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述评

摘  要：目前，国内外学者对1973年阿以之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主要分为五大议题：第一，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第二，美国精英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危机管理；第三，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内幕；第四，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发展过程；第五，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争。从研究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依据当事人回忆录、期刊报纸和政府公报；从方法论来看，学者们多采用史学方法。此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是：第一，研究成果几乎被西方学者垄断，使学术偏见难以避免；第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尝试依然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美国、俄罗斯、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等相关外交档案与政策文件逐步解密，重新审视该议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关键词：第四次中东战争；阿以冲突；美苏缓和；述评

       1973年10月6日下午2点零5分，埃及与叙利亚分别从南北两面向以色列发动了先发制人打击，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由于当天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一天——赎罪日，因此以色列也称作赎罪日战争；战争的爆发也适逢阿拉伯人的斋月，因此亦称作斋月战争。目前学界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当事人回忆录、论著、报告文学传记、论文、录像片等相继问世，依据的研究材料包括当时的新闻报道、政府政策宣言、联合国决议、领导人讲话、民意测验、宣传图片等。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议题。

一、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

       苏联与第四次中东战争关系的历史档案尚未大批解密，但有些公共文件与一手资料已经相继出版，如雅科夫·罗伊（Yaccov Ro’i）编写的《从蚕食到卷入：苏联中东政策的文献研究，1945-1973》。[1]从二手资料来看，目前这一议题主要以论著为主。1974年，亦即第四次中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麦尔密大学的科勒（Foy D. Kohler）等人便撰写了《苏联与1973年十月战争》一书。该书认为，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政策是在美苏缓和与构建全球“反帝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制定的，苏联既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又希望扩大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其对阿拉伯国家的军售是诱发战争的原因之一。[2]1976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戈兰（Galia Golan）在《赎罪日战争及其之后：苏联与中东危机》一书中也认为，1971年5月27日《苏联—埃及友好条约》的签订坚定了埃及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决心；1973年10月7日苏联政府声明与10月23日苏联对以色列的警告都表明了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偏袒，这似乎也表明苏联的中东政策导致了第四次战争的爆发。[3]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勃列日涅夫曾一度阻止埃及和叙利亚发动战争，甚至冒同埃及断交的风险拒绝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直至战争爆发前苏联领导人柯西金仍强调阿以冲突应当以政治手段加以解决，说明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影响是两面的，它对埃及和叙利亚发动战争加以抑制的一面常常被忽略了。1990年，戈兰又完成了另一本著作《苏联在中东的政策：从二战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奠定了其作为苏联中东政策研究大师的地位。在该书中，戈兰详细介绍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苏联与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首脑外交，强调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援助是贯穿双边关系的主线。[4]总体来看，此书与他1976年出版的论著都采用史学研究方法，且都以研究苏联中东政策为主。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驻乌拉圭大使、美国学者格拉斯曼（Jon D. Glassman）在1975年对苏联与此次战争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他将第四次中东战争放在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加以考察。在《对阿拉伯国家军售：苏联与中东战争》一书中，格拉斯曼认为，自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联就对阿拉伯国家提供各种防御性与进攻性武器，尽管苏联并未公开支持埃及和叙利亚通过武力解决同以色列的边界冲突，但苏联提供的武器客观上为阿以爆发战争提供了可能，包括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六日战争、1968年消耗战争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5]格拉斯曼基本采取史学研究方法，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期刊杂志和政府公开文件，资料较为翔实。

       英国政治学的研究者达维沙（Karen Dawisha）则从苏联与埃及的关系视角，考察了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反应。作者从1955-1978年苏埃关系的历史演变谈起，突出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联对埃及外交政策的诸多影响因素，亦即从宏观层面来看，苏联的军事能力、人口因素、经济能力、意识形态影响、外部环境因素等影响着苏联对埃及政策；从微观层面来看，苏联的政治结构、利益集团和领袖精英影响着苏联对埃及政策。其对外政策的工具包括：外交、经济援助、贸易、军事、宣传、文化等手段。[6]作者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苏埃关系，将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用历史个案考察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框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美国学者在此研究领域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美国巴尔的摩希伯来大学弗里德曼（Robert O. Freedman）在《1970年以来苏联的中东政策》一书中将苏联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即1970年纳塞尔去世到1972年埃及驱逐苏联军事专家为第一阶段；埃及驱逐苏联军事专家到1973年10月6日战争爆发为第二阶段；1973年10月6日至10月底为第三阶段。[7]作者援引大量的政府官员讲话和当时的报纸杂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历史背景，揭示了苏联与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利益与分歧。在战争刚刚结束几年能查找出如此翔实的材料实属不易。1977年，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苏联问题研究专家阿尔文·鲁宾斯坦（Alvin Z. Rubinstein）在《红星照耀尼罗河》一书中，依据掌握的大量史料，分析考察了苏联与埃及联盟关系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面临的巨大挑战，突出了领导人个性特征对于维系国家间关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8]尽管本书属于研究苏联与埃及关系的经典著作，但由于作者根据西方文献来研究苏埃关系，难免存在某种偏见。1985年，美国另一位学者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是冷战史研究专家，他尤其擅长苏联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研究。在《缓和与对抗》一书中，他从美苏缓和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缓和（同美国寻求合作）与对抗（在阿以争端问题上同美国发生冲突）之间一直处于矛盾之中。[9]一方面，苏联希望通过缓和同美国的关系来获得最惠国待遇，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苏联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军购要求又难以置若罔闻，实际上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预示着苏联这一骑墙政策的破产。

       关于这一问题，埃及官员与学者也作了大量研究。例如埃及前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海卡尔（Mohamed Heikal）根据自己收集的文件和回忆录，并根据埃及官员的证词等相关公共文件，撰写了《狮身人首像与首长：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兴衰》一书。该书向人们展示了重要历史图片和细节，并认为第四次中东战争是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在埃及影响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10]然而，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承认的那样，这本书与其说是学者或研究者对国际关系史的考察，不如说是政治家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描述。

二、美国精英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危机管理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一场国际危机，它与尼克松总统所面临的国内危机——水门事件几乎同时达到高潮，对尼克松领导班子的决策能力构成了严峻挑战。作为美方的主要当事人，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谈到了美苏缓和对此次危机的影响。[11]1976年，美国前驻也门和阿联酋大使威廉·鲁（William Rugh）在《十月战争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阿拉伯人视角》一书中描述了美国政府是如何一步步介入到中东战争中去的，包括战争初期的中立与秘密外交（Quiet Diplomacy）、美国对安理会决议的反应、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空投、美国对付美苏危机等不同阶段。[12]该书内容较短，却援引了美国、苏联、以色列和阿拉伯等各国重要公开文件与领导人发言稿，深入探讨了美国对此次危机的反应。美国学者威廉·匡特（William B. Quandt）是研究美国与中东问题的著名学者，其论著《抉择的十年：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1967-1976》中第六章分析了美国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匡特认为，美国对此次危机的处理主要是从美苏关系的角度出发的。既然阿以战争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美国将不得不重新武装以色列，这激起了阿拉伯国家的愤怒，它们纷纷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无疑损害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13]该书尽管出版较早，缺乏重要的一手资料，却梳理了美国中东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史学参考价值。

       另外，美国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哈维·西奇曼（Harvey Sicherman）在1976年出版的《赎罪日战争：幻想的破灭》一书中较为粗略地介绍了美国政府精英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反应。西奇曼认为，基辛格与尼克松对此次中东危机的反应并不相同。作为刚刚上任的国务卿，基辛格强调减少与苏联爆发核战争与产生核对抗的危险，以促进美苏之间的缓和，因此尽力低调处理此次危机；尼克松总统由于深陷水门事件丑闻，因此倾向于高调处理此次危机，以显示美国总统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卓越的领导才能，提升自己严重受损的总统形象。[14]西奇曼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假定，但由于许多一手档案材料与当事人回忆录当时尚未解密，他难以找到足够的材料加以证实。

       近些年来，美国许多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美国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关系，如沃恩·香农（Vaughn P. Shannon）在《制衡行为：美国外交政策与阿以冲突》一书中将美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表现视为一种制衡行为，因为以色列是强大美国所欣赏的，失去以色列将对美国国内以及战略利益构成巨大打击，在中东这一重要地区拥有以色列这样可靠、强大的反共产主义盟友符合美国利益。[15]由于此书写于21世纪，利用了较多回忆录、公报等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学术价值较高。随后，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了哈尼马基（Jussi Hanhimaki）的论著《有缺陷的大师：基辛格与美国外交政策》。基辛格究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还是一位战争狂人？带着这样的疑问，作者解读了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对基辛格在印巴战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等一系列国际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考察。从解密档案来看，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基辛格在战争后期形势对以色列有利的情况下，对苏联提出的停火建议一直采取拖延政策，实际上是为以色列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从档案中发现，基辛格明确告诉以色列总理梅厄：“即便阿拉伯人遵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停火决议，以色列也不必遵守，”充分表明了基辛格怂恿以色列漠视安理会第338号决议的立场。[16]作者充分利用解密的档案文献来分析基辛格，突出了基辛格擅长秘密外交的特点，说服力较强。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还有些著作虽不专门探讨此问题，却涉及到该议题的某些方面，如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从总统的决策过程入手，分析了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对外决策机制；[17]保罗·默克里（Paul Merkley）则从总统与以色列的关系角度谈到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美以特殊关系；[18]汤姆斯·帕特森（Thomas G. Paterson）则从美苏与阿以之间的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为视角，分析了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阿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19]弗雷泽（T. G. Fraser）在《二战以来的美国与中东》一书中，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探讨了尼克松与基辛格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反应；[20]约翰·杨（John Young）等人在《1945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全球历史》一书中从美苏缓和的角度探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21]布里·伯恩斯（Bree Burns）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一书中分析了1972年9月5日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德国莫尼黑奥运会期间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事件，同时探讨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与统一对美国政府构成的挑战。[22]

三、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内幕

       从档案文献来看，目前已出版的较权威一手资料多是有关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讲话、声明和对外政策公报等，如主要研究恐怖主义的西方学者拉克（Walter Laqueur）和鲁宾（Barry Rubin）二人编写的《以色列—阿拉伯读本：中东冲突历史文件》较系统地收录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后阿拉伯各国领导人的讲话与政府宣言，成为学者竞相引用的权威资料。[23]此外，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和叙利亚领导人的回忆录成为学者研究此次战争的重要依据材料，特别是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公开日记详细解释了埃及为何在1972年突然决定驱逐苏联军事专家以及为何要联合叙利亚发动对以色列的战争。[24]在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学者主要考察了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关系，但总体而言宣传多于学术。部分欧洲学者，如西德人格哈尔德·康策尔曼（Gerhard Konzelmann）则从旁观者的视角，较为客观地审视了此次战争。他从战术的角度细致分析了埃及和以色列策划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总结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军事经验。[25] 尽管该书对阿拉伯国家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动机与过程作了详细记录，但由于它完成于1975年，缺乏必要的前期研究成果作铺垫，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尚且值得怀疑。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英国牛津大学学者、《经济学家》驻中东记者伊丽莎白·梦露（Elizabeth Monroe）与英国国防部官员霍克利（A. H. Farrar-Hockley）等人完成了《阿以战争，1973年十月战争的背景与事件》一书。他们认为，埃及与叙利亚充分利用了以色列的弱点而发动了先发制人战争，如以色列与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之间存在长达500英里的漫长边界，其人口仅为300万，而埃及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