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确立
从斯大林掌管苏联政权起，特别是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以后，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逐渐改变了其功能，即从共产党组织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降格为莫斯科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附属品和二等工具（对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而言）。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11]。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利于苏联开展外交的副作用——莫斯科因领导共产国际而成为各国政府集中攻击的对象。此外，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状态，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指示随苏联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地位和策略的变化而显得反复无常，杂乱无章。正是这种状况，迫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就考虑到应解散已经成为苏联负担的共产国际了。1941年5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活动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不是把各国的运动引向一个国际中心，而是把重点放在每个国家中的运动及其领导，竭力使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得到发展，使这些党善于由他们自己来领导本国的工人运动，善于由他们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组织，在完全和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的同时为本国的工人运动担负全部责任”。这种考虑的实际目的在于摧毁“所有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础，打掉资产阶级因本国共产党反对战争而指责其为“叛徒”这张王牌。不过，“这项工作并不十分紧急，不应匆忙，而应加以认真的讨论和准备”。[12]
当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当苏联确定必须建立巩固和长期的反纳粹德国同盟，并感到需要同英、美盟国建立新型的相互关系时，解散共产国际已经成为当务之急[13]。1943年5月23日斯大林在答记者问时说明：解散共产国际是因为必须驳斥共产主义敌人所制造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于外国的命令[14]。斯大林这一说法并非完全虚言，为了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和推动西方盟国开辟第二战场，莫斯科必须对国际舆论有所交待。不过，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没有发生在对于苏联来说是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和1942年，而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战场局势以后的1943年，这说明莫斯科的考虑绝不是仅仅着眼于战争的胜负，其中还蕴含着斯大林为战后国际安排和苏联外交政策奠定基础的长远打算。也许应该更确切地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战争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为苏联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思维提供了契机，而斯大林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与西方大国合作这一历史机遇。
从1943年初，苏联驻英、美使馆就开始通过电报与莫斯科讨论战后世界的格局问题。1944年1月，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在给莫洛托夫（后转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长信中，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主要目标，坚持认为“应该创造出这样的局势，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苏联的安全并最低限度地保持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以使苏联能够强大起来。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导致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除非在德国爆发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否则，苏联还是应当与同盟国进行合作而不是与之进行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此，苏联“可能的和可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加强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友谊”。[15]几个月后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也做出了判断：美国会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苏联的合作感兴趣，双方的目标将会大体一致。[16] 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同年7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更强烈地主张双方合作。对于战后苏联应当“同盟国合作还是断绝所有联系”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寻求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17]莫洛托夫后来也承认，当时认为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是很重要的。[18] 正如葛罗米柯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回忆的，1944年9月参加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时，斯大林“确实期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进行长期合作。”[19]
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当丘吉尔于10月9日提出英苏两国在东南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案时，斯大林态度十分积极。经过艾登和莫洛托夫的详细讨论，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英国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领导人也承认英国在希腊的势力范围，至于南斯拉夫，双方各占一半。[20]显然在并不知道这一交易的情况下，李维诺夫于11月15日在题为《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其可能的基础》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避免战后与英国在欧洲的冲突，应该事先划定双方的“利益范围”。他向莫洛托夫描述了苏联在战后所应要求的“最大利益范围”，这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英国的利益范围可包括：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而挪威、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则作为缓冲地带。[21]
为了实现这种外交构想，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战略方针中，就不能再提世界革命，也不需要各国建立共产党单独政权。在其势力范围内，苏联努力促成匈、保、捷、波，甚至南斯拉夫建立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22]例如，1945年1月初斯大林向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建议：目前不要提国有化问题，尽量不要吓着和排斥包括塔塔列斯库集团在内的资产阶级阶层，应建立全国民主阵线政府。[23]莫斯科还指示芬兰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24] 即使对那些已经出现了革命迹象的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和伊朗，苏联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25]至于在西方势力范围或中立地带，克里姆林宫给共产党的指示仍然是从这种地缘政治构想出发的。斯大林在1944年3月3日夜里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主要应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还委托陶里亚蒂将这一精神传达给法共。[26]同年11月19日，即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出访莫斯科前夕，斯大林同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了会谈。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既没有谈到世界革命，也没有提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问题。莫斯科关心的是使法国尽可能快地成为英国和美国在欧洲大陆势力的平衡力量，成为苏联潜在的同盟者。因此，斯大林强调指出，法共不要保留武装力量，不要挑起同现政府的冲突，而应该尽量与激进派，尤其是社会党建立左派联盟，积极参加“复兴强大的法兰西和加深民主制运动”，及正规军队的恢复工作，以促使法国政府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甚至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好也不要恢复，可以建立人民青年联盟。[27]为了保证英国对希腊的控制权，莫斯科还要求希共接受苏联关于在希腊建立统一临时政府的建议，并迫使他们在1945年初自行解除了武装。[28]
当然，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并非要放弃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而只是改变了领导形式。一方面，斯大林在1946年5月11日对联共（布）领导人解释说：“经验表明，不能有一个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马克思、列宁生前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区性的联合，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等，但对此不能着急”。[29]斯大林后来曾多次谈到欧洲的区域联邦问题，恐怕都是源于这一思想。另一方面，莫斯科于6月12日在共产国际组织机构和干部队伍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贯彻苏共的意图，季米特洛夫仍然是实际领导者[30]。这样，既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与西方全面合作的环境，又能保证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行动的指挥。不过需要指明的是，这同构建一个集团性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有根本的区别，否则就没有必要解散共产国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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