pp.123, 126~131)。1984年，里根政府提出了新的对外贸易政策，即“由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据此，美国在继续向韩国商品施加进口配额的同时屡次要求韩国开放国内市场并提升韩元币值。换言之，里根政府企图全面削减对韩国的贸易援助。该政策直接影响到了韩国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绝不仅仅源于对生活水平下降的担忧，更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美援依赖心理的直接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80年代韩国反美情绪的高涨具有历史必然性。
【作者简介】梁志（1975—），男，吉林长春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人员，主要从事冷战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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