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美国冷战战略与中日贸易关系（1948—1950年）

 [摘要] 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和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及反映该战略的外交政策休戚相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尚未达致完全恶化的地步。鉴于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复兴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通过日中贸易关系来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再加之日本政府和民间部门对中日贸易的强烈期待，美国政府对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关系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虽然它也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强加于中日贸易关系之上，但还是允许中日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国务院是坚持该政策的主要力量。这使日本外贸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美国在日本的经济负担自然亦得以减轻。

[关键词] 冷战；经济复兴；中日贸易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挑起了中国内战。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地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逐渐成立了处理各方面事务的新政府。按照常理而言，战后经济一片凋敝的日本应当和中国的新政府通商，发展经贸关系。然而，当冷战在欧洲全面展开后，美国领导人开始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战略为依托，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亚洲的中日贸易关系，对之强加了诸多限制。在正式出台对中日贸易关系的政策之前，美国首先重新制定了对日本的总体政策，以便确立日本对华贸易的指导方针。1948年10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3/2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彻底转变。美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定的对日本极具惩罚性的一系列措施，转而把复兴日本的经济列为“未来美国对日政策的首要目标”。[1] [2]（P858-862）相应地，由于考虑到中国市场和日本经济之间的传统关系，虽然中国逐渐被共产党所控制，但是华盛顿决策层亦不得不慎重对待在日本经济复兴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中日贸易。即便如此，当意识形态因素不断渗入美国外交政策中时，本来十分简单的中日贸易关系随之变得异常复杂起来。

       朝鲜战争爆发前，在美国政府要员看来，复兴日本经济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使日本重返其传统的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华盛顿决策层对中国共产党怀有一定程度的敌视态度，一方面把类似于针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管制同时也强加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上，另一方面也允许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限制下和中国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尽管这种贸易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但发展势头十分良好。尤其是日本国内众多贸易团体强烈要求扩大对华贸易，和美国的贸易管制政策形成对立之势。这便成为美国政府在处理中日贸易关系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

一、杜鲁门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早期政策

       美国在彻底转变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后，尽管极不情愿地看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事实，但为了尽快复兴日本的经济，不得不重视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开始计划制定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具体而言，在复兴日本经济的前提下，美国对中日贸易的关注存在着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兼顾对共产党国家的贸易管制政策的同时，美国企图利用日本对华贸易来分化、离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关系。1948年3月1日，美国政府根据欧洲冷战形势的发展，开始实行新的贸易管制制度，把管制对象分为两类，第一类称为“R”类，包括苏联集团和西欧各国，第二类称为“O”类，包括除了苏联集团和西欧国家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各国。美国政府对向“R”类国家出口的所有物资实施出口许可证制度。这种贸易管制方式又称为“R”方式。它在美国贸易管制清单上分为两类——“1A”（全面禁运的物质）和“1B”（限制出口数量的物质）。① 也就是说，美国此时已经对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实行“R”方式的贸易管制。至于中国，由于它逐渐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美国政府也准备对其实施类似于“R”方式的贸易管制。[3]（P186）不过，美国并不反对日本和中国共产党新政权从事非战略物资的交易。其理由之一，便是1948年6月斯大林与南斯拉夫铁托之间的对立业已表面化，所以美国决策者们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将来也许会产生同样的裂痕。而发展中日贸易关系，甚至是美中贸易关系，或许会成为离间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强有力的杠杆。[4]（P32）

       第二，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关系进展得十分缓慢，其糟糕的经济状况依然不能得以缓解。在美国的对日经济复兴计划中，设计者们打算让日本多和东南亚地区通商，少和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进行经贸上的往来，并且尤其期待东南亚市场能够取代日本的传统市场——中国大陆。[5] 尽管在美国的引导下日本政府力图扩大它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但这种贸易的进展速度实在不如人意。主要原因在于：其一，该地区本来就十分贫穷，且居民购买力差，在短期内不可能成为日本理想中的外贸市场；其二，由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对该地区的野蛮侵略和掠夺，当地居民都有很强烈的反日情绪。1948年下半年，日本从该地区两个最主要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进口的物资合计占其进口总量的3.4%。[4]（P215，第5-2-29表：“朝鲜战争前的贸易”）这样，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糟糕的贸易关系，使得日本的外贸状况几乎就没有得到任何程度的改善。到1948年底，日本的贸易总量尚不及1937年的20%。而且，它还不得不严重依赖美国的资源，从美国的进口量占其进口总量的65%。其贸易赤字在1948年达4.26亿美元，比1947年的3.52亿美元多了7400万美元。[6]（P106，Table 5-1, Japan’s Foreign Trade Balance, 1934—1936, 1945—1962）这对正闹“美元荒”的日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因此，美国决策者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日本传统的中国市场，重视中日贸易的发展。

       第三，面临日本巨额的贸易赤字，美国政府越来越不能承担对日经济援助的沉重负担。日本的贸易赤字问题基本上全部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才得以解决。由于东南亚地区在短期内无法成为日本重要的进出口市场，所以可以预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除非美国为日本找到可取代传统的中国市场的新市场，否则它不得不向日本源源不断地提供经济援助。本来，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援助就连年攀升：1945—1946年为1.93亿美元，1947年为4.04亿美元，1948年则上升到4.61亿美元。[6]（P37, Table 3-4, Japan’s Balance of Payments: Net Transactions by Major Item, 1945—1962）沉重的经济负担让美国人对政府抱怨连连，国会越来越不愿意为日本提供经济援助。就连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一位官员也不得不承认，“对日占领使美国人民每年负担1.88亿美元的税款。”[7]（P81）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政府而言，一个最现实的考虑就是让日本人重返其传统的中国市场。

       在上述三方面因素的主导下，杜鲁门政府决定制定一个较为全面的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希望既能对中日贸易予以一定程度的严格管制，又不影响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最终为美国摆脱沉重的经济负担，复兴日本经济创造良好的通商条件。1949年2月10日，美国国务院开会讨论“在对共产党国家予以贸易管制的情况下复兴对华贸易的可能性”。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特别助理达拉斯·多特（Dallas Dort）认为，“中日贸易的恢复是和对华贸易政策休戚相关的一个因素”。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同意这种看法，提出应当继续维持并扩大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易货贸易协定，因为对华贸易对日本经济的复兴至关重要。中日贸易将支持日本成功地获得经济上的自立，从而避免美国承受过多的经济负担。不过，他还强调下述情况的重要性：日本对华出口在总体上受美国出口管制法令的制约，且盟军最高司令（SCAP）一直在尽量避免使日本的出口完全依赖中国市场。[8]（P823-826）会议结束后不久，2月28日，国务院在其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报告，即国家安全委员会NSC41号文件。[8]（P826-834）

       这份文件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要“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为此，文件提出，应当通过允许恢复和中国的正常经贸关系，在莫斯科和中共政权之间造成严重的不和，增加“中共政权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摩擦”。显然，美国打算利用对华贸易作为分化离间中苏关系的一种手段。

       在离间中苏关系的主要目标下，NSC41号文件确定了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政策。首先，文件强调了中日贸易对日本的重要性。它指出，“为了实现日本的经济自立，对华贸易是非常重要的。既然美国预计中国必将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那么日本在冷战中的战略价值便大大增加了。因此，即使日本在资源上对中国的天然依赖为中共提供了牵制日本的潜在而有力的杠杆，”但除非美国愿意“无限制地为日本经济承担责任”，否则这种不利因素将是“一种可估算出来的风险”。这反映出美国决策层面对十分重要的中日贸易关系时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

       其次，文件建议开辟可替代中国大陆的新市场。它提出，“盟军最高司令应当鼓励在易货贸易的基础上开展和中国的贸易，但应避免（日本）为了获得重要的食品和原材料而过分依赖中国的资源。”鉴于此，“鼓励日本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南亚和东南亚在内，开辟新市场。”从那些地区寻找可替代中国大陆的资源供应地。由此可见，美国政府一直念念不忘要把日本的贸易方向引向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其他地区。

      第三，文件规定应建立针对全中国的出口管制体系。凡是具有“直接军事用途”的商品，都应该对共产党中国实行禁运；密切注视那些重要的工业、运输、通讯物资和设备向中国各地的出口，以防止这些物品由中国出口或再出口到苏联、东欧、北朝鲜。美国贸易管制清单上除“1A”类有部分物资实施全面禁运外，其余和“1B”类物资一样，限制出口数量。这就是说，对华贸易管制体系虽然参照针对苏联集团的管制办法，但管制水平却比对苏联、东欧国家略微缓和一些。日本对华贸易的展开必须严格遵守该管制体系所规定的内容。

       从上述主要内容可以看出，美国政府为复兴日本的经济、摆脱援助日本的经济包袱，对中日贸易采取“既拉又打”的政策。一方面不得不允许日本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又坚决贯彻对华贸易管制的政策，严格限制日本对中国出口美国安全清单上的诸多物品。这实际上依然不利于日本大幅度地改善其糟糕的贸易状况。对几乎所有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希望不仅恢复、尤其要扩大中日贸易关系。毕竟，他们对传统的中国市场一直都充满着期待。

二、日本对中国市场的期待

       中日贸易关系形成的历史比较长，特别是1930年代发展十分迅速，因为当时工业化起步不久的日本亟需庞大的中国市场。在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看来，中日贸易对日本的经济繁荣和工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根据日本通商产业省调查，1934—1936年，日本平均每年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价值为1.695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18.3%，而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为1.021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11.8%。[9]（P132）在对中国的出口中，纺织品占出口总额的25.8%，机械和工具类产品合计占18%，食品和饮料占12.8%，金属及金属制品占12.4%。反过来，日本从中国进口大批量的大豆、油菜籽、桐油、猪鬃、煤和生铁。其中，大豆的数量最多，占日本从中国进口总量的25%，其次是煤，占10.9%，排在第三位的是油菜籽，占9.1%。[10]（P178）

       从中日间的贸易结构看，日本主要从中国进口资源，对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也就说，日本既需要中国的原料，也需要中国的市场。虽然在二战结束前日本对华贸易属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野蛮掠夺的半殖民经济范畴，但中国的原料和市场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状况并没有因日本战败投降、中国政治局势变动而有所变化。无论如何，中国为日本提供其所需原料的能力没有发生变化，同时中国在二战结束、乃至内战结束后的经济建设可以容纳日本能够提供的许多轻、重工业品。

       鉴于二战后初期日本经济满目苍痍，考虑到中日贸易关系对日本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难以估量的作用，日本社会各界普遍期待恢复并扩大这种贸易关系。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日本国内，从民间就开始准备与新中国进行贸易。1949年3月，日本财界人士在东京的日本工业俱乐部首次召开了促进中日贸易的会议。当时，日本贸易公团库存有大约80亿日元的滞销商品。减少这些滞销货的库存，就是召开该会议的主要动机。[4]（P34）此后，参加该会议的全体成员于1949年8月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同年4月，日本还成立了由国会议员组织的超党派的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后来又于1950年10月，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这些民间的活动显然反映了日本人急于和中国通商，以便使日本摆脱经济困境的迫切心情。当时左派社会党领袖铃木茂三郎对媒体说，“贸易对日本人和红色政权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日本贸易协会主席还指出，事实上“日本的某些商品已经经由香港和北朝鲜走私到中共控制的地区。”[11] 他们的言语中明显流露出对美国管制中日贸易的政策的不满。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非常渴望发展中日贸易关系。1948年12月，当中国山东解放区政府发布了该区进出口贸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告之后，日本政府迅速做出反应，认为这是中国新政权的第一个对外贸易法令，显然表明它打算恢复和外国的贸易关系。日本经济安定本部旋即翻译了通告的全部内容，同时预测，如通过香港，或英美的公司作为代理商，非常可能与中国共产党政权开展起间接贸易。该部门还乐观地认为，共产主义政权下的中国，将成为日本出口纺织机械及其零部件和棉纺织品等商品的很好的市场。[4]（P34）

      不仅如此，日本首相吉田茂在1949年5月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亦毫不掩饰他对中日贸易发展的前景所寄予的期望。他说，“我憎恨共产主义，甚至于我都避免阅读与之有关的消息，但我不在乎中国是红的还是绿的，”因为在吉田看来，“中国是一个天然的市场，它对日本而言是必须要考虑的市场。”此外，他还公开否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对日本是一个威胁，同时他告诉日本国会，与中国的贸易哪怕是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对日本的复兴将是必不可少的。[12] 而且，吉田内阁的通产大臣稻垣平太郎于1949年11月在国会预算委员会上说，“日本计划进行长期的努力，以使得它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达到日本进出口总量的25%或30%。”他同时指出，虽然日本在二战后准备把东南亚地区作为日本未来的市场，但是，“日本在传统上以中国为市场，并且日本的许多商社不顾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已经为中日贸易关系的恢复而组织起来。”[13]

      日本民间部门和政府的行为充分表明，他们迫切希望恢复并扩大中日贸易关系。毕竟，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统治下，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以及美国援助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