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中国、印尼等亚非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与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下倡议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为防止该会议成为一个反美论坛并通过反美决议，美国在幕后积极策动印度等所谓的温和国家参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争夺会议的主导权。在阿尔及利亚六·一九政变发生后，美国继续密切关注亚非会议的动向，并乐见会议被无限期推迟。美国的遏制政策是第二次亚非会议失败的一个重要外因。
关键词：第二次亚非会议 美国 亚非国家
2005年4月22－23日，印尼与南非在雅加达举办了第二次亚非峰会及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大会，来自亚非106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此次峰会被称为第二次亚非会议。其实早在40多年前，中国、印尼等国就曾积极倡议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又称第二次万隆会议），但此次会议几经波折，在1965年11月被无限期推延后，直到40年后才重返国际政治舞台。国内学界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多是一些当事外交官的回忆。[①]国际学术界对此次会议的关注则散见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亚非运动的外交史著述之中。[②]本文利用新近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就美国的遏制政策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失败做一论述。
一、 会议的筹备与美国的幕后操纵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获得圆满成功，会后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建议五个发起国在同与会国协商之下，要考虑召开下届会议的问题。”[1](P.57)对第一次亚非会议的成功心有余悸的美国不得不重视此项提议的含义，更何况此项建议是由中国代表团提出的。[2](p.36)美国中情局的初步分析是“与会国可能将在广阔的领域以各种形式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来加强万隆精神，并在未来某时举行另一次相似的会议，极有可能在开罗举行。”[3](CK3100007404)于是从第一次亚非会议闭幕起，美国就开始密切关注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动态。
虽然从次年起，印尼就在各种国际场合呼吁从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但直到六十年代初，该倡议才被正式提上一些亚非国家的议事日程。1961年1月，阿联总统纳赛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表示，希望第二次亚非会议在不久的将来能在非洲的土地上举行，他说：“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样的一次会议与在亚非斗争中采取的这样一步将取得与1955年万隆会议同样的建设性成果。”[4](p.89) 同年4月，中印（尼）两国外长在《联合公报》中提出要在最短的时期内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同年8月17日，陈毅副总理在出席印尼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重申中国完全赞同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倡议，希望此次亚非会议能够进一步推动亚非人民友好合作、团结反帝的共同事业。”[5]此外，巴基斯坦也是亚非会议的一个积极支持国。不过作为亚非运动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印度却多次拒绝了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倡议，转而与南斯拉夫等国倡导不结盟运动，并于1961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鉴于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已成为一个反美的讲坛，美国认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反美基调将远高于贝尔格莱德会议，所以对此非常担心。1961年10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科默尔（Robert Komer）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讨论了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科默尔建议：“我们甚至不妨告诉印尼让北京与会就会无意中产生一个东西方问题，并迫使我们反对，印尼必须要把我们置于这个境地吗？”科默尔进而提出美国可实行一种三叉战略：“（一）如果可能的话就谨慎地阻止会议的召开；（二）如不能阻止会议的召开，则至少要设法把中国排除在会议之外；（三）如若这两者都不可行，则开始拟订计划，并尽可能有力地陈述我们的实情。我赞成颠覆贝尔格莱德模式，积极鼓励日本、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国与会（如必要的话，就敦促印度坚持他们的邀请是对的[③]）。实际上，为何不把我们所知的印尼积极倡导会议之事悄悄地通知印度并帮助他们反对呢？”[3]( CK3100199742)科默尔的建议基本上勾勒出今后4年美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暗中实施遏制政策的轮廓。
1962年7月，印尼发布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临时日程，提议于年底举行预备会议。此时已有摩洛哥、苏丹、伊拉克、巴基斯坦、泰国、柬埔寨、中国等同意作为会议的共同发起国。菲律宾驻印尼大使雷耶斯（Reyes）就此批评印尼政府，指出中国作为会议的共同发起国将给菲律宾造成极大的困难。虽然美国此时对菲律宾是否要作为会议的共同发起国一事尚未表态，不过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Jones，Howard P.）认为菲律宾的选择只有三种可能：1、抵制会议；2、参加会议但不作为发起国；3、为了在程序委员会上发挥最大的影响而作为发起国与会。琼斯认为菲律宾可能为了与会的领导权并阻止共产党或中立集团对会议的利用而希望在共同发起中发挥积极作用。[3]( CK3100013480)琼斯从雷耶斯大使那里得知，由于亚洲国家主要考虑到万隆的传统而不愿拒绝与会，所以第二次亚非会议很可能要举行。既然会议必定会召开，而中国又是共同发起国，那么美国的“三叉战略”其实就只剩一叉了，即暗中策动亚非世界中的美国友邦积极与会，让菲律宾、印度、日本等国与中国、印尼争夺会议的主导权。
由于1962年9月爆发的中印边境战争、1963年9月开始的印尼－马来西亚冲突以及中苏论战等国际纷争给亚非运动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受阻。1964年4月10－15日，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在雅加达召开。在这次筹备会上，与会国就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及与会国成员资格等问题发生激辩：中国希望会议不迟于同年9月召开，印尼与巴基斯坦也要求尽快举行会议；而印度为了不让第二次亚非会议赶在预定于10月召开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之前举行，以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为借口，要求把第二次亚非会议推延到1965年4月。印度代表辛格（Swaran Singh）说：“那个历史性（万隆）会议的纪念日将指向1965年4月18日。还有什么能比在纪念日的那个幸运时机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更适当、更鼓舞亚非人民的呢？”[9]（p.662）印尼希望会议继续在万隆举办，而印度则建议在非洲举行，以防止会议被中国－印尼－巴基斯坦所控制。印度的理由是如果第二次亚非会议在非洲举办，会议地点由非洲统一组织选择的话将是对新非洲成就的一个“适宜的礼赞”。[6](pp.662-663）至于会议的议程，中国、印尼强调的是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巩固国家独立；而印度等国强调的则是裁军、世界和平与安全，和平共处等议题。而会议最大的争议则是印度提出的邀请苏联与马来西亚与会的问题。筹备会议最终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于次年3月10日在非洲举行，由非统组织选定东道国。此次筹备委员会选出由中国、印度、印尼、阿尔及利亚等15个亚非国家的大使级官员组成常设委员会，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同年7月，非统组织成员国首脑会议确定阿尔及利亚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主办国。从同年10月到次年2月，第二次亚非会议常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连续举行了五次筹备会议。
面对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美国国务院组织了比尔·乔登（Bill Jorden）领导的部际小组负责制订美国的对策。据W·埃夫里尔·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于1964年11月20日的报告反映，比尔·乔登的部际小组已开始草拟美国的行动指导方针，并开始悄悄鼓励友邦政府（特别是南韩、日本、菲律宾、土耳其）挑选最胜任的代表与会。[3]( CK3100171480)国务院认为友邦只有派出最有能力的代表与会，才能应付来自中国、印尼等国的压力，确保己方的观点获得申诉的机会。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度、日本、伊朗、土耳其等国积极协调各自的立场，印度总理沙斯特里（Shastri）特别致信日本首相左藤，征引两国在亚非会议上的诸多共同看法，要求印日合作。
据4月初驻亚非会议常委会的伊朗代表向美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透露，至少25个温和国家已经协商并组织起来。4月24日，国务院致电驻在预定出席亚非会议筹备会议的25国[⑤]的美国大使，指示大使们向驻在国政府传达美国对即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关切，认为非共产党人与非激进民族主义者在会议中发挥作用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大会的“程序规则”及程序与起草委员会的作用与组成，所以要求出席6月24日外长会议的温和国家的代表要提前充分认识到“程序规则”与委员会任务的重要性，以便他们有机会彼此协商并于外长会议前达成一致。电报还要求大使们尽快亲自与那些已发挥积极作用的驻在国的外长（如若适宜的话，更高级的官员）讨论整个问题，还要求大使们讨论如何打动那些不积极的温和亚非国家的方法。为了掩饰美国的行动，电报特别提醒大使们：“我们不希望被看作是这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既然这次会议能否成功还是个问题。但美国政府打算‘幕后’活动，以确保温和国家的强硬立场。我们将向这些政府适当地提供我们的威望与设施。”[3]( CK3100362842)
随着会期的临近，美国也愈发担心温和国家的出席数，因为马达加斯加、多哥、刚果（利）、达荷美、象牙海岸、尼日尔、上沃尔特、喀麦隆、乍得、加蓬等10个OCAM组织的国家抵制会议。[8](P.428)还有一些国家也表现出不愿前往阿尔及尔的迹象。为了在会议中确保对美友好的国家居多数，美国使节的劝说重点是向所谓的温和亚非国家说明印尼、中国与会的本质以及印尼－中国集团以团结或避免争论之名把持会议的意图。[9]
除了美国驻外使节的游说活动外，约翰逊总统也亲自出马，利用各种机会向亚非世界的盟友表达美国对会议的关切。5月18日，约翰逊给出访途中经停纽约的伊朗国王打电话，希望伊朗能在第二次亚非会议上承担起抵抗共产党强硬政策的责任。[10](83#) 6月15日，国务卿腊斯克指示美驻英大使在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前约见英国首相，代表总统向英国首相进言：指出美英在阻止阿尔及利亚会议成为一个反西方的集会方面有共同利益，希望首相能向英联邦的与会者表达美英的希望；美国特别担心的是南韩、南越与马来西亚能否受邀与会以及防止反西方决议的通过，所以总统特别希望沙斯特里、阿尤布（Ayub）与尼日利亚的代表能在阿尔及尔发挥建设性的作用。[3]( CK3100304809)
在66个可能与会的亚非国家中，与美国建交的达62国（中国、朝鲜、北越、蒙古与美国无外交关系），与苏联建交的国家达50个，而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仅32国。[3]( CK3100364487)显然单从建交国的数量上比较，中国在会议中就处于劣势，加之中国在会议筹备期间一直坚持反美、反苏、反联合国的强硬立场，疏远了一大批同情中国的亚非国家，使印度、日本等所谓的温和派国家明显占优。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不敢掉以轻心，继续调动一切外交与政治资源，对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实行全面遏制。即便对会议主办国阿尔及利亚的政策，虽然美国政府承受着国会的压力，也依旧坚持逐步削减而不是立即终止对阿援助，担心在亚非会议前停止援助会引起本·贝拉的反感。[11](21#)
二、 六·一九政变后美国对会议走向的分析与应对
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首脑会议原定于6月29日举行，6月19日，阿尔及利亚的国防部长布迈丁发动政变，推翻了本·贝拉政府，六·一九政变给会议的前景突增变数。就在政变的当天，美国中情局立即分析了政变的后果，认为虽然布迈丁的上台不会立即改变阿尔及利亚的内外政策，但是布迈丁政府可能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严重徘徊的经济而不是对外冒险与卷入，布迈丁可能会领导阿尔及利亚沿着真正不结盟的道路前进。[11](21#)4天后，中情局对政变后的亚非会议前景做了非常谨慎甚至有些悲观的分析，指出虽然会议的筹备状况因本·贝拉的倒台而恶化，但29日的大会与24日的外长会议仍将举行，不过是规模缩小而已。对于会议的可能结果，分析认为温和国家似乎不可能很好地组织起来抵消中国、印尼等国将要实施的高压政策，有可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谴责美国与要求对联合国进行重大改组的决议。[3](CK3100364506)但局势的迅速变化远远超出美国的预期。
虽然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政变的次日发表了如期与会的声明，但应邀与会的多数亚非国家要求会议延期。6月21日，出席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的印度、马来西亚等13位亚非国家的总理就联名呼吁会议延期。虽然中国坚持会议如期举行，为此，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驻英代办熊向晖劝说在伦敦出席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的巴基斯坦、加纳、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五国的总理与外长，希望他们如期赴会。22日，周总理与陈毅外长又联名致电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25个亚非国家的元首与外长寻求支持，但中国的劝说收效不大。[12](pp.168-184) 24日，在印度大使馆举行的午餐会上，印度、锡兰、日本、蒙古、菲律宾与泰国的代表达成一致意见，由印度牵头起草了推迟会议的决议。同时，由埃及率领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也提出了会议延期的草案。25日晚，常设委员会迅速采纳了明显带有印度草案痕迹的阿联－埃塞俄比亚草案，即会议延期至11月5日举行。即便是在讨论该草案当中，印度代表也坚决拒绝了中国代表把会议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的阴谋”的提法。[8]( P.430－431)
为了澄清有关美国破坏会议的谣言，更重要的是传达美国对会议可能通过的反美决议的警告，
随后的三个月是亚非会议常委会的休会期，在这期间爆发了第二次印巴战争，召开亚非会议的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许多亚非国家对会议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阿联与阿尔及利亚改变态度要求邀请苏联与会，许多亚非国家也不愿公开反美。9月4日－18日，陈毅外长出访马里、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几内亚等国，继续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而努力。中国从这次访问中了解到这些国家对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一般都不积极，对会议的基调、开法、会址等也是态度各异；他们普遍认为中苏争论削弱了世界反帝力量，不分是非地要求中苏和解；他们对中国采取反帝、反修立场，以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和方式支持并在积极地援助新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表示钦佩、重视，但又认为中国过于革命，不讲究策略，怕引起中美大战，担心于他们自身不利。[13](pp. 468－469)尽管如此，中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立场依旧不变,即9月29日陈毅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阐述的原则立场：亚非会议必须公开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决不能让联合国代表参加；反对苏联与会；有保证开好，中国政府就赞成召开，如果没有开好的保证，中国政府就赞成等条件成熟了再开。[14](p.1124)在印尼爆发“9·30事件”后，亚非会议的另一个主要倡导国印尼也立即转向抵制会议的召开。
面对亚非会议的这种困局，虽然美国继续奉行表面上的超然政策，却也难掩如释重负的喜悦。
对于会议的这种结局，最高兴的莫过于美国。11月1日，罗伯特·科默尔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亚非会议将无限期地推迟，当然在我们看来这是最好的可能结局。它不但推迟一次旨在反美的闲谈，而且在推迟会议的讨价还价中得到了许多因中国而彻底恼怒的温和国家。[3]( CK3100525722)
结 语
流产了的第二次亚非会议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亚非运动的重要一章，是亚非国家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超级大国在意识形态与外交领域中的一次大角逐。会议的失败固然主要源于亚非世界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中苏冲突、印巴冲突、印尼－马来西亚冲突、中印冲突、非洲国家间的争吵、不结盟运动与亚非会议间的竞争等等使承载“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名存实亡。但美国的遏制政策仍是会议失败的一个重要外因，虽然美国置身于亚非会议之外，表面上采取不干涉的高姿态，却在幕后积极操纵印度、日本、伊朗等美国的盟友与中国、印尼争夺会议的主导权，特别是千方百计地防止中国主导会议，从亚非世界内部颠覆了亚非会议，使团结合作的亚非世界趋于瓦解。
对中国而言，第二次亚非会议是中国在推行“反两霸”的外交战略中打破国际孤立的一次重大外交战役。会议的失败无疑是中国在六十年代中期遭受的一系列严重外交挫折之一。反之，这也是在六十年代美苏有限缓和的冷战背景下，美国在多边外交中对中国实施的一次成功遏制。
注 释：
[①]王中人，景成庶：《胎死腹中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党史文汇》2001年第8期；曾涛：《第二次亚非会议为何没有开成：30年前我亲身经历的往事》，《国际问题研究》1996年第1－2期；熊向晖：《从第二次亚非会议搁浅看周恩来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外交部《新中国外交风云》编委会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四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朱启帧：《开拓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忆周总理对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访问》，田曾佩、王泰平主编：《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l998年；姚仲明、杨清华：《回忆周总理对建立和平共处国际关系的卓越贡献》，《不尽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②]David Kimche,The Afro-Asian Movement: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World, Jerusalem: Israel University Press, 1973; Guy J. Pauker,“The Rise and Fall of Afro-Asian Solidarity”, Asian Survey, Vol. 5, No. 9 (Sep., 1965); L.P. Singh, “Dynamics of Indian-Indonesian Relations”，Asian Survey, 1967;Franklin B.Weinstein.The Second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Preliminary Bouts, Asian Survey, Vol.5, No.7.(Jul.,1965).
[③]指印度将坚持邀请苏联与马来西亚与会。
[④]1965年2月，非洲统一组织内一些亲法的国家把已存在的经济组织转化为“非洲与马尔加什共同组织”(Organization Commune Africaine et Malgache，缩写为OCAM),共15国。
[⑤]这25国是埃塞俄比亚、土耳其、泰国、埃及、斯里兰卡、沙特、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菲律宾、利比里亚、印度、摩洛哥、伊朗、日本、老挝、喀麦隆、加纳、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几内亚、叙利亚、坦桑尼亚、印尼与柬埔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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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uy J. Pauker.The Rise and Fall of Afro-Asian Solidarity[J].Asian Survey.19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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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68,Vol.XXII,Iran[OL/DB], 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vol_xxii/i.html(
[1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Vol.XXIV,
[12]熊向晖.从第二次亚非会议搁浅看周恩来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A].外交部《新中国外交风云》编委会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四辑)[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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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树发.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新华社.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常设委员会陷于破裂[N].人民日报,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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