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柱、田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平队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
(1.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91；2.河北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河北石家庄 050091)
摘 要：和平队建立后，很快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足迹遍及亚、非、拉约四十个国家。然而，在和平队发展壮大的同时，其内部存在的及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些问题主要有盲目扩大规模导致的“数字游戏”、被东道国驱逐的尴尬以及越南战争对和平队的影响。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制约着和平队的发展，并最终导致和平队发展方向的初步调整。
关键词：和平队；志愿者；数字游戏；越南战争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盛极一时的和平队开始暴露出种种问题。从和平队自身来看，由于美国政府及和平队决策层盲目扩大和平队的规模，以及和平队的工作缺乏计划性，致使很多志愿者在东道国无事可做，或者不能适应东道国要求的工作，从而大大降低了和平队所能发挥的作用。从外部来看，20世纪60及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及一些国家的反美倾向也大大影响了和平队的发展，甚至一些国家还将和平队驱逐出境，让和平队蒙羞。而越南战争则更从多个方面对和平队形成巨大冲击。下面即简要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平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一、“数字游戏”及其后果
在20世纪60年代，和平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志愿者规模的盲目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志愿者在东道国不能充分就业，甚至无事可做；志愿者的基本素质不能满足东道国的要求，以及由于上述两个原因而引起的志愿者及东道国的不满等等。
从一开始，和平队的决策者如施莱弗(Sar-gentShriver)及威金斯(WarrenWiggins)就希望和平队以较大的规模启动，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更大规模发展。威金斯认为，一支大规模的和平队尽管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也可能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我知道，在使和平队启动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没有任何工作在等着志愿者，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没有发表演说要求美国为他们派遣我们的年轻人，而且大多数申请人没有技术或技能，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使它变得重要，而除非它是大规模的，它不可能变得重要。”[1](P35)和平队以相对较大的规模启动，并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使其志愿者人数接近10000人，无疑能够让和平队在美国国内及世界各地产生较大影响。对和平队而言，更为关键的是，志愿者规模的扩大可以赢得美国国会的关注及拨款，为和平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然而，这样做必然导致将大量缺乏必要技能的志愿者推向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志愿者及和平队的评估员看来，这是和平队或美国政府在玩“数字游戏(numbersgame)。和平队的另一早期领导人阿沙布兰纳(BrentAshabranner)认为，这一时期，对和平队这个新的政府机构来说，“增长的承诺已经支配了其他所有的考虑”[2](P135)。
和平队决策者对和平队发展战略的考虑，注定“数字游戏”是和平队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可以说，“数字游戏”从和平队建立之初就已经存在，随着和平队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现象越来越严重。
和平队玩弄的第一个“数字游戏”是在菲律宾。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曾经作为美国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菲律宾成为第一批接受志愿者的国家。和平队在菲律宾的第一任长官劳伦斯·法契斯(LawrenceFuchs)认为，“菲律宾是你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布置最大数量人员的地方，因为两国政府间几乎没有任何麻烦”[3](P190)。在和平队成立的第一年，就有300名志愿者进入菲律宾，占和平队志愿者总数的1/3。18个月后，即1963年中期，这一数字增加到630人，依然是当时和平队志愿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而在这630人当中，从事教学工作的就有500人。这500名教师分布在菲律宾群岛的基层学校里，其工作是“帮助”菲律宾教师，或者说是给菲律宾教师做助手。但他们并不在课堂上授课，因为菲律宾本国教师过剩，很多人处于失业状态，这些志愿者教师如果再上岗，将会造成更多的教师失去现有的岗位，无论是和平队还是菲律宾政府都不想因此增加教师的失业率，从而造成不稳定因素，所以就产生了“教育助手”这一岗位。
在哥伦比亚，和平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到1963年底，和平队在哥伦比亚有大约六百名志愿者，其中多数是从事社区发展工作的，但实际上，很多志愿者基本上处于半待业甚至完全没有工作的状态。这使得负责哥伦比亚社区发展工作项目的和平队官员哀叹：由于他们(华盛顿)强调“能够使多少人进入这一领域，而不是他们能够做什么……哥伦比亚已经不能承受更多的人了”[4](P24~25)。
到1963年，关于和平队玩弄“数字游戏”的报告及备忘录不断从和平队评估办公室、和平队在一些国家的项目负责人那里传回华盛顿。1963年，和平队的评估部主任查理斯·皮特斯(CharlesPeters)在向施莱弗提交的评估报告中指出，“由于试图以一个并不完美的计划去玩数字游戏”，和平队正在被“败坏名誉”。作为和平队的评估员，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和平队的决策者们说明，由于大量志愿者未能得到工作机会，“数字游戏正在使士气受挫”。同年8月，他建议施莱弗不要再向利比里亚派遣志愿者，因为这将使这个不到100万人口的小国的志愿者人数达到325人。他说，和平队不能再将利比里亚作为“大量不重要的和平队志愿者的倾泻场地，我们在菲律宾玩这种游戏，结果将我们自己带入了一个充满麻烦的苦难之地”[4](P25~26)。
显然，上述疑虑和担心并未引起和平队总部及美国政府的重视，在他们看来，问题远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希望接受和平队的国家越来越多，如1962年就有30个国家向和平队发出了邀请。他们认为，和平队面临的问题不是削减它的志愿者数量，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需求超过了和平队招募和训练志愿者的能力。肯尼迪的继任者约翰逊对和平队同样情有独钟，在1968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和平队的第6个年度报告中，他甚至这样讲：“如果你要确认你对美国未来的信心———看看和平队吧!”[5](P506)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扩大和平队的规模和影响的问题上，约翰逊比肯尼迪还要积极。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和平队志愿者的人数不断扩充着，同时也意味着“数字游戏”将继续玩下去。由于“数字游戏”问题未能得到美国政府及和平队总部的相应重视，到60年代中后期，由此带来的副作用开始凸现出来，并引起了诸多不良效应，具体表现在：
第一，由于盲目追求规模效应，致使志愿者不能充分就业，或者根本就没有工作。除了问题较严重的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印度及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外，类似现象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存在。如第一批到达巴基斯坦的59名志愿者中，只有15人有合适的工作。到1964年，由于没有足够的岗位，尼日利亚已经无意再扩大和平队的规模。和平队的负责人针对和平队总部继续扩大规模的要求回答说：“我与之交谈的官员没有对和平队在尼日利亚的进一步实质性增长表现出兴趣，如果没有来自尼日利亚方面真诚的邀请，强迫他们接受这种扩张看来是错误的”[4](P43)。塞内加尔的和平队负责人也表示不想把志愿者放置在没有工作岗位的村庄里。
第二，由于盲目扩大志愿者的规模，致使许多并非东道国要求的那种志愿者甚至素质低下的应征者进入和平队。这些人要么不熟悉东道国提供的工作的业务，要么不具备承担任何工作的能力，他们在东道国往往碌碌无为，或虚度两年时光，或被提前打发回国。如秘鲁的一名官员谈到在秘鲁从事社区发展工作的志愿者时说：“他们说他们是社区发展工作人员，但他们并不懂得如何做任何一种事情……后来，又来了一个，他同样不懂得如何做任何事情，所以我决定不再接受任何志愿者。”[4](P50)在巴拿马，和平队派去的12名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所谓的“农业专家”，实际上只有3人具有相当的农业技术知识。巴拿马农业改革委员会主任戈麦斯(PerfirioGomez)对成为和平队数字游戏的牺牲品感到强烈不满，他对和平队的官员表示，“下一次，如果我要求30名懂得农业的技术人员，而你只有10人，那就请你只派这10人来”[3](P191)。
第三，“数字游戏”同样引起了志愿者的不满。志愿者对和平队未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及合适的工作感到不满，一名在印度工作的志愿者抱怨说：“它是一个灾难，在我们看来，和平队没有履行它对我们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没有为我们找到为期两年的工作。它与我们玩了一个大游戏，让我们来到印度，给了我们一个‘场所’，把我们列在其程序中，就是不为那个行动的结果承担责任。”一名从事社区发展的志愿者也回忆说：当地居民“给我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无业游民……他们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政府头衔，所以我就成了一名无业游民”[1](P34，53)。
1970年，和平队志愿者的数量下降到9513人，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里，志愿者人数再也没有突破过1万人。
二、被第三世界国家驱逐的尴尬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先后有11个国家将和平队驱逐出境，这对和平队的名誉及自信心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得内部隐患重重的和平队雪上加霜。尽管驱逐和平队的国家各有其自身的原因及选择，但大致还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一些国家驱逐和平队，是国内政治斗争与外交策略交互影响的结果，代表性的国家是坦桑尼亚。坦桑尼亚是施莱弗第一次非洲之行的意外收获，当时正在加纳首都访问的尼雷尔(JuliusNy-erere)见到了来这里推销和平队的施莱弗，尼雷尔对和平队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接受志愿者。第一批迈出国门的和平队志愿者的目的地就是坦桑尼亚。
然而，从一开始，坦桑尼亚就有一些政治家对和平队心存疑虑，其中包括尼雷尔的兄弟约瑟夫·尼雷尔(JosephNyerere)，在一次国务会议上，约瑟夫质疑说：“如果美国将要摧毁整个世界，那和平队的作用是什么?”[2](P346)在一些公开场合，一些坦桑尼亚的国会议员也对和平队提出质疑和批评，并将和平队志愿者称为麻烦的制造者，认为他们到坦桑尼亚来绝不会是抱着什么友好的目的。
即便如此，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尼雷尔还是能够顶住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让和平队在坦桑尼亚继续自己的项目。到了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与坦桑尼亚的关系开始逐渐恶化，特别是坦桑尼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提出批评，包括批评美国在中东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扩大介入在越南的战争等等；而美国政府也对坦桑尼亚不断加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感到不满，认为坦桑尼亚已经成为红色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盟友。显然，冷战的阴影已经笼罩着脆弱的两国关系。在坦桑尼亚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将和平队视为美国情报机构的翻版，尽管尼雷尔本人并不认为中央情报局已经介入到和平队中，但他的内阁成员中相信此事的却大有人在。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尼雷尔第一次对和平队提出公开批评，他说：“和平队已经改变了它的特性，理想主义的一些内涵已经消失了，现在?现在它是一个麻烦。”[2](P347)这样，由于坦桑尼亚国内反美政治势力的压力，同时也由于坦桑尼亚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平队成为牺牲品。
导致和平队被驱逐的第二种情况是，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美国则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势力攻击的主要对象。对于那些不想把同美国的关系彻底搞僵的国家来说，和平队是最好的牺牲品；而对于那些站在美国对立面的国家而言，和平队只是被扫地出门的众多美国官方和民间机构之一。属于前者的国家主要有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属于后者的有非洲的利比亚。
玻利维亚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重要盟友，1952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执政后，与美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虽然玻利维亚在拉丁美洲属于最穷的几个国家之一，但美国一直对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美国学者詹姆斯·西克迈耶(JamesSiekmeier)认为，由于玻利维亚是民选政府而非军政府，所以，美国将玻利维亚视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榜样，即美国通过对玻利维亚的经济技术援助，试图向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表明：美国支持国外的民主改革，即使像玻利维亚这样的穷国也能从与美国保持亲密的、和谐的关系中受益。和平队建立后，玻利维亚自然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在和平队建立的头两年里，有一百多名志愿者来到这个高原之国。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平队虽然没有在玻利维亚创造特别显著的成就，但是也没有制造矛盾和纠纷。
但到60年代后期，有两个因素导致美国与玻利维亚之间关系出现紧张，并最终促使玻利维亚政府将和平队驱逐出境。第一个因素就是席卷玻利维亚全国的反美情绪。
导致玻利维亚出现强烈反美情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祖籍阿根廷的游击战专家切·格瓦拉(CheGuevara)在玻利维亚遇害事件。古巴革命成功后，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希望在玻利维亚复制另一个古巴革命，但不幸的是，他被玻利维亚军队抓获并杀害。当时，格瓦拉是很多拉丁美洲青年人的偶像，特别是在左翼青年大学生中，格瓦拉更是享有非常高的威望。所以，格瓦拉遇害在玻利维亚左翼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美浪潮，因为在他们看来，玻利维亚军队一定是奉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命令才向格瓦拉下此毒手的。
导致玻利维亚反美情绪高涨的其他原因还有：美国在拉丁美洲推行的、曾经喧嚣一时的“争取进步联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让包括玻利维亚在内的拉丁美洲国家人民感到十分失望；另外，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国内广泛存在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现象同样成为玻利维亚左翼力量攻击美国的把柄。美国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到越南战争中以及国内的种族问题，使得和平队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和理想显得苍白无力，玻利维亚人认为这是美国人虚伪的表现。
第二个因素是和平队在玻利维亚推行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引起玻利维亚人的强烈不满。和平队认为，把玻利维亚从贫困状态中解救出来的重要手段就是控制该国的人口增长。因而，从事社区开发的志愿者将控制人口增长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但他们很快便发现，几乎所有玻利维亚人都对他们的做法有反感。
多数玻利维亚人并不认为本国有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因为玻利维亚只有300万人口，有广阔的土地资源和其他丰富的自然资源，它需要增加人口而不是控制人口增长。在印第安人看来，和平队推行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是白人灭绝印第安人政策的延伸，是不怀好意的。白人男子则认为，控制人口增长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这是与玻利维亚白人社会的文化传统背道而驰的。
60年代末在玻利维亚流行的一部电影《神鹰之血》(BloodoftheCondor)，更是戏剧性的将玻利维亚的反美情绪推向高潮。这部电影充分表达了玻利维亚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电影情节中，和平队志愿者被描绘成傲慢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心胸狭窄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来到玻利维亚就是为了毁灭印第安文化。剧中有这样一个场面，当志愿者违背印第安妇女的意愿，强迫她们做绝育手术时，印第安男人对这个诊所发起了攻击。同时，作为报复，印第安人迫使一些女性志愿者做了绝育手术。这部影片在玻利维亚非常流行，特别是在大学校园中更受欢迎，甚至被认为是1952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执政以来最受欢迎的电影。这部电影充分激发了玻利维亚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玻利维亚经常发生反美游行示威，示威者以玻利维亚的左翼力量和大学生为主，游行队伍经常冲击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在玻利维亚的驻地，和平队更是他们的重要目标。到1971年5月，玻利维亚总统托雷斯终于宣布，玻利维亚不再欢迎和平队。这样，和平队被迫暂时结束了在玻利维亚的使命。
利比亚则是由于国家政权的更迭，新的国家领导人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导致所有具有美国色彩的东西统统被逐出国门，和平队也难以例外。
第三种致使和平队被驱逐的情况纯粹是作为外交政策或外交行为的选择，代表性的国家是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和斯里兰卡。当斯里兰卡宣布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公司收归国有时，美国以斯里兰卡政府未向美国公司提供补偿为由，宣布对斯里兰卡实行制裁，包括中止国际开发署的项目，停止向斯里兰卡提供贷款等，但美国并未打算中止和平队的项目。然而，作为反报复，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再需要和平队留在这个国家。
毛里塔尼亚是个荒凉但却激进的穆斯林国家，1967年中东战争后，毛里塔尼亚响应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号召，与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尽管和平队官员向毛里塔尼亚政府表示，如果毛里塔尼亚政府同意，即使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和平队依然可以在毛里塔尼亚继续它的项目。但毛里塔尼亚政府的回答是：不!这样，由20名志愿者组成的小分队很不情愿地离开了毛里塔尼亚。
几内亚是最早接受和平队的国家之一，而且，几内亚总统赛古·杜尔(SekouToure)与肯尼迪总统还保持着相当良好的个人关系。几内亚将和平队驱逐出境并非对和平队的印象发生了变化，而仅仅是由一场意外的外交纠纷引起的。
几内亚代表团被加纳方面拘留的消息传回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几内亚政府愤怒了，所有传媒不仅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加纳军政府，而且指向了美国，说阿克拉的傀儡政权只是在执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指令。第二天一大早，在美国大使馆周围发生了几内亚群众的游行示威活动，示威人群甚至还冲进了美国大使的卧室，几乎将其捣毁。
几天后，赛古·杜尔总统在群众集会上发表了一个强烈的反美声明，其中包括要求和平队志愿者在一周之内离开几内亚。第四种导致和平队被驱逐出境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和平队或志愿者自己引火烧身，具体体现在和平队从尼日利亚撤出的事件中。
尼日利亚也是最早接受和平队的国家之一，在尼日利亚的和平队志愿者的规模是非洲最大的，在世界范围内也仅次于印度。但尼日利亚独立后，政局不太稳定，仅1966年就发生了两次军事政变，1966年7月的军事政变使以雅各布·戈翁为首的军官集团掌握了政权。但新政府并未能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定，中央政府与尼日利亚东部地区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后导致尼日利亚东部宣布独立，另行成立了比夫拉共和国。
比夫拉共和国成立后，尼日利亚军政府立即调兵遣将，以武力恢复国家统一，内战爆发。然而，在比夫拉地区，有135名和平队志愿者在从事教学和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同时也是为了证明，和平队在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而不是地方分离政权的号召，联邦军政府要求和平队将其志愿者从比夫拉地区撤出来。
出乎尼日利亚政府预料的是，比法拉地区的志愿者拒绝撤出，一是因为志愿者确实与当地人民建立了一定的感情，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项目半途而废；二是由于这些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的志愿者，对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政权本身就心存厌恶心理，所以不情愿执行这种政权的命令。只是随着战局的发展，比夫拉分离政权的官员认为已经不能保证志愿者的安全，也要求志愿者从这一地区撤出，志愿者才很不情愿地离开了比夫拉地区，撤回了美国。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和平队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一幅招募广告再次触动了尼日利亚人的神经。这幅广告上展现的是一个忍受着饥饿和病痛的黑人小男孩，旁边的道白是：“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对这样的事情视而不见，或许世界就不会存在了。”[2](P350)尽管广告中没有一个字涉及哪个国家或哪个地理位置，但尼日利亚大使自动对号，设想这个男孩就是比夫拉人，而和平队的目的就是要羞辱尼日利亚军政府，因而向和平队提出了强烈抗议。这幅广告作品尚未激起人们的怜悯，就首先激起了政治风暴。反美情绪笼罩着尼日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很多人对和平队产生了疑问，越来越多的尼日利亚人将和平队志愿者视为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尼日利亚军政府宣布，取消1968年春天同美国达成的关于和平队的协议。这样，到1969年下半年，和平队就从尼日利亚的领土上消失了。
从上述和平队被逐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反美和仇美情绪相当强烈，而每当以反美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运动爆发时，和平队总是要成为这些国家与美国关系的牺牲品，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制度及发展模式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受到广泛的批评。在亚洲和非洲，大部分新独立的国家、特别是影响较大的地区性大国如非洲的埃及、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索马里、利比亚和推翻赛拉西皇帝后建立的埃塞俄比亚新政权，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宣布信奉社会主义，尽管多数国家并非信奉科学社会主义，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当时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一党制，计划经济体制等等。这些国家无论在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上都与美国差异很大，在当时冷战的两极格局之下，这些标榜社会主义的国家均与苏联或中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势必会影响它们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此外，从国家层面上看，这些寻求经济独立以巩固政治独立的国家推行的国有化政策往往会触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造成双方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自然会引起刚刚享受到主人翁感觉的亚非人民的反美情绪；从普通百姓的层面看，对西方新老殖民主义的本能反感，以及国家传媒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腐朽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持续批判，使得普通百姓难以接受志愿者的生活方式，如志愿者在索马里教学生跳摇摆舞，不仅未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反而招致了广泛的抗议；马拉维也对男性志愿者留长发、女性志愿者穿超短裙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尊重东道国的生活方式。这种类似于“大众文化”层面上的冲突，也是引起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反美情绪的重要因素。而和平队作为美国文化的代表，自然首当其冲。
其次，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和平队是实现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同样，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和平队也是他们对美国外交的重要工具。当这些国家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时，他们主动邀请和平队到自己的国家来，通过邀请和平队向美国示好，并通过与美国的合作，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当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向美国表示某种不满情绪，同时又不至于从根本上影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时，和平队这个在美国政府中地位相对不是太重要的机构往往会成为他们发泄不满的对象。驱逐和平队既能起到警告美国的作用，又不至于中断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而这些国家在驱逐和平队后往往会利用合适的机会再次邀请和平队返回，当然，何时向和平队发出邀请要看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从这一角度看，和平队———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府志愿者组织又是那样的脆弱，就像一个政治足球，在国家间的政治游戏中被踢来踢去，每一次受伤的都是它。
三、越南战争对和平队的影响
和平队有一个很不吉利的双胞胎———越南战争。在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是“特种战争”，即派遣美国特种部队以军事顾问的名义进入越南南部，直接介入空中和地面的战斗。“特种战争”使得美国在南越的军事人员大幅度增加，肯尼迪刚上台时，美国在南越的军事“顾问”有900人，到1961年底上升到3200人，1962年底达到了一万一千多人，到肯尼迪遇刺时，美国在南越的军事人员总数为16700人。约翰逊继任总统后，随着南越政权军事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更是不断扩大在南越的军事存在。到1967年，在越南的美军总数已经达到50万人。而随着美军正式参战，美军的伤亡也与日俱增，到1968年底，已经有3万名美军在越南阵亡。
在“特种战争”时期，美国军人在越南的存在及伤亡较小，因而在国内和国际上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对和平队更是没有明显的影响。但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和美军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加，美国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抗议，在国内也招致了大规模的民众反战运动。其中，走在反战运动前列的就是和平队志愿者的主要来源———大学生。世界各国及美国国内对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的激烈反应，自然也影响到和平队，而且，如同越南战争对美国自身的影响一样，它对和平队的影响不仅很大，而且很深远。
从1965年开始，越南战争对和平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不仅影响到志愿者的招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甚至导致了和平队内部的分化、和平队未来走向和地位的变化等等。
总的来看，越南战争对和平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越南战争导致了和平队志愿者的分化，并使那些潜在的志愿者特别是大学在校生感到迷茫。在越南战争美国化之前，尽管志愿者对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看法不一，但并未形成巨大的分歧，更未让志愿者感到迷茫与不解，志愿者也未对政府的决策进行过公开的批评和抗议。但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及国内外反战浪潮的日益高涨，志愿者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分裂成支持越战和反对越战两个对立的阵营。
少数志愿者站在政府支持者的立场上，支持美国在越南进行的“反对国际共产主义侵略和扩张”的战争。一些志愿者给美国总统约翰逊写信，支持他在东南亚采取的政策，一些男性志愿者还联名写信，要求加入联邦军队赴越南参战。布莱恩·沃什(BrianWalsh)(1965-1967年在危地马拉)和戴维·利文斯顿(DavidLivingston)(1962-1964年在利比里亚)是越战支持者的典型代表。
沃什认为，如果美国不阻止的话，共产主义势力将迅速控制整个东南亚。在沃什看来，无论是在和平队还是在美国军队，其性质是一样的。他是在同样的服务于美国和人类的意识下加入和平队和美国空军运输队的。与沃什相比，利文斯顿更像是一位战争爱好者，他表示：“在军队中服役更加至关重要，保卫你的国家是最基本的，如果让我选择在灌木林中是使用粉笔和黑板或使用一枝M-16(美军使用的步枪———引者注)，我将选择使用M-16，它是更好的证明。”[7](P86)对利文斯顿而言，根本不存在是否应该改变东道国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是通过什么方式改变，是和平的方式还是通过武力。
多数志愿者站到了美国政府越南政策的对立面，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的不满。保罗·科恩(PaulCowan)表示，他周围的志愿者没有人支持这种“残忍的战争”。在一批刚刚回到国内的志愿者的集会上，大家几乎是一致表示，“美国政策的制定者并不理解革命的压力，也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压力”[7](P86)。一些女性志愿者则给她们的男朋友写信，动员他们不要参军，不要用纳税人的钱到越南去杀人。
很多志愿者采取了向白宫及和平队递交请愿书的方式，如在阿富汗的志愿者通过美国大使向正在阿富汗访问的美国副总统阿格纽递交了请愿书；900名已回到国内的志愿者联名上书约翰逊总统，抗议“越南战争使他们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不情愿的代理人”；1967年9月，659名志愿者批评和平队默认战争，指责和平队的做法“从最好处看是一种动人的姿态，而从坏处看则是残酷的欺骗”[8](P52)。也有很多富于戏剧性的抗议行动。
如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Rogers)到突尼斯访问时，在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参加招待会的所有志愿者都将背转向了罗杰斯；在巴拿马、南朝鲜和委内瑞拉的志愿者则集资派代表到华盛顿，向议员表达他们对战争的不满和抗议；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志愿者沿着该国首都的主要街道游行，手里举着刊登有他们反战请愿书的报纸；在埃塞俄比亚，志愿者在美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了24小时的静坐示威。
第二，越南战争使得和平队成为美国青年逃避服兵役的一种选择。
早在和平队成立之初，尼克松就曾经攻击和平队将成为逃避服兵役者的避难所。越南战争爆
发后，特别是从1966年开始，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反战人士选择进入和平队。由于和平队自身不可能有哪一些志愿者是为了逃避服兵役才加入和平队的记录，所以很难确定逃避服兵役的志愿者在和平队中所占的比例，但有几个数字大致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1965年，和平队男性志愿者与女性志愿者的比例是11：9，男性稍多，但到了1970年，这一比例是7：3，男性志愿者已经占据绝对优势。这说明这一时期申请加入和平队的男性较女性要多得多。而根据1969年的调查，35%的美国大学生承认他们曾经参加过反战游行示威活动，而打算加入和平队的大学生中，参加过反战游行示威活动的比例则是48%，高出平均数13%。这说明，在和平队志愿者中，确实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反对越南战争、为了逃避服兵役才参加和平队的，这部分人究竟占多大比例，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考虑到申请加入和平队的人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可以基本断定，和平队并非逃避服兵役者趋之若鹜的地方。正如罗伯特·马歇尔(RobertMarshall)后来谈到的：“即使没有发生越南战争，我也会加入和平队的。”[1](P118)
不可否认，有一部分志愿者是为了逃避服兵役才加入到和平队中来的，来自哈佛大学的志愿者罗伯特·马歇尔在谈到哈佛大学当时的情况时说：“哈佛大学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急切地寻找可以使他们免服兵役的办法……和平队是其中比较容易做出的选择之一，而且看起来还很高尚。”[1](P87)
当然，从1965年美国军队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开始，到1973年美军战斗人员从越南撤出，其间加入和平队的美国男性青年志愿者并非都是为了逃避服兵役，很多人还是抱着与越战前加入和平队的志愿者相类似的目的。然而，对于那些不愿意到越南打仗，试图逃避服兵役的青年人来说，和平队确实提供了一种相当不错的选择，至少从表面看来还是相当高尚的选择。有一部分志愿者纯粹是出于反战的目的才逃避服兵役、加入到和平队的，这些志愿者将他们在和平队的工作看作是对美国军队在越南所犯战争罪行的一种补偿。如乔治·麦克丹尼尔(GeorgeMcDaniel)就认为，他并非不想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但是他反对战争，因而选择了加入和平队。而且他还认为，自己在和平队的工作要比在军队的工作更有效，“和平队训练我们向人民学习，努力像他们那样思考以便理解并解决问题，但是，军队却使他们自己与人民疏远了，而且，也不要求真相。我们是对的”[9](P207)。
但更多的人仅仅是因为不想冒到越南送死的危险，为躲避服兵役才参加和平队的。如1969年在萨摩亚群岛的志愿者莫里·考克斯(MurrayCox)就将加入和平队作为逃避服兵役的手段，他对自己的朋友说，他是到其他国家做一些富于建设性的事情，但他又说，“我在为我自己服务”[1](P119)。
在60年代中后期，美国青年中逃避服兵役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而且方式多种多样，加入和平队只是其中一种不太重要的手段，所以，和平队在当时并没有成为逃避服兵役者的天堂。
越南战争对和平队第三个方面的影响就是使和平队成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攻击的对象。如坦桑尼亚就是在反对美国侵略和干涉越南的名义下，将和平队驱逐出境的。在埃塞俄比亚，同情越南的激进学生攻击和平队志愿者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并指控志愿者秘密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为此，在6个月的时间里，235名从事教学工作的和平队志愿者有92人被先后驱逐出境。
所以，研究和平队的美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ElizabethCobbsHoffman)认为，美国对东南亚的不道德政策甚至玷污了像和平队这样“好的”项目。在一些国家，和平队代美国的战争政策受过，蒙受屈辱。
除了上述直接影响外，越南战争还对和平队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越南战争耗资巨大，导致美国综合实力的相对下降。越南战争后期及越南战争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对外关系上采取收缩政策。如在和平队经费问题上，和平队的年度拨款1969年为1.02亿美元，1970年下降到9800万美元，最低的1972年只有7200万美元，在1亿美元以下徘徊了11年之久[9](P262)。当然，美国综合国力的下降是全方位的，和平队的经费问题只是它的一个缩影。
和平队所面临的上述种种困境，既有和平队自身的问题，更是整个美国对外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尽管和平队第三任队长布兰奇福德(JosephBlatchford)上任后推行“新指针”，力图改变和平队的颓势，但在美国对外政策整体收缩的大背景下，和平队要走出泥潭，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这也注定了和平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刘国柱(1965-)，男，河北辛集人，
参考文献：
[1] KarenSchwarz.WhatYouCanDoforYourCountry：AnO-ralHistory of the Peace Corps[M]. New York：WilliamMor-rowandCompany，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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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itzFischer.MakingThemLikeUs：PeaceCorpsVolunteers in1960s[M].Washington：SmithsonianInstitutionPress，1998.
[8] ZaneReeves.ThePoliticsofthePeaceCorps&VISTA[M].Alabama：TheUniversityofAlabamaPress，1988.
[9] ElizabethCobbsHoffman.AllYouNeedisLove：ThePeace CorpsandtheSpiritof1960s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wardUniversityPress，1998.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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