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民主党的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提出了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以教师、医生、护士及工程师为主体的和平队的构想，肯尼迪就职后，很快便将这一构想付诸实施。与争取进步联盟、粮食用于和平等外交政策一样，和平队也被视为肯尼迪政府对第三世界“新边疆”外交的重要标志。这一机构从成立之初便备受美国学术界的关注，40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和平队的著述出版和发行，这些著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和平队志愿者根据自身的经历撰写的回忆录，这类作品多为纪实性，具有相当浓厚的文学色彩，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另一类是美国学者撰写的、研究和平队及其志愿者的著作，这类著作基本上可以体现美国学术界对和平队研究的状况。
美国学者对和平队的研究，依照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是和平队研究的起步阶段；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是和平队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期，是和平队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和平队现象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一、和平队研究的起步(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
60年代，和平队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发展非常迅速，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国外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期，关于和平队的著述纷纷面世，主要有：查尔斯E·温甄巴克(CharlesE.Wingenback)的《和平队：谁、怎样和哪里?》(1961)；艾伯森L·莫里斯(Albertson，MauriceL.)《美国青年的新边疆：对和平队的展望》(1961)；亚当斯·威尔玛(Adams，Velma)《行动中的和平队》(1964)；萨金特R·施莱弗(SargentShriver)《利矛之锋》(1965)；罗杰D·阿姆斯特朗(Armstrong，RogerD.)《和平队与基督教传教团》(1965)；罗伯特R·特克斯特(RobertB.Textor)：《和平队的文化边疆》(1966)；劳伦斯H·法克斯(LawrenceH.Fuchs)《那些特殊的美国人：和平队与美国的民族特性》(1967)；戴维·哈普古德(DavidHapgood)与梅里丹·贝内特(Meridan Bennett)《变革的力量—对和平队的近距离观察》(1968)；罗伊·胡普斯(RoyHoopes)《和平队完全指南》(1968)；马歇尔·温德穆勒(MarshallWindmuller)《和平队与美国治下的和平》(1970)；布伦特·阿沙布兰纳(BrentAshabranner)《历史的一瞬：和平队的第一个十年》(1971)。严格来说，上述大多数作品还称不上是对和平队的研究成果，而更主要是对和平队这一新机构及其职能进行介绍，或对它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有的作者本身就是和平队的官员，如萨金特R·施莱弗是和平队的首任队长；布伦特·阿沙布兰纳既有作为和平队的官员前往第三世界国家的经历，也有担任和平队副队长的经历；罗伯特R·特克斯特则参与了第一批和平队志愿者的培训。这些作品有的对和平队产生的背景做了介绍，有的记述了和平队的经历，也有对其进行研究分析的。由于上述作者都是那个时代的目击者或和平队的参与者，因而，他们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
下面对其进行分类介绍：
和平队参与者的作品，主要有和平队首任队长萨金特R·施莱弗的《利矛之锋》；布伦特·阿沙布兰纳的《历史的一瞬：和平队的第一个十年》和罗伯特R·特克斯塔的《和平队的文化边疆》等等。
《利矛之锋》是萨金特R·施莱弗的政论文选集，其中有3篇是关于和平队的。施莱弗的文章涉及和平队的方方面面，如美国组建和平队的原因、和平队的性质、和平队在国外的工作、和平队在国内和国外产生的影响等等。关于美国组建和平队的原因及和平队的性质，施莱弗在演说中阐述的是美国政府的冠冕堂皇的观点，如，显示美国理想和道义的力量、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增进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了解，等等。施莱弗认为，和平队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向世界其它地区输出了美国革命的精神，而且在国内重新唤起了美国革命的精神，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国内民权运动的发展上。①
《和平队的文化边疆》是第一部以和平队志愿者为主要视角撰写的大部头的著作，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该书明确提出，和平队工作的灵魂不在华盛顿，而是在志愿者工作的东道国。所以，该书的主编罗伯特R·特克斯特认为，在本书之前的有关和平队的著述由于它们的作者从未到过那些东道国，不了解那些东道国及其文化，更不了解志愿者在东道国的实际工作情况，因而，那些著作失去了它们的大部分价值；本书的13名作者都是一些社会科学家或历史学家，他们都有机会———一般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东道国对和平队志愿者进行观察，因此，本书更加“客观和公正”(见该书前言)。《和平队的文化边疆》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和平队的，作者认为，和平队志愿者以其自身的行动形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既不同于美国文化，也不同于东道国文化。这种文化包括三种亚文化———和平队/华盛顿亚文化、志愿者亚文化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海外代表亚文化，这三种亚文化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华盛顿亚文化的人员构成包括在华盛顿和平队总部工作的所有人员，其基本任务是保证国内政治接受和平队、履行作为国内政府部门的功能、保证海外计划的实施等等；志愿者亚文化的成员仅仅是在海外工作的和平队志愿者，他们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参与、促进和有效合作跨越将美国文化与东道国人民隔开的“边疆”；海外代表亚文化的成员包括所有和平队驻海外的代表、副代表及其助手、为上述人员工作的拿和平队薪水的工作人员，其基本职能是充当华盛顿与志愿者之间、和平队与东道国之间联系的桥梁。书中以13个国家和地区为范例，分析了作为一种文化的和平队的具体运作及其存在的问题。至于和平队的历史作用，罗伯特R·特克斯特认为，和平队在改善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①。
可以说，《历史的一瞬：和平队的第一个十年》是第一部将和平队作为历史来介绍的著作，作为和平队驻东道国的官员和和平队的副队长，布伦特·阿沙布兰纳怀着对和平队的深厚感情，将和平队10年来的历程展示给世人。本书兼具纪实性和学术性，本书的第一部分“和平队的第一个10年”概述了和平队的产生、和平队志愿者在东道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和平队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种族问题、越南战争的阴影等，这一部分主要以纪实性描写为主，但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书中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这一部分占全书的内容的4/5左右。
本书的另1/5即第二部分“和平队在处于战争中的世界”对和平队与美国的全球政治、与冷战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作者不承认和平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也不认为和平队与冷战有什么关系，而是确信和平队的主要职能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帮助，增进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理解，以及向世人展示美国的理想主义。在对和平队的作用的理解上，布伦特·阿沙布拉纳认为，和平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教育的发展。②
这一时期对和平队研究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亚当斯·威尔玛的《行动中的和平队》，这本书是一部采访手记，作者在对海外和平队志愿者做了大量的采访的基础上，怀着极大的热情写就了这本书。作者认为，和平队是美国对外政策一个有价值的工具，是美国青年高尚情感的一种宣泄，当这些青年男女置身于有价值的事业中的时候，国家在朝着为未来培养有责任感的领导人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③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志愿者的一手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一些和平队志愿者在归国后将他们的和平队经历用文字表达出来，出版了一批有颇有价值的关于志愿者自身经历的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雷切尔·科恩(RachelCowan)的《成长中的美国人》，雷切尔的丈夫科恩·保罗(CowanPaul)的《一个非美国人的形成》。在这两本书中，科恩夫妇通过自身的经历，阐述了两年的和平队生活对志愿者价值观念的影响。科恩夫妇在拉丁美洲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使他们深化了对拉丁美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们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看法。他们认为，拉丁美洲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这些志愿者所能解决的，拉丁美洲国家要想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态，“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和进步的民族主义的政府是唯一的希望”。而美国必须停止派遣军队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到拉丁美洲，同时削减对拉丁美洲右翼政府的军事援助，将这一部分资金用以服务于所有人的开发项目上。
此外，查尔斯E·温甄巴克的《和平队：谁、怎样和哪里?》(1961)；艾伯森L·莫里斯的《美国青年的新边疆：对和平队的展望》等多为对和平队进行介绍、或对其前景进行预测之作，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都不太大。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即尼克松和福特当政时期，由于美国对外政策进入了一个全面收缩的阶段，且尼克松本人对和平队本无好感，而越来越多的和平队志愿者卷入到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中，更是加深了尼克松对和平队的偏见，再加上60年代和平队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平队进入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和平队的人员和经费被一再削减，在1971年甚至失去了它的独立性。与和平队的相对沉寂相对应的是，在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刚刚起步的和平队研究也暂时停顿下来，除了一些志愿者撰写的类似于文学的著作外，几乎没有出现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一情况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有了改观。
二、和平队研究的初步发展(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
卡特在1976年总统竞选中的胜利被和平队称为：“我们的胜利”，这不仅因为卡特的母亲曾经是和平队的志愿者，而且，卡特本人对和平队也相当重视。在卡特执政时期，和平队尽管没有恢复到60年代的鼎盛时期，但已开始恢复元气，并在财政上获得了独立。而且，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大起大落后，美国人开始理智地审视和平队，不仅将其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而且将其作为一个历史问题。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美国对和平队的研究有了初步的发展。一方面，一批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的政治家在淡出政界后开始撰写回忆录，这其中不乏和平队的参预者；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正视和平队现象，将其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加以阐释。
这一时期关于和平队的著述同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政治家或和平队的参预者撰写的回忆录或著作如潘恩·卢卡斯和凯文·劳瑟(C.PayneLucasandKevinLowther)合著的《信守肯尼迪的承诺：和平队，新边疆未实现的希望》(1978)；哈里斯·沃福德(HarrisWofford)的《肯尼迪与金：使60年代变得有意义》(1980)；科茨·雷德蒙(CoatesRedmon，《象你们那样走来：和平队的故事》(1986)；另一类是由学者撰写的研究和平队的著作如杰拉德T·赖斯(GeraldT·Rice)研究和平队的三步曲《和平队的二十年》(1981)、《大胆的试验：肯尼迪的和平队》(1985)和《八十年代的和平队》(1986)；赞恩·里夫斯(T.ZaneReeves)的《和平队及服务于美国的志愿者的政治》(1988)；托马斯·帕特森(ThomasG.Paterson)的《肯尼迪对胜利女神的追求：美国对外政策，1961—1963》(1989)。
与前一阶段有关和平队的著作相比，这一时期的著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它们或是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或是利用一手资料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中有些作品如《肯尼迪与金》、《大胆的试验》等至今仍被视为研究和平队的重要参考书。
《肯尼迪与金》的作者哈里斯·沃福德曾经是肯尼迪的国内民权问题顾问，参与创建了和平队，并作为分队长率领和平队在埃塞俄比亚工作了两年。这本书是沃福德关于自己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从政的回忆录，其中自然涉及和平队的创建及初期的运作。尽管本书不是将和平队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但由于作者特殊的身份，本书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特别是成立和平队时美国政界的斗争等。《象你们那样走来：和平队的故事》的作者科茨·雷德蒙是参与创建和平队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之一，她长期在和平队总部工作，并多次赴海外考察和平队的工作。作者怀着对和平队的热爱，以极大的热情写就了这本书。尽管本书始终是围绕和平队及其志愿者来写的，但称不上是对和平队的研究。同沃福德一样，雷德蒙为和平队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①
在尼克松任内，和平队与服务于美国的志愿者组织(VISTA)合并为一个新的政府机关———志愿行动机构(ACTION)，从而失去了它的独立性，直到里根时期才又重新恢复为成立时的地位。对于这一时期的和平队，特别是围绕和平队的美国政治，美国学术界及政界的著述较少涉及，《和平队及服务于美国的志愿者组织的政治》是唯一一部专门探讨这一特殊时期的和平队与美国政治及政策的著作，该书的作者赞恩·里夫斯曾经协助组建和平队，而且深爱着和平队，但又对和平队的现状不满。作者认为，和平队在60年代末走向低潮并被迫与VISTA合并，并非仅仅是因为党派斗争的结果，更主要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国内对和平队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和平队的成就难以量化；14个国家中止了和平队项目；一些国家中止和平队项目的原因在于部分志愿者不良行为；数以千计的和平队志愿者或前和平队志愿者卷入到反对越战的活动中。另外，关于和平队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也制约了和平队的发展。然而，在新机构中，由于得不到相应的重视，和平队并没有走出低谷，它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应征的人数逐年下降；和平队项目计划问题成堆；与东道国的关系恶化等。
这促使卡特政府给予和平队半自治的地位———预算独立。到里根政府时期，和平队志愿者被视为“在国外的美国人”，和平队更被里根政府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加以利用，所以，在里根这位共和党人手里，和平队恢复了创立初期的地位。瑞维斯从国内政治及政策的角度对和平队的分析，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②
在经历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前半期的低潮后，一些和平队的参与者开始反思和平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卢卡斯等人的《信守肯尼迪的承诺：和平队，新边疆未实现的希望》。卢卡斯等认为，和平队必须与它的过去彻底决裂，因为和平队是冷战的产物，它的出现不是要满足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而是要满足美国的需要。和平队为扩大自己的影响，盲目壮大志愿者的规模，而不对具体项目进行细致的考察和规划，致使很多志愿者在东道国无事可作，或者因为志愿者没有足够的技能而无法完成所担负的任务，因而和平队实际上是在浪费美国的资源和东道国的耐心。卢卡斯认为，要实现肯尼迪对世界的承诺，和平队应该转变成为一个技术援助组织，在粮食生产、健康保健、能源、教育等方面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①
《大胆的试验：肯尼迪的和平队》是杰拉德T·赖斯研究和平队的三部著作中的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另两部在国内无法找到)。本书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被认为是研究肯尼迪时期和平队最有价值的参考书之一。赖斯的著作对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和平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关于和平队的起源等方面，赖斯不仅提出一些新观点，而且，与六、七十年代的作品相比，赖斯的分析也更具概括性、也相对更全面。他认为，和平队的渊源可以从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在海外的活动、美国“边疆”居民的助人传统、美国社会的志愿者活动、以及历届政府举办的公益性组织(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护林队)中去寻找。和平队之所以出现在60年代初，与当时美国国内及国外的形势是分不开的，从国外来看，美国必须重视正在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以便在同苏联的争夺中居于有力地位，而且，战后美国在亚非拉的国际形象不佳，美国政府需要改变外交队伍的结构，以改善美国的形象。从国内政治来看，在1960年总统竞选中，民主、共和两党势均力敌，为争取选票，肯尼迪在全民投票日前两周提出了和平队问题。赖斯认为，尽管和平队无法逃脱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使得它被迫卷入冷战之中。但对志愿者来说，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使得和平队超越了国际政治的混水。赖斯对和平队有着较高的评价，认为和平队是肯尼迪政府“最为肯定的和持久的遗产”，是帮助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唯一的最有效的美国组织”。②
《肯尼迪对胜利女神的追求》是新左派史学家帕特森主编的一个论文集，其中收录了一篇有关和平队的论文———《传递火炬，点燃圣火》。可以说，这是为数不多的对和平队持批评态度的作品。本文的作者加里·梅(GaryMay)进行的是个案研究，他以在埃塞俄比亚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为对象，对他们参加和平队的动机、在埃塞俄比亚的工作情况、以及和平队的工作成效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认为，志愿者参加和平队的动机和相当复杂的，但主要有三个方面：美国人的理想主义(民主的使者)和人道主义(为其他人做些事情)以及到海外旅行的诱惑(特别是对中产阶级的美国人而言)。尽管96%的志愿者认为他们为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加里·梅认为，由于这些志愿者甚至不会说埃塞俄比亚的语言、也不了解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和文化，并有着一定程度的种族优越感，所以这些志愿者在埃塞俄比亚的经历过于美国化———他们生活在一起、吃的是美国食品、庆祝的是美国节日、唱的是美国歌曲、玩的是美国游戏，他们还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最好的并应输出到埃塞俄比亚。这使得这些志愿者未能实现和平队的重大目标———促进美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相互理解。不仅如此，GaryMay还认为，和平队的经历表明，美国决策者对世界的看法是很理想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他们认为改变一个国家的传统就像蛇脱去一层皮一样，而文化价值观是很难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队犯了类似于文化帝国主义的罪行。①
三、和平队研究走向深入(20世纪90年代)
进入90年代后，和平队研究在美国步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随着肯尼迪政府时期档案材料的逐渐解密，学术界对和平队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出现了一些研究角度比较新颖、而且有一定深度的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五部，即迈克尔·莱瑟姆(MichaelE.Latham)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肯尼迪时期的美国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2000)；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ElizabethCobbsHoffman)的《你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爱：和平队与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1998)；弗里茨·费希尔(FritzFischer)的《让他们象我们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队志愿者》(1998)；戴维·塞尔斯(DavidSearles)的《和平队的历程：机遇与挑战1969-1976》(1997)；朱利叶斯·艾米(JuliusA.Amin)《和平队在喀麦隆》(1992)(国内无法找到)。第二，发表了一批有关和平队的论文(需要指出的的是，美国比较著名的几大史学刊物如《美国历史评论》、《美国历史杂志》、《太平洋历史评论》、《外交史》等杂志在90年代之前还没有关于和平队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朱利叶斯·艾米的《和平队与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的斗争》，载《黑人研究杂志》1999年7月号；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非殖民化、冷战与和平队的对外政策》，载《外交史》杂志1996年冬季刊；《外交史与生活的含义：迈向全球美国史》，载《外交史》杂志1997年秋季刊；詹姆斯·西克迈耶(JamesF.Siekmeier)的《一个牺牲的美洲驼：和平队1971年被逐出玻利维亚》，载《太平洋历史评论》2000年2月号；齐默尔曼(Zimmerman)《双重意识之外：黑人和平队志愿者在非洲，1961-1971》载《美国历史杂志》1995年12月号。其中，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的两篇论文是其著作《你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爱：和平队与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的前期成果。第三，学术著作呈多样化趋势，表现在将口述史学应用到和平队研究中，即克伦·施瓦茨(KarenSchwarz)的《你可以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和平队的口述历史》，本书以总统的任期为时间线索，邀请一些这一时期服役的和平队志愿者、以口述的方式阐述自己对这一时期某一问题的看法，如越南战争对和平队及其志愿者的影响、里根时代和平队在海外面临的性与AIDS问题等，由于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和平队志愿者讲述的自身经历，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迈克尔·莱瑟姆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美国的社会科学与肯尼迪时期的“国家建设”》是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和平队的。莱瑟姆认为，美国组建和平队的主要目的就是以美国为模式，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纳入美国设想的轨道。美国的科学技术人员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他们的现代化进程。如果和平队能够缩短“传统”社会的侵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就不会给共产主义颠覆以可乘之机。莱瑟姆认为，从一开始，和平队志愿者就被赋予从事现代化的使命，志愿者在东道国的服务就是现代化的催化剂。在和平队所开展的众多项目中，社区发展工作(在1961—1965年间，30%的志愿者从事社区发展工作)最能体现和平队给东道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包括表面的变化，更关键的是志愿者代表着“最佳的自由传统和民主社会”———“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渴望将这种社会作为他们自己革命的终结”，他们给东道国灌输了一些新思想，他们将帮助贫穷的国家找到“美国早已发现的现代化和进步的钥匙”。①
弗里茨·费希尔的《让他们象我们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队志愿者》则是从文化角度对和平队的志愿者进行研究的。费希尔认为，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为他们自己建造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监狱”———他们过分依恋于对过去神话般的幻觉和对将来的自由主义的幻觉，在国际舞台上，这种文化背景帮助确立了开发世界其它地区的义务。和平队就是“美国实施其自由主义理想的愿望和将美国的经验作为世界未来的榜样的标志”。
费希尔不同意某些外交史学家(如托马斯·帕特森)将和平队视为冷战的工具的看法，认为这些史学家既没有考察和平队是如何贯彻美国政府政策的，也没有考察肯尼迪的思想和肯尼迪之外的其他和平队建立者的思想。研究和平队不应把眼光集中在华盛顿，而应集中在那些志愿者身上。《让他们象我们一样》就是将志愿者理解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的使者，他们肩负着将政府政策转化为实践，他们被迫去面对这样一种关系———美国关于世界的看法与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60年代的和平队有助于理解整个20世纪晚期美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和进步。
费希尔认为，和平队志愿者在海外服务的经历迫使他们打破了“文化监狱”的篱笆，他们与和平队领导人的关系、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工作、他们与东道国人民的关系等等都使他们去重新评估以前所持有的文化设想。这种重新评估形成了对第三世界新的理解并有助于为美国文化理解其它文化指出新的方向。和平队的这一作用甚至影响了日后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特别是卡特政府时期)。②
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的《你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爱：和平队与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是20世纪90年代有关和平队的影响最大的著作。说其影响大，不仅在于她曾在研究美国外交史的权威杂志《外交史》上发表了两篇关于和平队的文章(本书的先期成果)；而且这本书出版后，《对外政策》、《美国历史评论》等有较大影响的杂志相继发表了一些著名学者的书评，对本书予以高度评价；另外，在和平队的官方网站上，这本书也是和平队重点推介的热门图书。
该书认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和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和平队几乎同步进行，这并非历史的偶然。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财富与扩张要求一些能体现美国根本意图的参照物，这在美国频频对冷战中的热点(如越南)进行干预的时候显得更加重要。和平队就是试图展示美国力量的另一面———它的精神力量。肯尼迪去世后，随着暴力在越南的逐步升级，美国政策的这一特性会得到极为有趣的审查。
作者强调，和平队体现了美国对外政策中单纯的利他主义的一面，尽管和平队有一个不吉利的双胞胎———越南战争，但这使得它的纯洁显得更加重要。对于理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自我扩张和提倡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平队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窗口。和平队及其所体现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人道主义、利他主义表达了潜存于美利坚民族文化之中的价值观念。尽管这一时期其他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一些类似于和平队的志愿者组织，但基本上都是私人性质的，美国是第一个将志愿者活动同它的对外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它也使得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能够为他们的国家感到自豪。
伊丽莎白·科布斯的书名看起来颇具浪漫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作者将这首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流行歌曲作为书名。就是要强调，为实现和平队的目标，你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爱。但总的来说，她对60年代和平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和平队起源的研究)却是比较客观的，她既分析了和平队的国内背景，也分析了国际环境(冷战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运动)对和平队的产生所发挥的作用，又对和平队与西方其它国家的志愿者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这本书中，既有宏观的分析，也有个案的研究(如和平队在加纳)，但目的只有一个，即证明作为美国对外政策有机组成部分、由充满爱心的志愿者组成的和平队对于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60年代末和70年代前半期是和平队活动的低潮，美国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薄弱。戴维·塞尔斯的《和平队的历程：机遇与挑战1969-1976》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戴维·塞尔斯曾经担任和平队驻菲律宾的分队长，后又在和平队总部工作。他的著作就是以和平队在菲律宾的活动为线索，全面介绍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前半期和平队志愿者的情况。塞尔斯认为，早期的和平队为单纯的狂热所驱使，任何失败和缺点都被这样一种自信所掩盖：和平队的使命是如此正确，是美国优点的反映，它必然要获得成功。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自信慢慢走入了死胡同。应付志愿者的性问题、毒品问题和反对越战的情绪耗费了和平队的大量精力。尼克松政府的第一任和平队队长布兰奇福特(Blatchford)提出的以“新指针”为标志的一系列新政策，它强调志愿者的技能、强调东道国的真实需要，从而逐步扭转了和平队的困境，并使和平队成为一个更加强大、运转更加良好的组织。
在谈到和平队的作用时，塞尔斯认为，和平队的作用是多重的：和平队的经历首先改变了那些置身其中的美国人，他们继而又改变了美国，特别是使美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美国不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困境置之不理；与此同时，志愿者通过自身的表现向世人展示了美国的每一方面，消除了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的偏见———美国人只对权力、利益和玩乐感兴趣， 从而使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变；和平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尽管和平队的工作还远未完成，但和平队已经证明自己作为一个发展机构所发挥作用。①
90年代关于和平队的论文，除了伊丽莎白·科布斯在《外交史》杂志的两篇文章之外，其余三篇有两篇是关于非洲裔美国人随和平队在非洲的经历及对他们自身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和平队志愿者在非洲的经历对他们回国后从事民权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文章认为，非洲黑人反抗西方白人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给了非洲裔美国人以重要启示，非洲黑人的经验和成就经由和平队志愿者介绍到美国，对促进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起了重要作用。黑人作为和平队的组成部分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这也是和平队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②
在和平队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和平队被东道国驱逐的现象，但大多数研究者都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到了2000年才有文章探讨这类问题。詹姆斯·西克迈耶的《一个牺牲的美洲驼：和平队1971年被逐出玻利维亚》，将和平队被玻利维亚政府驱逐作为个案进行了研究，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西克迈耶通过分析和平队被玻利维亚驱逐出境的原因，揭示了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平队所代表的美国价值观念与当地人民的价值观念冲突、和平队给东道国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东道国统治者的冲击等等。③由于玻利维亚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这类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和平队确实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由于它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越来越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重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
(作者刘国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延庆)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