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是深受冷战影响的一个国家安全政策领域。本文在综合运用美国解密文件的基础上，探讨冷战期间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文章认为，大国空间决策及空间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美苏的综合实力对比和美国的决策心理定式，并使冷战和空间政策实施具有了同一性；美国决策者制定空间政策的前提是根源于“过度威胁预期”和“记忆恐惧”的知觉错误，其结果是导致决策过程中的“非逻辑性”和“过度防御心理”的产生。
［关键词］：美国军事外交 冷战时期 外层空间政策
1957年，苏联卫星斯普特克尼（Sputnik）上天标志着人类空间时代的到来。事实上，美苏两国对于空间技术的关注和空间政策[①]的制定早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这一新的政策领域因诞生在冷战的土壤中而打上了深深的冷战印记，反之，大国空间政策的实施必然与冷战形态纠合在一起，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冷战的性质。盖源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外空决策的解析揭示这一新生事物对冷战走向和进程的影响，再反之以美国的外空政策为研究视角解读冷战的某些特质。
本文试图说明的观点有三：1)大国空间政策及空间时代的到来扩大了冷战的空间维度，改变了美苏的综合实力对比和美国的决策心理定式，并使冷战和空间政策实施具有了同一性；2)美国决策者制定空间政策的前提是根源于“过度威胁预期”和“记忆恐惧”的知觉错误，而冷战的源起与持续也要归因于这种知觉错误；3)美国决策者的知觉错误导致决策过程中的“非逻辑性”和“过度防御心理”的产生，这亦是冷战特质之一。
一
关于外层空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814/1号文件这样界定，“……为便于政策声明，空间分成两个区域，‘大气空间’和‘外层空间’。‘外层空间’被认为与‘大气空间’相邻，‘外层空间’的下限是‘大气空间’的上限。” [②]这一段话尽管未明确外层空间的下限在哪里，但“外层空间”被划分出来，成为单独的政策领域，因而就有了一系列围绕其制定和实施的政策目标。
外空政策的研究范围是什么呢？负责制定外空政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最初考察这项政策时就界定：“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是有关美国在与外层空间相关的科学、民用、军事、和政治活动中的利益的政策。它包括探空火箭、地球卫星、和其它空间运载工具，它们与开发和使用外层空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政治和精神意义。”由于火箭技术与弹道导弹技术的亲缘关系，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该政策是否应将弹道导弹包含在内曾有分歧，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利安等人的坚持，最后确定的空间政策文件表述如下“尽管外层空间技术与弹道导弹技术的关系已被广泛认可，美国对弹道导弹的政策不包括在这个政策里面。”[③]
反弹道导弹系统（ABM）是否应包含在美国的空间政策中则又是一种有争议的情况。美国制定空间政策之初，ABM正处于技术研发阶段，因此在NSC5814文件中，反弹道导弹系统没有被包括进外层空间政策。到NSC5918，尽管反导防御系统仍未包括在内，但文件补充一句为“除非空间运载工具可能被应用在与这种系统有关的地方”。[④]随着ABM完成实验阶段并实战部署，其与空间系统实际上已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正如里根政府官员在讨论NSDD 144（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草案时所说，“防御技术研究已清楚表明一个有效的战略防御系统的主要部分将是天基的（space-based）。在一个关于国家空间战略的NSDD公布之前，承认战略防御倡议（SDI）对于美国三个空间部门〔民用、商业、军事空间部门――本文作者注〕的潜在影响似乎是适当的。”[⑤]因此，虽然直到冷战结束所有美国空间政策文件对ABM的归属都未加详细说明，但其显然已成为美国空间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内部对外空政策的酝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了，由于受冷战制约，这一带有鲜明技术色彩的领域从一开始就由军方主宰。早在1946年，美国空军授命刚刚组建的兰德公司就卫星运载工具的可行性进行研究。1946年5月，兰德公司的第一份报告出台。报告首先明确表示从技术和经验的角度来说，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具有现实可能性；其次，它预见到“未来的卫星运载工具可以用来载人飞行”；最后，它确定“这样一个运载工具将毫无疑问地证明有巨大的军事价值……可直接应用于洲际导弹的发展……且不能通过雷达从地面实施监测。”[⑥]
从1946年到1957年美国政府高层不断有报告或专题会议就发射卫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进行探讨。[⑦]从这一时期几份报告和备忘录的分析中可以归纳出此时美国空间政策发展的特点：其一，外层空间受到美国决策当局越来越高层次的关注。最初只是三大军种的各自独立运作，后来参谋长联席会议（JCS）参与进来，到1955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通过了关于外层空间的第一个政策文件，即NSC5520[⑧]号文件，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性质[⑨]而言，这表明外空政策已成为一个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领域。其二，文件具有明确的意识，即外层空间就是用来同苏联进行冷战对抗的。在军事层面上要用空间来促进导弹技术的发展[⑩]；在政治上要通过卫星侦察打开苏联封闭社会的铁幕，确立“空间自由”原则[11]；在心理上则要用一颗卫星对苏联施加技术优势的精神影响。总之，发射一颗卫星实际上是“改变〔美苏〕现存力量平衡”之举。[12]其三，综览这一时期的评估文件可知，无论是美国的智囊机构也好，还是政府决策层也罢，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苏联会抢在美国之前发射一颗卫星。[13]这实际上反映了冷战进程中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即在1957年前，尽管苏联在核技术及其运载工具等方面一直紧随美国并有后来居上之势，在政治方面也不断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但从冷战心理上说，综合实力的天平仍在美国一边。苏联对于美国来说，还不是一个有足够制约力的显性对手，只是一个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必须加以遏制的潜在敌手。换句话说，此时的国际形势是“一极稍大”，尚未完全进入两极均衡对抗的格局，反映在美国的对苏战略上就是“积极遏制”：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干涉朝鲜和策动伊朗1953年的政变等。
在上述情形之下，1957年10月苏联卫星上天就在极大程度上颠覆了冷战前期的形势对比，引发人们一系列冷战宏观图景和微观心理的变化。
首先，苏联第一颗卫星斯普特尼克使外层空间由一个潜在的冷战竞争场所变为美苏公开敌对的领域。两国在空间的活动扩大了冷战的深度和广度，使冷战敌对与对峙延伸至除陆、海、空之外的第四维空间，并由此影响到美国整体国家安全观念的改变。1959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把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正式写入美国“基本国家安全政策”NSC5906中，[14]这标志着外层空间政策正式纳入美国安全战略的范畴，并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一个关键领域。此后，外空作为冷战专域的影响不断得到加强。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陆军退役中将格雷厄姆在其“高边疆战略”中，进一步提出美国要利用空间技术优势在太空设防，以摆脱恐怖均衡等灾难性理论的束缚，从而恢复对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未来信心。[15]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所有的国家，不管其官方修辞是什么，都完全清楚这一事实，即空间代表着一个维度，一个有必要放置资源以增强国家安全的维度”。[16]
其次，苏联卫星抢占“空间第一”的事实，既对美国造成了现实威慑，也使整个西方对苏联的军事和科技实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既在事实上改变了美苏综合实力对比，也在微观心理上改变了美国的决策定式。应该说，核与导弹是使冷战形态区别于其它任何战争形态的重要因素，因其巨大的杀伤力而维持着冷战的恐怖平衡。尽管苏联在核军事科技方面不断与美国接近，西方国家却没有人相信苏联会在重要的军事技术，尤其是导弹技术方面赶超美国。1955年苏联曾宣布要发射一颗卫星并宣称将在空间击败美国；1957年初，苏联宣布试验成功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可“那时没人把他们的话当真”。[17]是斯普特尼克的成功发射才使西方人终于相信“俄国人现在可以制造能够打到世界任何既定目标的弹道导弹了”；“很明显他们在导弹技术领域已取得了极大的领先地位，”[18]从而改变了1957年前的心理对比。这种洲际导弹高悬头顶的现实威慑加之卫星的巨大心理冲击，使美国的冷战心态发生转变。在综合实力对比的层面上，我们不能说苏联已超过了美国，但可说二者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实力平衡；在心理层面上，美国不仅认可了苏联的实力地位，还进而产生“导弹差距”的逆想。其结果是美国彻底改变了1957年前的冷战决策定式，对苏联的“积极遏制”也为“消极遏制”所取代。在某种程度上，从“大规模报复”到“相互确保摧毁”的美国核战略转变，也可视作这种决策改变的证据。而历时五年的“导弹差距”恐慌，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才得以终结，其时“美国卫星告诉肯尼迪，苏联核力量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知己知彼使肯尼迪能够诱使赫鲁晓夫摊牌。”[19]
最后，正因为空间时代降临在冷战形态中，其在改变着冷战性质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一个冷战问题，从而使冷战和空间政策实施具有了同一性。冷战与外空政策的影响是双向互动的。实际上，外层空间对冷战的影响是深广而多层次的，它突破的不只是空间高边疆、安全高边疆，更是一种战略心理高边疆。是人类的空间活动和政府的空间政策参与才使冷战成为一种包含一切的全方位的冲突。曾因书写空间政治史而获普利策奖的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麦克杜格尔认为：“斯普特尼克在……表明苏联科学优越性方面所作的，是改变了冷战的性质。冷战，在一个从前曾是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地方，在从前美国仅需要在第一线向其盟国出贷援助和安慰的地方，现在完全成为一个彻底的为了人类的忠诚和信任在社会成就的所有领域进行的竞争，在其中科学教科书和人种的协调成为同导弹和间谍一样的外交政策工具”。[20]艾森豪威尔曾这样概括说，苏联威胁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其具有包含一切性的特征，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为其扩张武器服务。[21]空间活动对冷战的影响到肯尼迪执政时期更为突出。在1961年的一次讲话中，肯尼迪清楚地表示美国的月球登陆计划是由于“现在正在全世界进行着的自由与专制的战斗”，苏联技术能力的最新展示将说服其它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是更有效的发展途径，其“在各国人头脑中”有如此大的一个冲击，“并正试图决定他们应当选择哪种道路”。[22]外层空间已经同军事竞赛、国家威信竞争、制度号召力、文化优越性等种种冷战问题联成一体，所以有人断言说，“当苏联在50年代的剩余几年内继续成功，并且当美国似乎不能“赶上”时，空间政策转化为一个冷战问题就在事实上完成了。”[23]
二
正是由于外层空间对于冷战，冷战对于外空有着上述如此深刻的相互影响，以及空间与冷战之同一性的存在，我们才可以通过美国空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解读空间竞赛和冷战的某些特质。
当我们探讨早期美国外层空间政策时，有两个疑问会不期而至：即1)除了技术优越感，是什么影响美国为“空间第一”做出决策？2)斯普特尼克效应到底对美国空间政策和冷战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怎样的心理暗示？为了方便解答这两个问题，笔者引借了美国国际关系著名学者罗伯特·杰维斯关于“错误知觉”（也叫知觉错误）的概念。
杰维斯关于“错误知觉”的概念利用了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有以下几个层次：其一，知觉是指人在受到刺激后进行选择、组织和判断自己接收的信息的过程。错误知觉则是由于决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了误断，其决策和行为随之偏离了实际。其二，由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认知相符现象[24]、诱发定势[25]和历史包袱，因此错误知觉是普遍存在的。在国际关系中，许多双方本无意冲突的情况下爆发的冲突正是源于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其三，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再明智的决策者也经常出现错误知觉，因此了解其存在和形成机制可以减少由于错误知觉而造成的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26]
回到1957年前美国的空间决策上来。尽管战后苏联拥有强大的常规军力并于1949年获得了核武器，但尚未能对美国构成临界的现实威胁。其时美国决策层一直处于无意识的矛盾心理中:一方面，长期的技术优势和文化优越感使美国轻视苏联的空间努力，拒绝接受有关苏联科技进步的任何信息；另一方面，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政治领袖受二战“珍珠港”记忆和苏联封闭社会性质的影响，对苏联的意图充满恐惧的臆想。在美国人看来，冷战之可怕并不仅因为敌意长久不散和共产主义的可怕，更因为“斯大林展现出一种神秘莫测、令人恐怖的形象”。[27]美国决策层认为，这种神秘性同常规军队一样是苏联力量的源泉，兰德公司就曾评论说，“完全秘密是苏联领导层评估美苏之间力量关系的因素之一，在这方面，任何重要的秘密丧失都可能导致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美国力量的相对向上调整，并因此增加退让的稳定性。”[28]这样的历史包袱和思维定式使美国决策层更为关心怎样能对苏联进行有效核查，促使其“开放天空”，并将其视为开启苏联秘密的有效途径。
鉴于这种知觉，美国政府的相应决策是一方面由各种智囊机构不断出台各种“应付突袭威胁”的报告[29]，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每年出台一至二份专门分析该年度“苏联可能的直接军事行动”的报告[30]。另一方面，要争取以一种恰当方式发射一颗卫星，以建立“空间自由”原则，其目的都是为了“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获知苏联的能力和意图”。[31]为了寻找适当的发射时机使苏联不致对这样一颗“确立标准”的卫星提出抗议，美国的卫星建设相对缓慢。[32]与此同时，也在酝酿发射卫星的苏联领导层却目的明确，就为争得“空间第一”，为了证明“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做出了怎样自由而尽责的努力去实现人类大胆的梦想”[33]，也就是说，苏联想用一颗卫星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根据已解密的文件和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回忆录可知，美国本来可以抢在苏联之前发射一颗卫星，[34]但决策层的知觉错误使美国确立了方向偏离的空间政策目标，其结果是1957年，人类第一颗卫星由苏联科学家送上了轨道。
再来总结一下美国早期空间决策产生知觉错误的原因。其一，空间决策的知觉错误来源于美国历史遗存的技术心理优越感和对于苏联技术落后的心理定势，实际上，CIA早在1954年就预测苏联会发射一颗卫星，并且在1957年初苏联也曾正式宣布试验成功一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可是由于这些信息与美国决策层原有的认识不一致，因而未能纳入其原有的认识框架中，关于苏联落后的错误意象得以持续下去，从而出现认知误差[35]。其二，知觉错误还来源于同属历史包袱的“珍珠港”记忆。美国是历史上少有惨痛记忆的幸运国家之一，唯其如此，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给美国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怖记忆。战后美国对“突袭”的恐惧因苏联社会的“封闭”性质而加深了。因为极其强烈的希望避免“核珍珠港”，艾森豪威尔于1955年7月提出“开放天空”，建议美苏交换关于各自军事建制的信息，并允许无限制的飞越对方领空以便于确认。[36]然而苏联拒绝了这一建议，美国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侦察飞机的秘密行动和用卫星确立“空间自由”的努力。战后美国情报机构、思想库极端发达也证明了这种恐惧记忆的存在。因为不以“空间第一”为主要的决策目的，美国并未像苏联一样使用最为可能成功发射卫星的弹道导弹作为卫星运载火箭。一步之差，谬以千里。最后在苏联卫星的压力下，美国仍不得不用从前否决的“红石”导弹发射了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其三，过度威胁预期是产生错误知觉的又一原因。在国际关系中，对立双方互为对方做威胁评估是正常的，但这种威胁预期如果不与实际相符，超过限度则会引起决策失误。曾在兰德公司、CIA和国务院担任高级政策评估员的雷蒙德·加特霍夫对此深有感触，“不少人，特别是从杜鲁门时期就从政的那些老人，总是怕别人低估‘共产党威胁’。”[37]这种过度威胁预期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知觉错误和决策失误。
文章第一部分已经对斯普特尼克之于冷战的影响作了说明，然而从知觉错误的角度来说，斯普特尼克更为深远的影响可能在于：其一，其颠覆了美国人持之以恒的自信心，使美国决策者产生了技术“珍珠港”[38]的知觉，并为以后冷战政策的制定打下了“过度威胁预期”之心理暗示底子；其二，由于卫星技术与弹道导弹技术的亲缘关系，美国本土遭遇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现实威胁恐怖，从而使其跌落入更深的冷战怪圈中。及至苏联第二颗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军方已经肯定，它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并且就美国卫星侦察的早期能力而言，美苏“存在巨大的差距。”[39]由此可见，冷战知觉错误引发美国早期的空间危机，而苏联卫星反过来加深了这种知觉错误，促使冷战进一步深化。也就是说，如果不加以纠正和调整，知觉错误也是一个螺旋叠加上升的模式。
在空间冷战与知觉错误的关系互动中，美国对中国的空间决策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应该说，无论是冷战初期还是现在，美中两国的军事实力，特别是空间技术能力是极为不对称的，然而美国对中国的空间能力预期却完全脱离实际，这是冷战知觉错误的又一典型事例。
1958年5月苏联卫星3号发射升空不久，美国开始担心中国会在苏联援助下发射一颗卫星，如果这样，“〔中共的〕卫星发射或许会被视为共产主义制度能够创造如此快速和令人吃惊的技术结果之能力的积极证据。”[40]
三
许多研究冷战史学的“后修正派”学者认为，从利益追求的角度来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存在发起冷战的意图。冷战之所以形成，是两国领导人对于对方意图“误读与误判”的结果。[42]这种观点是冷战史研究中的一个进步，可是如果以杰维斯的理论进一步推敲的话，会发现这些学者也只看到国际关系中有错误知觉引发冲突之普遍现象的存在，但具体引发和维持冷战存在，并使其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决策中之错误知觉的“误读与误判”到底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冷战的特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冷战的特质就在于决策者没有掌握好决策过程中的“度”，因其“过度威胁预期”而导致错误知觉，又因其错误知觉而导致“过度防御心理”的产生，而二者相互叠加螺旋上升的结果就是五十年空间冷战的现实。
还是以美国对中国与苏联的空间决策为例。
就中国而言，上文提到，因斯普特尼克引发的知觉错误使美国夸大了中国的空间威胁。随着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已发现共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其与莫斯科在军事政策、经济政策、对其它共产主义党派的控制以及基本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严重冲突，”[43]显然苏联不会再对中国提供空间技术援助，以当时中国的空间技术实力而言，美国本可以卸下“中国空间威胁”的包袱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肯尼迪执政期，美国国务院通过一系列政策评估报告，对中国的政策意图得出的结论为，“同苏联相比，中国更不理智，更加不计后果”。[44]这种知觉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对华空间决策上的错误认知，并依此制定出夸大了的对华空间防御计划。
肯尼迪即任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关注中国的先进武器发展，并对中国的空间军事力量发展定位，认为：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已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一个比我们从前想象的更为野心勃勃的先进武器项目。……北京肯定会利用其成就来扩大其宣传战。……它可能会使用一个原型中程弹道导弹（MRBM），加上一枚单级或多级火箭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其目的是……劝诱邻邦人民：北京正叱咤风云（ride the wave）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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