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表明，肯尼迪当政时曾密切关注中苏分歧的发展，并试图通过美苏首脑会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延迟中国核武器试验、心理舆论战等一系列手段，利用中苏分歧。但是，中苏关系尚未达到破裂地步，美国政府不敢确信国际共运内部矛盾是不可弥合的，不能排除中苏重归于好共同对敌的可能性，并认为在中苏之间，中国是更敌视美国、更坚决地支持世界各地反帝斗争的一方。所以，它特别谨慎地注意让中苏分裂的趋势自然发展，尽量避免任何可能促成中苏和解的步骤。其对华政策则保持着比对苏政策更僵硬的立场。
关键词：肯尼迪 中苏分歧 美国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
关于六十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就历史学领域的情况而论，可以说是成果寥寥，问题不少。政界要人的回忆录，政治学家的速就篇，传记作家的畅销书，新闻记者的报道，这四种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直观生动但又真假难辩的研究素材，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初级研究成果。[1] 而更多的历史学家则宁愿等到有机会大量查阅能揭示历史表象背后深层内幕的档案文件，并能对事件的结局及新的发展有所了解之后，再更准确更深入地澄清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分裂的认知和反应，是海外学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张少书（Goldon H. Chang）著有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一书，运用十年前发掘的部分档案，探讨了美、中、苏之间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指出肯尼迪出于种族偏见等因素奉行对苏缓和、对华强硬的方针，企图与苏联联手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有开创性的。[2] 台湾学者戴万钦随后根据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等处的史料，又亲自采访了当年肯尼迪的一些僚属，用政治学的决策认知模式，分析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失和基本上采取了“不介入加剧”的对策，是“反应不足”的表现。[3]
随着近年来大量新的肯尼迪时期外交档案的解密，以上著作中的论点受到新的挑战。历史学者应可利用较充分的原始资料，更深入细致地分析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分歧的认识和利用的程度，以及相关政策的决策过程、内容和影响。笔者愿根据这些新的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与苏联结盟和与美国对抗，是五十年代中国对外政策中相互影响的两个基本方面。[4] 而分化中苏同盟，也是美国对外政策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美国在考虑对华政策有无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自然要考虑到对苏政策和中苏关系。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时期，美国政府采用的是对苏缓和，对华强硬的策略，力图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诱发矛盾。[5] 1961年肯尼迪就任总统后，无论是考虑对苏政策还是对华政策，都把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影响考虑在内。他和政府各部门的有关官员及研究者一样，密切注意着当时中苏矛盾的发展，探寻中苏分歧对美国政策上的价值是什么？
这时，中苏分歧已日趋公开化，甚至由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美国冷战问题的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这种分化趋向，无疑给西方阵营提供了机会。但是，这种趋向能够持续多久？最终结果是导致国际共运的分裂还是重新和解？分歧的双方将分别谋求对西方关系的改善以减轻外部的压力，还是会竞相表现自己的反帝革命性以争取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这对西方是可乘之机，还是厄运前兆？如果是一个机会，又该怎么利用这个机会？明显地向一方示好而同另一方作对，是加速分化还是帮了倒忙，即引起国际共运各方对“帝国主义阴谋”的警觉而团结对敌？如果可以分化国际共运，是拉拢倾向于温和路线的苏联去压迫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上更显激进的中国，还是和相对贫弱的中国携起手来对抗实力足以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苏联？这些都是美国决策者不得不反复权衡、慎重抉择的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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