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外交可以看作是罗斯福一个人的外交。1941年是罗斯福外交思想中开放原则形成和系统化的重要标志。构成这一原则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使命观念：他坚信美国拥有世界性的使命，在世界上应当发出重要的甚至是支配性的声音；第二，世界一体、互相依存的思想；第三，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第四，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第五，结束老殖民主义和“势力范围”、构建开放型殖民新体系的设想；第六，建立世界性普遍安全体制的思想。
关键词： 美国；罗斯福；外交政策；开放原则
罗斯福带领美国人民参加并领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使美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领袖，从而开创了称为“美国世纪”的新时代。在这一过程中，罗斯福自己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更多的是从罗斯福作为政治家所具备的素质去寻找答案[1]。实际上，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上半期的美国外交，可以看作是罗斯福一个人的外交，因此，对罗斯福的外交思想和他对世界的设想和筹划，应当作一些挖掘和分析，这样有助于对当时的美国外交进行更为深刻和实质的认识。
一、关于罗斯福外交思想的讨论
史学家们对罗斯福外交思想的评价，直接同他们的立场和对世界结构的看法联系在一起，因此，争论的焦点往往集中于和表现为国际主义同民族主义的分歧，或曰干涉主义同孤立主义的分歧。传统史学认为美国参战的原因在于外部世界，欧亚集权国家对民主世界所构成的威胁使罗斯福别无选择，美国参战是必要和正确的，罗斯福作为总统是坚决的和富有远见的[2](P52)[3](P126)。进步派(或称“老修正派”)史学由于注重国内的改革运动，所以他们对罗斯福外交的批评多少带有孤立主义的倾向，认为轴心国并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罗斯福当时拥有参战与否的选择自由，但是他通过激化同日本的矛盾的方式，诱导美国人民走上干涉主义之路，投入对外战争[4](P5)[5](P8)。现实主义学派受冷战的影响，并不否认30年代的美国有介入外部世界的必要，他们认为国际均势和国家利益要求美国参战，美国参战标志着美国外交已经度过了童年期，逐渐走向成熟。但是现实派对罗斯福外交也有所诟病，认为罗斯福同其他民主党总统一样，在其外交中掺杂有较多的理想主义的成分，不善于利用一定的国家实力在世界竞争中求得生存，因此在战后酿下冷战的结果，罗斯福代表的是一种无视国家利益的、被错误定义了的世界主义[6](P74)[7](P145-147)。
修正派史学出现的大背景是越南战争的失利引起的对美国冷战外交的反思和批判。因此，要求美国收缩战线、将精力转移到国内改革，是该学派的主要观点。从这一点上看，修正派接过了进步派“在国内开放门户”的口号。他们认为，美国参加二战是其传统的对外经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罗斯福政府解决危机的困境、实现国内经济复苏的有效手段，而这一点正是30年代的孤立主义同世界主义共同追求的目标，因此，当时美国国内两种外交思想的斗争并不是营垒分明的，在美国是否走向世界的问题上，二者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8](P595-619)。
另有一些学者们认为，修正派和进步派一样，都是以一种封闭的眼光来评价罗斯福政府的对外政策，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实质上是在推崇“高筑壁垒的美国”[9](P118-126)。还有的学者进一步发挥了修正派的观点，提出对外干涉和对内改革的目标并无二致，都是为了推进民主，只是方法和途径不同，那种把孤立主义者看成是排外的以及把干涉主义者看成是好战的观点是过于简单化了[10](P47-64)(P65-94)。
关于罗斯福与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关系，学者们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传统派学者认为罗斯福同孤立主义作了坚决和巧妙的斗争，最后引导公众走出孤立主义的阴影，奔向反法西斯战场[11](P132-133)。
有的学者指责传统派将公众的孤立主义情绪对罗斯福外交的制约作用过分夸大了，他们认为罗斯福在决策时与公众的情绪并无多大的抵触[12](P76)。修正派则指责罗斯福欺骗和误导了美国公众，将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强加于他的国家和人民[13](P153)。而有的学者如罗伯特·迪万则认为罗斯福秉承了孤立主义的特征，他在30年代的所作所为不是在欺骗具有孤立主义情绪的公众，而是他内在的思想倾向的表现[14](P186)。罗伯特·达莱克一方面认为罗斯福同孤立主义的斗争打败了轴心国，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修正派对罗斯福的批评，认为罗斯福代表了一种历史的讽刺：为了从纳粹手中拯救民主，却以一种非民主的手段破坏了他一心想要维护的民主制度[15](P289-290)。因此，他认为罗斯福是一个“以孤立主义者面目出现的国际主义者”[15](P99，168)。本文仅对罗斯福外交中的开放原则的形成及其性质做出评析。
二、罗斯福早期外交思想剖析
富兰克林·罗斯福青少年时期所生活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无疑是充满世界主义色彩的。他的家族与对华贸易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的堂兄是伟大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其担任美国第26任总统的8年中，曾经挥舞“大棒”将中美地峡运河区夺取到手，又以首倡解决摩洛哥危机的阿尔赫西拉斯国际会议将手伸进远离美国的欧洲和非洲事务，同时还在远东推行“均势外交”，以维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年轻的富兰克林将其堂兄奉为楷模，甚至连自己进入仕途的步骤也是严格地步这位堂兄的后尘。他多次随家庭赴欧洲旅居，见多识广，这种生涯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大有裨益。1896年，罗斯福进入格罗顿学校读书，在这里，他接受了基督教的使命观念，坚信美国将在世界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一信念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
有些学者认为罗斯福之所以在30年代表现出来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是因为他受到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重重包围[16]。实际上，对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孤立主义的力量并不能估计过高。一战结束后威尔逊的失败固然有孤立主义势力抵制的因素，但是威尔逊的政敌亨利·洛奇应当是他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洛奇不属于孤立主义集团，他从来就是向海外实行扩张的“大政策”的鼓吹者和拥护者，并且很早就倡导过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也没有理由断言威尔逊之后共和党的三任政府是奉行孤立主义路线的政府，因为共和党在执政的12年中，在参与世界事务方面还是有许多大手笔的。比如通过华盛顿会议，基本上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以“门户开放”为基础的均势格局，并且通过国际条约使美国的海军力量成为与英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一强。种种迹象表明，虽然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但是共和党政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参与了世界事务[17](P308)。
罗斯福的前任胡佛也并不是像有的学者认定的是一位孤立主义者，这位哈定政府的商务部长曾致力于美国的世界性商业扩张，首创了商务参赞制度。他在总统任内，将其经济政策建立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之上。他的放任主义虽然没有挽救陷身危机中的美国，但是毕竟使美国避免走上法西斯之路，保全了民主体制。他制定的“缓债”举措表明了他的依赖国际合作的多边主义观点，他还主张进行有效的裁军，以此作为平衡预算、振兴企业、实现经济复苏的手段。只是罗斯福自己没有听取和采纳胡佛的意见①。因此，学者们对罗斯福初任总统的30年代所面临的国内形势作了新的分析，对孤立主义弥漫的程度提出质疑。对此，达莱克的分析还是较有道理的，他认为，“30年代不是美国的孤立主义毫无变化的时代，在罗斯福总统任职的头两年，他在国内面对的并不是强烈的孤立主义，而是对外部事务的普遍的冷漠”，这种冷漠不但没有约束他处理外交事务的手脚，反而“给了他能比较放手地试图扩大美国同外国的关系的自由”[15](P78)。
罗斯福立场的转变大约发生在1932年1月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之后。在报业巨头威廉·赫斯特的攻击和威胁下，罗斯福突然宣布放弃早年关于国际联盟的观点，
三、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和罗斯福的民族主义外交思想
1932年11月与胡佛的会谈失败后，罗斯福的外交思想仍然处在模糊和极不确定的状况。大危机使他进一步滑向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以邻为壑，向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转嫁危机的现实主义，为此当然要放弃建立在国际合作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在国际金融问题和战债问题上，罗斯福否定了胡佛关于举行全面的国际会谈的建议，只同意在国际性会议之外与英、法等国的代表单独会谈。会谈于1933年初开始。英国代表重提洛桑会议②的精神，罗斯福表示在该问题上两国的立场无法调和。一直到1934年初参议院通过意在惩罚拖欠战债的国家的“约翰逊法”③，这项法案是得到罗斯福的全力支持的，惟一的保留是该法案只限制在惩罚拖欠美国政府债务的国家，而不涉及美国公民的债权纠纷。关于与战债有关的金融秩序问题，胡佛的国务卿史汀生曾向罗斯福建议，在和英国进行战债谈判时，先让英国人做出稳定货币的保证，但该建议没有被罗斯福采纳。不仅如此，在他的新政改革中，竟将膨胀政策放在突出的位置。
在世界贸易和关税问题上，罗斯福曾经于
显然，他所谓的“健全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指振兴被大危机搞得临近崩溃的国内经济，具体来说，就是将与世界经济有关的事情放在一旁，关起门来实行经济自卫政策。在这时，他在思想上还在摇摆不定，言论上互相矛盾，行动上也是首鼠两端。一方面，他准备请求国会通过一项贸易互惠法案，同意国务卿赫尔将削减各国关税、实行临时关税休战的内容写进美国向即将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提交的建议当中；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国会通过了旨在限制农产品进口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农业调整法案。
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宗旨是降低关税，稳定货币，促进国际贸易，重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秩序。罗斯福为美国代表制定的原则包括如下问题：关税休战，取消外汇限制，建立持久的金本位制，逐步废除贸易障碍等。他授命代表们在会上声明，美国愿率先撤销禁运和进口限额等贸易限制，并表示愿同各国达成双边或多边互惠协定。但是，他又在多种场合散布对会议的悲观情绪，让人们不要对会议抱有过多的期望和幻想。他认为，会议不可能在关税和货币等问题上有所成效，因此，他又给美国代表发出两点具体指示：第一，不追求在大会上达成国际协议，只将诸如贸易和货币问题留给各专门委员会去讨论；第二，速战速决，不要将会议拖延过长的时间，最好在8月中旬就结束会议。会上法国提出必须先就稳定货币达成协议，美国代表根据罗斯福原先的指示，同意达成一项将美元的汇率稳定在1英镑等于4美元的协议。但是罗斯福却出尔反尔，拒绝了代表团为达成协议而制定的方案。他在
四、向世界主义和开放主义的转变
罗斯福的理想主义一时被现实的考虑所淹没，他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克服国内危机的目的，但是，却危害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并且这种危害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显现出来了。英国强化了它的“帝国特惠体制”，法国提高了贸易壁垒，欧亚法西斯势力猖獗并积极向拉美渗透，世界性的扩军备战越演越烈，国际联盟摇摇欲坠。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已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击碎了罗斯福企图加入国际法庭的计划，并且严重干扰了其外交的开展。
转折出现在1933年底。这时，“新政”已初见成效，美元开始稳定，国内经济初步好转，外交调整的的时机已经到来。
进入1935年后，国际局势急剧紧张。德国加紧扩军备战，意大利向东非增兵，公然挑起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罗斯福试图通过国际集体行动的方式限制德意的计划由于英法的冷谈而失败，这之后，他又面临着国内已经开展的和平主义运动。8月底，国会通过了中立法，罗斯福在不得不签署该法案的同时，努力为这项法案的实施制造障碍。1936年初，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新的中立法案，该法案将中立行动的决定权赋予总统，因此在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结果双方达成妥协：1935年中立法稍作修改后延长14个月，其中将武器禁运的执行权交给总统。至于罗斯福提出的贸易控制要求，国会未予审议。此时，美国大选即将开始，这极大地牵扯了罗斯福的注意力，他不得不在一次讲话中表明战争期间恪守中立的决心和不同国联发生联系的立场[19](P132-133)。在此期间，除了对德国实施反倾销税之外，罗斯福在加强国际合作以制止法西斯方面没有什么作为。相反，当
罗斯福的世界主义在与拉美关系问题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贸易互惠主要是在拉美地区开展的，互惠精神成为“睦邻”政策的重要内容。1936年12月，罗斯福亲自率团赴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由他发起的泛美和平会议。他设想的“和平机构”计划没有如愿，但是美国在大会决议中做出了不干涉拉美各国事务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同拉美的关系。
会后美国加强了与拉美的互惠外交，通过互惠贸易法、复兴金融公司和进出口银行开展了大规模外援计划，从而抵制了德国在拉美的渗透活动。1937年是沉寂的一年。
对美洲的安全和“门罗主义”构成挑战。罗斯福虽然没有承担防卫责任，但是他表示希望能向英国提供援助，由后者保卫格陵兰。5月，国会在罗斯福的要求下，共增拨国防费用17亿美元，扩充兵力达到37.5万人。同时，罗斯福有针对性地提出“第五纵队”问题，意在向孤立主义势力发起主动进攻。
这时，罗斯福的外交思想已经体现出开放的基调，
五、罗斯福外交思想中的开放主义原则
1941年是罗斯福外交思想中开放原则形成和系统化的重要标志。构成这一原则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使命观念：从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使他很早就在其思想的深处扎下了使命观的根子。他坚信美国的世界性使命，他的信条就是在世界上“发出重要的或许甚至是支配性的声音”[21](P12)。在罗斯福的使命观中，包含有为信仰和理念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他立志于建立一个充满仁爱和正义的世界，要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热爱自由的传统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就如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所描述的，罗斯福像一个民主时代的堂·吉诃德，为寻找需要保护的可怜的少女而漫游世界[22](P32)。当然，仅仅停留在使命观念还是远远不够成熟的。使命观具有双重表现，如果只认为美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点，那么会导致关在种族优越的笼子里孤芳自赏，这就表现为孤立主义；而如果进一步认为美国具有向世界扩散其文明的责任和义务，那就会表现为世界主义。罗斯福外交之所以朝着世界性开放主义发展，是因为他对使命的理解已经达到更深的层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福越来越将消除法西斯势力纳入其使命的范围之内，他向孤立主义提出的挑战也是站在这一高度上的。他痛斥哪些“肯于剪短美国雄鹰的双翼来铺垫自己安乐窝的一小撮自私的人”，他将维护民主和世界和平同美国的命运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战争当中雄心勃勃地预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从而高瞻远瞩地勾画战后的世界蓝图。
第二，世界一体、互相依存的思想：应当指出的是，罗斯福开始对世界一体的概念还十分模糊，还停留在国际合作思想的阶段，也就是依靠国联，实现世界的稳定与和平。直到1937年罗斯福才谈得上有了系统成熟的世界观。这期间一方面是国际形势的紧张化促成了他的转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内心反省的过程。正如他在1936年8月的一次演说中所说：他把“每天24小时的相当一部分用在研究外交关系上面”[19](P129)。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提到了在裁军和社会人道方面美国必须要进行国际合作。在
第三，自由主义和民主理念：民主是资本主义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开国之父们留给后代的政治遗产，体现在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里。而罗斯福对民主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民主不只是民众的自由表达，也不只是普选制度，而是一种能动力量，是一种坚固持久的体系，具有在危难时自救的能力，即满足人们政治和经济的需求，对危机中的社会进行有效的调节。他认为，西欧的民众运用民主权利却选择了法西斯和专制制度，之所以出现这种讽刺性的结果，是因为他们在大危机中失去了经济生活的基本保障。罗斯福认为，十条修正案对生命与自由的保证已远远不够，还应当确保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他断言，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安全就没有真正的自由，“饥饿和失业的人们是制造独裁国家的原料”，他呼吁一种新的“权利法案”。据此，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的口号，并将它具体化为8项权利[19](P467)。四大自由当中，前两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通过国内的“新政”改革可以得到保证，而后两项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则需依赖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依赖于国际大家庭的不受侵略者进攻的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精神安全。这样看来，罗斯福对于自由民主的理解同他的世界主义是紧密相连的[23](P106，136-137)。
第四，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罗斯福在入主白宫之前，并没有成型的经济思想，他头脑中只有简单的自由贸易观念，认为高关税制度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担任总统后，国内的经济问题扑面而来，使他应接不暇，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经济理论家，在他的“新政”初期，许多举措带有盲目性。他改变原来的立场，采取了像废止金本位、限制进口、提高物价等政策，实际上只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危机，保护自身利益的本能行为，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然而，他思想深处的稳定货币、取消壁垒的想法始终没有泯灭。这就使他在国内经济稍有转机之时，马上就回到国际合作的立场。他反复强调，他所施行的国家调控不等于“经济专制”，而是一种更加自由化的国际贸易秩序。关于拆除壁垒，他的认识有三点：第一是“助他即自助”的思想；第二是同废除中立法中的禁运条款联系起来；第三，世界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他将自由贸易上升到国际法的高度[19](P233)，后来又把这种国际法具体化为美国在历史上一贯坚持的中立权利和海上自由原则。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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