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地区国际关系在60年代初期发生了深刻变化。肯尼迪政府利用中印边界紧张局势拉拢印度，推动它与巴基斯坦合作，企图建立南亚反华军事同盟，将这一地区纳入到针对中国的冷战对抗中去。苏联也在利用印度，扩大它在南亚的影响。根据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特点，中国已经加入西方集团的巴基斯坦政府签订了边界协议，并在1965年印巴战争中支持巴基斯坦。中、印、美、巴、苏关系的互动结果是，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明显下降。这表明，即在冷战高潮时期，这一地区中的地缘政治因素仍比意识形态因素更起作用。
一、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缓慢发展
建国之初，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疏远和冷淡的，中国对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缺乏了解，受到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影响，中国一开始将这些国家归入西方阵营之内，视其为帝国主义的走卒。巴基斯坦是根据伊斯兰教义建立国家的，对一个刚才革命中诞生的新中国政权也没有多少了解。印巴两国立国之后就为克什米尔问题发生争端，在1948年和1949年，联合国已经就这一问题通过了6个决议。由于印度在1949年年底宣布承认新中国，由于巴认为中国将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巴基斯坦于是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穆斯林国家。不久后，它也宣布撤消对台湾国民党政策的承认。巴基斯坦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它不愿看到印度与中国形成密切的关系，而它自己却被晾在一边。
在巴基斯坦看来，中国革命是亚洲的重大事件，巴政府还批评一些国家不愿承认新中国，它还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接纳中国为联合国成员。1950年6月朝鲜战争发生后，巴基斯坦认为北朝鲜侵略了南方，并象征性地加入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但是，在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后，巴基斯坦却没有在联合国投票指责中国是侵略者。而且，巴基斯坦也没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表示异议。尽管如此，中巴两国正式建立还是拖了一年多。中国对巴基斯坦冷淡的原因是，巴基斯坦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并一直在努力争取西方的援助，中国政府对此感到不悦。1951年11月，当巴基斯坦首任大使罗查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毛泽东曾以一种揶揄的口吻问到，巴基斯坦大使是否要由英国王室任命。[1]
1953年2月，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它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来，巴地处南亚与中东的交接处，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加上印度反对美国的结盟政策，因此美国应当将巴基斯坦纳入反共联盟中去。这年10月和11月，具有亲美意识的巴陆军司令阿尤布·汗将军应邀访美，商讨所谓“共同防御”问题。这一行动使中国增加了对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怀疑。同年12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了巴基斯坦，不久双方还宣布美国同意向巴提供军事援助。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中国人民正在密切关注美国与巴基斯坦建立军事同盟的活动，巴基斯坦的东西两个部分都很接近中国的西南边疆。此时，中国已开始与印度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讨论与谈判西藏问题，中印关系进入密切和友好的时期，而中巴关系却相当疏远。
巴这一时期声称它“决心在自由世界的集体防御中扮演重要角色。”1954年5月，美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共同防御协议。同年，为了加强对中国的遏制，美国在东南来地区组织地区军事联盟集团，巴基斯坦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之一。第二年巴基斯坦又加入了另一个西方冷战军事同盟机制“巴格达条约组织”。对巴基斯坦来说，得到西方援助的意义远远大于它与西主结盟的意义。中国对巴基斯坦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自然不满，但是更不满意的是印度。印度自独立后就执行中立的外交政策，它不愿看到东西方冷战扩大到亚洲，更不愿意看到巴基斯坦从冷战对立中得到好处。当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以后，印度对美国的批评更加大声了。美国当时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担忧地指出，美国向巴基斯坦供应的武器可能被用来对付印度，这可能会增加南亚与中东的不稳定。但是，杜勒斯没有接受鲍尔斯的反对意见。[2]
1952年以后，中国对广大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中国逐渐认识到，这些国家有可能采取和平与中立的国际立场。从1954年起，谋求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方针。尽管中国强烈批评美国通过军事集团包围中国的图谋。而且巴政府从这一年起追随美国利用投票程序反对新中国得到联合国席位。但是，中国看到巴基斯坦对外政策中的某些特殊性，所以并没有向巴基斯坦提出外交抗议。1955年，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保格拉进行了两次会谈，保格拉强调，巴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不是反对中国而只是保护自己不受印度的侵略，巴基斯坦也不会参加美国发起针对中国的战争。中国接受了巴的这一解释，三天后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尽管我们原则上反对军事集团，但是中巴“达成了互相谅解。”“在集体和平与合作方面存在和谐一致的相互理解。”保格拉当场确认了周的观点。[3]
1956年中巴两国总理进行了互访，但是关系仍然保持在不太密切的状态。巴总理回国后曾经说过：他相信在关键时候中国会对巴提供援助。但这只是他个人的印象。中巴两国之间也存在着边界划分问题，但中国在50年代初期不打算立即与邻国解决复杂的边界问题。但与中印关系不同，这一问题并没有成为两国间发展关系的障碍。实际上中巴两国是在克什米尔交界，这使中国不能不对此感到不安。1956年，中国副总理贺龙及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应邀访问巴基斯坦，他们与巴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回国后，耿飚向中国政府报告，克什米尔是巴最关心的问题，巴印关系非常复杂，中国最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他的这一建议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采纳。[4]
从1955年起，苏联开始重视印度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两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此后，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苏联援助目的也是着眼于冷战，希望能把印度拉在自己一边，利用印度在亚非各国的威望，扩大苏联在这些地区的影响。由于巴基斯坦加入了西方军事集团，苏联对巴的外交政策经常严厉批评。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也完全站在印度一边，这与中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在巴基斯坦的安全考虑中，它与阿富汗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在阿富汗，普什图人占人口多数，他们非常关心生活在巴基斯坦并处于少数族的普什图人的处境，阿富汗存在着要求建立独立的“普什图斯坦”的势力，这种干预巴内政的要求使阿两国在这一问题经常发生争端。苏联自30年代就与阿富汗签订了中立与互不侵犯条约，长期培养了阿富汗的亲苏势力。苏联和印度为了削弱巴基斯坦，都在背后支持阿富汗这一分裂巴基斯坦的活动。
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阿富汗与苏联的关系感到不安，杜勒斯说，他不认为要加强阿富汗就要站在喀布尔一边去反对美国的盟友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关于普什图斯坦的立场就是帮助分裂一个友好国家。”美国认为苏联可能为分裂活动秘密提供金钱武器，这不仅损害了巴的利益，反过来还会使阿富汗进一步依赖苏联。[5] 显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这一时期他们的南亚政策都在相当大程度上无视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现实，无视这里存在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的各种问题，而是要从冷战角度考虑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利用各国间的矛盾。
中国是印巴两国的邻国，与两国有着未划定的漫长边界。而且中国对于如何在印巴之间处理好关系也颇感为难。这种因地缘政治而产生的实际利益早在50年代初期就困扰着中国，妨碍了中国与这两个国家发展合作关系。苏联同印巴两国都没有共同边界，它的南亚政策的目标相对要简单一些。因地缘政治利益不同，中苏两国在南亚政策上自然存在着分歧，只是在50年代前期和中期这一分歧没有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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