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推动反共、维持稳定与促进民主

——1945-1961年韩国政治发展中的美国

［关键词］ 美国  韩国  反共  稳定  民主

［提  要］ 二战后，美国积极推动韩国反共，促使反共主义成为韩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为了巩固这个“反共堡垒”，美国还在韩国建立起了美式民主制度并不断向当地民众灌输自由民主思想。而李承晚政权却将反共主义作为维持和加强独裁统治的工具，1948年确立的民主体制因此变得有名无实。1960年4月，韩国接连发生学生领导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要求李承晚政府总辞职。美国驻韩大使麦康瑙希暗示李应该辞职。27日，李承晚向国会递交了辞呈。6月15日，韩国决定建立议会制政府，取消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一切限制。但是，执政党内部分裂和政治动荡一直折磨着新上台的张勉政府。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美国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两天后，张勉辞职。通过考察1945年至1961年美国对韩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揭示出早期冷战中美国对第三世界意识形态外交的内在局限性。

       1960年至1961年，韩国几易政府，政局动荡不安。这次政治动荡对韩国未来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多采用韩国国内政治的视角，即从韩国历史文化传统、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与性格以及各派政治势力间的实力对比与斗争等角度考察1960年至1961年韩国政治动荡的原因、过程和影响。[1]偶有著作涉及美国在此次韩国政治动荡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免偏重对史实的考察，缺乏相对长时段的研究和理论上的分析。[2]另外，国内外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美国反共外交时多从总体上和理论上展开探讨，更多地对该领域的典型个案进行细致的分析仍属必要。[3]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推动反共、维持稳定和促进民主的角度探究美国在1945年至1961年尤其是1960年至1961年韩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此为个案揭示早期冷战中美国对第三世界意识形态外交的固有缺陷。

一、美式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反共国家机制的形成

       二战末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以美苏合作为基础对朝鲜实行国际托管。杜鲁门(Harry S. Truman)继任总统后，美苏关系渐趋恶化，美国转而希望在朝鲜半岛扶植一个能够阻遏苏联扩张势头的政府。[4]1945年9月8日，霍奇(John R. Hodge)中将率领第二十四军在仁川登陆，占领南部朝鲜。占领初期，美国军政府一心阻止左翼革命并建立反共堡垒。[5]为此，它双管齐下：一方面，努力加强与当地右翼势力的合作，利用日占时期的行政机构以及法律和社会管理措施管理南部朝鲜；[6]另一方面，利用国家警察以及“朝鲜国家青年团”和“西北青年联合会”等右翼准军事青年组织不择手段地镇压左翼力量，加强对人民的统治。[7]至1946年夏，美国在南部朝鲜建立起了阻止共产党等左翼力量进入政府机构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反共体制。[8]这一切使当地人民极为不满。为了缓和矛盾，赢得南部朝鲜公众对美国政策的支持，进而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击败苏联，杜鲁门政府决定实行自由主义改革，建立温和的非共产党联合政府并推行经济社会变革。最终，由于当地右翼势力的反对和资源匮乏等原因，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9]不过，作为改革措施一部分的“在反共体制内（向南部朝鲜）移植自由民主观念”的政策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主要表现为：迫使南部朝鲜右翼力量制定较为公平的选举法；颁布“朝鲜人民权利宣言”并将其中关于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写入韩国1948年宪法；不遗余力地向南部朝鲜人民兜售美式民主和反共主义，使他们较充分地了解甚至接受了自由平等观念并掌握了选举程序。[10]

        1948年8月15日，以李承晚(Syngman Rhee)为首的大韩民国成立。1949年下半年，在美国的默许甚至协助下，李承晚政府将以往的反共体制进一步发展成为反共国家机制（Anti-Communist State Structure）。具体步骤如下：其一，1948年年末，凭借美国的支持，颁布施行主要用于反对朝鲜政权和镇压国内左翼力量的国家安全法，进而建立了违反言论出版自由的国家安全法体制；其二，1949年年中，为了庇护原亲日势力，加强极右反共力量，搁置了致力于惩罚前亲日派的反叛徒法；其三，1949年年初，建立了号称由800万人组成的半军事半官方的反共组织“大韩青年团”。同时，包括“学生国防军”、“爱国社”、“朝鲜劳动联盟”和“朝鲜农民联合会”在内的其他反共组织也纷纷成立；其四，1949年年中以后，加强出版审查并宣布南部朝鲜工人党和劳动人民党等左翼政党为非法组织。[11]就这样，反共主义彻底取代了以往强调同文同种的民族主义成为韩国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

       杜鲁门政府对朝政策的总目标是建立反共体制，而促使南部朝鲜接受美式民主制度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这个总目标的。[12]这使美国无法在南部朝鲜建立起真正的美式民主制度：在南部朝鲜进行反共活动的过程中，它采用了一些违反民主原则的手段，引起了当地人民对美国民主制度真实性的怀疑；为了镇压左翼和人民的反抗，它不断强化南部朝鲜的国家机器，特别是警察和军队。在韩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起始阶段出现的这种“强政府—弱社会形态”[13]是李承晚实行独裁统治的前提条件之一。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韩国的民主制度发端于外源，美国军政府对当地人民进行的民主思想的灌输无法在短期内克服朝鲜长期存在的阻碍民主发展的因素——政治上的宗派主义、社会文化上源于巫俗信仰的宿命主义以及产生于儒教传统的稳固的上层阶级支配体制和严格的阶级秩序，韩国政治文化的内在矛盾由此产生：一边是由威权主义传统支撑的强大的家长制政府，另一边则是因接受了美式民主思想而要求获得自由、平等和人权的知识分子。二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为1960年至1961年的政局突变埋下了伏笔。

二、反共主义滋养下的独裁：李承晚政权的倒台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韩国政局暂趋平静。1951年春战事稳定下来，反政府力量再度活跃。1952年是韩国的大选年，按宪法规定总统应由国会选举产生，但李承晚的独裁统治使国会对其日益不满甚至敌视，他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很小。1951年10月李承晚向国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要求将总统国会选举制改为直接选举制。修正案遭到国会否决后，李承晚未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协商便以“反共”为由颁布实施军管法，逮捕反对派议员，以逼迫国会妥协。杜鲁门政府多次通过劝说和抗议等外交手段向李施压，试图迫使他保持克制，但收效甚微。在政府的威逼下，1952年7月初国会“通过”了确立总统直选制的宪法修正案。[14] 8月6日，李承晚以74.6％的得票率实现连任。

       1953年11月20日，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批准了有关对韩政策的NSC170／1号文件。文件规定，当前美国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防止共产党国家或韩国重启战端；二是向韩国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通过联合国加强韩国的民主制度。[15]这时的美国尚未完全从朝鲜战争的噩梦中醒来，再加上李承晚不停的战争叫嚣以及即将与共产党国家进行的商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政治会谈前程未卜，所以1954年年末以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政策的天平一直倾斜于防止朝鲜半岛战火再起，加强韩国的实力地位尤其是促进韩国的民主发展暂居其次。

       为了改变执政的自由党在头两届国会中的少数党地位，[16]李承晚政府在 1954年国会选举中动用了大量警察进行干预，选举委员会也主要由政府官员组成，结果自由党获得了“多数党”地位。就连美国驻韩使馆也不得不承认韩国的政治发展趋势正在损害1948年建立的民主制度并削弱国际社会对韩国的同情和支持。[17]此时，韩国的军事和经济问题吸引了美国大部分的注意力，且美国对韩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反共而非民主，因此在这次韩国国会选举中美国除照例进行现场观察外别无他举。[18]1954年秋，出于保住总统宝座的考虑，李承晚抛出第二个宪法修正案，要求废除对总统两届任期的限制。在国会投票时，203名在籍议员中135人投了赞成票，离宪法要求的2／3多数尚差一票，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