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后来被莱特纳称为“天赐良机”的消息被迅速报告国务院，正在母校布朗大学访问的穆西奥也是此时急飞华盛顿，参加由艾奇逊主持、国务院东亚事务官员出席的紧急会议。但在这次会议上，李钟瓒的建议还是被拒绝了。
[17]以这次会议为分界线，美国政府对宪政危机处理真正到了所谓的各方“权衡”的时刻。这里的“各方”不仅指对事件政治、军事和社会后果等各方面的考虑，更是军方和国务院真正参与决策过程的开始。大使馆－军方－国务院三个部门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大使馆和军方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而国务院在各种建议之间摇摆不定。
大使馆与军方立场的分歧始于5月30日和31日各自发回国务院的两封电报。莱特纳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屡次强调事件的紧迫性，还以设身处地的口吻对国务院和军方的观点表示怀疑。他认为国务院促成双方妥协的建议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韩国的局势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么放任自流，要么令其倒台”。他担心军方的首要考虑是保证后方的安全，强调法律和秩序，这样会导致美国不得不接受李承晚式的法律和秩序模式，最终会使宪政和法制式微。莱特纳还将李承晚同阿根廷总统庇隆类比，表明了他对美国应付此类政权的看法。因此他敦促华盛顿令刚刚上任不久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出面声明美国的立场，否则“马儿丢了再锁马厩，为时晚矣”。[18]克拉克在第二天致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的电报中，主要从军事角度分析可行的方案。他认为有必要容忍李承晚的行为，以及由他挑起的令人难堪的政治事件，因为现有的联合国军不可能同时应付前线、战俘营和后方三处问题。克拉克强调只有到了发生社会混乱或者韩国军队卷入危机的时候，军方才可以介入，“只要局势还大体保持在政治框架内，我们就应该努力以政治渠道恢复形势”。他建议国务院在这个时候有必要“按耐住我们的民主自豪感”（swallow our pride），不可仓促行事。[19]
应该说，莱特纳与克拉克的分歧并不是原则性的，但是二人的出发点确实不同。前者主要从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看待问题，突出了宪政危机带来的政治后果，主张不应因暂时性的“秩序”而牺牲民主原则和宪政体制。这表明大使馆由关注宪政危机（或者说李承晚政权）所具有的象征性转向强调民主制度对韩国政治稳定的根本作用。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则大体从冷战遏制战略的有效性出发，认为在抵制共产主义“侵略”的关键时刻，对外遏制而非对内规范盟国行为以及保证局势稳定是美国决策过程的首要考虑。
以这两封电报为标志，大使馆和军方在处理宪政危机的具体措施上分道扬镳，越走越远。6月1日，莱特纳同重建委员会当月轮值主席、澳大利亚代表詹姆斯·普利姆索尔会见，协调在危机中与盟国的立场。普利姆索尔虽然认为现在还不是采取军事干预的时候，但对韩国政府的行为深为不满，因为这使各盟国无法向本国政府交代，并主动表示“到最后时刻”委员会可以向联合国申请授权。双方还就军事干预的步骤进行了协商，普利姆索尔强调行动必须在韩国和世界范围内保持公开。但是莱特纳对李承晚不抱太多幻想：他认为时间紧迫，一方面是对北朝鲜发动突然进攻颇为担心，另外也对美国可能仓促与李承晚达成妥协而后患无穷心存顾虑。在他看来，解决韩国宪政危机应当长远考虑，寻找李承晚的替代人。[20]
6月2日，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给国务卿艾奇逊的备忘录中，系统而详尽地说明了危机进展和各部门的观点。从这份备忘录，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国务院处理宪政危机的基本方针：尽量避免激烈的措施，可以令克拉克面见李承晚，但不主张以最后通谍的形式要求他恢复秩序；同意保护国会的措施，但不针对李承晚。有一点值得注意，约翰逊指出局势之所以发展到现在，是因为李承晚被控制在 “一小撮狂热的、各取所需的无耻追随者”之下。[21]显然，这是国务院在国会、参战盟国以及公共舆论的压力下为李承晚开脱之辞，也是为自己选择一个既强调宪政秩序又可保留李承晚的折中方案做舆论和政策上的准备。从该备忘录还可以清晰地看出大使馆同军方的分歧：莱特纳坚决主张向李承晚下达最后通谍，否则采取军事干预，接管韩国政府；而克拉克则认为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是以恢复常态为目的。
同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一封致李承晚的信件，要求李承晚在穆西奥大使返回釜山之前，不要采取“不可挽回”的措施。[22]3日，莱特纳持总统信件紧急拜会李承晚，甚至打断了正在召开的内阁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李承晚要求阁员同意他解散国会。从莱特纳当天汇报大使馆官员同国务总理张泽相的谈话看，正是杜鲁门的这封信打断了李承晚解散国会的计划。张还在会议上提出了折中方案：直接选举总统；总理由总统提名，由国会批准；总理任何时候都可被国会三分之二不信任投票废黜；总统只能提名总理提议的内阁成员，并由国会批准。这个方案好像得到了李承晚的默认。报告还说直到最后，官员才向张出示了杜鲁门的信，这时张好像感到危机的解决有希望了。[23]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政府在谋求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此时向张泽相出示杜鲁门信件的目的一是表明美国政策的底线，二是鼓励中间势力促成府会双方的妥协。
在递交杜鲁门总统信件之前，莱特纳、克拉克和普利姆索尔进行了意见交换，这是大使馆同军方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克拉克指出美国政府经常不得不同独裁政权打交道，近期的古巴事件[24]就没有导致美国的干预，也许在韩国问题上也应该“忍气吞声”，继续同李承晚合作，即使看着他颠覆民主制度。而普利姆索尔相信“李氏王朝（Rhee tyranny）建立之时就是民主希望破灭之日”，建议采取比以往更强烈的措施。莱特纳认为如果在这一问题上将军事和政治分开，会令李承晚认为联合国和美国都对此视而不见。他与克拉克在向国会提供庇护是否会使联合国军卷入纠纷发生了争论。[25]但是当日下午，克拉克还是按照国务院的指示会见李承晚，表示支持美国政府5月30日照会。
6月4日，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致电克拉克，强调韩国问题军事和政治的联系。当然他并不是指军事干预，而是应继续以政治说服为主。同日艾奇逊致大使馆电中说，美国将支持直选的宪法修正案，洛维特也认为这样有助于提高李在国内外的声誉。国务卿的这封电报表明了美国准备支持张泽相提出的妥协方案。这一态度标志美国国务院的立场由按照自身意图达成妥协转变为按照韩国政治的发展逻辑达成妥协。但是大使馆的意见仍然是急进的，莱特纳在5日致肯尼思·扬的复电中说任何政治妥协方案都是挽回颜面之举。尽管他承认韩国需要强力领袖，眼下确实没有可以替代李承晚的人，但是如果为了“存亡攸关的原则”，任何风险都值得。他还认为韩国的未来应该系于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而李承晚的政治基础是农民。[26]
穆西奥回到韩国时，局势因杜鲁门致李承晚的信件而暂时趋缓。可能是受到国务院观点的影响，或是基于对李承晚健康状况的了解，这位驻韩大使也开始倾向于认为危机继续升级的原因是有人架空了李承晚——内务部长官李范奭成了穆西奥的第一个怀疑对象。穆西奥的这一转变表明大使馆在国务院的压力下，立场趋于温和，从此更多地关注于具体的应对方案。
6月13日，肯尼思·扬向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艾利森提交了一份长篇备忘录，分析了“不干预政策”和“干预政策”各自的利弊。可以说，这份备忘录集中反映了国务院处理韩国宪政危机的决策模式和选择限度，以及由此决定的政策游移。正如开篇所说，“这份备忘录探讨了各种矛盾的选择，介乎观望和干预政策之间”。但是从行文的基调来看，这是一份偏向干预政策的分析报告。通过对不干预政策各种不利因素的考察，扬认为有三个基本方面限制了美国采取漠视态度：韩国内部不稳定因素对政治前景的影响以及由此增加韩国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共产主义发动军事和宣传新攻势的可能；国际方面，未来盟国对美国遏制政策的支持会减少，其他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对民主事业失望以及美国国际声誉下降。接着，扬着重分析了干预政策的目标与后果。在对李承晚政治地位的评估中，美国人再次陷入了选择困境：李确实不受欢迎，是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但是韩国政治现实决定了没有合适的替代人选。李承晚掌握了警察等维护秩序的政治资源，而韩国政治团体、媒体和军队又无法团结起来组成“全国爱国联盟”来支持没有李承晚的新政权。在扬看来，国会是民主制度和韩国法制的象征，同时又强调“即使是代议制民主的象征和法治程序被践踏而免于惩罚，美国的政策以及联合国的使命也将归于无效”。[27]
综合而言，即使被李承晚这样的政权滥用，美国也从未怀疑过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深信其对于政治稳定的作用，并寄希望于韩国知识阶层和中间势力。这是美国决策层一些官员（如大使馆）抱定干预韩国内政的信念之源。他们认为只有经过“政治手术”之后的韩国才会更加稳定，也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与之相对的是主张不干预的军方，他们对改革式的干预持怀疑态度，认为那未必带来社会稳定，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并将保持当下的秩序作为决策的优先选项。国务院则首鼠两端，在双方观点之间举棋不定：发生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宪政危机使美国必须面对韩国的政治现实，同时又不得不考虑李承晚政权所具有的象征性。一方面，中美对抗的关键时刻以及韩国政党力量的分散和脆弱使美国在试图干预的时候必然有所顾虑。而另一方面，自朝鲜半岛分裂，特别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为调动国内国际舆论，基于意识形态对抗创造出来的韩国“民主神话”赋予了李承晚政权一定的象征性：他体现着自由世界捍卫民主制度的意志。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虚构的“民主典范”是李氏政权在美苏意识形态对抗中的外部合法性来源。这与其内部合法性来源统一于“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当李承晚为加强集权统治，连民主外壳也欲弃之不顾的时候，他的合法性基础就受到了威胁。国务院官员试图干预正是因为他的象征性，即李承晚的行为破坏了政权的外部合法性来源。[28]这就是华盛顿官员面对的政策两难。
在李承晚紧锣密鼓地与国会争夺权力的同时，“美国却专注于权宜之计和时刻存在的战争威胁”。[29] 李承晚纠集更多的支持者到釜山示威，并开始张贴反对美国和联合国干预的宣传海报。穆西奥感觉局势越来越严重，虽然他不再强调军事干预的紧迫性，但还是认为李承晚对美国的关切程度不够重视，主张军方出继续向李施压，因此在6月16日要求面见克拉克。之后几天，驻韩使馆与驻日使馆间的电报往来显示出大使馆与军方分歧达到顶峰。驻日大使罗伯特·墨菲在20日的复电中称克拉克外出巡视，并转告说将军本人反对赴釜山参与干预行动。墨菲指责驻韩使馆“一开始就站在国会一边而没有在该问题上给予李承晚支持”，还说“国会未必百分之百正确而李承晚未必百分之百错误”。[30]穆西奥在三天后的回电中“很惊讶在此时与东京方面还未在思想上达成一致，也惊奇地发现我们成了反李派”。他强调自己同国务院的意见是一致的，一直在6月4日国务院907号电报的指导之下，并表示他“是最不愿看到军方卷入目前这种局势的”。[31] 穆西奥甚至在30日致约翰逊的电报中抱怨东京截留了很多信息。
6月20日，100来名反对派在釜山国际俱乐部举行反独裁集会，遭到李承晚支持者的袭击，其中有穿着便装的警察。许多参加者受伤，其中最严重的反对派领袖之一赵炳玉。25日，在纪念朝鲜战争爆发两周年大会上，有人被警方逮捕并指控试图刺杀总统，政府指责是反对派的民主国民党人谋划，接着逮捕了两名党员。这一系列事件增加了美国对局势可能更加混乱的担心，于是不得不加紧部署军事干预的步骤，一度呈现出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同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克拉克，指示军事干预的可能和具体方式，并说明应该让韩国军队在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