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美韩同盟关系自朝鲜战争到冷战后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共同的敌人是最初关系建立的基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美国式的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扩散极大的影响了韩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民主化运动，韩国在摆脱了集权体制实现民主化以后，美韩关系才有了共同的价值基础——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真正成为西方的一员。
关键词 美韩关系 民主化 身份认同 文化选择
一、友好的“专制盟友”
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美韩关系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1948年 8 月李承晚政府成立以后，韩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最大程度的争取美国的支持，以此来稳定政局进而发展自身实力实现南北统一。然而战后初期的美国政府并不看重韩国在东亚战略棋局上的重量， 对李承晚的亲美主张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韩国政府成立一个月后，驻韩美军就开始撤离，到 1949 年5 月就只剩下 500 余人的军事顾问。1951 年 1 月美国宣布“艾奇逊防线”，韩国就在排除在美国太平洋地区防线之外。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认为如不迅速调整政策，整个东亚就会落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在美国东亚战略上的地位明显提升了。美国立即对韩国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援助，并直接出兵朝鲜半岛，维持了李承晚政权的存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韩国的国防和军事由美国进行控制并提供保护。美韩相继签订了《美韩相互防卫援助协定》《、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通过一系列协议，美国全面影响和控制韩国的内政外交，而韩国也因为面临北方的军事压力，实行对美国的全方位和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撑为韩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加入美国阵营又为韩国连接了通往西方发达国家的渠道。这种局面在冷战时期一直延续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有所变化。
应该看到的是，美韩这种紧密的同盟关系并不与双方所宣称的那样，是真正建立在西方式特别是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之上的。朝鲜半岛激战正酣的 1951 年 1 月，杜鲁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说，美国出兵朝鲜为了维护自由世界不被共产主义独裁所征服，美国扶持韩国为了反共是真实其意图所在，但当时的韩国离所谓的“自由世界”相差太远，包括韩国在内的不少亚太国家和地区都是美国的忠实的反共盟友，向这些国家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是为了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链形反共联盟。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特点：政治上实行军事独裁，紧密配合美国的反共战略。韩国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从 1948 年的韩国宪法及随后的修订都规定韩国是“自由民主主义的立宪国家；按照国民主权主义、三权分立主义、法治主义，实行大众民主主义与福利国家主义”。从字面上看，韩国一直是一个民主国家，从李承晚至全斗焕政权时期韩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看，实际实行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独裁统治。尽管在朴正熙统治的二十多年间，韩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他对政治的宽容性是是极差的。全斗焕企图把总统权力移交给自己的亲信，但这时的集权统治在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韩国已是强弩之末，抵挡不住民主化的浪潮，韩国才实现了政治生态的转型。可见美国对韩国建国后三十多年民主化的改造并不成功，但这些并没有妨碍冷战时期韩美关系的发展。
美国在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轴是抗衡苏东集团的共产主义“扩张”，它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是从属于这个目标的，只要反共的政府，美国都与其发展同盟或准同盟关系，遵循“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的原则，不论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还是权威主义的独裁统治。20 世纪 60 年代受美国支持的南越吴庭艳政权在国内严厉镇压宗教人士，智利 70年代民选的左翼政党被军政府推翻，这些政府都坚定地站在西方阵营，成为美国的铁杆盟友，因而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但外交部门的这一政策在冷战时期经常受到国内民众的道德拷问，美国的国家安全究竟是抵抗苏联的扩张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和自由？
“科克帕提克学说”认为，如果美国撤回对这些专制的反共盟友的支持，不仅仅是错误的战略，在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些国家相对温和的专制一旦失去美国的支持，其政权很快就会陷入混乱，有可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就会损害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民主自由捍卫者的形象。有损美国的国家利益。
二、“民主共同体”的身份转变
如果说是现实主义态度左右了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但这又不能说明冷战结束后，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消失后美国为何依然和这些专制国家保持着盟友关系。实际上，在冷战结束前，美国的这些专制的盟友，都完成了“身份转变”，由集权体制转变为稳定的标准的西方式的代议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正是和美国共同的身份认同（或曰集体认同）重新塑造了这些国家和美国的盟友关系，西方式政治制度的集体身份而不是“共同命运”成为它们联系的纽带。韩国也是如此，冷战时期，韩国通过全方位的融入西方阵营，以军事政治同盟和韩美联合安保体制为基础，先经济后政治，最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完成了民主化，塑造了新的国家形象和身份，对美国而言，韩国也不再是一个专制的反共的小伙伴，而成为一个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相同社会制度的稳固而坚实的盟友。
温特认为，在国家身份形成方面有两种机制：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自然选择是霍布斯状态下国家生存困难，再造失败的国家被淘汰。而文化选择是 1648 年以后的身份形成逻辑，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家相互之间承认其生存权利，国家通过模仿和社会习得两种方式形成身份。在国家的集体身份方面，有四种变量能减弱行为体的利己身份，帮助创建集体身份，它们分别是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韩国完成新的身份塑造形成与美国的新的集体身份是三十多年美韩关系的发展的综合后果，也正是以上四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相互依存本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变量，在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中，由于人能够掌握象征意义，可以把相互依存的客观情势转化为主观意念， 创造出相互依存建构的“群我”意识。“如果人们形成对自己和世界的共同再现，那么，对他们来说，世界就成为被他们再现的样子。”
韩美在正式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后，韩国是依靠大量美援稳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是典型的“脆弱性”相互依存。美援是韩国建国初期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在最高年份达到了 52.9%，到 1970 年美共向韩提供了40.54 亿美元的直接援助，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美国单方面向韩国开放市场，成为韩国主要的出口和进口市场，同时援建工业设施无偿提供剩余农产品，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是不可能有汉江经济奇迹的；在安保方面，韩国更是单方面依赖驻韩美军，甚至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一有异动，韩国就高度重视驻韩美军的作用。韩国对美国来说也意义重大，如果韩国被北方吞没，美国就将失去东亚大陆的战略支撑点，日本就会直接暴露在“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之下，驻韩美军的存在使美国在东亚政治格局上获得极大的战略主动性。美韩之间的相互需求使它们之间建构出“我们都是民主国家”的身份，尽管这在美韩最初的蜜月期并不是如此。
和相互依存一样，共同命运是建构形成集体身份的客观条件， 但共同命运是由把双方作为一个群体对待的第三方建构。韩美在冷战时期的共同命运是由“共产主义扩张”的共同威胁建构起来的。在冷战时期，朝鲜半岛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南北双方长期处于剑拔弩张的对抗状态，并且双方背后都有强大的超级大国作为其后盾。两个朝鲜国家都同各自的盟友缔结了以对方为假想敌的共同防御条约，并把对方视为邪恶的、不道德、威胁自身生存的敌人，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则是一种主导国家和仆从国家的等级体系。在共同命运的条件下，行为体具有了的集体身份基础上一定程度的反复合作，而合作会导致促进行为体合作的思维习惯，即使共同命运的客观条件不复存在，集体身份也会延续 。冷战结束后，苏东集团瓦解，中国也早就改变了同西方对抗的政策，朝鲜半岛的北方同盟消失了，但韩美同盟并没有也随之消失，而是随着形成了真正的集体身份而更加紧密。
同质性也是形成集体身份的一个有效原因。同质性包含两个方面：团体身份和类别。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团体身份都是类似的，即在其控制的领土上有着使用暴力的垄断全的权力结构——国家。类别身份是国家内部的政治权威组织形式的不同 ，在这方面，国家的身份特征是有巨大差别的，上述的两大阵营就是以此为标准来划分敌我的。群体的成为根据群体特征把自己归为相似的行为体，尽管这只是一个主观的认定，但它毕竟要以基本的客观事实为基础。客观同质性程度的增大可以使行为体重新认定其他行为体是自己的同类。同质性会对集体身份形成一个直接作用，行为体根据他们构成群体的特征相互电视为同类，他们会“如果他们像我们一样，那么我们就应该想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们”。在同质性方面，韩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韩国建国之初的体制从法律上讲是三权分立，但很快行政权力迅速膨胀，李承晚为了寻求连任两次修宪，韩国又逐渐回到了权威主义的老路，但这时的韩国已经步入宪政的轨道，任何的权力突破都必须有宪法基础。张勉执政后在向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力度很大，民主化努力取向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尽管后来的是朴正熙军人专政和个人独裁为特征的威权政治，80 年代中后期美苏走向缓和之后，美国就不时地对韩国当局施加民主化改革的压力。美国的作用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也非常重要，每每在关键时刻能对当局起到一定牵制作用。1960 年“五?一六”政变之后，美国曾对朴正熙政权施压，要求其结束军政，举行民主选举。1987 年民众反对政府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当局曾经想动用军队镇压，但遭到美国发出的明确警告；卢泰愚发表改革讲话之前，美国副国务卿曾到访与执政党进行过磋商，其后美国方面又迅速表示支持“六?二九宣言”，以上这些举措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韩国的宪政改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上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也出现了一次民主化浪潮，这时候的民主化改革无论作为一种价值规范还是国际规范，已经发展到被行为体内化和制度化的阶段 ，韩国这时候实现完全的民主化则是水到渠成。
三、小结
国家之间的结盟是国际政治中的常见现象，各种理论流派对此都有不同的解释。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实力分配是体系结构的主要变量， 国家通过结盟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建构主义则认为身份认同才是国家间亲疏的主导因素。韩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短时期内，出于实力对比的考虑，国家可能会采取以实力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但在长时段里，国家更可能基于对自我和他者的身份认同规范自己行为。
《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2期
注释：
①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 年版.100 页.
②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104 页.
③David Adesnik and Michael McFaul： Engaging Autocratic Allies toPromote Democra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6. P.11.
④Engaging Autocratic Allies to Promote Democracy， 2006. P.9-10.
⑤[美]亚历山大?温特.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407-410 页.
⑥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430-431 页.
⑦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435 页.
⑧高连福主编.东北亚国家对外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337-338 页.
⑨[韩]前总统金泳三采访录.东亚日报.2006 年 10 月 12 日.
⑩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437 页.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440 页.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441 页.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443 页.
玛莎?费丽莫，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彼得?卡赞斯坦、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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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华尔兹.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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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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