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时，约翰·布洛克（John Bulloch）是英国《周末电讯报》驻中东记者。他利用做记者的方便之机，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广泛接触，获得了重要资料，并采访了许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他在《战争史：1967-1973年的中东》一书的第二章和第六章深入探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阿拉伯国内原因。布洛克认为，
由于欧美和以色列在“阿拉伯同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缘起”这一议题的研究成果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所以自然掌握着话语权，能够体现阿拉伯人观点和立场的书目并不多见。为弥补这一不足，纳赛尔高级军事学院军事
至于战争的结果，约翰逊（Dominic D.P. Johnson）和蒂尔尼（Dominic Tierney）认为，交战方对胜利的认知也会影响战争的结果，认为将会获胜的一方往往会麻痹大意，最终遭到失败。他们认为，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来看，叙利亚在战场上完全失败了，因为其不仅没有解放戈兰高地，而且还丧失了更多的土地；以色列并没有获得太多的胜利；埃及在战争中取得了一定成功，因为埃及恢复了国家荣誉、尊严和信心，这种胜利感使萨达特总统获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本，积极参与中东和谈。[32]
以色列第六任总统赫佐格（Chaim Herzog）（1983-1993）是研究阿以战争的著名学者，他长期服务于以色列国防部，掌握了阿以冲突的许多重要资料信息。他在《阿以战争：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详细介绍了阿拉伯国家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他认为，埃及之所以在战争初期取得重大胜利是因为它采取了许多欺诈手段，包括1973年5月宣称要对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结果让以色列虚惊一场；埃及不断释放同以色列政治谈判的烟雾，并最终利用以色列赎罪日发动袭击等。[33]赫佐格试图从以色列军事历史学角度解析阿以冲突的脉络，无疑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民族偏见。
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散见于其他论著中，如劳伦斯·梅特卡夫（Lawrence E. Metcaff）等人撰写的《冷战与超越冷战：从威慑到缓和再到什么？》一书主要从美苏两极关系审视了第四次中东战争。[34]
四、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发展过程
目前关于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过程研究的外交档案尚未完全解密，但学者仍然可以掌握部分一手资料，如拉宾诺维奇（Itamar Rabinovich）等人编写的《中东的以色列：1948年以来社会、政治和对外关系文件与读本》。[35]此外，当时学者们所做的民意测验、舆论评估等材料也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例如，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戴维斯（Moshe Davis）在《赎罪日战争：以色列于犹太人》一中以采访的形式，收集了战争爆发前后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社区对战争的反应。回忆录提供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社会背景，拥有不同的职业，客观反映了当时犹太人的思想状况。[36]但由于被采访者情况差别甚大，其内容比较零碎，甚至难免提供了错误信息。在二手资料中，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主体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以色列政府的当事人，二是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学者。前者如战争爆发后以色列政界领导人所撰写的回忆录，如当时以色列总理梅厄的《我的生活》、以色列驻美大使埃班、以色列前参谋长巴列夫的回忆录等。[37]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Moshe Dayan）在《达扬：我的生活故事》中较为详细地从军人的视角分析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对以色列安全环境的影响。[38]该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它向读者提供了战争爆发的一手资料，但却回避了以色列军方对埃及和叙利亚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误判，似乎以此推托责任。1974和1992年两次出任以色列总理的拉宾（Yitzhak Rabin）在回忆录中则从政治家的视角揭示了以色列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内幕，指出此次战争对以色列国内政治特别是工党权力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39]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主战场是陆战，尤其是阿以之间坦克战的规模堪称二战结束以来之最。此外，空战与海战一度也较为激烈。英国著名军事记者巴兰斯（Edgar O’Balance）在《没有胜利，没有征服：赎罪日战争》一书中按照局势发展的基本情况，详细分析了以色列是如何在战术上反击埃及与叙利亚对其两面夹击的。他认为，从战术角度来看，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基本打成了平手，双方既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也没有被对方征服。[40]这自然让人们想起战争前阿以之间不战不和的冷战状态。作者充分体现了军事家自身特点，在战术分析方面较为深入，但缺乏从战略角度的系统分析，对以色列在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也着墨不多。另一位英国学者、牛津大学教授艾威·施莱姆（Avi Shlaim）在《铁墙：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一书中，从以色列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中东冷战，提出应当以修正主义眼光看待阿以冲突，将第四次中东战争放在1947-1998年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立场的宏观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施莱姆认为，以色列总理梅厄生性固执，她对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并非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情感与直觉，认为阿拉伯人随时会再次导演一场新的犹太人大屠杀。[41]因此作者认为，领导人个性特征对一国的外交政策将产生重要的塑造作用。
美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例如，理查德·沃斯（Richard Worth）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一书中以粗线条的形式勾勒出了以色列建国三十多年以来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尽管该书正文仅80余页，但仍以简洁的文字描述了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对形势的误判：第一，以色列情报机构深信：埃及和叙利亚力量不够强大，不敢贸然发动一场战争，发动先发制人战争无异于自杀；第二，以色列总理在战争即将来临时只要求部分动员后备人员。[42]该书未能探讨苏联与美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这应该是其不足之处。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r）是危机管理研究的大师级人物，他在《危机决策：以色列，1967和1973年》一书中，以第三次与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危机决策为比较分析对象，考察了关于危机决策的基本理论，认为危机决策受决策者、心理环境、决策流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43]布雷彻并不局限于历史史实，而是视其为实证个案，试图通过个案来检验自己提出的危机决策理论，有新意。
以色列人布雷格曼（Ahron Bregman）博士曾经在军队中服役六年，尤其精通以色列历史。他在《以色列历史》一书中描述了以色列情报失误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他认为，导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失误的是来自于埃及的一位“碟中谍”。这位自称是纳赛尔女婿的青年向摩萨德提供了假情报，结果以政府即便在战争爆发的当天仍然坚信战争会在晚上六点（而不是下午两点爆发），这大大延误了以色列国内动员的速度。[44]该书以编年史的形式详细阐述了以色列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帮助人们了解了当时以色列国内政治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巨大影响。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迈克尔·汉德尔（Michael I. Handel）专门研究以色列的政治—军事战略，他在《知觉、错觉与突袭：以赎罪日战争为例》一书中，以第四次中东战争为例，分析了突袭战略实施的必要条件。汉德尔通过此次中东战争，提出了突袭战略的三个基本假设，第一，在战略警告中，“信号”与“噪音”常常难以区分；第二，风险越大，出现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小；第三，宁静的国际环境能为发动战争作掩护。从第四次中东战争来看，埃及与叙利亚在实施突袭战略方面受国内决策环境、中东区域环境与全球环境的三重影响。[45]
冷战结束后，以色列学者们重新对第四次中东战争进行了回顾，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促进研究所还组织编写了论文集《赎罪日战争再探讨》。在论文集中，诸多以色列学者对此次战争中以色列的情报失误问题、军事动员问题、外交问题、国内精英人士变动问题、以及空间力量问题等重新进行了审视。学者们多数认为，这场战争给以色列留下了许多值得认真汲取的教训。[46]从各专题研究的学理深度来看，以色列在冷战结束后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关于以色列同第四次中东战争过程的研究还散见于一些以色列与犹太史著作中，如伯纳德·赖克（Bernard Reich）撰写的《以色列简史》探讨了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受到的国际孤立及其对以国内政治的影响；[47]丹·佩雷茨（Don Peretz）在《阿以争端》中从阿以冲突的历史渊源开始，探讨了双方之间的数次战争；[48]约翰·库利（John K. Cooley）在《反对巴比伦联盟》一书中从以色列情报失误的角度分析了第四次中东战争；[49]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艾伦·德肖威茨（Alan Dershowitz）在《以色列案例》一书中对于苏联政府提出的所谓“赎罪日战争是以色列的错”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并找出了相关证据加以反驳。[50]
五、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不久，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同仇敌忾的局面，埃及和叙利亚两个前线国家获得了利比亚、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等阿拉伯产油国的资助。更为重要的是，阿拉伯产油国还将石油作为军事武器，通过石油禁运有效防止了欧洲西方大国和日本等美国的盟国在战争爆发后支持以色列，使它们不得不奉行中立政策，因为欧洲和日本约90%的进口石油来自于中东。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国家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色列跨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埃及在非洲的土地后才正式宣布对西方石油禁运的，其直接诱因是尼克松政府公开向以色列空运军事物质并公开宣布向以色列提供经济援助。在论文集《中东的考验：1973年10月阿以战争研究》中，众多阿拉伯国家学者围绕此次战争爆发的阿拉伯国内因素、国际因素以及理论分析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学者们认为，阿拉伯国家成功运用石油武器，结束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为阿拉伯国家赢得了尊严和信心。[51] 汉德尔将史学与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尝试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在史实中加以检验，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
1976年，美国乔治敦大学中东问题专家罗伯特·利伯（Robert J. LIeber）在《石油与中东战争：能源危机中的欧洲》一书中，从阿拉伯产油国发起的对西方国家石油禁运的事件出发，探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对欧洲能源危机及其美欧关系的影响。利伯认为，石油危机爆发后，英美特殊关系爆发危机，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德、法、意甚至为维护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不惜向阿拉伯国家示好，敦促以色列撤出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人土地。这无疑给美国领导下的北约构成了巨大挑战。[52]该书是讨论阿拉伯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力作，它既涉及欧洲与中东国家关系，也涉及美欧关系，同时也探讨了欧共体能源政策对此次危机的影响。
六、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阿以关系的分水岭。它既是阿拉伯与犹太这两个民族之间爆发的最后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也是阿以双方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分歧的端起。目前，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五大议题，即：第一，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第二，美国精英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危机管理；第三，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内幕；第四，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发展过程；第五，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争，且上述五个议题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从形式来看，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论著与论文两大类，但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成果仍以论著为主。从研究内容来看，绝大部分学者都将研究对象集中在战争爆发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方面，尤其以埃及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为主；从方法论来看，学者们多运用史学研究方法，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梳理来洞察历史的原貌，同时也有些学者试图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将历史学、军事学、政治学乃至心理学研究方法融为一体。
目前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尚存在若干不足之处。首先，大部分学者主要依据当事人回忆录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后西方、苏联和中东国家的报纸、杂志、政府公报等，目前通过解读档案文献来研究此次中东战争的成果相当少见，这使学者难以摆脱媒体偏见的负面影响，也难以摆脱当事人回忆录中有意突出领袖个人作用的负面影响。如通过比较以色列总理梅厄与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回忆录可以发现，双方领导人都认为本国取得了胜利。近些年来，美国政府外交档案中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文献相继解密，包括中情局、国安会、国务院和国防部等各部门内部和之间往来信件与电报等，为重新审视此次战争及其美国的反应提供了重要素材。其次，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美国、欧洲和以色列学者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领域都处于领先水平，阿拉伯国家、俄罗斯乃至中国均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这无疑使此问题的研究受西方霸权语境的重要影响。要对第四次中东战争有更加全面、清楚的了解，需要有批判性眼光，从解读档案文献入手，充分利用美国、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等国领导人回忆录、当事人日记、访谈、图片、录像带、相关国家的政府外交文件，同时参考其他论著和论文，使文献来源尽可能做到多元化，真正还历史以原貌。
注释：
[1] Yaaccov Ro’I, From Encroachment to Involvement: A Documentary Study of Soviet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73,
[2] Foy D.
(责任编辑：冷战编辑)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