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欧洲一样，二战结束前后美苏在亚洲也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到对抗的过程。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就中国问题达成妥协，美国牺牲中国的利益，以外蒙独立和恢复苏联1905年以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而换取苏联早日对日作战。由于这个协定是在国民党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罗斯福还承担了说服蒋介石接受的义务。在美国的周旋下，1945年春天，蒋介石基本认同了雅尔塔协定，因为斯大林回报他的似乎更为丰富：承认国民党的权威和——最少是暗示——承诺不帮助中共夺权。
为什么美国积极促使苏联承认国民党政权，盖迪斯认为原因之一是美国“希望斯大林用他的影响去限制毛泽东”。Russell D.Buhite在《美苏关系在亚洲》一书中比较详细地论述过美国的这种策略：罗斯福希望中国统一在蒋介石的亲美政权之下，以此为前提和平解决国共矛盾，他认为达成此目的的办法就是取得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保证，因为得不到苏联援助的毛泽东比较可能向国民党妥协。因此从1944年夏天起，罗斯福就积极地拉拢蒋介石和斯大林。迈克•沙勒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中讲到1944年赫尔利在代表总统出使中国的途中先到莫斯科，要求苏联保证不向中共提供援助和鼓励之事时，他也这样分析到：罗斯福认为美国人如果能够依靠俄国人去支持蒋介石或至少使他们保持超然态度，就可以说服中共不在中国奉行积极的革命路线，与此同时，蒋介石会感到比较安全，可能就此准备接受和共产党人的某种有意义的妥协……达成一项解决方法之所以重要，是由于罗斯福担心如果内战真正爆发，俄国人也许会油然兴起援助满洲的念头，中国陷与内战的局面也会对战后亚洲的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总之，1945年2月雅尔塔协定所确立的美苏在中国的关系是合作的关系。但是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他们都认同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后将重新统一中国。然而日本投降后国共立刻开始对东北的争夺，继而爆发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又出人意料的取得胜利，这一系列的变化迫使美苏调整既定政策。
在国共对东北的争夺中美苏的“合作”政策第一次显示出与现实情况的不相适应。控制中国东北的苏联悄悄地支持中共，默许中共军队大量进入东北并把缴获的日本武器转送给中共军队。而美国则派出空军与海军帮助国民党把部队运送到东北，同时派马歇尔将军使华调停国共矛盾，企图建立一个“国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盖迪斯认为苏联对中共的支持是意识形态使然，而美国的行为则反应了美国人对苏联通过中共控制中国的恐惧。马歇尔使华的目的就是“寻求一切机会解决国共矛盾，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可能导致苏联控制中国的方案。”
到1947年，马歇尔德调停显然已经失败。杜鲁门政府开始转向“楔子战略”，准备接受一个反苏的共产主义中国。盖迪斯分析了这种转变的原因：（1）杜鲁门政府认识到深陷混乱的中国事务只会带来无尽麻烦；（2）华盛顿的官员不认为共产主义国家能在苏联领导下团结一致，铁托对斯大林的背叛就是证明，而中苏之间有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毛泽东很可能成为亚洲的铁托，这就是“楔子战略”；（3）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策略专家认为美国阵营失去一个中国并不会打破世界均势，因为包括德国和日本的防御圈就足以遏制苏联的扩张。
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是最终与苏联结盟，宣告了美国“楔子战略”的失败。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杜鲁门政府未能阐明其政策，由于国内政治特别是援蒋的院外集团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妨碍了其政策的贯彻。还有一些人认为是杜鲁门政府命令司徒雷登大使断绝与中共的非正式会谈而把中共推向苏联。
但是盖迪斯认为这些解释“仅仅从美国的角度出发而没有考虑到毛自己对同美国合作的可能性与有利性的评价。”他指出最近公开的中方资料显示“如果毛泽东曾经有过与美国合作的希望，这些希望也似乎在1946年初即马歇尔调停地第一阶段就结束了。从此毛就认定美国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障碍……”盖迪斯接着从毛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弃美择苏：“首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毛确信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苏联的工业成就令毛印象深刻，……他在苏联体制中看到了能够使他的国家告别贫弱的办法。……第二点原因是毛感到被美国抛弃和欺骗。……他对杜鲁门政府继续支持蒋介石极为不满。他不相信马歇尔调停的公正，因此同时美正帮助蒋把军队运到满洲。……第三点原因是随着中共胜利在望，毛越来越相信美国会在中国进行干涉。”
而毛为什么会担心美国的干涉，盖迪斯又作了一番分析：“首先，毛不认为自己的国家处于世界的边缘……因此他的结论是美国绝不会让他的傀儡蒋介石被推翻而坐视不管……第二，毛对于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缺乏了解，……他把一切美国显要的言论――无论是东京的将军们，还是国会里的右翼分子，或者是援蒋集团刊物上的狂热社论，都视为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最后，斯大林也反复向毛灌输美国干涉的可能性……。T1835，p.63-64
总之，盖迪斯认为中国与美国逐渐走向对抗的主要责任应由中共来负，美国无论怎样行为都难以阻止中共积极地与苏联结盟。他提到中共对南斯拉夫的尖锐批评，对美国领事沃德将军的监禁，认为这些都是毛在向苏联表示绝不做亚洲铁托，而1949年6月30日，毛发表一边倒的讲话，中共就主动地而非被迫地加入了苏联的阵营。
随着中共取得内战的胜利，苏联的对华政策也逐步变化，从袖手旁观到与中共结为军事同盟，从坚持雅尔塔协定到与中共签订新的同盟条约。1949年6月底，刘少奇秘密访苏，受到苏联的热情接待。斯大林对待中共的态度为何转变，盖迪斯列举了几条解释：“他从未放弃世界革命的信念，他现在意识到世界革命可能不仅通过苏联而且要通过另一个共产主义大国的领土扩张才能实现。他对与西方世界发生战争的恐惧使得“间接战略”成为需要：因此有必要让中国领导亚洲。最后，斯大林愿意让中国在远离苏联的地方进行一定的扩张，卷入周边矛盾，从而使中国不过分强大。”
但是盖迪斯又认为这些解释把斯大林假定为冷静的和精明的，这与斯大林同中共客人的谈话中流露出的感情洋溢并不一致。他提供了另一个解释：斯大林“把中共的胜利视作他的革命的年轻时代的某种回报，也可能令他确信他在1927年前关于国民党可以用来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策略是正确的。同时盖迪斯也认为中共对莫斯科事事服从的谦恭态度，不作铁托的忠诚保证是斯大林对中共从不理睬转变为与之结盟的重要原因。
1949年底到1950初，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代替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友约》，宣告中苏正式结为同盟。盖迪斯对毛访苏的叙述有一些不实之处，例如，他认为毛到达苏联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才提出进入实质性问题的商讨。但是沈志华根据俄方最新解密档案写就的《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与结果》讲到毛抵苏当天即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提出订立新的条约取代1945年条约之事，遭到斯大林拒绝，两人不欢而散。盖迪斯又写道“周恩来终于携正式条约出现”，但沈志华的同一篇文章中也讲到1950年条约的文本是由苏方拟定的，中方仅仅稍有改动。T1835，p.68-69
总而言之，盖迪斯对中苏结盟的基本看法是中国是主动方，苏联是受邀方，这与苏联把同盟关系强加给他的东欧邻国不同，反倒与西欧与美国的结盟相似，中国因为恐惧美国的进攻而倒向苏联，西欧因为恐惧苏联的进攻而抓紧美国，两个同盟都是建立在对某种进攻危险的不切实际的假想之上。他还指出因为想象中的恐惧而采取行动的例子在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