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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的各条战线上遏制共产主义：肯尼迪-约翰逊的外交与第三世界*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同美国冷战战略密切相关的。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利用超级大国的力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第三世界，其方式同传统的殖民帝国的行为并无太大的差别，但也并非是美国有计划地利用其“中心”地位去剥削“边缘地区”那么简单。冷战时期影响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军事上的信誉、联盟的稳固、对人道主义的考虑、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对反美主义的愤怒、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冷战的推动力等等。[1]从冷战的进程来看，当美国和苏联有能力把自己的影响扩散到世界各地以及在诸如欧洲这样至关重要的地区获得力量均衡的时候，两个超级大国开始介入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的当地的争斗。美苏在这些地区的争夺既具有战略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其过程构成了冷战的主要内容。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突出体现了这一进程及内容的主要特点。

“为伟大的目标寻找新的观念”：“出类拔萃之辈”的外交思想

在研究20世纪60年代早期约翰·肯尼迪的外交政策时，毫无例外的都会出现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严峻而富有悲剧色彩的竞争和危机，失败的猪湾入侵、维也纳首脑会议的僵局、柏林危机、老挝危机、在越南的升级、同戴高乐的分歧、刚果危机、导弹竞赛、太空竞赛以及古巴导弹危机等等，都发生在那一千天之内？[2]

1960年的总统选举是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冷战斗士之间的角逐。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看上去态度温和，但说的全是20世纪50年代的陈词滥调。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则是通过“是美国重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的口号博得人们的支持。肯尼迪以微弱的多数击败尼克松。肯尼迪和尼克松都属于“遏制的一代”，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政治上趋于成熟并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期的教训，肯尼迪“笃信迪安·艾奇逊和约翰·杜勒斯等人宣扬了15年之久的冷战语言”。1960年，肯尼迪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进入冷战的新战场----第三世界，因而未经战斗就把它拱手送给了共产党人。以U-2事件、巴黎最高级会议吵吵嚷嚷的收场、收支逆差、总统访日的取消、古巴、刚果和印度支那的危机等所有这些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政治的背景，肯尼迪和许多美国人都认为，俄国或者共产主义正在赢得冷战的胜利。肯尼迪在1960年8月的时候说：“我认为有一种危险，历史将做出判决说，这是美国潮流结束的日子，这是共产主义潮流开始汹涌而来的时代。”他保证要使冷战从僵持状态和潜在的共产主义的胜利转向美国的胜利。

历史的经验对肯尼迪的外交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肯尼迪这一代人看来，慕尼黑协定成为“慕尼黑综合症”或绥靖政策的教训。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曾利用这个历史经验来阐述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30年代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教训，侵略行为如不加以制止和受到挑战，最后必将导致战争。”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让每一个国家都知道，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任，应付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得以存在下去并取得成功”。[3]从这一观点出发，肯尼迪对共产主义和美苏冲突有着自己的认识。肯尼迪1957年2月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就批评艾森豪威尔纵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强调“帝国主义的挑战”是冷战的一个关键问题。肯尼迪坚持认为：“这是一场最为严峻的考验。注视冷战的亚洲和非洲的亿万人民将依据我们国家的行动来做出重大的选择，铁幕后面依然没有丧失对自由热爱的人民也将急迫地等待我们采取行动。如果我们不能迎接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那么即使投入再多的援助，增加再多的军备，签订再多的协定，发表再多的宣言，举行再多的高层会议，也不能防止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安全受到损害。”[4] 肯尼迪1960年9月23日在盐湖城的一次演说中指责“敌人就是共产主义体制本身”，强调冷战“不仅仅是追求军事霸权的斗争，也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即上帝所保佑的自由同冷酷无情的、无神论的暴政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5]肯尼迪还相信，作为冷战的敌手，美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美苏冲突的真正根源，并非可以通过谈判就能轻易解决的，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同它们是根本冲突的，不论是在欧洲、中东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我们作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领袖的抱负同它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最强大的领袖的抱负是相互冲突的，任何谈判都无法解决这些分歧”。[6]

在与苏联的斗争中，肯尼迪强调价值观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我们还保有意识形态上的优势，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条件对外输出《独立宣言》中的革命思想，因而也更有条件领导而不是打击东西方反对各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世界上许多地区把我们视为不得人心的统治的敌人，特别是我们最近出兵中东以后。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本可以当之无愧地享受世界上最清白、最伟大的美名的。”[7] 肯尼迪在1961年离开波士顿入主白宫之前引用了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的一句名言说：“我们必须经常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一座山颠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对此，当时还是好莱坞影星的罗纳德·里根在写给尼克松的信中说：肯尼迪“在蓬松、稚气的发型下，依然还是昔时的卡尔·马克思”。[8]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同杜鲁门的遏制战略和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战略从本质上而言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强调达到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的不同和差异。肯尼迪在1960年1月1日的就职演说中称“遏制战略”为和平战略，他认为遏制战略是建立在美国当时处于两个垄断的前提和基础上的：美国垄断了核力量以及可以对外进行资本输出和提供技术援助。肯尼迪认为当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特别是美苏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原有的遏制战略就失去了基础，遭到了破坏，美国只有另辟途径来实现美国外交战略的目标。因此在肯尼迪看来，他的和平战略的依据是，美国不但丧失了核力量的优势，而且在同苏联的全球对抗中也处于劣势和落后的地位。早在1958年肯尼迪就提请注意“导弹差距”的问题，他担心苏联会利用自身的优势进攻力量作为盾牌，“通过人造卫星外交、有限的灌木林火式战争、间接的隐蔽侵略、威胁和颠覆、内部革命、讹诈”等方式蚕食西方世界的外围，破坏实力均衡，渗透和统治对美国安全“有着重大关系的要害地区”，最终使美国“陷入孤立、屈服或死亡”。另一方面，新兴独立国家也需要效仿的榜样与援助，苏联的援助势必会造成美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广大第三世界中的孤立。基于上述考虑肯尼迪提出，为了应对挑战，“为了在世界舞台上责无旁贷的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必须重新检查和调整我们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所有手段……在总统的那个盾形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爪抓着一束箭，对于这两样东西，我们要给予同样的注意”。为此肯尼迪强调，美国一方面必须加强军事手段，“自由世界的力量必须强大到足以使任何侵略都显得白费力气”；另一方面，美国还必须改进经济措施，肯尼迪指出：“在为整个非共产党世界建设一种健全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帮助其他国家增强力量来应付他们自己的问题，满足他们的愿望和克服他们本身存在的危险，我们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责无旁贷的。”肯尼迪由此确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那就是“在世界上许多力量对比已经有利于我们敌人的地区”，美国必须行动起来，“必须扭转颓势”。[9]

肯尼迪特别关注“如何研究席卷亚洲和非洲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力量”。他认为，第三世界是最容易发生革命和最容易受共产主义的诱惑，同时也是最容易接受美国影响的地区。但第三世界的人民追求的是国家和个人的自由，“他们探索法律的规则，渴望经济和社会的进步。由此判定，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他们是天赋的力量，这种力量植根于我们曾经创建自己的国家时所依据的理想，他们的奋斗是我们曾经进行过的斗争，他们有着我们同世界各地的人民所共同拥有的抱负”。他们也看到，如果在同苏联的冷战中在世界各地丧失大量的地盘和巨大的资源，美国将难于缔造一个他们希望看到的世界；同时，“这可能会在非共产党世界的政府和人民中产生失败主义情绪，或者在国内产生挫折感，要保持东西方之间的军事平衡可能会更加困难”。[10]

对此，肯尼迪公开宣布支持这样的民族独立运动。他宣称：“对那些我们欢迎其加入自由行列的新兴国家，我们做出如下承诺，在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统治行将结束之际，不应该再由一种更为严酷的暴政取而代之……对于南半球那些生活在茅屋和村庄里、正在为驱除大众贫困的顽疾而奋斗的各国人民，我们承诺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自强自立，无论这需要多少时日。”[11] 在1963年9月的一次演说中肯尼迪曾明确指出：“通过支持和保护世界的多样性，没有一个强国或者强国的联合可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这就能最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因此，“美国外交政策最为简单的中心主旨就是……支持国家的独立，使得任何集团都不能获得足够的力量来最终压倒我们”。[12]肯尼迪还相信，“即使不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分歧，但我们也可以帮助世界通过多样性来获得安全”。[13]

在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战略上，肯尼迪的指导原则是“国家建设”。他呼吁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人民开始关注美国总统在做些什么，而不是去看“赫鲁晓夫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做些什么”。肯尼迪认识到，新兴独立国家的不结盟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新兴独立国家由于全神贯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自然会对冷战中的“道德”问题漠不关心，如同美国人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对拿破仑战争的“道德”问题漠不关心一样，这些国家采取中立政策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肯尼迪的眼中，“今天保卫和扩展自由的伟大战场是在地球的整个南半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这些地区的人民正在日益觉醒”。[14]他在1960年6月14日参议院的演讲中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12个主要议题，其中第四到第七点都是有关第三世界的。肯尼迪特别强调，美国要支持帮助人民而不是帮助政权的计划，鼓励非洲新兴独立国家，说服他们不是非得寻求莫斯科的指导和友谊不可，帮助他们实现人民的福祉和抵制共产党的颠覆所需的经济进步，要派遣技术专家、教育工作者、农业专家去非洲，让更多的非洲学生，即那些未来的非洲领导人到美国的大学去接受培养，按照美国的意愿，随同这些援助把自由和繁荣带到非洲去。1961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一个委员会发表了由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负责的《美国的前景》的研究报告。报告除呼吁加快军备建设以缩小有利于苏联的“导弹差距”，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准备进行耗费巨大的常规战争之外，同时还特别建议加大对第三世界新独立的国家的支持。这个报告获得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一致好评。这一现象突出表明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反对共产主义和支持第三世界已不仅仅是在国内政坛辩论的问题了，而是必须在国外采取行动。[15]

因此，经济外交在肯尼迪的外交思想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肯尼迪相信，“如果那些在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混乱之间摇摆不定、自由而又不发达的国家之中发生经济崩溃，将会危及我们国家的安全，损害我们的相对繁荣，并且也会使我们的良心深感不安”。因此在肯尼迪看来，除了“导弹差距”外，世界上还存在一个巨大的“经济差距”，而“这种差距的明显和紧迫程度并不亚于导弹差距”。肯尼迪承认，这种差距不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经济差距，而是体现在北半球工业化国家同南半球人口过多、工业落后的国家在生活水平、人均收入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等方面。“今天向我们提出最严峻挑战的正是这种差距；正是这种差距，比今天的任何军事挑战都更加严重的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面貌，改变我们的战略，改变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同盟”。而美国对这一经济挑战的反应是“极不坚定、极为畏缩和极不恰当的”，常常“乱花钱和说大话”。而苏联在向不发达地区输出资本和提供技术援助方面“每天都有新的成就……从长远看，俄国在这方面的成就，甚至比它在军事技术上所取得胜利更加有效”，因为“俄国走的是间接的道路，那就是首先赢得辽阔的边缘地区的原料产地，然后再去占取欧洲。这种做法又由于这些地区同时发生的许多革命而更加奏效。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民族长期以来在殖民统治下毫无声息，而现在却第一次置身于新近赢得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沸腾场面之中。拉丁美洲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它们为各种革命浪潮所席卷：工业化革命、人口激增的革命、消费需求的革命、有色人种试图消除白人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劣等民族烙印的革命。所有这些促成了一个关乎到人生观的空前革命”。为此肯尼迪警告说，目前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已不是军事上的了，而是苏联对第三世界地区进行的经济、技术援助和贸易渗透。“如果我们不愿意认清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武器，那么空谈反对共产主义的扩张是没有用处的。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保卫我们安全所需要的代价并承受所需要的负担，那么只是要求采取有力行动保卫我们的安全是没有用处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多少导弹，无论多少空间卫星，无论多少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都不能挽回美国的颓势。为此肯尼迪强调要加强对外经济援助，使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认识到，“能够帮助他们获得稳定和发展的不是俄国和中共，而是美国”。[16]腊斯克也强调，美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有助于形成新的市场，但最为重要的是，它还有助于创建一个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17]

因此毫无疑问的是，肯尼迪就任总统后，继承了把对外经济援助作为冷战战略之重要部分的传统做法，但是同其前任相比也更加注重对外经济援助。1961年3月，肯尼迪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个援外咨文中就指出：“我们60年代援外计划的基本任务，并不是同共产主义进行消极的斗争，它的基本任务是有助于做出一个历史性的证明，即如同19世纪一样，南半球和北半球在20世纪的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肯尼迪强调，为迎接这一挑战，这项工作必须以新的原则为基础，必须有统一的管理和行动。这就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援助机构，不仅把国际合作总署和开发贷款基金包括在内，而且要扩大“粮食用以和平”计划和建立“和平队”等等。

“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开始于1954年，肯尼迪政府特别重视这一计划，并在白宫专门设立“粮食用于和平办公室”。在肯尼迪任内，“粮食用于和平”的援助每年平均在15亿美元左右，对美国来说，这些援助在政治上改善了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关系，有利于美国在这些地区同苏联的争夺。

在肯尼迪提出关于组建一个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海外志愿者团体的著名倡议之前，这样的想法已在政府外流行一段时间了；其中对肯尼迪后来称为“和平队”的政策起到重要影响的是自由派民主党人、来自明尼苏达的参议员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提出的建议。汉弗莱把这一计划称为“一个真正的人民对人民的计划”，他在1960年的短暂的总统竞选中，把和平队的想法作为其竞选活动的一个主题。在退出总统竞选后，汉弗莱把他关于建立成立“和平队”的所有相关材料都送给了他的民主党伙伴约翰·肯尼迪。[18]肯尼迪在总统竞选期间，发现和平队是一个将反对共产主义同激励青年人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并以此作为抨击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在1960年11月2日的一次演说中，肯尼迪声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决策部门中全是素质低下的大使和衣着考究的门外汉，他们对外国的文化和语言一窍不通，在训练有素的苏联技术人员、医生和教师面前败下阵来，而苏联的援外队伍“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不惜在海外度过一生”。为此肯尼迪呼吁，美国必须以技能、决心和仁爱来对付苏联的企图和行动，美国要以“和平队”的方式展现美国公民的技能、决心和仁爱。[19]

肯尼迪入主白宫后不久，就任命一个特别小组对和平队进行研究。这个特别小组在1961年2月提交给肯尼迪的报告中强调，和平队的主要使命是：美国人将传播实用知识和民主理念，提供“欠发达地区”所缺乏的观念和经验；志愿者们将帮助各国实现现代化，他们将“抵抗那种能够将真正的自由化进程扼杀在摇篮中的颠覆性的意识形态”。[20]1961年3月1日，肯尼迪颁布行政命令建立和平队，向国会递交一份要求就此立法的咨文，并在总统基金内拨款150万美元。他宣称，这个新组织将动用美国“巨大的力量源泉，即那些愿意奉献自己精力和时间、为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男女公民”。[21]1961年9月22日，和平队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第一批500名和平队员在1961年春天出发，到1963年春天达到5000人，1964年为1万人；这些和平队队员分布在46个国家，美国政府的拨款也从每个财政年度的3000万美元增加到9600万美元。

和平队担负起各种各样的援助任务。在该计划成立最初的四个月里，它宣布了几个计划，派遣地质学家、测量员、土木工程师组成的志愿者前往坦桑尼亚修筑公路，向菲律宾的公立学校提供英语教师，向加纳派遣高中科学教师，向西印度的圣卢西亚的卫生所派遣医疗人员。志愿者的工作包括修建学校、传授新的畜牧业技术、引进高产农作物品种、提供医疗服务、指导农民使用农机具等等。但在和平队各种不同的任务中，“社区发展”是一个最能够说明和平队领导层是如何期望在受援国发动剧烈的制度变迁的。他们认为，社区发展关注的是一种“增进社会整合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自决、履行社会和政治责任、公民的主动性、为解决问题而采取社区统一行动，这些观念能够而且必将被确立为基本的社会价值观，而这些价值又将塑造和指导人民大众的行为模式”。由于“社区发展”计划推行的结果，在和平队的决策者看来，“西班牙人、印加人、西方采矿者、外交官乃至国际开发署人员在1000年内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和平队却在大约3年的时间内促成了。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22]

和平队的目的在于，美国有责任推动其他国家的社会的现代化和进步。和平队将“展示美国的一个方面，而让发展中国家看到这一面是非常重要的。志愿者们将带去活力和热情，使赫鲁晓夫关于我们的社会已经疲惫不堪的说法不攻自破。志愿者们努力工作，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适应当地社会，这说明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物质财富的源泉。志愿者将体现出我国人民的本性”。他们还强调：“和平队是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想使自己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志愿者在我们心目中留下的那种形象----留着寸头，扎着马尾辫，既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又高尚纯洁，向海外异教徒传播福音”。因此，和平队反映了一种长期存在信念，即美国“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其他国家分享美国的生活方式……推动和平队的基本动力在于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归根结底，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传统是理想主义”。甚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也宣称，和平队是“新的世俗传教团”，志愿者们同其坚定勇毅19世纪的前辈一样，肩负着“为美国赢得尊敬和友谊”的使命。[23]肯尼迪也坚持认为，和平队体现了“美国革命的精神”，他宣称：“正如杰弗逊所设想的，这是一场不受地域、种族和文化限制的革命。这是一场以争取人类的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为目标的运动。在两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在距其发源地千万里之遥的地方，和平队的男女公民再一次证明了这场革命的普遍意义。”[24]

在人事安排上，肯尼迪政府也体现了其新边疆战略中依重“出类拔萃之辈”的思想，他任命了以反对共产主义著称的那些极端保守主义者担任主要决策部门的负责人。胡佛(J. Edgar Hoover)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广泛征求了党内意见后，肯尼迪任命民主党人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出任国务卿。腊斯克当时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总裁，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在杜鲁门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是著名的反共的人物。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教授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福特通用公司年轻的总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出任国防部长。为了使国防部更加具有效率，麦克纳马拉从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主要大学招募了许多专家。

腊斯克忠实地执行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腊斯克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一个长老会牧师的家庭，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在腊斯克看来，国际体系的常态是激变和混乱，有时还充满了暴力。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外部环境不利于美国取得其外交目标。同时腊斯克清醒地意识到，尽管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以符合其利益的方式影响世界局势的发展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从进入国务院开始，腊斯克就以“冷战斗士”而著称，他担心“共产主义扩张”对美国及其盟国以及其他独立国家的安全所产生的后果，他同时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解决第三世界所存在的国家发展问题的答案，相反，“它是历史上已知的剥削工人阶级的最有效和最残酷的方式”。对于正在出现的中苏分裂，腊斯克并不认为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它们之间争论的实质在于什么是推动世界革命和击败美国的最好方法。因此腊斯克强调美国外交的主要问题是保持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遏制。腊斯克经常把毛泽东、胡志明比作希特勒，把越南比作1947年的希腊，把和平抗议者比作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分子，他警告防止亚洲的慕尼黑。麦克纳马拉也着同样的思想。按照麦克纳马拉自己的说法，他自己很早就意识到“共产帝国主义”的危险性；他1949年在《外交季刊》上读到了斯大林的一些言论后确信，共产党人是想将自由民族“彻底铲除”，“如果自由世界败给共产主义，这一失败将是彻底的，终极的，无可挽回的。自由世界的城堡必须守住，因为城堡一旦失守，就不会再有人找到返回自由的道路了”。麦克纳马拉带着这种思想步入决策层，他在1961年9月的时候明确指出：“苏联共产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的确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哪一个独裁国家）组织这样的完善，掌握这么多毁灭性的武器……回溯远古历史，相互争斗的部落不仅以征服为目的，而且要彻底铲除敌人，苏联的入侵只可与这样的争斗相比拟，除此无他。”[25]

肯尼迪的继任者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有着较为丰富的外交经验。在作为副总统期间，他访问了25个国家，对复杂的问题处理果断。在讨论问题时能够了解问题的实质“甚至对讨论中的最为复杂的技术问题，约翰逊都能够全面了解，从来没有忽略过他所面临的关键问题”。[26]从慕尼黑到珍珠港时期的岁月深深地影响着约翰逊对国际政治的看法。首先，约翰逊相信美国对全人类负有不可推卸的使命，他强调，“我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约翰逊经常引用伍德罗·威尔逊的一句名言，即“我希望我们绝不要忘记，我们缔造这个国家的目的不是为我们自己服务，而是为人类服务”。[27]因此，美国外交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向世界推广美国的模式。约翰逊反复指出：“我要贯彻的不可改变的准则是，我们对外政策必需始终是我们国内政策的延续。我们在国外一切行动的最可靠的指南，始终是以我们在国内的做法为依据的。”约翰逊还坚信，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必须“用行动而不是言语来坚定而明确地反复表明和传递”自己的利益和意图。在约翰逊看来，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犯的错误就是退回到孤立主义，美国必须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侵略者实行绥靖政策是愚蠢的，对侵略者必须从一开始就坚持强硬立场，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对付它们的侵略；军事上的软弱损害了美国的作用，美国在将来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力量，并做好使用军事力量的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约翰逊的上述思想得以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和盟友，必须履行其承诺，保持其信誉；如果没有形成“实力的局面”，以及共产党大国的基本目标没有变化的话，外交的功能只是表明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由武力或武力威胁所形成的，并由此维护盟国的团结；充足的防御依赖于美国在海外凸现自己的力量，依赖于美国威慑的信誉，以及依赖于美国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的意愿。[28]约翰逊批评杜鲁门政府没有在朝鲜战场上彻底击败中国人，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制造了“导弹差距”。他在1961年5月作为副总统访问南越时就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不坚决有力地在东南亚同共产主义战斗并取得成功，菲律宾、冲绳和台湾等海岛基地就没有安全可言，太平洋将成为“红色的海洋”，美国将不得不退守西海岸。在就任总统后约翰逊宣称：“我决不做让东南亚走中国道路的总统”。因为约翰逊相信，如果共产党人在亚洲获胜，它们就能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胜利。[29]

在如何对待第三世界的问题上，约翰逊有着同肯尼迪相同的见解。约翰逊强调，美国帮助第三世界摆脱贫困和落后，是赢得冷战的重要手段，约翰逊早年的经历对形成这种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1928年，约翰逊在“得克萨斯最贫困的小镇”库图拉担任五年级、六年级及七年级的班主任和老师，他的学生是那些贫穷、瘦弱的墨西哥裔儿童。约翰逊在那里拼命地工作，他不仅为他的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还和他们一起开展体育活动，开辩论会，甚至为他们提供诸如牙膏之类的日常用品。“因此库图拉就成为一个象征，使之承诺通过新政和伟大的社会的方法在美国实现社会正义”。[30]在谈到越南时，约翰逊曾经说过，“就像阿拉莫一样，有些人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在约翰逊看来，美国在国际上的使命之一就是将库图拉模式推向全世界。如果说约翰逊缺少肯尼迪那种“国家建设”的热情，那么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对贫穷的丑恶面十分敏感而形成的国际改革方案。由于受在“新政”改革年代经历的影响，约翰逊经常谈论要在国外搞“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工程”，“把湄公河变成田纳西流域”。因此约翰逊在1965年的一次演讲中强调：“我们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仍然重新塑造着世界各个大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提高了生活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希望和抱负……如果说这些力量作用的结果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困难和危险，那么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向人们指明走出禁锢自己思想、身体和精神的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为人们指明走上求得自由的坦途，正是美国所追求的目标。”[31]

(责任编辑：冷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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