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推断却因为符合美国决策层的思维定式而被用来当作空间防卫中国的理论依据。恰好到60年代中期，美国反弹道导弹（ABM）从技术上进入可以实战部署的阶段，1967年9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宣布部署“哨兵”防御体系，并指出这一体系主要地是设计来防御来自“第N个国家的威胁”，特别是中国正在研制的那种不先进的ICBM威胁。[48]
就苏联而言，美国针对其的空间防御心理是全程而实时的。自有卫星计划起，美苏就都萌生了保护本国卫星的设想，即反卫星武器（ASAT）。美国的第一个ASAT体系，卫星监控与拦截（SAINT），从1956年进入设计试验，1959年8月，国防部最终批准其全面发展。1961年4月，苏联第一次载人航空飞行成功，赫鲁晓夫公开用标准的冷战思维和冷战语气威胁道，“你们没有50-100百万吨级的炸弹，我们有比100百万吨级更有力量的炸弹〔氢弹〕。我们把加加林和蒂托夫送入太空，并且我们能用其它载重代替他们，这些载重可以指向地球的任何地方。”[49]加加林带来的恐慌使美国倾两届政府之力实施“阿波罗计划”，并最终在月球着陆方面“战胜”了苏联。然而，实际上早在“阿波罗计划”的后期，美国就已经实力不济，大量的经费被移用做越战军费，美国的空间发展计划迟滞了。
1982年，即任不久的总统里根宣布发展空间边疆将是他在80年代四个优先政策之一。[50]里根之重视空间防御力量是因为他意识到此前美苏之间实行的相互确保摧毁（MAD）战略确实疯狂，这是一场没有胜者的战争。[51]可是他很快用另外一种疯狂代替了这种疯狂。
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中苏空间能力的评估都是夸大而没有实据的，是由“过度威胁预期”导致的错误知觉。可是这种非逻辑性的错误知觉竟被上升为一种理论原则，并直接用于针对中苏的冷战决策。肯尼迪时期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首次明确提出所谓针对中苏的“威胁预期最大化原则”（greater-than-expected threat），其核心思想是“必须对最遥不可及的可能性做出极端保守的估计以保卫国家。”[53]换句话说，冷战时期，用“过度威胁预期”制定“过度防御政策”的非逻辑性被当作一种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用于政府决策中，并体现在冷战实施的方方面面，这可说是冷战最为突出的特质。
四
前文针对美国的外空政策与冷战特质形成的关系、外空政策所显示的冷战知觉错误和“过度防御心理”做了简要分析，这里仍有几个问题有待补充说明：
首先，冷战具有“知觉错误”和“过度防御心理”的特质是从空间冷战的角度提出的，这种推论是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答案是肯定的。冷战之后，回过头来看美苏的冷战设计，就会发现许多在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决策，在当时被郑重其事的执行着。美国的冷战错误知觉和过度防御心理不仅体现在空间决策上，在其它方面也处处可见。
（1）知觉错误的现实存在。随着冷战结束，越来越多的美国外交文件和中苏外交文件解密，使我们得以揭开冷战面纱。大量的事实表明，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领导层都没有主动攻击对方的战略意图，双方的政策基点都是防御性的。以空间决策为例，尽管赫鲁晓夫曾大喊空间战的口号，但五十年一贯，双方在空间发展上都十分克制，并订立了一系列维护空间和平的条约[54]；以战争边缘为例，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可以说是双方最接近战争边缘的一次，但双方都以极大的理智避免了直接冲突；以地区热战为例，根据新解密的苏联文件，史学家沈志华认为朝鲜战争是在苏联以为“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内的情况下才发生的[55]；再以美国自约翰逊时期就提出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为例，虽然其实际后果是增加了美国的威慑能力，但美国的出发点还是纯粹防御性质的。美国冷战核战略的重要决策者麦克纳马拉在三十多年后（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关于核武器在此世界之责任的确定，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政策，历经35年都是建立在错误前提的基础上的。……所以虽然是后知后觉，我认为我们不时地夸大了威胁，并且虽然我们面对着非常真实的威胁，但我们的确误解了苏联和中国的目的。”[56]上述种种事实反证了整个冷战时期，双方（尤其是美方）对对方意图的夸大估计和过度防御心理的产生是认知错误的结果，即错误知觉是冷战起源的主要原因之一。（2）过度防御心理的客观存在。从一般知觉的角度出发，美国面临苏联这样强大的对手，应当进行必要的防御，然而，冷战暴露的是一种过度防御心理的存在。1957年，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交了一份对整个六十年代国际关系影响深远的报告，即盖瑟报告。该报告危言耸听地认为，苏联可能在1959年晚些时候以一百枚携带百万吨级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向美国发动一次袭击，届时，平民将无处躲藏，而战略空军司令部将……毁于旦夕。[57]盖瑟报告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六十年代风行一时的“人工掩体”计划。然而，最为危险也是非理智的计划莫过于美国的“核战争计划”（Nuclear War Plan）。早在冷战初期，美国军方就不断有人提出打一场“预防性战争”的主张，要趁苏联尚未强大到足以威胁或进攻西方之前，选择有利时机对其实施核打击。这样一种计划曾得到美国军界和政界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以至决策层一直相持不下，直到1954年末，艾森豪威尔才用NSC5440号文件明确否决了打预防性战争的主张。[58]然而另一种核战争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计划（the 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 SIOP），却作为一种现实的核战争计划存在着。2004年7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项目组将一批SIOP文件解密公布，[59]使我们得以初窥这场战争设计的全貌，也得以窥见美国制定冷战计划的过度防御性。SIOP是于1960年开始制定的针对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核打击计划，它是美国国家安全中的最高机密，只有总统和少数军方人士才了解其详情。SIOP最为非理性之处是其确定核打击目标时，不仅以军事目标为打击对象，而且把城市－工业目标也包括进去，其目的是为了摧毁对象国的持续生存能力，以便赢得战争。[60]这一核战争计划在此后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延续下去，除了增加一些灵活性的修改外，以一场全面核打击对抗另一场核打击的实质并没有改变。SIOP的危险性之大、保密程度之高就连美国国会都深感担忧。2000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克里多次要求国防部将SIOP置于国会考察之下；2001年，拉姆斯菲尔德在参议院作证时，参议员兰德里欧再次提出此事，但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总统决定的事。其接受行政部门的数量极少的人考察。……这是所有我能说的。”[61]这样一种核战争计划显然是过度防御心理作祟的结果。
其次，正如前面已经强调过的，冷战的这种知觉错误和过度防御心理是一个不断螺旋上升加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有类似“珍珠港”的事件发生，刺激着美国冷战心理的增强。从苏联的氢弹试验成功、斯普特尼克升空、加加林航天飞行，到中国的战略核武器发展，错误知觉仿佛得到了不断的符合印证，从而延续着冷战的存在。而冷战过度防御心理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直到肯尼迪执政时期形成“威胁预期最大化”原则，并实际上成为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
最后，冷战的错误知觉和过度防御心理并没有随苏东解体而消失，反而以极强的惯性存在着，这在美国军方和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美国又回到“一极超强”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上，世界仍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野；美国的潜在对手也没有消失，只是由苏联转向中国和一些所谓“无赖国家”；而冷战思维持续存在的最好证明是作为冷战特质的知觉错误和过度防御心理在冷战结束后仍毫无变更的存在着。
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保有“珍珠港危机记忆”。1998年，美国参议院委派后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牵头组成调查委员会就美国空间体系的国家安全管理和组织展开评估，其后形成的“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报告”认为，美国面临的弹道导弹威胁是广泛的，比最初猜测的还要更成熟、发展更为迅速，并且其会在很少甚至没有预警的情形下出现。[62]该报告特别担心中国和其它国家微型卫星技术的发展，担心其会被用来干扰甚至破坏美国商业和军事卫星。报告最后还警告说，“我们不想在某一日清晨醒来时发现已遭遇‘空间珍珠港’。” [63]类似评估报告一如冷战时期，每年都要由政府、国会出台好几份，其间彰显出的冷战色彩丝毫没有减弱。“威胁预期最大化”原则到小布什执政时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得到强化。2002年，副国防部长费斯仍然强调，“因为我们的情报是不完美的，我们必须假设我们已确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实际存在的一小部分”。[64]美国决策者希望其设定的应付力量可以满足“最坏假定”（worst-case）的需要[65]，因此2002年10月小布什在针对伊拉克问题的一次演讲中说：“了解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威胁，了解伊拉克政权的设计和欺骗，我们完全有理由作最坏打算，并且我们有紧迫的责任去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66]正是由于错误知觉继续存在于后冷战时期美国决策层的思维中，苏东解体后，美国并未放弃其部署弹道导弹防御（BMD）体系的想法，反而意志坚决的退出《反导条约》。根据新华社华盛顿（2004年）7月23日电，美国军方已于22日在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利堡部署了一枚长约17米的陆基拦截导弹，标志着美国开始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67]
美国总统里根曾对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互不信任是因为我们手握刀枪，我们手握刀枪是因为我们互不信任。”[68]这实际上是对冷战知觉错误存在的一种正确认知，只是积重之下，美国决策层很难从冷战思维返回到正确认知的轨道上来。对于美国外层空间政策的研究，虽然不能解释全面的冷战问题，却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视角。
（原发表于《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
[①] NSC5814/1, “Preliminary U.S. Policy on Outer Space”,
NSC5918, “
NSDD144, “National Space Strategy, August 16,
[②] NSC5814/1, “Preliminary
[③] NSC5918, “
[④] NSC5918, “U.S. Policy on Outer Space, January 26, 1960,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Council”.
[⑤] NSDD144, “National Space Strategy, August 16,
[⑥] “Preliminary Design of an Experimental World Circle Spaceship, May 2, 1946,” RAND SM-11827, ISBN: 083302672.
[⑦] “Conference on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Unconventional Weapons, January 26,
[⑧] “NSC5520,
[⑨] 美国白宫在网上公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简史（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97）表明，NSC并非建立来应对冷战紧急事件，而是对某些大的事件提供政策指导和长远政策设计。美国的国家空间战略无疑是具有总体全局性的政策事件，因此，自艾森豪威尔到乔治·布什政府，美国决策层制定了相当数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文件（NSC）、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SDM）、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国家安全研究指令（NSSD）、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以及总统指令（PD）等来设计和规划不同时期的美国外层空间政策。
[⑩] 火箭与弹道导弹在技术上确实有很大的亲缘关系，实际上，美苏两国最初用来发射卫星的火箭都是由弹道导弹改制而来的。空间时代早期的卫星都不需要回收（更没有航天飞机），因此运载火箭与弹道导弹的主要差别是重返大气层（re-entry）问题，弹道导弹必须克服重返大气层时弹道外壳因摩擦而产生的极高的温度，而运载火箭则不存在此种问题。后来随着卫星回收技术的发展和航天飞机的出现，这种差别也消失了。但运载火箭与弹道导弹仍有两点大的差别：一是卫星发射，尤其是重量大、仪器多的卫星，所需的推力要比弹道导弹大得多；二是两者所需的制导精度不同，火箭制导主要是控制卫星的入轨精度，而导弹制导需要控制动力飞行段、自由飞行段及再入段这三大段的偏差。详见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著，静海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32页；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考克斯报告：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14页。
[11] “NSC5520,
[12] 需强调的是，这一“力量平衡”是指作为“一个国家军事体系的新的和非常规的补充”来说的，也就是说，仅指美苏间存在的军事平衡，而非综合实力平衡。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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